净土思想对世界和谐的作用

净土思想对世界和谐的作用
　　—— 蒙古族地区的净土思想与汉传佛教、日本的净土思想比较研究
　　嘉木扬?凯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引言
　　借此，纪念黄念祖老居士示寂十五周年之际，笔者的在本论文以“净土思想对世界和谐的作用”为主标题，又以蒙古族地区的净土思想与汉传佛教、日本的净土思想比较研究为副标题来论述佛教的净土思想为世界和谐、促进各国文化交流、民间交流、学术交流、经济等方面的交流起积极有效的穿针引线的作用。又以黄念祖老居士的净土思想与其他佛教宗派有什么关系进行浅述，更加理解体现黄念祖老居士的佛学造诣和实修的真谛。又结合我国和世界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论述了以下几点问题：一、养成自己与自己和谐的人生观，二、自己与他人和谐的宽容慈悲平等的人生观，三、自己与社会和谐的人生态度，四、佛教对社会的贡献，五、佛教的平等观、自律观、自他观和“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六、 “八荣八耻”与佛教。笔者在日本多年留学深造佛学期间，北京佛教居士林等有关佛教团体与日本佛教界进行了多方面交流等情况，来纪念黄念祖老居士的无上功德。
　　一 、佛教史中净土思想的出现
　　佛教史中净土思想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净土思想在日本一般指阿弥陀佛与阿弥陀佛所说的关于净土的经典，即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的净土思想，在中国净土三部经上又增加了《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总称净土五部经[1]。在蒙古族地区，上述经典以外还包括《无量寿佛灌顶经》[2]《往生极乐净土愿》[3]《普贤菩萨行愿王经》[4]《圣无量寿与智慧者大乘经》[5] 等与净土思想有关的经典。
　　在印度，阿弥陀佛的净土信仰与印度本土的各种思想相融合，后又以显宗和密宗的形式向藏族地区传播和发展。这种显宗和密宗兼备的净土思想，又传入到蒙古族地区。传入到蒙古族地区的净土思想，在蒙古族地区弘传很久而且与当地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成为大众化的一种特有的净土思想，影响着蒙古人的宗教生活。
　　在蒙古族地区，蒙古人称净土为布尔汗奴敖润(Burqan nu orun 蒙古语)，梵语-称ksetra-pari?uddhi。相当于汉传佛教所说的佛土或净土。蒙古族地区佛教徒当然把佛教寺院和佛教圣地以及草原上固有的祭敖包(oboga)等传统民族习俗上都称之为布尔汗奴敖润，即佛土或净土。
　　除笔者在日本发表的几篇论文以外[6]，到现在为止几乎无人发表过蒙古族地区佛教和净土思想的论文。正因为上述种种因缘，笔者欲试论、探讨蒙古族地区的净土思想与汉传佛教的净土思想、藏传佛教的净土思想以及日本的净土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更加体现蒙古族地区净土思想的特点。研究和考查这一净土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本论文中的一部分。
　　蒙古人的净土意识
　　在蒙古族地区言“圣者”通常指受天意、天命(tengri jiyaga) “乘愿再来”的高僧大德。圣者在蒙古语称“呼图克图”(Qutugtu)或称“呼毕勒罕(Qubilgan) ” 。在蒙古族地区佛教里，往生净土，又从净土再返回人间“乘愿再来”的圣人，称呼图克图，即活佛之意。在蒙古族地区，佛教信仰的突出护持者在于僧侶。蒙古族地区佛教徒认为僧侶是佛弟子的再来。再来的僧侶之中有上师、上师里又有活佛[7]。
　　在蒙古族地区，佛教还没有传入以前，有本土信仰博克教(B?geyin ?asin)，即萨满教(shamanism)的信仰。博克教中所说的敖包(oboga)，昔年即是蒙古人心目中的净土圣地。敖包是清净之所依处，昔年女性不得到敖包境附近。至今也有许多地区的敖包做为净土不许女性迈入此圣地[8] 。
　　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以后，佛教寺院遂渐成之为蒙古民众理想的净土，成为礼拜的场所。蒙古人把佛教的高僧大德也都坚信为是“佛、菩萨”的再来。蒙古人视这些高僧大德尊称为“呼图克图”(Qutugtu)的理由，在于“呼图克图”在巴利语中称“阿梨耶”(Ariya)，即“圣者”之意，阿梨耶之意在佛教里也表示超出世间高贵的人物或指断尽烦恼证得净果的圣者。即修行有成就，能够以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都称为“呼图克图”。蒙古人的信仰意识中，皈依于“呼图克图”，祈求这些“呼图克图”，今生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圆寂后受“呼图克图”的加持之力离脱生死轮回，往生佛国净土。蒙古人就是这样坚信“呼图克图”。尤其蒙古民众普遍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因不知、不觉或无知造了很多烦恼并导至罪业。为了净化自己所造的这些罪业，自然而然想到自己心目中的净土，即佛教寺院。如若去佛教寺院祈请僧人，在寺院或请到自己家庭里面念诵忏悔经等，便相信过去所造的业障会消除了，由此，心理上有了满足感。
　　例如，在蒙古族地区，如若家里有人去世，家里首先到寺院祈请僧人，给死者举办丧事。一般到寺院祈请僧人举办丧事时，是这样祈请:
　　喇嘛拔希 (blama bag?i汉语和尚之意)，我爷爷已经，“Burqan bolqugsan”(蒙古语成佛之意)。请您给我爷爷念经为盼！
　　到死者家的僧人一般为1～4人，平常念诵的经文有《往生极乐净土愿》《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等。以至在七七四十九天，每七天都在寺院或自家里祈请僧人念经。
　　在蒙古族地区传播的净土思想主要地区有，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即东北三省，还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河南省等所属的蒙古族自治县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
　　在蒙古族地区的一般僧俗，相信人过世以后真的往生于净土，到达成佛果位(Burqan bolqugsan蒙古语成佛之意)之再续地。蒙古族地区的僧人出家之后，几乎都选定一个本尊，做为一生修行的目标。直到临终为止毎日必修。修行僧认为通过每日、每月、每年精进不懈地修行显密次第，消除烦恼障和所知障，成就福德与智慧二资粮；坚信临终时往生净土成佛(Burqan bolqu)会不成问题的。
　　综上所述，蒙古民众依赖僧人念诵经典的理由，蒙古族地区佛教信仰的突出护持者在于僧侶。蒙古族地区佛教徒认为僧侶是佛弟子的再来。蒙古族地区佛教徒笃信僧人给大众所念诵的经典，是释尊所宣说的救度众生的教法是替释尊向大众传诵的。蒙古族地区民众的宗教意识中认为，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知道与否的情况之下，造了许多罪恶恶业。祈请修行有成就的僧侶举行法会或诵经，即会将所造的恶业会净化。如若僧侶起不到把佛法与众生之间“穿针引线”的联接作用。大众也不会特意到他们心目中的净土——佛教寺院祈请僧众举办忏悔仪式等法会的。而且僧人有责任满足大众的心愿，才不辜负释尊的教导。
　　蒙古族地区佛教特色之一的活佛转世制度延续到今天其缘由是蒙古人认为，蒙古族地区佛教高僧多罗那它 (Tāranātha 1575-1634)[9]相信他是住于兜率天净土弥勒佛的化身。而且在蒙古史和蒙古佛教史中，影响大的应是弥勒佛化身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Qutugtu，意为至尊圣人)，蒙古人俗称他为“温都尔格根” (ündür gegen)，温都尔格根是蒙古语，意为高贵的圣人。在蒙古佛教史以及世界佛教史上僧人当过一国之主皇帝的，也只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人。1911年12月29日蒙古国独立时，曾一度把他推上了皇帝宝座，年号为“共戴”[10]。
　　在蒙古族地区佛教僧俗普遍认为，只要一生依据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兜率天上师瑜伽法》(tü?id tengri jagun burqan un ba?ilgal oru?ibai) [11]和《往生极乐净土愿》(suwadi orun dur türükü yin yirügel oru?ibai)去修行或给信众念诵的话，坚信临终时能往生兜率天弥勒净土或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众所周知，藏传佛教格鲁派(dge lugs pa意为善规派)创始人宗喀巴（tSoG kha pa blo po bzaG grags pa 1357-1419 善慧称）大师，又尊称为杰仁波且(意为至尊宝)在青海修行之后，16岁就赴藏区佛教圣地拉萨(lha sa，汉译为“天界之地、供佛之地”被视为佛国净土)求法。时隔多年没有音信，大师有一日收到母亲的书信 ，信中说: 母亲非常想念他想见宗喀巴。但是，宗喀巴大师为了解脱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故在净土拉萨的修行不能间断。为此，宗喀巴大师用自己的鲜血给母亲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信，表达对母亲的想念，又叙述了继续修行的必要性。充分体现了宗喀巴大师的“为母有情愿成佛”的菩提精神。宗喀巴大师的“为母有情愿成佛”的菩提精神广泛流传于蒙古族地区。在这种“慈、悲、喜、舍 (mettā karunā muditā upekkhā 巴利语) ” 的佛教思想影响下，又加上蒙古人笃信佛教，因此许多家庭将家里最聪明的孩子送到佛教寺院为僧。蒙古人认为，孩子为僧是家有相当于塑造了一座金塔(Altan suburga)样的福报。出家为僧的孩子，能为“为母一切有情”离苦得乐而精进于修行，是母亲崇高的光荣[12]。
　　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在法会开始前，年轻僧众在大经堂前以优雅洪亮的声音唱诵《悲愿颂》:“无缘悲藏观自在，无垢智王微妙音，伏魔无余秘密主，雪岭智严宗喀巴，善慧名称前祈祷”。
　　蒙藏地区佛教寺院在法会开始前，唱诵《悲愿颂》也称《宗喀巴大师赞》的理由是佛教徒与佛有缘皈依佛门，全杖上师引进佛门之功德也。因为宗喀巴大师是蒙藏佛教格鲁派僧俗信众的上师，所以蒙藏地区佛教寺院法会开始前都念诵《悲愿颂》，来纪念感恩宗喀巴大师的恩德。而且，宗喀巴大师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金刚手（秘密主）三大菩萨之化身，大师具足 “悲智力” 圆满三大功德。即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文殊菩萨的“大智”、金刚持菩萨的“大力”。人（包括众生）若要想真正达到自己的目的，佛教徒而言，要想普度一切众生，究竟成佛；不具备上述的“大悲”、 “大智” 、“大力”的话，是难以实现他的目的。因为只以“大悲”而不以“大智”的头脑和健康的身体“大力”也不会达到它的目的。有“智慧”，而没有思想和愿望的话，佛教讲大愿大行，大力的话，也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光有力量而没有智慧和悲愿的话，也同样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所以说，“大悲”、 “大智” 、“大力”这三个条件都缺一不可。佛教所讲的而且也是缘起真理，诸法因缘生的道理。因此蒙藏地区佛教徒，修持宗喀巴大师的理由也就是上述的这个观点。
　　蒙古族地区的临终问题?依法灭罪
　　在蒙古人的信仰意识中，人临终时，一生所造的“尼古勒nikül ”(蒙古语“罪恶”之意)如果不忏悔、不净化的话，往生阿弥陀佛所住的极乐净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蒙古族地区，人临终时，家里人必须祈请僧人到自己家里，给死者诵经祈福。断除净化死者生前所造的“罪恶”，使其往生佛国净土。所以说蒙古人，口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OM ma Ni pad me huG），以五体投地礼拜佛教圣地五台山等地。在蒙古族地区佛教信仰中，佛教徒一般坚信以念诵六字真言，能忏悔净化罪恶。《阿勒坦汗传》 (Altan Qagan u Tuguji)[13] 里记载说: 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是一切诸佛密意本质的总合。即八万四千法蕴的根本融会在一起的真髄，是一切善业和功德的源泉，成就一切利乐的根本，善趣解脱圣道之法理。
　　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徒认为，一生坚持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净化一切罪恶，消除烦恼。一生能朝拜一次他们心目中的净土西藏的拉萨、青海的塔尔寺(sku Hbum byams pa gliG)、山西的五台山等地，即能净化过去罪恶，当来世必定往生极乐等净土最终成佛。
　　汉传佛教徒的“帯业往生”与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恶人正机”
　　1、汉传佛教徒的“帯业往生”
　　在汉传佛教徒的净土意识中，在这一生所造的罪恶即使不能净化，也可以带着在这一生所造善业或恶业，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继续修行。这种净土思想在汉传佛教中称“帯业往生”。这种净土思想成为现代中国佛教净土宗的一特征[14] 。而且“帯业往生”是特指带着“恶业”往生极乐净土的人而言[15]。
　　《阿弥陀经》记载说:极乐净土有，
　　復次舎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雑色之鳥。白鵠孔雀。鸚鵡舎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昼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16]。
　　综上所述，依据《阿弥陀经》所记载的情况进行分析，人即使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还有必要继续在极乐净土修行。如果没有必要在极乐净土继续修行的话，阿弥陀佛就没有必要宣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等法。这里最关键是阿弥陀佛说往生极乐净土的人，再也不会入六道轮回。阿弥陀佛又说往生极乐净土的人，能够在极乐净土静下心来，没有私心杂念，只管一心修行，念佛、念法、念僧即得证果。笔者认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就在于上述的思想方面。
　　2、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恶人正机”　
　　在日本，由于净土真宗的“恶人正机”[17]的净土意识的影响，不管恶人还是善人，人只要死后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以成佛果。受这种净土思想的影响日本人把死者称“浩陶克”(hotoke)，即日语“佛”的意思。这种叫法成为日本社会普遍的净土意识 [18]。
　　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开祖亲鸾圣人(1173-1262)，把“至心廻向”一词，不按照传统汉文的读法，亲鸾圣人有其独特的读法和解释“至心廻向”。亲鸾圣人认为问题在于“廻向”这一词本身。通常是众生自己修行的善业向阿弥陀佛等佛菩萨廻向祈求佛菩萨的加持成就修行者以得正果。这是一般大乘佛教的对“廻向”的解释和理解。但是，亲鸾圣人对“廻向”的理解和解释:阿弥陀佛把自己多劫修行的证果功德向一切众生“廻向”，使其往生极乐净土离苦得乐。此乃阿弥陀佛的本怀。也是日本净土思想他力成佛的根本所在[19]。关于“廻向”，应该说佛与众生之间有着因缘关系“廻向”才能成立。比如，日本佛教的净土真宗的“廻向”思想，不管是廻向的佛，还是被廻向的众生，因为有佛与众生的存在，所以才有廻向的必要性。就如同，即使有电视，如果没有人看的话，电视的存在是没有意义一样。原始佛教有这样的教导: “诸法因缘胜，结谢还复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Ye dhammā hetuppabhavā tesam hetum tathāgato āha tesam ca yo nirodho,evām vādi mahāsamano)。
　　笔者认为亲鸾圣人的本意，很可能是站在因缘立场上分析廻向的。就是说以阿弥陀佛的本愿来廻向众生，救济众生往生净土的净土思想。
　　蒙古族地区丧事问题
　　关于丧事问题，一般在大乘佛教徒的宗教意识中，称死亡为往生或成佛。有关举办死者的丧事，因地区和民族的习俗而不同，以此论述蒙古地区的丧葬习俗(Gegür orosigulga yin yoson)。蒙古地区的丧葬办理有自然葬、火葬、土葬、水葬、风葬[20]。
　　在蒙古族地区，人们的宗教意识中，去世后肉体留在人间，只有人的
　　“宿尼素” (sünisü蒙古语灵魂或意识之意) 移脱于净土或其他地方。在蒙古族地区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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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释思慧《净土五经》（台湾佛教出版社、出版年不详）。
　　[2] 《无量寿佛灌顶》(tShe chog Hdod hjo dbaG gi rgyal po shes bya ba bshugs so，北京雍和宮所藏、出版年不详)
　　[3] 胡雪峰 嘉木扬凯朝编译《藏汉蒙佛教日颂》民族出版社、2000年)323～367页。又措德南木嘎桑 小谷信千代“西藏的净土教 —民众信仰—”(《净土教思想》第三巻、日本讲谈社、1993年)189～284页。
　　[4] 胡雪峰 嘉木扬凯朝编译《藏汉蒙佛教日颂》民族出版社、2000年) 445～485页。
　　[5] 《圣无量寿与智慧者大乘经》(Qutugtu Caglasi üge nasun kiged bilge bilig tü neretü yeke külgen sodor orusibai，内蒙古图书馆所藏、出版年不详)
　　[6] 嘉木扬凯朝“蒙古地区的阿弥陀佛信仰”(《印度学佛教学研究》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第51巻第1号、2002年)和“蒙古文《圣阿弥陀佛大乘经》的研究”(《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2号、2002年)
　　[7] 嘉木扬凯朝“西藏与蒙古佛教的活佛由来”(《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1号、2001年)19～49页。
　　[8] 散普拉诺日布编著《蒙古风俗》(bSam phel nor bo, Monggol un jang agali yin toyimu)辽宁民族出版社、1990年、28～43页。
　　[9] 寺本婉雅《多罗那它印度佛教史》(日本秀英舍版、昭和3年)１～5页。
　　[10] 二木博史 今泉博 冈田和行译《蒙古史》1、(蒙古科学阿喀德弥—历史研究所，監修者田中克彦，日本恒文社、1988年)2页。
　　[11] 李舞阳主编“藏传佛教礼赞祈愿文 rGyun hdon bstod smon phyogs bsgrigs”(《藏传佛教文化丛书》，民族音像出版社、1997年)9～14页记载，
　　dgaH ldan lha brgyahi mgon gyi thugs ka nas, rab dkar sho gsar，spungs hdrahi chu hdsin rtser, chos kyi ryal po kun mkhyen blo，bzaG grags, sras daG bcas pa gnas Hdir g?egs su gsol.
　　兜率天众怙主心、湧如新酪白云端; 遍智法王贤慧称，愿同弟子降临此。
　　na yi bla ma blo bzaG grags pa de, dgaH ldan gnas daG bde ba can，la sogs, dag paHi shing khams gaG na bshugs kyaG rung, bdag sogs hkhor bcas thog ma skye bar ?og.
　　我之上师贤慧称、兜率天与极乐天;祈愿我等眷属众，皆先往生彼佛境。
　　[12] 法王周加巷《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3～124页。
　　[13] 吉田順一 賀希格陶克陶译注《阿勒坦汗传》(Altan Qagan u Tuguji 日本风间书房、平成10年)144～141页。
　　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OM ma Ni pad me huG），起源于藏传佛教，由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传到蒙古地区。《阿勒坦汗传》记载说:
　　ene jirgugan üsüg ün cinar/ yosun inu kemebesü.. erkin oμ üsüg/ tengri ner ün omug tu torüküi üküküi/ ece tonilgayu..erketü maüsüg asuri/ nar un bayiralaldun temeceldüküi ece/
　　tonilgayu.. ele i üsüg kümün ü/ dorden jobalang aca tonilgayu..jibqulang/ tu pad üsüg adugusun u kelegei/ mungqarjobang aca tonilgayu.. jici me/ üsüg birid un olüsküi umdagasqui/ jobalang aca tonilgayu..jirgalang tu/ qung üsüg tamu yin küiten qalagun/ jobalang aca tonilgayu..jirgugan üsüg ün/ cinar togulasi ügei caglasi ügei/ ülisi ügei boluyu::
　　若言六字之本性，
　　“嗡”尊字，解脱诸天骄傲之生死。“嘛”字有力，解脱阿修罗之斗争。“呢”字，解脱人之四苦。“叭”字威光，解脱畜生之无明苦。“咪”字，解脱餓鬼之饥渇苦。“吽”字安乐，解脱地狱之寒热苦。六字本性有无数无量的功能。
　　又嘎魯和吉仁太整理的《莫日根葛根诗文选》(Mergen Gegen lobsangdambijalsan no gabum jarlig kemegdekü orusiba，民族出版社、1986年) 224～230页记载说，如若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OM ma ni pad me huG），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14] 前田惠學“访问考察北京、河北《念佛打七》”(《中外日報》)平成11年9月16
　　日?18日刊。
　　[15] 详细情况参阅嘉木扬凯朝“中国《念佛打七》信仰的发展与现状” (《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号，2000年)131～148页和拙论“中国《念佛打七》信仰的形成”(《東海佛教》1999年，第44辑)62～76页。
　　[16] 鸠摩罗什译《佛说阿弥陀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巻)366～367页。
　　[17] 关于“恶人正机”的依据是《歎異抄》的第三条里记载的“善人なをもて往生をとぐ。いはんや恶人をや。”(善人如若能往生，难道恶人就不能往生吗。) 又季羡林老先生在《季羡林谈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中说:“一阐提”是梵文icchantika的音译，意思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连这种人都有佛性，其余的人就不比说了。也是法显对中国佛教的一大贡献之一。
　　[18] 中村元选集［決定版］《日本人的思惟方法》第三巻（春秋社，1994年）68～75页。
　　[19] 铃木大拙《净土系思想论》（法藏馆，昭和53年）2～8页。
　　[20] 马文学 呉金宝编著 海风奇译《蒙古贞风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129～133页。又立川武藏编《曼荼罗与轮廻?与他的思想和美术》（佼成出版社，平成5年）67～68页记载说，藏人的办葬仪式(bod miHi Hdas mchod)有，土葬 (sa sbas gtor)、水葬(chu gtor)、火葬(me sreg gtoG ba)、鸟葬(bya gtor)。
　　彦语，“生时从生殖器知道，死时从脸面知道”。就是说，人生下来时是从母亲的生殖器而生，人死时从脸面和两眼的闭合的情况知道其死因。在蒙古族地区，尸体不能从门搬出。必须从窗户搬出。理由是古时蒙古人所住的房子是以羊毛等制做的毯子裹的蒙古包。蒙古包有天窗。蒙古人的宗教意识中，人死后他的“宿尼素”从天井出去，去往佛国净土。蒙古人认为人去世后他的“宿尼素”，三天才可彻底离开肉体，为此蒙古族地区习惯上必须把逝者的尸体放在家里三天。三日之后方可搬出。
　　在蒙古族地区，尸体从脚到头全身用白布包好。蒙古人认为白色代表善业，如果用白布包裹尸体的话，死者定会往生佛国净土。用白布包裹尸体的工作由男性来执行。人去世后3～5日后，尸体放入棺中，四名男性抬往墓地。逝者的长男拿着在白布上写有观世音菩萨的“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在送葬队前面引路。蒙古人把写有观世音菩萨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的旗叫“嘛呢鹗古尔格”(maNi egurgu)，旗杆是用柳树枝做的。女性是不允许同行去墓地的。上述情况仅指土葬而言。
　　在蒙古族地区，一般年轻人或小孩的丧事，是以自然葬(俗称天葬)的方法来进行的。把死者的尸体运到山或森林荒野，让鹰、狼等动物吃尽尸体。同时认为，如果死者的“宿尼素”还符在尸体的话，动物不会吃死者的肉。所以说，死者是否往生净土，看动物是否吃了死者的尸体。综上所述，在蒙古人的宗教意识中，人死后肉体留在人间，只有人的“宿尼素”往生净土。为此，把死者的尸体运到山或森林荒野，让动物吃，这样一来，像狼那样的大动物因吃死者的肉，从而拯救了那些小动物的性命，这也是死者行善积德的又一次机会。而且往生极乐净土的只有人的“宿尼素”，不是肉体，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人如若执着肉体反而妨碍往生净土。
　　《金刚经》[1]中云:“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中略，不应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身相得见如来，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菩提道次第心传录》[2]中云:“死亡降临时，钱财、亲朋好友、娇艳丽色等今世的一切权势财富都对死者帮不了任何忙，同时，与自己与生俱来的躯体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唯一能起到帮助作用的只有佛法。”
　　所以说，尸体施舍给动物，是一个往生净土的方便法门。是蒙古族地区净土思想的重要特征[3]。
　　有关蒙古族地区丧事问题的诸多细节有待后日细加考查并进一步研究。
　　二、 《养成自己与自己和谐、自己与他人和谐、自己与社会和谐的人生态度》
　　1 养成自己与自己和谐的人生观
　　自己与自己和谐，就是说，自己应对得起自己，佛经说: “人身难得，五根难具，佛法难闻，功德上师难遇。”暇满人生难得，“暇满”，是说，“优越的人生”，具备18种内外条件，其中包括环境条件、社会条件、生活条件、教育条件、政治条件以及自身内部条件等。
　　按生理条件来说，父母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而且，我们国家正在快速发展。因此只要你自己把握住机遇、选择好自己要做的事业，并努力去做，都会成功的。要有一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有责任感，对自己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和家庭的责任。在不同的学习、工作岗位上，尽每一个人的爱心，回报父母、回报社会，感恩善待人生，为世界和平，为构建和谐社会，为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履行我们每一个人的应尽的职责。
　　佛法说成佛的法门（方法、手段、途径）有八万四千之多，但是每一位修行者的要求和自身具备的条件不一样，所以选择的本尊各异，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比如说中国、朝鲜、俄罗斯，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与其他国家也不一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是多宗教、多元文化、多民族的国家。毎一个民族的文化、宗教艺术需要有专业人才去挖掘和研究。这样更体现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鳴的方针。我们每一个地区，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建设有其特色的美好家园。第十世班禅大师也提出：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三者缺一不可。
　　2 自己与他人和谐的宽容慈悲平等的人生观
　　佛教，尤其蒙藏佛教强调“为利为母有情愿成佛”的弘愿， “一切众生（人民大众和自然界的生命）是我的幸福田”对待一切众生，像对待自己今世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去关心，去帮助，是修行者的积累福德资粮的机会。《释迦牟尼佛赞》说:“一切诸佛兴于世，圣教显明如日光；持教相和如兄弟，愿施正教恒吉祥。”大家想一想，没有我们的父母，哪有我们的今天，从生下来，父母给了我们无私的养育，父母之爱是世间最纯洁的爱，真诚的爱，所以佛经上说，把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都看作我们今生的父母来对待，知恩、念恩、报恩、慈爱、大悲、增上意乐（广大的责任心）、发菩提心。这里说的“一切众生是我的幸福田”，是指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为我服务，假如没有人民大众，我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也生存不了。所以佛教界提出善待众生，感恩回报社会的理念。《上师供养仪轨》中说:
　　爱执自己衰损门，爱执诸母功德本；
　　故以自他等换行，作修心要祈加持。
　　至尊上师大悲者，慈母有情罪障苦；
　　今于我身令成熟，尽我乐善施舍他，
　　众生具乐祈加持。
　　蒙藏地区广大僧俗在纪念宗喀巴大师恩德的同时善发菩提之心，学佛行佛，以大师的教诲为明灯，树立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成佛的信心。
　　宗喀巴大师的把一切众生视为亲生父母，把慈母有情的一切烦恼、业障、苦恼，当下都由自己一人代受；把自己所修行的一切功德喜乐皆奉献给众生，这是自他相换的高尚品德。我们在悲力方面学习大师的那种舍身弘教利生的菩提精神。
　　3 自己与社会和谐的人生态度
　　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那种我让社会上的一切人都顺从我一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与一切人和睦相处是可以达到的。《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中的普贤菩萨十大愿之一就是“恒顺众生”的大愿。来顺应人民大众的心态愿望，来适应社会，尽最大的努力满足人民大众的心愿并帮助人民大众。佛教是宽容、慈悲的宗教。是不分民族、国度、种族、没有分别心的宗教。佛教为世界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文明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北京大学佛学大学者季羡林老教授说:“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促使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他还说:“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海内外友好交流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说，“三通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这说明佛教在国际交流等方面起着积极的穿针引线的调解与和谐作用。
　　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法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提出，“爱国爱教爱好和平，为法为人为证菩提” 的思想。可以说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在第六届佛教代表大会上，赵朴初会长说：“我国佛教典型地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等五性，还具有显著的文化性”。所以说，宗教工作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宗教工作做的好，就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负面作用是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以至制造恐怖事件。有人将之称为“文明冲突”。我说不尽然。世界三大宗教都是主张抑恶扬善的。我们的时代是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更处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这种情势下，***主席及时提出：“与时俱进”，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佛教也深感提的适时。早在1963年，毛泽东主席就指出: 不研究宗教“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美国著名记者马克克莱顿于2002年2月26日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发表题为《学者关注宗教问题》一文中指出:眼下越来越广泛的学术界人士认为：“宗教因素”，是了解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现在懂得宗教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4 佛教对社会的贡献
　　民间有句俗语，曰：“天下名山僧占多”，我感到“天下名山僧建多”才符合历史事实。众所周知，全国各地名山古迹，大多数都是僧人、道士所建造的。仅以我们蒙古族地区为例，诸多名山古迹几乎都是以僧人为主建造起来的。所以，蒙古族地区称佛教寺院为道德教化、慈善事业、民族文化的中心，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推动经济繁荣，构建和谐世界发挥了积极而有益的作用。深得广大农牧民的爱戴。
　　社会的快速发展引起“双重紧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自古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寻求精神方面的追求。这一精神方面的满足只有宗教才能提供或做到。佛教讲的是缘起思想。人们无论做任何事，都有一个动机（目的）。人生如果没有目的、理想，就会活得很累。在这方面佛教提出了生存求解脱的八要素（八正道），即“1.正见、2.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精进、7.正念、8.正定”等正确的人生观。从古至今，“禅商并重”的时期，都会呈现社会稳定，文化繁荣，人们安居乐业的局面。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白领修行”的方式。在企业工作的人，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生活状态，幸苦、忧虑、身心不和谐，有必要定期进行精神调适。这种调适在企业环境中很难实现，而佛教寺院的环境和佛教的修行方法为之提供了很好的选择。他们需要靠佛教慈悲、宽容的心和智慧的抉择去引领正确的处事方法，还引导他们止恶行善的人生观。要知道人身难得，五根难具，生命短暂如泡影，业报不虚。要知过去因，現在受者是；要知未来果，现在造者是。坚定信心，勿失良机，不虚度年华，坚持一日一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高尚人生观。日本和韩国等佛教大国在“禅商并重”方面的做法是比较成熟的，国内却刚刚开始。北京大学佛教研究大家季羡林老先生在《季羡林谈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中论述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解决宗教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他们把佛的一些清规戒律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既满足了宗教需要，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科技大国。
　　5 佛教的平等观、自律观、自他观和“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2006年我国在杭州和普陀山举行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是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上有些人士对我国的宗教、民族政策不理解，甚至散布歪曲我们的一些观点，所以这一次我们国家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那么这次大会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八个字——“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我们争取世界和平，大家都希望和平，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社会怎么能和谐，世界怎么能和平？关键在于人心，这是大会的主题思想。我们宇宙一切精神物质现象的根源，苦乐的根源也在于我们的心，用心去尝受，我们每人每天每时每刻产生各式各样的念头，这个念头的源头，还是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想达到和谐，佛教信众要达到解脱，关键在于心。轮回的根本无明也是心。藏传佛教的生死轮回图中，将无明形象地画作一位盲目老人，双目失明又肢体不灵活，拄着拐杖在盲目地艰难行走，其后果只能受制于轮回。
　　要达到这个和谐，就要学习佛教的四无量心: “愿诸有情具足安乐及安乐因，愿诸有情永离苦恼及苦恼因；愿诸有情永不离失无苦恼之乐，愿诸有情远离爱恶亲疏住平等舍。”祈愿包括我和所有的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在佛教里叫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怎么样的心呢？是觉悟的心； “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是说让我们自己和别人都去觉悟，脱离烦恼痛苦。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
　　6 “八荣八耻”与佛教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作为国人的准则，这是我国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做人的行为准则，在佛教里可以把他称为，“八善八不善”，什么叫善，今生后世对自己和别人有究竟利益者叫做善，反之叫做恶。光对自己好对别人不好的事情不叫善，而这里面的利益乃究竟利益。就是说，永远有利益，不是说暂时的利益，暂时的利益不叫善。佛教里非常重视这一究竟追求的思想。河北省香河县肉身不烂（金钢琉璃，圆寂时88岁）的周凤臣信女对后代提出做人的五条标准，一、走到天边，口要对着心，心眼儿要放在正地方；二、遇事多替别人着想，不要光想着自己；三、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五、一个人做好事有人知道，做坏事也有人知道，最终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人人都做到的话，世界会和平，人们会安居乐业。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各地的建筑、道路、居住的条件都比过去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乃是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我们的精神呢也要跟上去，所以在这一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伦理都在改变，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更要把握住自己，把握自己的信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为自己找借口，大家都那样，我也那样去做，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有一个准则，这就是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当然也有益于自己。
　　面也提到，和谐的反面是冲突、矛盾，冲突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的是痛苦。比如，恐怖主义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的都是一种毁灭性的痛苦。所以我们每天把这个“心”都要保护住，使它不受外来的污染，这是我们做人的宗旨。我想这个和谐，首先要心里和谐，也可以叫心里平衡，你不这样去做，就跟谁都和谐不了，因为你看什么都别扭，说明你心里本身就有问题，有一点不平衡心就不顺心了。如果我们知足常乐，感到生活幸福，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平常心是道”，心里平衡。自己平衡以后，才能与别人和谐，这就叫社会和谐。再有我们要与自然和谐相处。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倡导“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是人类的美好愿望，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这个大家庭中，“家和”才能“诸事兴”。国与国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发展，国家的和顺兴旺，民族的和睦团结，社会的祥和稳定。这样更能体现政府提出的“政治上团结、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和谐理念。
　　这就是我们概括起来和谐社会六大内容，即“新六和: 一愿培植善心，发乎善行，则人心和善。二愿亲情稳固，爱心充满，则家庭和乐。三愿真诚沟通，平等互助，则人际和顺。四愿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则社会和睦。五愿彼此欣赏，尊重包容，则文明和谐。六愿将心比心，化怨为友，则世界和平。”三大归根主要内容，因为你破坏了自然，破坏了生态，破环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大自然也会报复我们，比如，在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地发生的海啸，你跑得再快，你也跑不过海啸，跑不过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报复，下一场暴雨你种的一切耕地则毁于一旦。所以这个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结束语
　　笔者于1993年为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赴日本爱知学院大学留学，在著名佛教学者前田惠学教授座下攻读了硕士、博士课程、1997年3月获硕士学位，2001年7月获博士（文学）学位。在日留学期間主要研究了中国、日本、西藏和蒙古佛教的阿弥陀佛净土思想比较研究（硕士论文）2002年4月～2004年3月、又与日本同朋大学中村薫教授以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別研究员共同研究了《日本净土思想与蒙古佛教的净土思想比较研究》的课題，进行了二年学术研究。
　　在笔者的硕士中论文的一部分，介绍和论述了中国净土思想，“念佛七”（亦称:打佛七）。这篇文章引起我的导师前田惠学教授和其他教授的关注，推荐笔者的论文在日本学术大会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于1998年在日本东海印度学佛教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念佛打七”起源与发展》刊登于（日本《东海佛教》第四十四辑），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和民众的关注。通过本论文的发表，日本有关关心中国净土思想的学者和人士们，纷纷通过不同方式与笔者联系，了解中国净土思想和中国的发展情况。笔者在日本留学研习佛学十余年，我的日本导师世界著名佛学家前田惠学教授一贯教导我们研究现代佛教必须要注重两种方法，一、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二、必须要进行田野调查才能了解佛教的真实样态。这样才能体现佛教的博大精深，体现佛教的“教义佛教”和“民众佛教”的全面具体内容和内涵。
　　1999年7月，前田惠学教授与笔者，来我国访问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教务部主任妙华法师的推荐下，特访了北京佛教居士林夏法圣理事长，以及北京雍和宫胡雪峰副住持、通教寺等寺院的念佛情况。两国佛教之间对净土念佛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交流会谈。此次访问我国的详细介绍由前田惠学教授在日本《中外日报社》连载了题为“关于访问北京、河北念佛打七情况”（1999年9月16、17、18日）。笔者在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号，2000年3月）上刊登了“中国念佛打七信仰的发展与现状”的论文。比较详细介绍和论述了我国净土思想的现状，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述。
　　1998年3月27日至4月15日，应全日本佛教会副会长、爱知县佛教会（岩田文有会长、日本净土宗大本山光明寺住持））和名古屋净土宗想念寺邀请，丹迥·冉纳班杂活佛作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佛教文化交流团团长，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塔日吉德活佛、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办公室李德成主任一行3人赴日本访问。在日本期间，先后走访了爱知县、名古屋市、京都府、鸟取县、东京都等5个佛教宗派的22所寺院和佛教大学（爱知学院大学、同朋大学、龙谷大学），以及有关的佛教团体和新闻出版机构（中日新闻、京都新闻、中外日报、佛教周刊、爱知学院大学学报）。弘法传情，广结佛缘，为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交流史增添了光辉，增进了我国蒙、藏、汉语系佛教与日本佛教界的友谊。爱知县佛教会是日本佛教寺院最多的县，现就爱知县内有佛教寺院4500多座。全日本佛教约有16个宗派、77000多座寺院，共有僧侶80000多名（日本总人口1.3亿）。
　　东别院是日本佛教浄土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位于日本京都)中部地区的分院，东別院所属的浄土真宗寺院就有700多座。
　　1999年6月，日本爱知县佛教会会长岩田文有法师，一行爱知县佛教会43人来我国访问了北京雍和宫、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大召寺、席力格图召和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并在普宁寺蒙藏佛教和日本佛教联合举行了祈祷大法会，法喜充满。
　　2002年10月，日本同朋大学和爱知县佛教会共同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桌新平所长为团长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文化交流团”（社科院宗教所4人、雍和宫4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1人共9人组团），由王志远教授在同朋大学作了“中国佛教的回顾与展望”，的演讲报告， 登于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3号，2003年3月）。由何劲松教授在爱知学院大学作了“禅与书画艺术”的演讲报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曹志强副院长在日本真言宗别格本山大须观音宝生院作了“藏传佛教”的演讲报告，又在日本日泰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文化交流团”与日本民间团体举办了声势浩大交流活动，中国学者和官员平易近人的高尚风格赢得日本民众的好评。访问交流了日本净土宗大本山光明寺、净土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和前田速念寺等佛教相关大学以及寺院。日本新闻媒体分别刊登在日本《中外日报社》、《中日新闻社》、同朋大学学报、爱知学院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2003年11月，在日本巴利学佛教文化学会和日本东海印度学佛教学会共同邀请了北京佛教居士林夏法圣理事长（北京市宗教局季文渊副局长同行）期间，在日本同朋大学3次分别为《中国的居士与居士林》、《禅净双修与人间佛教》——“打禅七”与“念佛打七”、《净土念佛与临终的关系》的演讲。日本《中外日报社》（2003年11月27日）和日本《中日新闻社》（2003年12月7日）都分别刊登介绍了夏法圣理事长和北京市宗教局季文渊副局长访日演讲的内容。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和民众的爱戴。夏法圣理事长的演讲内容 “现代中国的居士佛教” 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刊登于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4号，2004年3月）。
　　日本同朋大学中村薰教授，近几年多次率日本净土真宗的佛教徒和同朋大学学生来我国访问期间，北京佛教居士林、北京雍和宫、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并在内蒙古、西安等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两国净土思想方面的友好交流和民间文化交流活动。
　　今年又是“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成立30周年。日本净土宗由法然创立于1175年，以中国唐代善导大师为高祖，尊西安香积寺为祖庭，以信仰阿弥陀佛为主，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净化人心、奉献社会、祈愿往生净土极乐世界为其教义，是日本传统佛教五大宗派之一，拥有7200余座寺院、1000余名僧侶、600余万信徒，在日本和世界佛教界拥有很大影响。
　　日本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会会长中村康隆，在七年前的第三次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会议在日本大会召开之际，曾经在大会发言中谈到:“我平素一直坚定地认为:在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为父亲，韩国为母亲。历史上，日本佛教各宗派都是由中国和韩国传入日本而发育成长起来的。”
　　今年是赵朴初居士诞辰100周年，赵朴初居士认为，在中日韩三国友好交流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被誉为 “黄金纽带”。 赵朴初居士说:黄金，至为坚固，至为宝贵。
　　（黄念祖老居士在《净土资量》（北京广化寺１９９５年）中记载近代大德园瑛法师的教诲《密净兼修，万修万人去》，也强调密宗和净土宗双修的重要性。黄念祖老居士强调学佛者不应有分别心，佛教修行法门有八万四千，修行者适合自己的条件，无论是净土念佛、禅宗坐禅、密宗念咒，只要真心真意，学佛行佛的话，大家皆能往生净土的真谛。他论述的《禅净密三法一味论》充分说明和开示了修行者离苦得乐的解脱之道。
　　黄念祖老居士他还引用夏莲居居士的开示，“净宗乃是密教显说”。就是说，净土念佛是把密宗念咒，以显宗的方便法门来济度众生的易行修行道。黄念祖在《净土资量》中论述说：在现今的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中，修行者修行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即“近一退九”。只有念佛、念咒是修行者最适合往生净土成佛的捷径。　
　　黄念祖老居士在《华严念佛三味论讲记》（上海佛学书局1996年）中说:念佛一门,园摄无外，什么禅定、什么密法都包括在内，悉皆具足。此念佛法门，如大海吞纳众流，悉无分别。如如意珠，能出生无量无边的宝，以满众生愿，故称如意之宝。即佛经里所说的“法法园融”的道理。
　　黄念祖老居士成为净土宗大德夏莲居居士的入室弟子，对佛教的“显、密、禅、净”进行了深入研究，自身实修并感悟成就其真谛，即“预知时至”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
　　北京佛教居士林夏法圣理事长赴日本演讲时，给日本佛教界和学术界介绍了我国佛教界提倡的 “三化”即佛教大众化、信仰生命化、佛法生活化的内容。深得日本各界的关注和敬仰[4]。
　　北京大学佛学研究大家季羡林老先生在《季羡林谈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中论述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解决宗教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他们把佛的一些清规戒律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既满足了宗教需要，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科技大国。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先生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应该是积极力量，是和谐因素。我们要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都凝聚到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事业上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在党和政府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引导下，可以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构建和谐社会，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世界和平发展，为天下太平，人类幸福，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做出应有的贡献。
　　今年两会召开前，单霁翔等40位政协委员联名呼吁“尽快实现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应有一座自己的博物馆，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国民族报07年3月2日）
　　佛教界提出为我国培养“立场坚定（培养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品德高尚（修持上有慈悲喜舍的精神，有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学识渊博（佛学上有较高造诣的高级宗教人才）”的爱国爱教的高级人才的新要求。这与古德释道安禅师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教诲的具体体现（《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禅师教导人们爱国爱教的道理，综上所述，说明一个道理，只有国家繁荣富强兴盛了，每个人才有条件有环境信仰你所信仰的宗教，反之，宗教也应为国家、为民族、为创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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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
　　[2]
　　兰仁巴大师著
　　多识仁波切译《菩提道次第心传录》，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99页。
　　[3]
　　散普拉诺日布编著《蒙古风俗》(bSam phel nor bo, Monggol un jang agali yin toyimu
　　辽宁民族出版社，1990年)324～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