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常急境常静——浅论日本茶道中的禅宗思想

前 言
　　自公元12世纪后半叶，禅宗东渐、明庵荣西弘传临济禅而后，武士兴禅，镰仓、室町、江户三代幕府绵延700余年；禅风日炽，临济、曹洞、黄嬖三宗鼎立风传东瀛列岛。禅宗与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禅宗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五山文学、俳句、茶道、书道、剑道、武士道、儒学、绘画雕刻、园林艺术等层面窥见一斑。似可断言，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式样，禅宗对日本文化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茶道即饮茶之道。它具有极为浓烈的审美意识，更具有深奥的修身养想性之哲学品位。“茶圣”千利休用“和敬清寂”四个字，概括了“禅茶一味”的化境。中日在友好邦交以后,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了不少的交流。特别是在文化的交流，因为中日两国的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在这方面谈到的最多是茶文化和宗教。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也是日本人民心灵寄托，但日本人的饮茶风尚是从中国传入的。茶在日本上升为“道”，以致成为一个国家文化代表。日本“茶道”由珠光开山，经过绍鸥的改造，到千利休完成的过程，正是以一休宗禅师这位日本禅学之祖的禅语为精神内涵的“禅—茶禅一味—茶道”。“茶禅一味”应该完全是参禅求悟之事，而与饮茶关系甚少。特别是以饮茶作为日常生活，娱乐活动（如茶艺表演）根本无涉。“茶禅一味”的“味”字,不是茶味,是日本禅人的一种内心感悟,是一种从苦中而得到一种“道”理，抑或是一种禅悟！当然，“禅茶一味”是精致的，是精致到了简素的一种庄严！
　　我的论文题目是“水流常急境常静——浅谈日本茶道中的禅宗思想”。之所以选择禅与茶道这个方面写,一是出于我对茶道的喜欢，我一直认为茶道能修身养性，特别是茶道精神的内在更具有无比的魅力。二是我对茶的熟悉，我出生于茶文化气息浓厚的湖州，众所周知，当年陆羽避战乱南下来到湖州拜妙喜寺皎然大师为师学习禅学，后来就写了举世闻名的《茶经》。出于上述两个主要原因我选择从禅的角度来写茶道。
　　论文综合了历史、文化、哲学等多门学科，力求达到对自己掌握知识的全面利用。茶道作为一种综合文化，其内容极为丰富。茶的世界观中既包含着一些超脱尘世，游向他界的梦幻，也包含着一种引人入胜的生活哲学。在这个经济发展的世界里，除了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外，我们更需要从文化得到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
　　水流常急境常静——浅论日本茶道中的禅宗思想
　　内容提要：日本茶道是日本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项。中国的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汲取、融合，出现了大和民族独具内涵的茶道。日本茶道又绝非中国茶文化的简单移植或翻版。中之茶文化在日本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经过再创造的过程，形成为一种综合文化体系。日本的茶道从形成时起，不少茶道家既是僧侣，又是茶人，茶道因此就具有禅理的意味。他们重视内观内省，自我修养，其真谛在于悟禅的妙趣，成为融宗教、哲学、伦理、美学为一体的文化艺术活动。
　　关 键 字：日本茶道 禅宗 禅茶一味 和敬清寂 修养身心
　　引 文
　　随着中日友好邦交以来，中日文化交流成为一个重要渠道，而在中日文化中，茶文化是一个重要方面。著名的日本茶道奠基人千利休居士的后裔千宗室先生提倡“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论，热心推行茶道国际化。日本的茶道发展演变分为3阶段：追求理想境界的幻想型，重视实物性能的养生型和上升为宗教审美意境的。后者是前者的综合（茶道被认为是应用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把对茶道的他界观念性幻想和对茶道的具体实物性认识综合起来，乃是日本茶道的精义便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儒道佛学——禅宗中找到理论渊源。
　　对于禅宗与茶道的研究不能说是史学界特别关注的问题, 在国内对茶道的研究是比较多。在《农业考古》有专门的茶文化专辑，其中有许多学者写了有关茶道的论文像《中日茶道文化之比较观》、《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新奉献——读《〈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这一类主张是研究论述中日茶文化的关系，阐明茶道文化的源流来自中国，却在日本发展成为一种“道”。有一类是仅日本茶道作详尽阐述的如《茶道在日本诞生的原由》、《日本茶道的神髓》这些论文对于论述茶道是非常详尽，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心理条件、宗教条件上叙述茶道的产生，并指出茶道的精神所在。还有一类论文《论“茶禅一味”》、《禅宗与日本文化》、《茶道与禅》等，应该说这些论文与我的论文有相似之处，而且给我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文献。
　　国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大数是日本学者，有【日】铃木大拙的《禅与艺术》、千宗室的《〈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等一些日本学者的书。这些学者把日本传统文化与禅宗联系起来研究，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对比，而且特别在研究日本茶道与禅宗方面有不少建树。这些都成为我的论文的重要资料。禅宗泛化为广义的日本禅文化，以“我话开过百花杀”的力度和气概，把日本文化推向新的阶段。因此研究日本某一传统文化必将禅宗联系起来。
　　目前学术界对于茶道的研究应该是比较丰富的，但其实茶道既为“道”并非一种仅局限于品、赏，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思想，一种教人为人的品质。在品茶过程中要有所悟，从而达到品茶的真正目的。因此茶道中体现了一种宗教、一种生活哲学。
　　我的论文首先将分别从禅宗和茶道进行阐述和分析，清晰地说明禅宗的含义和茶道的内涵，然后就“禅宗一味”着手讨论禅宗与日本茶道之间的关系及“禅茶一味”的深刻内含，最后将这一含义升华为现实意义，也就是在日本茶道中的禅宗佛义如何在现实生活发挥作用。我的论文力求达到既能让大家明白茶道的本质含义，又体会到禅宗的深奥意义，更是要大家从茶禅中悟到一种精神，一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谦虚、俭让、内倾的精神。
　　一、清净之佛心所在
　　禅是梵语“禅那”（Dhyana）的略称，译为维修，是印度佛教调心入定的方式，也是印度各教派共有的修持方式。禅宗是存在于各种宗教、各种宗派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静坐默想，灭却私心杂念，进入无人世界的宗教体验，及所达到的境地。这种普遍存在于宗教领域里的东西，被佛教明确地表现了出来。禅宗的主意为否定现行的、肉体的、精神的自己，通过否定获得一个无形无相的自己。禅宗主张自己究明，自我求悟，佛不在于被求者本身。母亲腹中的胎儿之心，便是清净之佛心所在。所谓“了悟”，是“能所皆忘”，能指主观，所指客观。能所皆忘的境地，又是“能所合一”的境地。佛教称之为“三味”，观花为花，观木为木，花外无我，我外无花，这一境地是佛教所追的最高境地。
　　禅宗南宗的开山祖惠能提出了“无著为本”的解决方法。“无著”即不执着于外物，其实质在于既追求外物，意谓勿执着于俗物。惠能认为，“无著”的真意即在“于一切法不取不舍”，“一切法”即世俗万物，“不取”为不执着，“不舍”为不脱离，这就是说，得道之人在从事俗务时，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即可不受俗务所累，并能“见性成佛道”。这里的“真心”即“真心”，亦即“平常心”，平常心是无有执着的，心若有所著，即被所著之物牵系，这叫“被缚”。惠能认为，只有迷妄之人才对坐禅执着，而执着于坐禅实是“障道因缘”，不可能悟道，因为“道须通疏”，故只有不滞不著，才可体悟大道。
　　禅的含义通常有三：一是专指佛家禅定；二指佛教包括禅宗在内的定慧之学；三是中国禅宗思想的代名词，以禅来代表禅宗一直较为普遍。禅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超越了必须由苦修戒定才能生慧的传统路向，认为只要证入心空无物的状态，验证到本来清净无染的本心，就是达到了佛教修持的最高境界。在世俗各项活动中一样可以明新见性，都有开悟的可能。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形佛”十六字，认为念佛修忏读经，烧香礼拜，长斋梵行并非是成佛的唯一方法。单刀直入地直指本心本性，晓得其本心本性即是佛心佛性，才是“了悟”之捷径。禅宗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这种智慧表现为“于相而无相”，“于念而无念”、“于一切境上不染”，“于一切法不取不舍”，“于一切法无有执着”，“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于六尘之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等等，其实质就是让人消除一切执着，保持一颗“平常心”，有“平常心”者即应物而无累于物，做事而不滞于事，入世而不泥于世。“平常心”的智慧是一种心理调节方法，它能淡化和消解人的各种不良情绪，使人保持心态的平衡、稳定、充实和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种教人如何摆脱生存烦恼的生存智慧。总之，禅宗有关“平常心”的智慧能使人成为达观的人、自在的人、从容镇定的人、应物而无累于物的人和有生活情趣的人。这样的人便是能够真正主宰自己生存的人。中国的百丈怀海禅师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由于禅宗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所以关于日常生活有严格的各种清规。这些清规深化提高了生活文化，使其生活带有一种艺术韵调。
　　自古以来日本就有吸收大陆先进文化的传统，除了日本神道外，佛教可谓日本的国教。随着新佛教——禅宗在中国的诞生，日本的僧侣们又开始了新的“吸收”。十二世纪末宋僧荣西首先把禅宗临济宗传入日本，镰仓时代初期的道元又将曹洞宗带回日本，使禅宗得以在日本流传开来。“日本禅林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禅宗界的巨大影响，并按其自己的特点传播开来。”⑴
　　禅宗法脉和禅意智慧在日本扎下了根，禅宗思想对日本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巨大影响，渗透于武道、茶道、花道、书道、画道、诗道、园林设计等各门技艺之中，这些活动也都被认为是通向觉悟之道，即此技艺来代替坐禅，参禅等苦修方式，在自然而然的生命活动中训练思维并逐步开悟。
　　坐禅，作为禅宗僧侣的修行方法，要求僧人们独自跏跌而坐，静坐敛心，集中思维，专心一境。于是具有提神醒脑、驱除睡魔功效的茶，便成为僧侣们须臾不离的饮料。而日本茶人的参禅使日本饮茶文化最终上升为茶道成为可能。正如明治维新时期的美学评论家冈仓天心所说的：“茶道中所有伟大的大师都是禅的弟子，并且力图把禅宗的精神落实在实际生活之中。”茶道的开山者——村田珠光就是禅宗的信徒，他通过参禅，把禅的思想融入茶事活动，终于将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提高到了一种艺术的高度，并且使日本茶道成为一种哲学、一种宗教。
　　二、禅茶之不解之缘
　　在日本文化中，茶文化占有极大比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茶道。而禅宗的思想是茶道的主流。禅宗与茶道的相通之处，在于对事物的纯化。这种纯化，在禅宗那里是靠对终极实在的把握来完成的，在茶道那里是靠以茶室内的吃茶为代表的生活艺术而实现的，茶道具有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美。
　　茶在镰仓时代以前就为日本人所知。不过，促使茶更广泛传播的确是荣西禅师，他从中国带回茶种又把它种在禅寺院内。据说这位禅师还写了一本关于自己种茶的书《吃茶养生记》，并把这书连同茶一起献给了当时多病的将军源实朝。荣西可以说是日本种茶的鼻祖。他当时就认为茶有药效，能治多种疾病。他在中国禅院时肯定看到过茶的仪式，不过，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及。所谓吃茶的仪式，就是在禅院中用茶款待客人，或者请院中的僧人一起吃茶。将这种吃茶的仪式带到日本的是比荣西大师晚半个世纪的大应国师。大应之后，又有数名禅僧成为茶道的师匠，最有名的是一休和尚。一休又把吃茶的仪式传给弟子村田珠光，他大大发展了吃茶的礼仪，并成功地将日本人的情趣融入其中，成为茶道的创始者，又经他把茶道教给当时艺术的庇护者足利义政将军，最后绍鸥等人完善，经千利休的改造，终于形成今日的茶道。
　　茶道不同于一般的喝茶，品茗，而是具有一整套的严格程序和规则。茶道品茶很讲究场所，一般均在茶室中进行。正规茶室多起有“XX庵”的雅号。茶室面积大小不等。以“四叠半”(约合九平方米)大的茶室居多，小于四叠半的称“小间”，大于四叠半的称“广间”。茶室的构造与陈设，基本上都是中间设有陶制炭炉和茶釜，炉前摆放着茶碗和各种用具，周围设主、宾席位以及供主人小憩用的床等。接待宾客时，待客人入座后，由主持仪式的茶师按规定动作点炭火、煮开水、冲茶或抹茶(用竹制茶匙按一定动作将茶碗中的茶搅成泡沫状)，然后依次献给宾客。茶道品茶分“轮饮”和“单饮”两种形式。轮饮是客人轮流品尝一碗茶，单饮是宾客每人单独一碗茶。饮茶完毕，按照习惯客人要对各种茶具进行鉴赏，赞美一番。最后，客人向主人跪拜告别，主人则热情相送。
　　茶道是禅宗的化身。茶道将禅宗的清规扩大化，更进一步强调了禅宗的思想。那么茶道与禅宗是怎样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这里引用久松真一先生的一段精辟的论述：“茶道的第一目的为修炼身心，他是茶道文化形成的胎盘。无形相的了悟作为一种现象显示出来的才是茶道文化。茶道文化真是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化形成。茶道中渗透着无相形的自己，即茶道文化是无相形的自己的外在表现，茶道实际创造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这些创造者创造的文化，反过来有创造文化创造者。茶道是这样的一种修炼人的天地，是一个文化创造的领域。就此意义上说，茶道是无相形自己的形成及无相形自己的场所。”
　　茶道可以称为“无的宗教”。它从“有”的不安感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本来无一物”的绝对否定的世界。“无一物”似乎给人一种消极、萧条的感觉，其实“无一物中无尽藏”，其中包蕴着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存在性。自由自在的存在只有在否定拉的、绝对无的主体中才能实现。这样，“无一物”岂是消极之物，它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茶道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生机的宗教。最纯正的茶道被称为“草庵茶”。“草庵茶”是对高贵、财富、权力的彻底批判，以及对低级、贫穷的新的价值发现与价值创造。“不恃一物”被视为一种高尚的事物，与此相比，茶人的内在修养才是最重要的。“本来无一物”的主体是茶道艺术创造的源泉。“无心”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执着。它是人自然具有的“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就象流水一样，不断向底处流，不与高山争高低。执着，求胜心切往往反而失败，好象是“欲速而不达”一样。在茶道的具体文化形成中，有许多规则、法式。但对于一个真正的超脱了的茶人来说，这些规则、法式从一种“约束”转化一种“创造”形式。“千利休在《南方录》中指出：茶道之秘事在于——打碎了山水、草木、草庵、主客、储具、法则、规矩的、无一物之念的、无事安心的一片白露地。”⑵“心中一则”是茶道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学习茶道时有千则万则需要记熟，需要操演，但茶道修行的本意在于锤炼“心中一则”。当茶人们通过多年的修行，彻底领悟茶道之本意后，就会忘掉千则万则，而只用“心中一则”来创造多种多样的茶道文化形式。
　　茶道与禅宗在内在精神本质上存在着惊人的共同构现象。禅至惠能而定行，其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所以禅门僧徒主张远离尘嚣又不失自在适意的人生哲学，追求清净又不失优雅的生活情趣，这已失却了宗教的普遍的禁欲主义之意义，倒俨然是中国封建后期士大夫的一种“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法”。茶道超越了解渴醒酒、提神破睡等外在的生理和药理效用而有了新的精神意味。“茶性俭”啜之淡然，似乎无畏，细品之后顿觉一种太和之气，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也就是“隽永”——这正是自然之性，茶之一切灵性皆出于此。禅的理趣与茶的品性在经历了各自的嬗变轨迹之后，一个是于“净心自悟”之中求得对尘嚣的超越（禅）、一个是于平淡之中的“隽永”完成自我身性的升化（茶），两者互为寄托、相互印鉴，成为茶文化之重要内容——茶道。在这些士禅的心中茶乃是他们步入禅境的理想的依托之物，而禅境也是茶饮之道的最高理想之所在——这是“茶禅”趋于“一味”的主要动因，这正是“茶禅一味”之最深刻的内蕴。
　　以上有关禅茶一味的阐述归为一点，那就是脱却一切个别的，他律的、世俗的成见，直入“无一物”之境界，随时随地无碍、自由自在地应付一切外来的事物，在“无事、无心、无作”之中又显现出无穷的活力，无限的创造力。
　　三、茶道浑似学参禅
　　茶道，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典雅致的文化修养，也是日本人接待宾客的一种特殊礼仪。它具有极为浓烈的审美意识。
　　茶道讲究遵循“四规”，“七则”。四规指“和、敬、清、寂”，乃茶道之精髓。“和、敬”是指主人与客人之间应具备的精神、态度和辞仪。“清、寂”则是要求茶室和饮茶庭园应保持清静典雅的环境和气氛。七则指的是：提前备好茶，提前放好炭，茶室应冬暖夏凉，室内插花保持自然美，遵守时间，备好雨具，时刻把客人放在心上等。
　　茶道同禅宗密切相关的，并不只是在茶道的实际形成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在于对茶道仪式中奔流不息的精神的奉行。这种精神用感情来表达就是“和”、“敬”、“清”、“寂”这四个字，是把茶道成功地贯彻到到底的必要条件，是构成亲如兄弟，秩序井然生活的根本要素。禅寺生活也是如此。禅僧的举止言行都要符号规矩，用拜访过禅刹定林寺的宋代儒家程明道的话来说就是“三代威仪，尽在是矣”。禅宗的教义当然要超越形式而直接把握精神，但同时禅宗也在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由许多特殊的形式，而且只有以形式为媒介，精神才能得以表达。
　　“调和”也可解释为和悦之“和”，后者也许能更好地表达那支配着茶道进行过程中的精神。调和意味着形式，而和悦则暗示着内在的感情。所谓茶室的气氛，就是在周围创造出这种和悦之“和”——触感的和，光线的和，韵味的和。泽庵的《茶亭记》中记载“茶道以天地中和之气为本，乃治世安稳之风俗。今之人，皆以此为待友，会谈之媒，快饮食而助口腹，且茶室内修饰甚美，人聚于珍品之侧，以诱己之巧，嘲他人之愚，然此皆非茶道本意”。⑶“礼之本为敬，其用以和为贵，是孔子礼用之词，亦茶道之心法。公子贵人来坐，则其交淡泊，绝无阿谀奉承之事，又等下辈来访，仍以敬相待，亦无傲慢无礼之举，茶室之中，和气常流，久而成敬之故也”。⑷“是故构茶室之先，应备茶具、礼法、服饰、筵席，不繁，不丽。虽以古道，能生新心，不忘四季风景，不谄，不贪，不奢，谨慎而不疏，尽礼至减，是谓茶道。”⑸“是则赏天地中和之气大乎哉,至此，茶道乃成。”⑹
　　“敬”原来是一种宗教情感。到后来，这一感情逐渐推移到社会关系中，堕落成为一种单纯的形态主义。在当今的民主时代，“敬”的观念受到部分人的怀疑。不管它怎样，在“敬”中总会有宗教倾向的存在。禅宗的真理就是抛却一切虚饰，华丽的外表。为了这一真理的存在，禅可以捣毁包括重要遗产的一切文献，同任何事情一样，禅宗需要的只有心中的至诚，而不是什么概念的东西或单纯形体的模仿。丰臣秀吉在当时是茶道的极大庇护者，他曾给千利休写了一首和歌“汲水心中无底处，始成茶道真用途”说明已触及敬的精神。
　　千利休曾这样说过“所谓茶道者别无他事，唯只煮水、沏茶、品尝而已。”⑺确实，茶道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敬，就是心灵的诚实、纯化。
　　构成茶道精神中的第三要素“清”，可以说是日本人心灵的独特贡献。清即清洁、整齐，这点在和茶道相关的一切事，一切场所中都可看到。在饮茶会客的茶院中可以自由的使用清水，即使有时用不上自然的流水，在附近也会为客人准备好洗手的石钵。茶室内更不用说是一尘不染了。茶道的“清”使人想起道教的“清”。它们的相通之处，就在于二者锻炼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心脱离五官的不洁而获得自由。一位茶人说道“茶道本意在于清净六根，眼见挂轴、插花、鼻闻香气，耳听汤音，口品香茗，此五根清净之时，意根自然清净。毕竟，清净意根之所在。故我于二六时中，不离茶道之心，此绝非徒享口舌之乐也。”⑻
　　构成茶道四要素之最后一个的“寂”，是作为茶道的最根本的要素。没有了它，茶道也就不成其为茶道了。寂在茶道中则比较接近“贫困”、“真朴”或“孤独”，是日语中的“闲寂”。闲寂并非只是对某一特定类型环境的心理反应，它其中一定要有一种美的原则。“日本茶道中的美意识——わび（可译为闲静）的研究大都在日本道具中去取证”⑼。我们可以把闲寂定义为对贫穷的审美趣味，当这一审美趣味被作为艺术原则来使用时，则需要在周围创造或重构一种环境。以唤此情，茶道也是如此，它也一直试图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这一理念。
　　闲寂，是美、道德与灵魂的融合。因此，茶人们认为茶道就是茶道生活本身，而不是什么娱乐。不管这娱乐本身有多么的高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禅宗才同茶道直接相关。事实上，过去有很多茶人都认真修习过禅宗，并把在禅宗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在茶道的专门技艺上。禅匠们的哲学是偶自于佛法中的空或涅磐（智慧），并用生命即“无生死的生死”去阐述无意识。对禅匠来说，最终就是超越生死，到达无畏之境。茶道中也体现这种精神，“无意识”才能允许那么彻悟的弟子和茶人师匠瞥视其自身的无限可能性。
　　四、超越自我理相通
　　茶道家推崇茶禅合一，重视参禅与茶的统一，讲究茶道与其他文化艺术门类所共有的审美情感。这种通感就是所谓的禅意，即禅宗思想中那些超越了宗教范畴的思想智慧。这种智慧包括世间各种文化艺术，身心文化各学科共同存在的直觉美感，在达到专项技艺高水平的虚静心态下，就能显示出来。同各学科都重视研究禅意一样，我们也应关注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各文化部类共同强调的悟心之法。
　　茶道理论把禅意人性修养提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这种重视心态状态的巨大能动作用，旨在发挥人的心身潜力的调心方法，在今天仍有不小的参考价值。铃木大拙在《禅与茶道》一文中讲了一个禅门故事：一著名茶匠被一习武浪人逼迫要比试剑道，茶匠经一位剑师点化，在比武时，深深沉寂于茶道和寂的心态中，成了无畏、无意识的体现者，结果在正式决斗前就吓跑了那个浪人。铃木认为，这个故事的启示是：熟练掌握一门技艺所必须在任何实际技术或方法论的根基中，都有某种直接通向自身“宇宙无意识”的直觉存在，所有属于各种艺术的这些直觉之间，不应看作是彼此孤立的，而应看作是衍生于一个根本的直觉。剑士、茶匠以及其他各种艺术的师匠所掌握的各种专门性直觉，不过是一个大体验的各个具体应用。以这一根本体验可以洞察一切创造力和艺术冲动的根源。对禅家来说，最终的直觉就是超越生死，达到无畏的境界。如果修行到悟的程度，就可以创造各种奇迹了。在这时，无意识才会允许禅门弟子和各类艺术大师洞悉其无限的奥妙。
　　这个“宇宙无意识”与不动智，心物如一、天人合一等修心境界，皆是完全相通的，可融汇为一体的最高的艺术、审美、竞技境界。“白居易的‘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的观点，道出了静动修持与禅悟相结合的重要性，亦即许多人都推崇的庄禅合一之境。庄子说过‘故深深又深而能物焉，神神又神而能精焉’，意谓在‘深深又深’的入定动态，可以以先天动态的技术超水平发挥，并入宇宙融合无际的‘神神又神’的功能，达到艺术竞技之化境，所谓‘目击其境，便以心击之，深究其境’。”⑽ “禅是欲使人心能以自由豁达为要的，拒绝概念性的东西，使主客观都忘却，超越生死，不执着悟性，直透佛心”（铃木语）。⑾对多数人来讲，可以从轻松入静着手，逐步向无为法过度。
　　值得重视的是今天我们倡导茶道内在的精神目的是为用儒家文化这样宏中肆外的壮阔思想体系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生活。茶道的精神内涵中演绎着一种精蓄、守忠、忠孝仁义为本，重视教育、自强不息、讲究秩序、重视安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谦虚、俭让朴素、内倾、足不出户而望知达天下等精神。虽然对有些精神实质我们并不予提倡，但它的基本思想却仍然是受到我们尊敬的。
　　禅宗心法可以作为一种自我锻炼身心，探索生命奥秘的技术，一种比较完善的调节心理平衡的机制和方法，一种防止物质力量异化，保持高昂生命基调的人生哲学，一种可以矫治心理过分偏激、执着的生活艺术，在现代科学中的部分学习里产生着积极作用。
　　（作者系浙江大学 本科生）
　　注释：
　　⑴【日】今枝愛真：《書評<日本禅宗史論集>》，《历史研究》。
　　⑵ 滕军：《茶道与禅》，《农业考古》，1995年，第38期，第76页。
　　⑶⑷⑸⑹⑺⑻ 【日】铃木大掘：《禅与日本文化》，三联出版，1989年，第108-144页。
　　⑼此类研究有：水尾比吕志「わび」、淡交社、1971年。倉沢行洋「芸道の哲学」、東方出版、1983年。芳賀四郎「わびの研究」、淡交社、1978年。
　　⑽⑾ 景扶明：《禅与武士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1996年，第1期，第4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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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陈永军：《试论日本“剑道”与禅宗》，《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10页。
　　21．祝毓桄、李恩赐：《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杭州大学出版，1991年，第66页。
　　22．滕军：《茶道与禅》，《农业考古》，1995年，第38期，第76页。
　　23．丁文：《论“茶禅一味” 》，《农业考古》，1995年，第38期，第78页。
　　24．赵海川：《“茶禅一体”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8期，第86页。
　　25．吴平：《禅趣人生》，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6．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7．季羡林 吴亨根等著：《禅育东方文化》，商务印数馆，1996年。
　　28．张伯伟：《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29．俞清源编注：《径山诗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30．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中日文化论丛——1997》，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31．东军：《日本茶到的神髓》，《农业考古》，1994年，第36期，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