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佛教在汉地传播与僧官制度出现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这是见于史书所载的最早关于佛教与中华文明的接触。时为公元前2年距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已一百多年，在当时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已传布到中亚细亚的许多国家，并开始随着行旅商人的往来而向东方渐进，轻轻的叩开了中国的大门。
　　但是到了东汉汉明帝永平七年，发生了一起著名的灵异事件，大大加速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汉明帝梦到一位金人，身材高大，头上有白色的圆光，从空中而来，自由自在地在宫殿上面飞行。第二天早上，汉明帝把梦中所见，提出来和一班大臣讨论，有一位见闻广博的大臣，对汉明帝说 ："听说我国西边的印度，曾经出了一位大圣人，名叫佛陀，传播着圆满的真理；他的身体是金色的，也会放光飞行；您所梦见的，可能就是佛陀吧！"于是明帝就派出使者前往西域求习佛法，三年后，使者同两位印度的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骑着白马，载着佛经和佛像，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洛阳。汉明帝看到佛像，和他梦中所见的，一模一样，非常欢喜！就在洛阳的西门外，建筑了座白马寺给他住。迦叶摩腾在寺里讲经说法，宣扬佛教；并且翻译了一部《四十二章经》，此经书现在名声在外不仅是因为佛家经典著作《阿含经》的节要译本，而主要是促成了韦小宝韦公公的一生奇遇，呵呵。从此之后，中国开始有了佛像、佛经和佛寺，佛教作为一个宗教，也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但是政府仍把佛教视为一种外来宗教进行管理，"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 ，以奉其神 ，其汉人皆不得出家 。"
　　历经了东汉末年长期的战火，司马家族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西晋王朝，国家也暂时获得了安定，中原内地与西域的交通较前便繁，经西域而来的外国僧人大量增加，他们带来和译出了许多佛教的经典，增进了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另一方面，西晋政治黑暗，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正统的儒家学说被冲决，玄学盛行，为佛教的普及提供了极有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政府 的 禁 令 阻 挡 不 住 社 会 中 自 发 的 出 家 者 ，各阶层人士纷纷到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舍私宅、出私财造寺及汉人剃度为僧尼的现象日益增多，禁而不断。这为未来佛教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苦难的生活正是宗教滋长的温床，伴随着国家再一次分裂，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在北方佛教又得到统治者的公开提倡，后赵主石勒、石虎，前秦主苻坚和后秦主姚兴都狂热地崇信佛教。《姚兴载记》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座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正是由于北方战乱不绝，民不聊生，为了免除民徭役和兵役更多的人选择了躲到寺庙中。面对这种形势，后赵的石虎为杜绝"奸宄避役"的伪滥僧，下诏中书详议真伪，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使本已在社会长期传播发展的汉人僧团合法化 。
　　同时期的东晋，佛教的发展也蒸蒸日上。南方佛教虽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公开提倡，其实东晋诸帝，无不信奉佛法，结交僧尼。特别是孝武帝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门居之，允许僧尼出入宫廷，干预政事，他和琅琊王司马道子尤敬妙音尼。妙音显赫一时，公卿百官竞相奉承交结，门口常有车马百余辆。东晋王朝的政权，实质上掌握在世家大族中，世族名士喜好清谈玄学，他们很多都是佛教的支持者，许多著名的文士如许珣、戴逵、王羲之、孙绰、谢灵运等都曾向当时高僧问学，或执弟子礼。名士和名僧交往密切，由此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统治阶级据唐法琳《辩正论》记，东晋共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即以这个数字来说，东晋十六国时的寺僧尼数比西晋多十倍以上，与晋以前的"汉人皆不出家"状况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随着佛教教团的飞跃发展，僧尼人数猛增之后，违戒滋事者时有发生，以致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如何治理好僧团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佛教界和统治者双方都在为如何管理好这急剧膨胀的教团而寻找对策，对此僧团本身与封建官府方面各有各自的想法，各自实行了一些初步的措施。
　　僧团方面主要想通过完善佛教戒律制度，实现僧团以戒律进行自治。如东晋道安针对这种情况，他参照已有的戒律结合当时僧团的具体特点，制定了"僧尼轨范"，宋僧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载：
　　晋道安法师伤戒律之未全，痛威仪之多缺，故弥缝其缺，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时而生信：一、行香定座上讲；二、六时礼忏；三、布萨等法。过逾此法者，则别立遮防。
　　这三方面有效地维护了当时僧团的秩序。当时他领导的僧团："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4]道安治理僧团的法宝，除了自己修持有素和威望外，主要靠的就是他制订了"僧尼轨范"对当时佛教界僧团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佛教界把它看成是"佛法宪章"，"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慧远是道安的弟子，公元365年，随道安至襄阳，是道安得力助手。公元378年，前秦围攻襄阳，道安分遣徒众，慧远奉命率徒东下，至庐山留步，建立了庐山僧团。慧远律己甚严，对僧团的管理卓有成效。他制定了僧团行用的《礼寺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具体规章制度。《慧远传》云"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因此"谨律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其中出家弟子就有一百多人，"皆端正而有序"，得到东晋各种统治力量的支持，就连反对佛教的恒玄也对庐山教团高度赞赏。故恒玄在东晋元兴二年沙汰僧尼的命令中，特别关照："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但是，中国的国情与印度最大的不同世俗政权一直高于教权，教权一直在政治控制之下，过去政权明令："汉人皆不得出家"，就是政权严格控制教权的一种表现。待至僧禁废驰，僧尼急速增多后，政权也不可能容许教团完全自治，它必须要寻找一种重新把教团置于自己掌握之中的途径。
　　为了控制和利用佛教，统治者纷纷进行了各种尝试。一方面对高僧实施笼络，比如后赵石勒和石虎尊崇佛图澄，称它为"大和尚"，誉为"国之大宝"，石虎下书"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开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此。"对佛图澄的一种格外优宠，实际上还是含有给予佛教领袖以爵禄的意味。世俗君主所以要给佛图澄这么高的礼遇，自然与佛图澄的"弟子遍于郡国"的佛教地位有关。无庸讳言，石勒、石虎希望通过笼络佛图澄而控制诸郡国之意图。
　　另一方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传统观念的政权不允许存在一个完全自治的私法团体。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姚兴创造性的发明了僧官制度。僧官制度是除了官方的管理外的一种半官方系统，通过赋予僧官一定的权力，在官方的监督之下处理僧伽日常事务及一般性诉讼案件。在这种意义上，僧伽内部的戒律就具备了法律上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僧事僧决"的自治原则和僧众内部的平等原则，形成了独特的僧众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