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初期禅宗研究最新动向

日本之初期禅宗研究最新动向
　　石井公成
　　在本论文中，我主要想就近几年来对初期禅宗的研究动向作一个探讨。不过，我想先声明的是，此下所言及的内容，不仅多数涉及我本人的研究，更包含了所谓“今后何类问题将可能变得重要”的一些想法，这些也许是基于我本人的嗜好考虑，所以以偏概全之处还请包涵。
　　现代方式的禅研究，以敦煌文献的发现为其滥觞，特别是神会著作以及神会系著作的发现确给予研究者们相当大的冲击。这使得大多数曾被认为有着南宗禅、祖师禅特色的作品，其实不过是经神会而完成的事实得以昭然。为此，胡适博士之后的禅研究的主流，则是在将神会的思想作为基准来加以研究的同时，通过与神会思想的对比来进一步明确北宗的思想及祖师禅的思想。而理应是对北宗进行批判的神会，其实却更多地受到了北宗禅的影响的事实亦被柳田圣山先生加以了证明。最近在日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者当推伊吹敦先生。由侯莫陈琰居士与智达禅师之间的问答而构成的《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决》，可以认为是受曾师事慧安及神会的大照居士慧光所作《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的影响而产生的，一般虽然认为此二文献均受到神会的影响，而伊吹先生则论证了《要决》应当是北宗文献，《要决》亦对神会产生影响。换言之，强调顿悟以及《金刚般若经》并以语录形式出现的文献，应在神会之前已有存在。而西口芳男先生更发现了《顿悟真宗论》曾大篇幅引用了上海图书馆所藏敦煌吐蕃文献一三八Ｖ的事实。西口先生指出，一三八Ｖ与《二入四行论》有着共通的性质，包含了同百丈问答相近的问答，同时推测其很可能是神会之前的作品，并由三论宗系统的学者作成。即在神会之前，已经存在着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思想了。
　　那么，《要决》中更值得注目的是，侯莫陈居士曾师事过慧安（即弘忍弟子老安）以及神秀的事实。有着马祖这样的门人的南岳怀让，虽被认为是慧能弟子的代表，但怀让亦曾向老安参究过学问。怀让在离开慧能之后，去了老安修行的太和山连峰的武当山进行悟后的修行，此后，又在老安曾进行头陀行的衡岳寺活动直至临终，可见其对老安敬慕有加。另，在四川展开独自的自在禅的无住禅师，也曾师事过宣说顿教的老安弟子陈楚章居士与同样宣说顿悟学说的慧能弟子自在禅师。然而，宗密却认为自在禅师是老安的弟子。嵩山元圭也被认为曾师事老安并得到顿悟。如此，讲说顿悟并主张自在禅的，其多数皆与老安有着较深关系。这究竟是何由所至的呢？
　　可见对老安的研究是有其必要的。我在对一度曾遭轻视的《唐文续拾》所载老安碑文作探讨时，认为只有老安才是大幅度推进祖师禅形式的自在禅的人物。根据老安碑文，老安曾在滑台地区宣说过顿教，而神会在滑台进行法论主张顿悟亦可被认为与此不无关系。另，通过碑文，老安在因弘忍两眼转动的动作以及神秘的短语而得悟，并断言弘忍向老安传法的高绝，是不亚于释迦，维摩再传的。碑文强调了老安为皇帝极为尊崇，在此点释尊也难望其项背。碑文同时虽认为可将老安看成释尊以上的佛，并为此后与祖师禅的关联埋下了伏笔，但老安的权威则还是在于接受释尊以来以心传心的法灯的范畴。在此，基于印度的宗教权威的同时却又努力地要超越印度的那种变形的国家意识是可见其一斑的。可以说这也与中国僧人玄奘活跃于佛教的本家印度，并使中国了知印度各地佛教衰退状况的事实不无关系。
　　在此不得不反思，无论禅者还是其的弟子，不会不受到时代及社会的影响。现代的禅研究学者们亦不会例外。例如，胡适博士正因为其身处那个受列强侵略，改革毫无进展的中国，才使得他能去将神会高度地评价为一个从曾是印度的宗教殖民地的中国，将印度禅、也就是楞伽宗清除，并确定了作为中国宗教的禅的革命式人物。此外，柳田圣山先生对将因政治目的而作的日本古代神话强加于国民，从而强制性的崇拜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战争时代的日本国家主义体制深恶痛绝。因此，柳田先生在其研究伊始，便采用了因进行日本神话的批判性质的研究而在战争时代遭起诉的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方法论，对禅宗史进行了批判性质的研究。换言之，楞伽宗亦被看作是后来创作的神话，尽量不认可《楞伽经》对初期禅宗的影响，从而否定尊重《楞伽经》的系谱，才是利用现代方式，并以客观的禅宗研究为立足点而展开的研究。此外，关口真大博士虽也提出了其解明菩提达摩传承的成立过程，并发现了天台教学对道信的影响等显著的成果，但其提倡禅宗实质上的开祖应为智顗等的学说，有些过分强调天台的立场。因为关口先生本人是天台宗的学僧。上述三学者的业绩虽相当卓越，然其也为社会及个人的背景所制约，其片面之处亦是事实。而此点，对我们每个人，也就是与会的每位同仁都是可以适用的。今后的禅研究者，甚至佛教研究者都应渐渐使自己认识到，“自己将在何种背景下，为得到何种结果而进行研究”之点，必须在与内心的愿望产生不断的对立中去直面各种数据。
　　１９６０年代的后半开始，对各国的初期禅宗研究作先导的应是柳田先生，因其影响太大，所以今后的初期禅宗史研究有必要重新认识柳田先生的图式，并进一步明确《楞伽经》对初期禅宗的意义。而且，更应与之齐头并进的还有对《楞伽经》的重新认识。对此进行尝试的，当推于１９９４年，在当时柳田先生担任所长的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刊行了《楞伽经》梵文的日译以及其简要研究的常盘义伸先生。先生此后继续其日译的订正以及梵文的文本校订作业，最近其英译也即将完成。常盘先生推测，《楞伽经》被作成于狮子国，也就是楞伽岛（今天的斯里兰卡），菩提达摩在渡华之前就熟知《四卷楞伽》的梵文文本；并主张《二入四行论》等初期禅宗文献基于《楞伽经》的部分甚多。《二入四行论》是禅宗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作为祖师禅的源流虽为人所淡忘，但其基于《楞伽经》的部分甚多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关于《二入四行论》，最近，椎名宏雄先生发现了朝鲜官版本的天顺本，由此也使我们终于有幸能一睹几近完本的《二入四行论》。
　　常盘先生的主张，因其太接近传统的学说而并未被认为是现代方式的研究，此前完全未能得到重视。
　　然而，在距菩提达摩约百年前活跃于刘宋的求那跋摩三藏的被认为是其遗偈的文献中，以不净观、四念处、四善根位、见道的顺序将各种禅观列举后，宣说无执着的事实，也就是此遗偈将禅的类型收罗殆尽的事实，已被我的那位以批判佛教而著名的同僚，裤谷宪昭先生所发现。吃惊之余的我在调查后亦明确了其引用了《四卷楞伽》与《庄子》的言辞的事实。求那跋陀罗所译的《四卷楞伽》问世于求那跋摩死后，虽然此遗偈可疑之处较多，但其为５１９年成立的《高僧传》所收录是个重要的事实。《高僧传》如不似《续高僧传》那样被后世加以增广，那么至少可以认为菩提达摩在北地活跃之前，通过《楞伽经》而对禅定的执着采取否定的主张，已经由印度僧人，或由先居住在作为《楞伽经》舞台的斯里兰卡，而后由海路到达刘宋的印度僧人宣说并得以传承的说法能够成立。顺便应提到的是，求那跋陀罗亦经斯里兰卡到达中国南方。求那跋摩的传记包含了其与皇帝的问答，与菩提达摩的传记有较多类似之处，其被作为后来的菩提达摩传记的素材的推测亦不无可能。求那跋摩在其它方面亦给与禅宗影响，其在禅宗史上也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楞伽经》宣说如来不说一字，其作为禅宗“不立文字”的根据之一为人所知。然而，佛常入禅定而不说法的见解，其实在印度的部派佛教时代已经开始非常盛行，随着佛教逻辑学的发展，不说法说其实更应为主流之点，也由大竹晋先生在去年发表的论文所指出。就是将之解释为“佛常入禅定而不说法，因佛慈悲、愿力，众生于意识上生佛说法之相”。此外，另一重要之处在于，《楞伽经》对于印度的中观派来说，其是说明因语言而宣说诸法生灭的世俗谛与超越语言的第一义谛的区别的根据。此点，通过去年金子宗元先生所发表的论文可以得到证明。如此，《楞伽经》在印度是作为何样的经典来被接受，其与禅观又存在着何种关系，虽然直到最近才渐渐变得明晰起来，但这样的成果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
　　柳田先生之后的大多数的禅研究者，并未针对《楞伽经》本身的研究以及初期禅宗对《楞伽经》的接受方式作过细致的调查。入矢义高先生的《传心法要?宛陵录》及《马祖语录》的注释，虽在利用语言学知识来正确地解读之点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对于其利用《楞伽经》的处所却大多都被忽视。在这样的潮流之中，能不无视《楞伽经》的影响，并从日本的佛教文献中觅出被认为是菩提达摩所作的《楞伽经疏》的残文，再加之注释的，正是伊吹敦先生。当然《楞伽经疏》虽是伪作，而希望将这样的伪作当作菩提达摩所作的人们存在于当时的事实却是重要的。
　　我本人曾尝试从《全唐文》中，找出涉及《楞伽经》的文献，并从则天武后的〈大乘入楞伽经序〉以及法藏的《入楞伽心玄义》等文中，来解明当时禅宗的情形。《入楞迦心玄义》介绍了与《楞迦经》的根本立场以及目的有关的十种说法，其最初的说法为，“《楞伽经》没有其根本的立场观点。因为已经超越了心与语言，无物可立”。这正是“不立文字”的立场。而其第二说法为，“《楞伽经》将妄想作为其根本的立场观点。因为众生所起的见解皆是妄想，由佛指出其为妄想才能治疗妄想之病。所以，以妄想二字即能解释整部《楞伽经》。妄想是《楞伽经》的根本观点，解决妄想才是《楞伽经》的目的”。如何？这绝不会是实践形式的解释吧！法相宗和华严宗应当不会采用这样的解释，恐怕作为禅宗的解释更适合，而将这种解释活用于实践中的话，则就可能成为禅僧们屡用的“莫妄想”这句禅语了吧。《入楞伽心玄义》成立于７０４年或７０５年，这是神秀以及前叙的老安皆尚健在，并受到朝廷尊崇的时期。
　　老安，据其碑文所载，除了其追打并赶光前来拜师的修行者们之外，还口放奇言使修行者惊呆，时而斥骂时而褒扬…，也许其行为的会使人联想起赵州那样的自由自在的教化。而以开目闭目的动作而展开的教化方式也可能被其采用，毋庸置疑的是，“扬眉动目”的教化见于《楞伽经》！此外，被则天武后询问年纪的老安，以不记得作答，在其作为理由来叙述的话中，亦有数处《楞伽经》的文句。更有，列席印宗的《涅盘经》讲义时慧能所说的风幡问答也同样，其提出的“心动”的主张，实际是基于《楞伽经》中对外道的涅盘论义进行批判时所叙的内容而成的。再者，南岳怀让的所说与青原行思的所说，是否果真属他们自身所说尚有可疑之处，两者的所说虽然有多种展开，却都采用了《四卷楞伽》以及《七卷楞伽》的文句。马祖尊重《楞伽经》，所以其弟子亦然。但是，这样的活用《楞伽经》语句的六祖慧能及其门下是否应当存在？难道还真的会是历史事实吗？而且，如常盘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楞伽经》受到《金刚般若经》的影响。但《楞伽经》与《金刚般若经》的各自立场并不矛盾。事实上，大多数的唐代禅僧，是同时依用《楞伽经》与《金刚般若经》的。而其例外也仅仅是敌视《楞伽经》的神会以及其系统的弟子们。
　　此外，主张如来藏思想并非佛教而是“我”说，同时对印度的禅定以及中国的禅宗进行严厉批判而著称的松元史朗先生认为，《金刚经解义》应是慧能的真作，慧能应该是一位表里一如的学者。而且，在其最近的著作中，认为非情佛性说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后的如来藏思想中国化的产物。并以之为前提，提出了通过认可非情佛性说的与否将有名的禅师们进行分类的看法。即是，提出了认为众生身中有佛性的道信、慧能、神会、马祖、临济等的系谱，与认为自然万物皆有佛性的牛头宗和慧忠、青原、石头等的系谱的不同，并衍生出认为后者应该较有势力等诸种看法。对于松元先生的看法，虽然评价众说纷纭，但其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的事实却不容否认，不论褒贬与否，响应其的问题提起是有必要的。而我本人则认为《解义》应是神会之后的作品。
　　在近几年的初期禅宗研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将禅宗放入北方佛教全体，或者中国佛教全体中来进行讨论的动向。于此走在最前端的仍是伊吹先生。连粟特语都能自学的伊吹先生，对唐代初期为禅宗所接受的《心王经》进行研究，并陆续发表了论文，１９９７年刊行的〈再论《心王经》的成立〉则是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其中伊吹先生对此前被认为是继承了东山法门的伪经《心王经》，其实应为在七世纪初成立的情况作了论证。并提示了此经为禅宗、天台宗、三论宗等的修禅者间的频繁交流的状况下产生的可能性，同时也提示了其为基于学派分别之前的共通传统，在交流和展开实践性质的修行方法的状况下产生的可能性。冲本克己先生也重视各系统的习禅者们之间的交流之点，在基于以“都市佛教”与“山岳佛教”为视点的研究以及禅系统伪经类的研究，来论证禅宗的形成过程。此外，伊吹先生认为地论宗与东山法门的关系也有其重要性。
　　地论宗的研究，近几年在日本得到了急速的发展，青木隆先生，荒牧典俊先生，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等等学者，从敦煌文献等中发现了较多与净影寺慧远相异的几个系统的文献。其实，我在昨天的中日敦煌佛教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曾简单地涉及过这样的地论宗文献，而这其中亦有能有效地利用《楞伽经》，并与《修心要论》以及《传法宝纪》有着共通思想的文献。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文献之一的S.4303则与地论宗关系密切，并有与翻译《十卷楞伽》的菩提留支的译书内容相共通的部分。前面提到过的大竹先生论证了被称为菩提留支的译书或著书的《金刚仙论》，其实是在菩提留支的讲义的基础上，经不同的中国人加工并组合而成的想法。而此前，在中国佛教的教理之中，对于其印度成立的事实未被明确见于经论的学说，通常会被认为是中国僧人的误解，或是中国僧人的独自的思维展开，而大竹先生的研究则认为，在那些所谓汉译经典之中可能混杂了中国僧人的解释；反之，在所谓中国佛教的独自思想之中，混有印度僧人带来的某系统的思想的想法亦有其可能性。特别是禅宗，虽说是极其中国式的宗派，却因为其以一个名为菩提达摩的印度僧人作为开山祖师，以至于不得不去明确其到底有多少是印度原有的思想，多少又是属生于中国的思想。专攻印度佛教逻辑学并对敦煌的地论宗文献也极有研究的船山彻先生，则正在研究那些既不是翻译又不算伪作的文献、即是那些基于印度僧人的讲义并在中国被编辑整理的文献，并听说他有将其特色进行解明的预定。所以研究禅宗，甚至研究南北朝以及隋唐佛教的同仁，今后，还请多注意船山先生以及大竹先生的研究。
　　在地论宗与禅宗的关系之外还需注意的是，同样在北方成立的三阶教与禅宗的关系。三阶教在近年，已通过西本照真先生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西本先生在敦煌发现的三阶教文献之中，发现了几种可能与禅宗有关的文献，或是与禅宗有着相当类似观法的文献，并发表了他的研究。虽然三阶教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涅盘经》的影响，而其在理解如来藏思想时则有重视并利用《楞伽经》的倾向则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地论宗是理所当然尊重《楞迦经》并且加以频繁利用的，而且也有效地利用与《楞伽经》思想性质相近的《起信论》，此点又与道信等人相同。反之在南方，虽然注重《楞伽经》中所宣的食肉禁止，但对其教理方面则并未特别给予重视。仅此可见，北方的地论宗、禅宗、三阶教都重视《楞伽经》的事实是很重要的，而解明其解释的共通点与相异点也是有其必要性的。此外，因初期禅宗频繁论及罪与心的问题，所以针对其与北方的悔过以及礼忏等的仪礼之间的关系想必还是有必要进行研究的。
　　关于禅宗与唐代诸宗的关系，伊吹先生对类似唐代的净土教文献与禅有关联的记述展开了调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尝试。换言之，因为禅宗文献的大部分的成立年代都属不明，为了了解文献的成立年代、思想的发展阶段、禅宗的流传情况等等，就有必要去留意那些有着明确的成立年代的诸宗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有关禅宗的记述。我在调查华严宗文献中与禅宗有关的章节时，发现了于６６８年圆寂的终南山至相寺智俨，在其暮年，也就是老安停留在终南山的６６４年左右，开始强烈地对禅宗有所意识，并可能对道信的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的事实。也明白了智俨不仅改变了被称为圆顿的顿教的传统定义，并将《楞伽经》等的绝言离相的观点作为顿教，而且使得义湘很大程度受到了禅宗的实践方法的渲染，并使法藏也更多地在考虑禅宗后才进行议论的事实。
　　还有不能忽视的应是实地调查的重要性。可以以小岛岱山先生所重视的熊耳山菩提达摩碑文为例。熊耳山曾埋葬过达摩的说法，此前根本就是被当作神话，而且梁武帝所作的达摩碑文也被认为是后人伪作并丝毫得不到重视。然而，调查完熊耳山后的小岛先生却因主张达摩死后立即被埋葬于熊耳山的说法真实，并且武帝的达摩碑文亦是真品而喧噪一时。此后，通过日方的请求由中方的研究者开始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现在荒原芜野的熊耳山，曾有过众多伽蓝并列的雄伟寺院的事实。至少在唐代某个时期之后，熊耳山曾作为庶民性质的达摩崇拜的圣地而繁荣过。而这样的情况正说明了，仅仅通过灯史和语录的研究是无法掌握包括一般信徒在内的禅宗的全貌的。我在研究这篇菩提达摩的碑文时，了解了此文也是尊重《楞伽经》的文献，并因为敦煌文献中有继续《观心论》而被书写的例子，所以判定其并非为神会以及其系统的门人的作品。甚至还发现了其与南宗禅咏叹如意宝珠的诗偈等有共通之处以及此外的种种事实。虽然碑文属于伪作，且石碑亦是新刻的事实毋庸置疑，但是长期对中国的佛教遗址进行调查的小岛先生从熊耳山感受到的历史的沉重以及《宝林传》所载的达摩碑文与熊耳山达摩碑文的字面差异所引起的注目，可以说是为开始《楞伽经》的再评价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着眼点。小岛先生其后对达摩碑文进行了校订，并在《世界宗教研究》杂志上作了发表。
　　最后想介绍的是利用计算机而进行的研究。在日本，计算机在可以使用汉字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如何将之利用在佛教研究，并如何制作计算机大藏经的动向。而在最初的先驱者中，包含了Urs App先生、Christian Wittern先生、冲本克己先生等花园大学的中国禅研究学者。App先生与Wittern先生所在的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曾是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的东方学电脑应用领域中最先进的技术中心。Wittern先生后来移居台湾并作为电子大藏经输入计划的技术指导而大显身手，现在则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汉字情报研究中心工作。东洋学园大学的Charles Muller先生不光是高丽禅的研究家，在电脑应用的领域中也很有名。伊吹先生也应用电脑技术，在进行《六祖坛经》研究之时，将《坛经》分成几个部分并对汉字与用语作统计，使之成为推定各部分的类似度以及成立年代之际的判断材料。
　　这样，虽说是介绍日本的计算机应用的动向，日本人以外的研究学者的活动也是很多的，我则和这些同仁，以及从４月起在花园大学的情报教育方面任专任讲师的师茂树先生一起，很早就开始忙于计算机应用了。而现在，与包括师先生在内的汉字文献情报处理研究会的同仁们正共同开发的，是使用N-gram的研究。起先，因以异本自动比较为目的，所以曾将此系统命名为NGSV（N-Gram based System for Variant comparison and analysis），就是“基于N-gram的异本比较分析系统”，自从发现了更多的适合多种目的的使用方法后，现在则将之命名为NGSM（N-Gram based System for Multiple document comparison and analysis），即是“基于N-gram的复数异本比较分析系统”。
　　由于时间关系无法详细说明，但其资料可以慢慢阅览，NGSM在将文章分割为２字或３字或５字单位并得出整理后的排列，与用同样方法分割其它文献而得的排列进行比较的话，就能够近乎精准地发现其类似之处以及引用之处。例如，将《祖堂集》、《传灯录》、《四卷楞伽》、《十卷楞伽》、《七卷楞伽》进行比较的话，则能够将此五文献中共通的语句全部自动抽出。对于异本的研究来说，这当然是极其方便的，而其还能够通过文本的类似度来自动作出异本的系统图。比如较长的文献，将之分割成几个部分作比较的话，则能表示出各个部分的文体以及用语的相似程度。当然这对语法的研究也是不无裨益的。
　　在研究之时，自己多次精读文献并细思慢考从而进行判断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最可怕的无非是受到通说以及自身的揣测的束缚。存在这样的束缚的话，研究越长牛角尖也越钻越深，以至于无法判断走向的正误。而NGSM则因是按机械性质作一览表，较多出现预想不到的结果，对注意到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也可以说，今后通过应用计算机的研究将会变得更多更频繁。
　　不管普通的研究，还是应用计算机的研究，重要的还在于各国研究者之间的情报交流以及合作。希望以此次访问作为良好的契机，企盼中国与日本的研究者能够进一步交流情报以及合作。谢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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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井公成‘华严思想の研究’（春秋社、1996年）、同“禅宗に对する华严宗の对应--智俨?义相?法藏の场合--”（“韩国佛教学SEMINAR”8号、2002年9月刊行予定）
　　Charles Muller：http://www.human.toyogakuen-u.ac.jp/~acmuller/
　　Christian Wittern：http://www.zinbun.kyoto-u.ac.jp/staff/wittern.html
　　冲本克己“MENSURA ZOILI -- 禅文献の计量语汇论的研究の试み”（“禅文化研究所纪要”19号、1993年）
　　后藤义乘“计量文献学による汉译者推定”（“印度哲学佛教学”12号、1997年10月）
　　N-Gram については、“汉字文献情报处理研究”第2号、“特集: N-gramが开く世界―确率?统计的手法による新しいテキスト分析―”（好文出版、2001年10月）。
　　N-gram相关的程序可在以下的网站得到。
　　师茂树：　http://www.ya.sakura.ne.jp/~moro/profile/index.html
　　近藤泰弘： http://klab.ri.aoyama.ac.jp/tool/index.html
　　极恶（=handle name）： http://www1.u-netsurf.ne.jp/~dune/N_2Dgram.html
　　（译者：林鸣宇）
　　（作者简介：作者是驹泽短期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