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恩报恩 慕乐祖国

知恩报恩 慕乐祖国
　　作者：竹堆才
　　研究所 竹堆才仁
　　中国佛教，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第一，佛教教义中蕴含的爱国思想
　　在佛教浩如烟海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
　　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梵网经》等经典中，都谈到了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如何护国的问题。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佛陀告诫“一切国土若欲乱时，有诸灾难贼来破坏，汝等诸王应当受持、读诵此般若波罗蜜多，严饰道场……”，指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所有佛教徒都应举行法会，读诵经典，参与护国救灾工作。《仁王般若经》还说佛将般若正法付嘱于国王，如果国王能敬奉和读诵解说此经，一切护法善神将前来“护汝国土，守护正法，建立正法，令其国界无诸灾难，刀兵疾疫一切皆除”。《梵网经》说：“若疾病、国难、贼难……应读诵讲说大乘经律，斋会求福。”所有这些都要求佛教徒在国难当头之际，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以举行祈祷法会，读诵讲说大乘经律，设斋求福等宗教仪式积极参加护国救难运动。
　　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佛陀教导弟子们要知恩报恩，指出“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其中报国王恩，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报国家恩。因为在古代国王是一国之主，国王象征着国家的权力，是“一切国土之根本也，一切国土之明镜也，一切诸天之形象也，一切国人之父母也”。佛陀告诉佛门弟子“以王因缘，国土安乐，人民炽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乐此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包括佛教徒在内，祖国是自己出生的热土，是哺育自己成长的乐园。自古以来，人们把祖国比喻为母亲，出门再远也要回家，飘流在外，最终也要回到生于斯、养于斯的祖国。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室利在西藏游化整整十年，得到藏族僧俗无限敬仰，晚年毅然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公元1037年到西藏弘扬佛教的孟加拉国高僧阿底峡尊者为西藏佛教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最后圆寂于西藏。1978年，孟加拉国佛教复兴会将阿底峡大师的部分骨灰迎请回国，使这位阔别故国900多年的大师终于又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所以，祖国永远是每一个人的心灵归宿。
　　第二，中国汉藏佛教相互融通、和谐发展的历史脉络
　　汉藏佛教的交流，源远流长。据藏文史料《隆钦教法史》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第28代藏王拉脱脱日年赞时，就有汉地僧人到过吐蕃。唐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公主带去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和僧人，还亲自主持修建了小昭寺，打开了内地和西藏佛教界交往的大门。到赤德祖赞赞普(704—755)即位时，又与唐室联姻，迎娶金城公主入藏，推动汉藏佛教的交流。赤德祖赞晚年，派桑希等人到长安学习佛教，翻译经典。到了赤松德赞(742—797)时，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就更加密切。吐蕃赞普也派遣巴赛囊等人到长安取经学法。从赤德祖赞以来，大批汉地僧人陆续进藏，对后来西藏佛教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丹噶目录》中有34种经书表明是自汉文译成藏文，说明藏汉佛教界的广泛交流。
　　五代以后，内地连年战事不断。藏区也由于朗达玛的灭佛，造成吐蕃王朝的瓦解，汉藏佛教的交流一度受阻。然而，汉藏佛教的民间交流从未间断过。汉藏僧人曾一起合作为后弘期佛教的兴起作出过重大贡献，比如喇钦贡巴饶色和鲁梅等人传授比丘戒等事实说明汉藏佛教在后弘期依然有合作和交流。
　　公元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晤，商订归附条件，汉藏佛教的交流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元代自忽必烈开始，各代帝王都崇信藏传佛教，赐封藏传佛教高僧为国师、帝师、法王，委任他们掌管全藏宗教事务。因此，在元代大一统的局面下，汉藏佛教的交流十分活跃，萨迦班智达、八思巴等众多藏传佛教高僧来到内地，与汉地僧人进行过广泛接触。藏地高僧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并把汉传佛教传回藏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至元22年起，在藏汉佛教大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将1440部5586卷的佛经对勘完毕，编写出一部藏汉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开启了汉藏佛经对勘的先河。
　　明代继承了元代对西藏的政策，使汉藏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仅明宣德十年，在京城各寺的法王、国师、喇嘛多达690余名，慈恩寺、隆善寺、能仁寺、保庆寺、护国寺等是当时藏传佛教僧人最多的寺院。成百上千的藏传佛教高僧喇嘛来到内地，扩大了藏传佛教在汉地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把汉传佛教文化传回藏区。1410年，明永乐八年，在南京刻印了《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共108帙，这不仅是第一部雕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而且每帙均有永乐帝所作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及《御制后序》。通过永乐版《甘珠尔》传入藏区，内地的先进雕版印刷技术也传入到藏区，为汉藏佛教的交流又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
　　清朝政府正式掌握政权后，也大力推崇藏传佛教。特别是顺治和康熙皇帝先后分别正式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之封号，并规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需经过金瓶掣签当众认定，然后报中央政府批准方能生效。在清朝皇帝的扶持下，达赖、班禅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为实施中央对西藏的政策起过积极的作用。五世、十三世达赖和六世班禅都亲率高僧大德和上层贵族朝拜清皇帝。清政府还在内地大力建造藏传佛教寺院，不仅为藏传佛教的僧人们提供了宗教活动场所，也为汉地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提供了瞻仰朝拜之地。
　　近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内地和西藏人员的往来更加频繁，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也进一步深入和扩大。藏传佛教的高僧频繁来内地传法授徒、举办法会，引起汉地僧人研习藏传佛教的兴趣，汉传佛教界开始重视藏传佛教的教理教义研究。九世班禅大师、七世章嘉·罗森班丹等在内地积极地进行弘法活动，这些藏传佛教高僧深入内地弘法活动，引起了汉地僧人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的兴趣，藏传佛教的研习在内地一时蔚然成风。
　　汉藏佛教的交流源远流长，传承不断。2006年4月，第十一世班禅大师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共同植下了一株“汉藏连心树”，表达了汉藏佛教界真心相待、友好相处、平等交流的美好愿望。
　　第三，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精神至今依然焕发着生机，并激励着当代藏传佛教界的有识之士。
　　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作出历史贡献。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在这一伟大进程中，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为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伯侄为代表的爱国爱教的人物群体，其中包括元朝历代帝师和本钦、帕莫竹巴噶举派的领袖绛曲坚赞、噶举教派的历代活佛、萨迦教派的大乘法王、格鲁教派的大慈法王以及阐化王、辅教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以及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僧大德。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参(1182—1251年)，是藏传佛教界历代爱国主义高僧中的先驱者，他自始至终把祖国与西藏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争取西藏早日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不顾高龄、体弱与路途艰辛，离开西藏前赴凉州，路途历时两年抵达凉州，与阔端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决定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的政治命运。
　　萨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被他的侄儿八思巴(1235—1280年)继承下来。八思巴一生奔波于加强元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政治征途上，他利用特殊的政教身份和政教地位，为藏传佛教的发展，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和进步，也为加强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元朝中央在西藏地方设立的管理十三万户的管理制度，“本钦”制度，以及户口登记、驿站设置、征兵、驻军等制度，有力地实施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辖，促进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明朝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首领的交往也十分频繁，在藏传佛教界涌现出许多爱国人士。明朝先后向藏传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加封赐号，如明朝永乐皇帝迎请第五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德欣协巴到南京，永乐皇帝赐封他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公元1415年，明朝永乐皇帝给格鲁派的释迦也失赐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的封号。明朝中央皇帝给藏传佛教界高僧的封号，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同时，藏传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接受中央的封号，既表明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认同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也体现出那个时代藏传佛教界的爱国思想和爱国特征。
　　清朝政府正式掌握政权后，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随即派使者朝贺。公元1653年顺治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公元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
　　抵制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公元16世纪末，葡萄牙、法国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建立了殖民据点之后，将殖民触角伸向西藏。藏传佛教界同西藏人民一道，从1624年至1632年期间，在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展开了反对西方殖民势力以“传教”、“通商”等名义进行渗透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维护了祖国的主权。
　　公元17世纪以后，祖国边陲的西藏面临着新的挑战，西方帝国主义通过插手西藏政治事务，来干扰和破坏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政治隶属关系。这时期，先后涌现出许多爱国的藏传佛教界人士，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第四、五、六、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第五、七、八世达赖喇嘛，以及摄政王第穆呼图克图、策墨林呼图克图、热振呼图克图等著名的爱国活佛，谱写一曲曲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颂歌。1888年和1904年两次抵抗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集中表现了西藏僧俗人民热爱祖国、热爱西藏、顽强拼搏、不怕牺牲、坚定不屈的反帝爱国精神。
　　反对分裂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人士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内部分裂祖国的势力，是藏传佛教界人士发扬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其代表人物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第五世热振活佛、第十一世帕巴拉·格列朗杰以及其他一大批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人士。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拜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时，提出“现在有些外道国家心怀不良，时常想要攫夺西藏地方，进行侵略，清朝政府为了保护黄教和西藏众生安全，应帮助西藏进行抵抗，保全藏地”，言辞中反映出达赖喇嘛始终“倾向中央”的爱国心。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反对英国侵略西藏斗争中更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他下令取缔了英国人控制的警察局，停止了英国教官对藏军的训练，封闭了英国人控制下设在江孜的贵族子弟学校。1929年，达赖喇嘛在接见国民政府联络员刘曼卿时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英人对我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
　　同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对西藏内部亲英派的活动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积极参与领导了抗英战争。在英国人的拉拢收买面前，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使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1923年，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因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现纷争，被迫逃离西藏到达内地。在内地活动期间，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当时西藏上层当中的亲英派搞分裂活动的卖国行径，他在南京发表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著名讲演，表达其爱国思想和爱国热情。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经过西藏大会的提名以及国民政府的批准，第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出任西藏政教的摄政王。当时亲英派势力虽然很强大，但第五世热振活佛始终坚持爱国立场，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处理有关西藏内部的重大问题，如寻访认定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等事宜上，主动向中央政府报告请示，按中央政府的指示进行办理，维护了祖国统一，维护了国家主权。第五世热振活佛在西藏执政以来，自始至终打击亲英派的分裂行径，精心治理西藏的政教事务，并深得西藏信教群众的拥护。热振活佛虽然被亲英分子所杀，但他亲近祖国、维护团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治理西藏政教的功德永载史册。
　　拥护解放西藏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另一方面又确立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充分发挥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作用，对西藏政教上层人士开展团结争取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
　　1949年10月，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首先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解放西藏的政策。1950年10月，昌都强巴林寺第十一世帕巴拉活佛派代表送信给解放军，也表达支持和拥护中央解放西藏昌都的愿望。当时，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藏区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人士，如四川甘孜的格达活佛(1902—1950年)、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拥护中央政府解放西藏的政策，支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进步团结的伟大事业。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他把终身奉献给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是拥护解放西藏、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代表人物。
　　早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的1950年，班禅额尔德尼派代表专程到西安会见彭德怀，提出有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1951年，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率领堪布会议厅45名代表应中央政府的邀请抵达北京，配合、参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5月28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正式发表声明，拥护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在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积极赞成和主张宗教改革，他明确提出“宪法进寺庙”的主张，后来受到中央的肯定和采纳，成为指导西藏宗教寺庙民主改革的总方针，对西藏寺庙的民主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十世班禅大师的口头禅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班禅的今天”，他始终热爱、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维护党的形象和威信。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始终坚守“四热爱原则”，即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本民族、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世时，邓小平同志说过“你是我们国家一位最好的爱国者”，而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第十世班禅大师坚定的爱国信念和崇高的爱国精神是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的学习典范。
　　翻开佛教经典处处可以感受到佛陀对弟子知恩报恩、慕乐祖国的谆谆教导；回眸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历史，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是相互融通、和谐发展的光辉篇章，回顾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在我们耳边奏响起爱国爱教、维护主权的不朽的凯歌。然而，某些人却看不到这样的事实，更甚者倒行逆施，企图否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达赖集团处心积虑地利用藏传佛教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们违背宗教仪轨、历史定制，阻碍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企图否定中央权威，企图破坏藏传佛教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在西藏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恢复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历史事实证明，西藏与祖国、藏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与祖国息息相关。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将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