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定林下寺——僧副

钟山定林下寺——僧副
　　僧副（464—524),太原祁县人，也出于达摩门下,精定学,后于北魏太和末(494—499),南游建康,住在钟山定林下寺,其高风为梁武帝所叹赏，后更到庸蜀大弘禅法。
　　总起来说，北朝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槃》、《华严》、《地论》并弘。这正是慧光和他的弟子们所作的“因缘”、“假名”、“不真”、“真”四宗教判的全部内容。其因缘宗即指《毗昙》，假名宗指《成实》，不真宗指《般若》、四论,真宗指《涅槃》、《华严》及《地论》。又如净影慧远在所撰《大乘义章》中,每一义门都分作《毗昙》、《成实》、《地论》、《涅槃》四层来解说，这也说明了北朝主要佛教义学的全貌。
　　但是北朝佛教的特点,还在于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而非空谈理论，这和同时南方佛教有显著的不同。这一时期除上述楞伽师而外,还有不少著名的禅师,如北魏时代玄高（402—444），早年往关中师事佛陀跋陀罗，通禅法。后往西秦，隐居麦积山，从受禅法的学者达百余人。又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西秦领徒立众，玄高也曾从他受法。后入北凉,受沮渠蒙逊的敬事。北魏太武帝攻入北凉时,请他往平城,大弘禅化。此外,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也并弘传禅法。北齐，有佛陀扇多的再传弟子僧稠(480—560),道宣把他和达摩并称（见《续高僧传习禅篇后论》）。僧稠起初从道房受止观,常依《涅槃》行四念处法。后来又从道明受十六特胜法。佛陀扇多赞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他先后在嵩岳等地讲学，魏孝武帝为他在怀州尚书谷中立禅室,集徒供养。齐文宣帝于天保二年（551）又请他到邺城,从受禅法和菩萨戒,并为立精舍,礼敬备至。后来侍郎李奖等请出禅要,为撰《止观法》两卷。又天台宗所祖述的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为南北禅家所尊重。慧文尝聚徒数百人洪学，据说他读《大智度论》“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论》“因缘所生法”之偈，顿悟龙树空、假、中三谛道理，由此而建立一心三观的观法。慧思（515—577)，武津人，从慧文受学,昼夜研磨,对《法华》等深有造就,于是敷扬大小乘定慧等法。天保年中（550—559),率领徒众南行，中途停留在大苏山,数年之间来学的甚多,智顗也就在这时来其门下,谘受“法华行法”。后更率徒众入南岳山，提倡定慧,世称南岳大师。北周有僧实（476—563),起初归依擅名魏代的道原法师,太和末(499)到洛阳,遇勒那摩提,授以禅法,得其心要。周太祖礼请为国三藏,并从受归戒。此外一般弘修禅法的，有慧初、僧周、慧通(以上北魏)、道恒、慧可、僧达、道明、法常（以上北齐)、僧玮、昙相、昙准、昙询、恩光、先路、慧命、昙崇（以上北周）等。
　　北朝一般社会上的佛教信仰,从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叫作“义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来是民间为共同造像而发起飞的,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它的首脑矨E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称为邑师。其时民间所诵习的经典,是昙靖自撰的二卷本《提谓波利经》,劝持五戒。邑人每月斋会二次，以正律为标准,互相督察。此外还有一种叫作法社的佛教组织，其旨趣和义邑略同，但由贵族达官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
　　北朝在中国佛教文物方面,留下不少宏伟的遗迹，特别是石窟。如北魏开凿的有云岗、龙门等石窟。昙曜于兴安二年(453)请文成帝在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五所，建立佛寺，称为灵岩。石窟大的高二十余丈，每窟各镌建佛像一尊,大的高七十尺，次为六十尺，建制奇伟，雕饰工致。后来献文帝、孝文帝更相继开凿许多石窟。其次，宣武帝于景明初（500），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的断崖开凿石窟。这个石窟原来是孝文帝太和年中（477—499）民间创始开凿，宣武帝命大长秋卿白整，仿照云岗石窟样式，为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熙平年中（516—518），孝明帝也为宣武帝营造石窟一所。诸窟的开凿历时二十三年，人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其规模的宏伟、技巧的精工,可与云岗石窟并称。龙门的东方，有巩县（河市省）石窟，也是景明年中（500—503）所营造。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也是北魏时代所开凿。这个石窟，在高出地面数十丈的万佛洞内，有深广五丈余的长方洞，内有大佛造像二十五躯，巨碑十八座，碑上浮雕佛像三十四排,每排二三躯，碑侧也刻有佛像，并有壁画。北齐开凿的有天龙山、响堂山等石窟。天龙山在北齐的陪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十里，文宣帝在山麓创立仙岩石窟寺，孝昭帝（560）也创立天龙石窟寺，幼主（577）更开凿晋阳西山大佛像，即所谓天龙山造像，与云岗、龙门齐名。响堂山有南北二处（南响堂山在河北磁县西四十五里的彭城镇，北响堂山一名鼓山，在南响堂山西北三十五里的武安县义井里），都有北齐时代开凿的石窟。就中北响堂山的窟壁所携刻的石经，是房山石经的先驱，实为佛教文化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大事。北响堂山的石窟，即以北齐开凿的刻经洞和释迦洞、大佛洞三大窟为中心，其中刻经洞，是北齐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所刻。他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愿把佛所说经镌刻在名山，以为保存之计。从后主天统四年（568）三月初起，开凿石窟，并将窟内外的壁面上镌刻《维摩经》、《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各一部，历时四年，到武平三年（572）五月末才完工（此后经过四十年，才有房山石经）。北齐时代的石经除这以外，现存的，还有山东省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经》，同省徂徕山映佛岩的《般若经》（武平元年刻），同省辽州屋 嶝的《华严经》（北齐初年刻）。
　　除了石窟寺外，一般寺塔的建筑，在北朝也极一时之盛，真所谓“招提栉比，宝塔骈罗”（《洛阳伽蓝记》序）。当北魏道武帝接受了佛教之时，便于天兴元年（398）在首都平城“作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后来献文帝又于皇兴元年（467）在平城“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更于天宫寺“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更大力营造寺塔,洛阳一地就有一千余寺,其中著名的有永宁寺、瑶光寺、景乐寺、法云寺、皇舅寺、祇洹精舍等。特别是永宁寺，宏伟庄严,建筑、雕塑及工艺美术皆为奇观。此寺是胡太后于熙平元年按照平城永宁寺样式所营造,其中有九层浮图一所，高九十丈，“殚土木之功，穷形造之巧”。浮图北石佛殿一所,中有丈八金像一躯、等身金像十躯、编真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作功奇巧”。还有僧房一千余间,“台观星罗，参差间出”。菩提达摩曾合掌赞叹为阎浮提所无。瑶光寺是宣武帝所立,中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作工的美妙,和永宁不相上下。景乐寺是清河文献王元怿所立,有佛殿一所,中有像辇，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法云寺是西域乌场国沙门僧摩罗所立,“工制甚精”（以上均见《洛阳伽蓝记》）。皇舅寺是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级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水经注 漯水篇》）。祇洹精舍是宕昌公钳耳庆时所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都是青石，图制可观（同上）。此外河南登封有北魏所立嵩岳寺塔，山东历城有东魏所立神通寺塔等。
　　北朝的佛画家，有北魏的杨其德（见《历代名画记》卷八）、王由（字茂道，见《后魏书》卷七十一《王世弼传》附）等,而以北齐的曹仲达为最。仲达本来是西域曹国人，所画璎珞天衣，带有域外犍陀罗式的作风，后世画家称为“曹衣出水”,和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