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与日本初传的禅

中国禅宗与日本初传的禅
　　和日本大多数佛教宗派一样，日本禅宗来自中国那块广袤厚实的土地。为了能使人们对“日本禅”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有必要将禅宗的发展脉络简略地加以梳理。
　　如果说佛教从遥远的“西天”东传而来，最后在“东土”发展形成了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化怫教的话，那么，禅宗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了。禅宗是纯粹中国佛教的产物，代表了汉地佛教文化的基本面貌。
　　一、从印度的禅到中国的禅宗
　　▲“禅定”概说▲
　　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所谓“禅”，是梵文“Dhyāna。”（禅那）的音译略称，意译作“静虑”、“思维修”等，指安住一心，静心思考，使身心得到平和或体悟特定的义理的行为过程。本是古印度宗教哲学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被纳入佛教，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当年释迎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苦思冥想然后成道。这种静坐苦思冥想的方法就是“禅”。而“禅”又可分为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种情况，即指“禅”的修行过程中的四种不同层次的感受。
　　人们又多说“禅定”。所谓“定”，是梵文“Samādhi”（“三摩地”或“三昧”）的意译，指心注一境，精力集中不分散的一种精神状态。因其具有“心住一缘，离于散动”（《大乘义章》十三）的特点，所以中国古代也将其译作“止”。这也是佛教吸取印度古代宗教哲学而出现的宗教实践。
　　“禅”和“定”作为两种重要的修行方法，前者具有“思维”的特点，后者则体现“静心”的特征。所以，印度古代哲学和佛教通常都把“禅”和“定”结合在～起。佛教的“禅定”表示通过思维修习活动而获得心地纯洁清净，即达到佛教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印度佛教极为重视禅定的修习。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八正道”，其第八即指禅定，是指在正见指导下修习进入无漏清净的禅定。大乘佛教提倡修习的“六波罗蜜”中，禅定是其中的一项。由龙树、提婆所创的中观学派，也要求通过禅定获得般若正智，悟得“八不缘起”与诸法实相。在早期的汉译佛典中，禅籍是
　　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有不少都记载了坐禅修炼的方法。
　　然而，尽管印度佛教非常重视“禅定”修习，有关“禅学”的理论也很丰富，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具备完整的世界观、实践方法、认识论的教派体系。
　　教派体系的孕育和形成却在中华大地上蓬蓬勃勃地展开，并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禅宗，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体系在这里出现并发展。
　　▲慧能的贡献▲
　　据禅宗典籍记载，中国禅宗的创立者是那位漂洋过海，从南印度来华的菩提达摩，而他又是印度禅的第二十八代祖师。
　　印度佛教有禅学而无禅宗，这已是定论。所以，灵山会上，佛陀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从而“以心传心”，迦叶受“正法眼藏”，成为禅西天开山祖师，并把他所领悟的佛法在印度又传了二十七代而到菩提达摩，这只是禅自身为了将法系推至佛陀，从而假托的“教外别传”的传说。
　　然而达摩对中国禅宗的创立确实是有贡献的。
　　有关达摩的传说都很生动，已成典故或成语的就有如“跨水逢羊”、“折苇渡江”、“面壁九年”、“只履西归”等（见《五灯会元》），还有他和梁武帝的对话，在禅门丛林中，被作为第一则“颂古”而流传，是众所周知的公案①。但根据史料，这些都是后来禅僧们虚构的故事。但是，达摩确实曾在北魏传禅法。他的禅法的一大特色就是“安心”，“安心”的内容是“壁观”——心如壁立。要求通过“壁观”，达到自身与真如佛性相契合的目的。
　　达摩的禅法是根据《楞伽经》如来藏 性思想，认为众生本是佛性，与佛同一真性，只要凝心壁观，摒除杂念，由定发慧，便可悟如来藏佛性，进入佛的境界。
　　按禅宗史，达摩的“安心法门”因慧可“立雪断臂”而传之（见唐·法琳《慧可碑》、《景德传灯录》卷三等），从而慧可成为东土二祖。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
　　五祖弘忍随侍道信三十年，尽得道信禅学思想精华。后因定居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东的凭茂山，故其禅学被时人称为“东山法门”。其核心是“一行三昧”，即以法界（真如、实相) 为观相对象，并以法界为唯一行相的禅定。
　　如果说达摩禅主要体现了严格的枯坐修禅和头陀行守戒的话，那么实际上包括了道信、弘忍两代禅师的禅学的“东山法门”，就已经体现出任运自然、自由活泼的特点。这两代禅师分别在黄梅双峰、凭茂两山接引道俗，念佛习禅，使达摩禅有了长足的发展，声誉大振，“四方龙象归依奔凑”，为中国禅宗的真正创立奠定了基础。
　　禅宗史上，称慧能为“六祖”。实际上，这“六祖”才是真正的中国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以其“得法谒”②而被五祖弘忍看中，秘传衣钵，立为六祖。但真正再开“东山法门”，大兴禅法，却已是十六年之后。这十六年，为防人谋害，慧能“杂居止于编人”，“混农商于劳侣”，销声匿迹于异邦。后于南海（今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在众僧“风动”“幡动”的争论中，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自心动”，而使印宗闻之竦然，从而反从请益，并会集大众，为他削发授戒为僧。慧能这才正式公开说法，大弘禅道。后移居曹溪宝林寺，并讲佛法三十余年，创“顿悟法门”，与弘忍的另一位高足，活动在北方地区，与主张“渐悟法门”的神秀相对，时人称为“南北二宗”。但慧能所创的南宗势力日益扩大，逐渐取代北宗，遂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从慧能的“得法揭”，可看出慧能接受了“缘起性空”的《般若经》的思想，以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涅槃经》的思想，主张佛性本有，心性本净。然而由于众生心中所生的安念覆盖了这真如本性，使其不能认识自己本有的佛性，故要除却妄念，拨去云雾，自识本心，直见本性，如此即可“见性或佛”。
　　慧能的“顿悟”说，认为成佛在于一念领悟的刹那之间，而不在于长期修习。这就彻底否定了神秀所继承的传统的坐禅修行的形式，而将整个修行程序都归结于“顿悟”一环，“单刀直入，直了见性”，多么直截了当！
　　“见性”和“顿悟”作为慧能所创的“曹溪法门”的两大纲领，体现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革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明心见性”是融汇了印度佛教大乘空宗（生一切皆空）、大乘有宗（主佛性为实有）的思想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道家的主静说思想后提出来的理论，从而更适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
　　壤，故而使得禅宗的思想比起其他佛教宗派来，在中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而其“顿悟成佛”的主张则使得传统佛教的烦琐哲学，历代祖师相传的念佛、读经、坐禅等系列修习功夫，变得简捷明了，既能为下层百姓接受，也能为上层朝廷赏识，从而使得南宗禅能替代神秀的北宗禅，乃至后来替代佛教各宗的地位而得以
　　兴旺发达。
　　总之，慧能的南宗，通过对平凡的自性清净心的肯定，用最为简洁易行的方法，行住坐卧皆是坐禅，依靠主观的证悟来实现其宗教理想。慧能继承了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并发扬光大，从而把南宗的禅法与世俗的社会相联系，与尘世的生活相融汇，使得禅宗成为佛教中国化的真正代表。
　　▲“一花五叶”▲
　　据《景德传灯录》卷三，达摩初祖在向慧可传“正法眼藏”，并授袈裟为法信时，曾说揭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即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宋代词人黄庭坚曾赋《渔家傲》一组，其中第一首的下半闺云：“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付。只履提归葱岭去。君知否，分明忘却来时路。”这里都有“一花五叶”之语，这是禅宗为归纳自己宗派源流所创，现已为成语典故。
　　所谓“一花”，即灵山会上，世尊“拈花”，因迦叶破颜微笑，而向其付“正法眼藏”，二十七代以后由达摩传入中国，这是禅宗之源。所谓“五叶”，指六祖慧能所创的南宗所分化发展而成的五个宗派，这是禅宗之流。
　　前面说到，自达摩相传的禅法，六传至慧能，经慧能在曹溪的“革新”，从而创立了提倡“顿悟法门”的南宗。慧能的弟子们继承师之“衣钵”，大力宣传，广泛介绍慧能顿悟禅的基本内容，使南宗禅影响愈来愈广，最后终于取代神秀在北方所建的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六祖慧能以后，禅宗可析为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其中南岳一系分化出沩仰、临济二宗，青原一系分化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这就是早年达摩法揭中所提到的“一花”所开的“五叶”，禅宗史上所称的“五家禅”。
　　五家禅的相继确立，是中国禅宗臻于鼎盛的标志。五家禅的时代，禅宗远渡东瀛，传入日本。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五家禅及其前身。
　　禅宗史上著名的“磨砖作镜”③的故事，说的是马祖道一在南岳怀让处受教，豁然契会之史事。道一后来离开南岳，前往江西传法，开创“洪州禅”（或称“江西禅”），被尊为“江西主”。“洪州禅”是慧能禅的重大发展，因其成佛说更为直接，而其禅法实践也更为简易，并且吸取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使禅宗进一步中国化。
　　道一的弟子怀海为洪州禅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由他制订的“禅门清规”，即后世所称的“百丈清规”，则更是对整个中国禅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使得禅宗在体制上更加中国比。从此，禅僧们在完全独立于其他宗派的丛林之中，按照自己建立的生活方式，过着完全中国式的修习生活。
　　就在马祖道一在江西大弘洪州禅法之时，青原行思门下的希迁在湖南衡山南寺石台上结庵行禅，被尊为“湖南主”，也称”石头和尚”。他的禅风和接引方法都很严厉，有“石头路滑”之誉。他还撰有《参同契》五言小品，取华严宗思想入禅，旨在会通南北两宗，篇幅虽短，对禅宗思想的发展，却影响很大。
　　慧能所创的禅宗经过“江西主”、“湖南主”这“二大士”④时代的发展，禅僧团体已愈来愈扩展，参禅风气极为盛行，禅僧们多于平常日用之间、平实生活机趣之内，彻悟奇特幽玄之妙谛。怀海又创“既禅且农”的作法，丛林之中，农禅并行，更充满着生活的情趣。总之，新的境界、新的禅风，与中华大地的青山绿水相映，蔚为大观。
　　于是，五家禅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相继孕育而生了。
　　沩仰宗——这是怀海的门人灵祐及其弟子慧寂所创的宗派。因灵祐居潭州沩山（今湖南宁乡县），慧寂住袁州仰山（今江西宜春），故名。这是“五家禅”中最早兴起的一家。
　　沩仰宗承百丈怀海之风，把主观世界分为“三种生”，即“想生”、“相生”、“流注生”，认为“三种生”“俱是尘垢”，必须否定和抛弃它们，才能成佛得“自在”。在修行上，伪仰宗认为万物、有情皆有佛性，随处皆可悟法，处处皆可明心见性，人人皆可悟道成佛。
　　临济宗——这是怀海的再传弟子义玄所创的宗派。义玄受怀海门人黄粱希运的印可后，到镇州（今河北镇定）建临济禅苑，学侣奔凑，独树一帜，势力广布北方，形成“临济”宗派。
　　临济宗承马祖道一所创洪州禅之风，以“四宾主”、“四料简”、“四照用”为传教方法。接引学人时，单刀直入，机锋峻烈。其表现最为突出的方面就是把“喝打”或“棒喝”贯穿于一切禅行中，其次则反映在毁佛、毁祖、骂僧和排斥经典三藏上。这样就打破了一切枷锁，代表了慧能以后中国禅宗的历史趋向。
　　临济宗的自由、活泼、洒落的禅风十分见效，以致成为“禅宗“南宗”中最大的流派。到宋代，又分出黄龙和杨歧两派。而后又在日本得到弘扬，成为日本禅的重要部分。
　　曹洞宗——这是传自青原行思一派的，经石头希迁，又两传后，由洞山良价和其弟子曹山本寂共同创立的宗派。
　　曹洞宗承希迁《参同契》中“回互”之说，又建立了各种“五位”（五种位次、境地）的学说，并以此来接引、勘验参学的弟子。“五位”之说中，又以“五位君臣”最著名。此说主要是从理事、体用关系上说明事理不二、体用无碍的道理。
　　曹洞宗的家风细密，言行相应；又能随机利物，就语接入，放它在五家禅中影响仅次于临济宗。南宋时传入日本，与临济宗并行发展，也是日本禅的重要部分。
　　云门宗——这也是承自青原行思一脉的，四传以后，由文偃的韶州云门山（今广东乳源县）所创的宗派，故称“云门宗”。
　　云门宗以著名的“云门三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作为说教方式，认为佛性普现万有，真理不可名说，运用隐晦的手法去启发学人，使之悟道，体现“孤危耸峻，人难凑泊”之宗义。云门宗在北宋曾盛行一时，后宗风改变，逐渐与他宗融合。
　　法眼宗——这也源于青原法系，是由清凉文益所创的宗派。文益圆寂后，南唐中主李璟赐溢“大法眼禅师”，故名。
　　法眼宗受华严宗的影响，提倡禅教统一，即佛教内部要融合，对当时禅宗的空疏之弊有所纠偏。文偃提出“理事不二，贵在圆融”的口号，主张“圆融”以悟禅。三传弟子延寿撰《宗镜录》百卷，提倡加强读书，以使“圆融”更为丰厚，从而明佛、菩萨、众生皆有清净佛性。
　　法眼宗在宋中叶后虽衰微，但却从延寿开始传入朝鲜，在鸭绿江彼岸弘扬。
　　“五家禅”的相继确立，当在唐末五代之时。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是：唐武宗的“会昌法难”，拆毁寺院兰若四万余所，强迫僧尼还俗约二十六万人，没收寺院田产，将钟磐铜像委盐铁吏铸钱。因而中国佛教受到第三次惨重打击，元气大伤。晚唐以降，农民起义，军阀混战，最后五代十国分割为据。动乱之岁月，时代之沧桑，自然也对佛教的发展有影响，所以，佛教其他各宗或力势衰微，或辗转他国，或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隋唐之际那种蓬勃向上的活力和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然而，就在这“法难”、战乱的岁月中，禅宗却大大发展了，而且达到了历史的巅峰。无论是由皇帝发起的排佛毁佛，还是来自农民起义和军阀燃起的烽烟炮火，都没有阻碍这种发展的步伐，这是为什么？回答是：
　　（l）进一步地中国化，占据了更广厚的生存的土壤。禅宗不仅摄取了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的成分，还渗入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内部。故而，唐代以降，禅宗在士大夫中非常吃香，参禅之风之盛，受禅学熏陶者之多，均为佛教其他宗派所不能匹敌。所以，当“法难”、战乱来临之时，其所拥有的这片广厚的土壤，自然能起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片土壤，这种保护，自然是无形的，因为这是一种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植根、渗透。
　　（2）广范围的禅宗化，使禅宗壮大了队伍。这是指在佛教的内部。随着佛教盛行相应产生的排佛毁佛运动，使佛教的一些派别不得不改变一些存在方式和发展形式，而禅宗本身发展的结果，使它能够承担起佛教在精神领域内的功能。于是，其他的宗派就向禅宗靠拢了，进而是全面的禅宗化，从圭峰宗密的“华严禅”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到五代宋初永明延寿所主张的禅教合一，禅诵无碍，禅净并修，禅戒均重，内省与外求兼行的禅法的特点，都深深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使禅宗地位得以大大巩固，无形之中壮大了队伍。
　　另外，晚唐五代的战乱主要在北方，长江以南相对安定。这正好是盛唐之际禅宗的盛行之区，于是北方的一些文人学土和佛教义学纷纷南下，汇入禅宗队伍，这是一种有形的扩展。
　　（3）自身的农禅化，使其拥有了丰硕的经济基础。从百祖道一到百丈怀海完成的“既禅且农”的作法，使禅宗在经济上得以实现自给自足。所以，当其他以官寺庄园经济为基地的经院派诸宗在“法难”、战乱中一蹶不振的时候，禅宗却靠丛林中众位禅僧的自力劳作，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获得了生存下去的主动权。这对于提倡“平常心是道”、“吃茶吃饭随时过”的禅宗来说，自然是重要的。当然，这也是必需的，丰硕的禅林经济支持着禅宗稳步地走向全盛。
　　从上述印度禅到中国禅宗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不难看出，禅宗虽被托源至“灵山会上”的“拈花微笑”之说，实际是衍自印度禅学，而且是在华夏大地，经中土之阳光雨露培育出来的一株结着无花果的智慧树，是中国几代优秀禅僧在消化了印度的禅学以后，又融进了中国土生土长的老庄思想、魏晋玄学等传统文化而创造出来的佛教宗派体系。所以，禅宗的故乡在中国。 正当禅宗在这片广袤厚实的土地上“一花开五叶”，蓬蓬勃勃地展开，呈现出万千气象之际，中国的东邻，樱花的故乡——日本，佛教开始兴起，且大有蓬勃发展之势。于是，禅宗的“东渡”就成了历史之必然。
　　注释：
　　①此传说最早见于敦煌出土的佚名《历代法宝记》（774年间撰）和唐·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二之上，后来《碧岩录》将其作为第一则“颂古”流传，从而成为禅门众所周知的公案。
　　②即慧能针对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揭颂而作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这句是较通行的记载，敦煌本《坛经》此句作‘佛性本清净’，何处惹尘埃！”
　　③据《景德传灯录》卷五载：马祖道一初往衡山结庵，整日坐禅。其师南岳怀让便问他：“大德作禅图什么？”道一说：“图作佛。”怀让于是取一块砖头在庵前的石上磨来磨去。道一觉得奇怪，便问：“师作什么？”怀让说：“磨作镜。”道一说：“磨砖岂成镜耶？”怀让听他说完，即开示说：“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耶！”道一因此豁然契会。
　　④因道一在江西被尊为“江西主”，而希迁又在湖南被尊为“湖南主”，作为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两大禅脉的代表人物，被时人尊为“二大士”。
　　二、从“飞鸟”的佛到初传的禅
　　▲“飞鸟”佛的传播▲
　　中国、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中国、日本，来往频繁，交流甚早。
　　约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易道、医术、天文、养蚕术等就已传入日本，而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正式的历史记录。
　　公元6世纪（钦明天皇时代），日本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记录，而佛教恰好在此时传入日本。一从民间，一从官方。
　　民间之径：约公元522年（继体天皇十六年），梁朝人司马达等经由朝鲜到达日本。他们在大和国（日本古国之一）建立草堂，安置佛像，顶礼膜拜。但日本人并不很清楚此为何物，因从朝鲜来，从而就称其为“韩国神”。 官方之途：公元 552年（钦明天皇十三年），百济（朝鲜古国）国王派使臣进献金铜释迎牟尼佛像和经论、幡幢等。一般都把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的标志。
　　因听百济王在书信中说佛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祈佛得获保佑，所以天皇对百济王送来的佛像等很高兴，在向原建立了日本第一座佛寺。因有天皇支持，放初来乍到的佛教，颇有风靡日本列岛之势。
　　然而上层贵族社会中有不少人对此“新生事物”极力反对。正好，当时天花流行，死人甚多，于是以大臣物部尾舆为首的“谤佛派”便呈奏天皇，将天灾加罪在佛的头上，他们将佛像投入难波河中，还烧毁了寺庙。然而，毁佛并没有息难，灾疫仍在绵延，国人害怕起来，又将佛像捞起，并重建寺庙，将功补罪，佛教才又得以生存并发展。 信佛崇佛与谤佛毁佛的矛盾主要在贵族物部氏与苏我氏之间展开。物部氏主张应信奉日本自古以来的“神道”，现在改崇从外国来的番神，国神会发怒的。苏我氏却主张要引进中国的政治、文化。佛教既然在中国正蓬勃发展，且西方各国（即当时日本以西的中国及南亚、中亚诸国家）也都已接受佛教，故日本也应扶植佛教，使佛祖也能护佑日本列岛的芸芸众生。
　　两派势均力敌，曾发生过几次大的较量，佛教也随着这样的政治形势，几经兴废。这很可以说明，初来的佛教还没有真正在日本这个岛国上站住脚。 物部与苏我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僵持到用明天皇去世（公元587年）。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终于到达极端，爆发了战争。结果苏我灭了物部，尔后又杀死崇峻天皇，拥立敏达天皇之后炊屋姬登位（公元 5 9 2年），称“推古天皇”。
　　推古天皇建都于奈良的飞鸟，并册立厩户皇子为太子，掌握朝政，这就是无论在日本历史上，还是在日本佛教史上都名留千古的著名的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是用明天皇的第二子。在他当政期间，热心保护佛教，积极弘扬佛法，大力吸收中国文化，使佛教在日本有了长足的发展。
　　圣德太子把“笃敬三宝”写进宪法第二条，认为佛教是“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把佛法作为教化国民的指导思想，佛教也就等于成了国教。他还组织人力物力，在日本各地大兴土木，修寺造庙。日本著名的法隆寺、法兴寺、四天王寺、广隆寺等都是在此时竣工的。在圣德太子的倡导下，佛教发展极为迅速，到推古朝末年，僧尼已达一千三百多人，寺院有四十六座。圣德太子自己笃信三宝，精通佛法，还亲自讲经，撰有《法华义疏》、《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等日本最早的佛教著作。
　　日本佛教，开始都是经由朝鲜间接传入的。圣德太子觉得这样的情形已不能适应日本佛教发展的需要，而当时中国的佛教正蓬勃向上，如日中天，所以，圣德太子派遣使者直接到中国，学习隋唐文化，当然主要是为了寻求佛法，就像中国西行取经求法的朱士行、唐玄奘一样。如果说中国的高僧西行是为了到佛教的发源地寻求真经，而日本的“留学增”西行则是为了吸取灿烂的中国佛教文化。相对前者来说，后者所具有的意义更广阔一些。因为使节们（有留学生，也有留学僧）所带回的，并不只是中国的佛教，还有隋唐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的儒学、道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日本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而辉煌，最重要的“使节”，最直接的媒介，就是佛教。
　　飞鸟时代以前的佛教，在日本几经沉浮，说明它在日本已有一定的根基，只是这根基尚不坚固罢了。而圣德太子三十年的弘佛护法，其结果是帮助佛教在日本列岛深深地植下了根，牢牢地奠定了基础，蓬蓬勃勃地传播开来。此时，要再像当年谤佛的物部氏那样通过毁掉佛像、烧掉寺庙的手段来毁灭佛教，实在是不可能的了。
　　飞鸟时代所奠定的佛教的基础是重要的，有了这块基石，才有了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日本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有了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改革和发展。
　　从那时起，日本就有越来越多的留学僧侣去隋唐（特别是盛唐）学佛求法，而中国也有不少高僧弘法传教。随着这些留学僧、弘法僧的往返交流，日本佛教的诸宗派相继成立。日本佛教飞速发展的时代来到了，这就是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
　　▲“奈良六宗”的创立▲
　　和铜三年（710），元明天皇登基不久便迁移皇宫，定都平城京，也称为奈良都。此后约七十年皆定都这里，史称为“奈良时代”。
　　如果说飞鸟时代（552—707）佛教的显著特色是佛教的传播的话，那么奈良时代（710—781）的佛教的直接体现就是宗派的形成。
　　※三论宗※
　　这是由朝鲜僧人慧灌最早传到日本的。慧灌是中国三论宗的实际创立者隋代吉藏大师的学生，所以实际上仍是从中国而来。慧灌赴日后，住在飞鸟元兴寺，弘扬吉藏的三论学说，开始建立三论宗。此后，慧灌的弟子智藏又渡海入唐，谒拜嘉祥大师，亲受三论要义。智藏的弟子道慈也奉诏入唐，学了十五年（一说十八年）。智藏回国后在法隆寺盛弘三论，道慈回国后在大安寺广传三论，由此形成了日本三论宗元兴寺派和大安寺派两大流派。
　　三论宗是日本有佛教宗派的开端。日本佛教史通常把慧灌、智藏、道慈合称为三论宗的“三传”①。
　　※成实宗※
　　这几乎可以说是与三论宗同步传入日本的，因为研习三论的学者也往往研习《成实论》，如慧灌在日本弘扬“三论”的时候，也同时传习成实宗。所以实际上这只是作为一个学派而依附于三论宗的，可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法相宗※
　　在中国，这是由著名译经大师唐玄奘创立的宗派。日僧道昭曾于653年入唐从玄奘法师学习法相宗义，归国后在法兴寺东南建禅院安置带回的舍利和佛经，弘扬法相宗。后又有智通、智达二僧入唐从玄奘及其高足、中国法相宗的另一位创立者窥基学习唯识法相教义，返日后，也在元兴寺弘传所学，故被称作“法相宗二传”。后还有“三传”新罗僧智凤、智骛、智雄，“四传”玄昉，入唐随慧语及其弟子智周习法，归国后弘扬。一传、二传、三传均以元兴寺为传法基地，故被称为“元兴寺传”，或“南寺传”。而四传玄昉则在奈良兴福寺弘传法相，故被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法相宗四传直接传自中国法相大师，且人才辈出，放在奈良佛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俱舍宗※
　　这是和法相宗同时传入日本的，因为在教义上相互有联系，故俱舍宗被称为“小乘有宗”，而法相宗被称作“大乘有宗”。但就像在中国一样，俱舍宗只能是一个学派，或者说为法相宗的附宗。
　　※华严宗※
　　最初在日本传华严教义的是新罗（朝鲜古国）僧人审祥，他是中国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贤首大师——法藏的学生。他在金钟寺道场开讲《华严经》，一讲就是三年，成为华严宗的初祖。
　　华严宗“圆融无碍”的思想在中国颇受唐代帝王的欢迎，因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唐代大一统局面的反映，故华严宗在中国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初组杜顺、二祖智俨、三祖法藏、四祖澄现，都先后被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封为国师。特别是三祖法藏还被武则天赐号贤首，故华严宗也称“贤首宗”。
　　华严宗在日本也深受帝王的欢迎，圣武天皇就非常重视华严宗，力图以华严思想来实现其政教一致的政治理想。 律宗
　　这是由唐代高僧鉴真大师赴日后创立的宗派。鉴真大师历尽艰险，受尽挫折，五次东渡赴日不成，乃至苦心焦虑，最后双目失明。但他不气馁，壮志不消，终于第六次东渡成功，距其首次东流［天宝元年（742）］已整整十二年［天宝十二年（753 ）］。
　　鉴真的精神是深为感人的，即那种为了理想、事业的坚忍不拔，精进勇猛。他受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敬佩。
　　鉴真东渡，对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的贡献是巨大的。除了当时唐代先进的建筑、雕塑、绘画、医药以外，鉴真的最大业绩是将律宗带到了日本。作为在中国就名望很高的律学大师，他抵达日本不久，就在东大寺筑戒坛，为日本天皇、皇后及皇太子等四百余人授戒，这是日本有僧登台授戒的开端。鉴真以后还在下野的药师寺、筑紫的观音寺建戒坛，为各地前来受戒的僧尼使用。日本皇室在奈良专为鉴真建造了唐招提寺，也统有戒坛，用以为僧尼讲授戒律，为僧尼授戒。因为鉴真东来，日本佛教律仪才渐渐严整，师资相传。故鉴真大师被尊为日本律宗的初祖。
　　以上就是所谓的“奈良六宗”，或者也称作“南部六宗”。从以上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奈良佛教是“护国”的，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顾而“国家性”是其重要特点。 奈良佛教实际是当时隋唐佛教的翻版，日本留学僧西行学习，中国高僧大德东渡传授，而大批的日本僧众主要是在学习、理解上面下功夫，故而颇有一种学术的气氛，也有人称此时期的佛教为“学派佛教”。
　　▲“平安二宗”的发展▲
　　奈良末期，朝政废弛，社会动乱，朝廷每年为保护和发展佛教事业，经营造寺、造像、法会等付出巨大费用，使国家的财政负担也不断加重。而僧侣上层的参政和腐败，既对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造成了威胁，又不利于以佛教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于是，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三年（794）将国都从奈良迁至平安京（今之京都），目的即在于整顿国家纲纪，革新佛教，统一民心。
　　平安时代开始后，桓武等几代天皇在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都采取了新的措施。对于佛教，也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根绝佛教的政治势力，使其向纯宗教方面发展。
　　平安时代，日本与中国的各种交流仍非常频繁，平安城就全是仿唐代京城长安而建筑的。由此也可见平安朝和唐朝的密切关系。佛教则更是如此。
　　平安时代，日本的求法僧仍然络绎不绝地入唐求法。他们或随遣唐使船西行，或搭乘新罗的船以及唐朝的商船入唐，目的只有一个，到这个当时的世界佛教文化中心学习真正的佛教。
　　当时入唐求法的口僧有一百多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佛教史上所称的“入唐八家”，他们是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云、圆珍和宗叡。由于这八位高僧的精进努力，才有了天台、真言二宗的开创。而这两大宗派的创建，就代表和体现了平安时代佛教的特色。
　　“入唐八家”的代表是最澄和空海两位高僧，他们分别是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创始人
　　最澄在入唐前就对中国天台宗的教义感兴趣，但是他只能通过读中国佛教的章疏，间接地学习书内引证的天台宗教义；另外，他又在别人的帮助下，抄来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隋代天台宗的创建者智顗大师的著作，如《摩河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进行学习和研究。所以当他获准和空海一起作为“入唐请益天台法华宗还学生“泛海求法”时，真是天从彼愿。
　　公元804年，最澄随遣唐使入唐。他先到天台山随道邃和尚学习天台宗教法，受菩萨大戒，并得《摩河止观》等天台书籍抄本。后又在天台山从行满受法，入天台宗教籍。道邃、行满都是天台宗六祖湛然的弟子，于是最澄成为第一位正式传授天台教法的日本人。在天台山，他还从禅林寺的翛然学习天台宗禅要。离开天台山后，他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从中国密宗创建者之一善无畏的再传弟子——沙门顺晓受密教灌顶，并抄了许多经疏。 公元805年，最澄在唐接受了天台、密宗、禅及大乘戒法的四种传授后，满载而归。在天皇的支持下，最澄在日本讲授弘扬天台宗法门，又在高雄山寺设灌顶坛传密教，是为日本有灌顶之始。延历二十五年（806），最澄奏请朝廷获准设天台宗“年分度者”（按年限定出家人数），正式创立了日本天台宗。
　　最澄所传的天台宗，体现了他在大唐学法的历程，其特点是“圆密一致”，主张四宗（天台、密、禅、大乘戒）合一。这对我们以后要重点提到的禅宗，以及后来日莲宗的兴起，都有很大的影响。
　　空海是中日文化关系史上杰出的代表人物，史称“弘法大师”。他与最澄一起入唐，在长安青龙寺，遇见中国密宗的第七代祖师惠果，颇受其赏识，被立为嗣法人，继第八代祖位，号为“遍照金刚”。惠果赠空海《金刚顶经》等密教典籍及密教图像曼茶罗、各种法器等，要空海“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 空海不负师之厚望，学成之后，于公元806年6月，携带所得经典二百一十六部和诸图具等返回东瀛，初住高雄山寺，传法灌顶，弘扬密宗。后又开创高野山，号金刚峰寺。空海受平城天皇、嵯峨天皇的支持，公元823年，诏赐平安东寺为密教的永久根本道场。故其所创立的真言宗又被称为“东密”。空海又奏请朝廷以高野山作为真言宗的传法、修禅的道场，得到敕准。从此，日本的真言宗就以这两处为传教的中心道场。
　　空海所创的真言宗，已不似奈良佛教，几乎是隋唐佛教的翻版。空海在向日本介绍中国汉译密教经典的基础上，对密教教义作了有创新的概括，加强了条理化，并提出了密教的判教理论。这不仅对日本的密宗，即使对中国密宗的发展，也是重要的贡献。
　　“入唐八家”的其他几位之所学、所传，也主要与密教有关。所以，平安时代的日本佛教，密宗极为隆盛。空海弟子很多，后来又分出许多宗派。
　　平安的佛教可以天台、真言两宗的创立和发展为代表。两宗都与皇室、贵族有密切的关系。在宗教实践上，都注重密教的修持，但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镇护国家”，为贵族“消灾积福”，所以，贵族化是平安佛教的特点。
　　如果说奈良南部六宗，可以称为日本佛教的“学习期”的话，那么，平安二宗的创立和发展，则标志着日本佛教在向“成熟期”迈进。以最澄、空海为代表的，或者说以“入唐八家”为代表的留学求法僧们已不再满足于对中国佛教的全盘照搬，而是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有所改变，有所发展。如前所说，最澄所创的天台宗，就是糅合了台、密、禅、律四宗教义的，与中国天台宗不同；而空海所创的真言宗，在密教的思想里又融合进了华严宗教义，与唐代密宗也有所区别。而且在天台宗内部，因为教义信仰、修行方法都涉及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及观念念佛等，所以，在平安末期，念佛法门得到较大的发展。弥陀信仰的兴起，又为以后净土教的流行开了先声。
　　▲禅的初传▲
　　奈良、平安两代的佛教，禅宗虽没有创立，但并非说在日本列岛上没有禅。应该说中国禅宗在其逐步的发展的过程中，也在逐步地传入日本。
　　初传的禅的最大特色，就是禅只是被兼习或兼传着的，所以，也可以说，禅是作为附宗、寓宗的形态而存在着的。早期僧人传禅有日本的高僧，也有中国的大德。
　　※道昭大僧都传达摩禅※
　　前已言及，飞鸟时代的日僧道昭是日本法相宗的开山祖师，生于舒明天皇元年，后在元兴寺出家，以持戒严格而闻名。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他随遣唐使吉士长丹一行入唐，先在长安弘福寺，从玄奘三藏学习法相宗教义，然后又遵玄奘之命，至相州隆化寺随慧满禅师参究禅学。
　　慧满是中国禅宗二祖慧可的弟子，后又师事法兄、慧可的大弟子僧那，所以他所传的禅也就是达摩传慧可的“达摩禅”，即以四卷本《楞伽经》为心要，以“忘言忘念、无得正现”为宗旨。据日本的《元亨释书》、《本朝高僧传》等载：慧满曾对道昭说：吾观震旦（指中国）所有经典，唯有此卷（《楞伽经）以心印心。汝归国度众，应以此经为证。 道昭归国以后，以元兴寺为中心弘布法相宗，成为日本法相宗的开祖“一传”，即“法相宗元兴寺传”。后来他又于元兴寺的东南角建构禅院，终日定坐，修习达摩禅法。据《续日本纪》，“天下行业之徒从和尚习禅”。日本禅宗史上一般将道昭在元兴寺一角所建之禅院称作是日本有禅院之始。和铜二年迁都时，元兴寺移建奈良，然此禅院仍留存，称“平城右京禅院”。
　　道昭后来曾游历各地，他帮助人们在路旁凿井，在河上架桥，在渡口设船，行慈修善，为民营福。
　　文武天皇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道昭被推为药师寺绣佛开眼供养之讲师，并于同日被任命为“大僧都”，这是日本佛教史上僧职官名中有“大僧都”之始。 道昭于文武天皇四年圆寂于元兴寺禅院。临终前，遗嘱将自己遗体进行火葬，他的弟子们遵命照办了，火葬于粟原。道昭是日本第一个火葬的人，故又为日本火葬法之始。
　　※道璿律师传北宗禅※
　　道昭大僧都寂灭后，经过三十七年，天平八年（736），又有中国道璿律师东渡来日，在传授戒律的同时，兼传北宗禅法。
　　道璿在华时，师承普寂禅师。普寂是北宗禅创始人神秀的首席大弟子。
　　我们在前介绍中国禅宗时，主要介绍的是慧能所创的南宗禅，因为它是中国禅宗的代表。事实上，在中国禅宗史上，神秀所创的北宗禅，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它同样代表了中国禅宗的发展里程。
　　神秀的北宗禅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但是却为客尘所障，所以要时时拂拭，不断修习，如此，才有可能成佛。神秀所作的诗偈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其禅学见解。因此，北宗的禅法注重“息妄修心”，循序渐进。与南宗的“顿悟”相对，称之为“渐悟”。
　　神秀虽然未曾从五祖弘忍处继得衣钵，但他在弘忍寂灭后，于荆州当阳玉泉寺大开禅法，宣传渐修法门，四面八方从学的人很多，影响很大。乃至当时的女皇帝武则天都诏请他入宫行道，并屈万乘之尊，跪礼迎请。后来的唐中宗、睿宗也都对他非常礼敬，故有“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之称誉。
　　相对南宗的创立者慧能而言，神秀在当时佛教界有着更高的权势和地位。
　　普寂作为神秀的大弟子，与其师一样，也曾誉满天下。在神秀年高之际，唐中宗下诏以普寂代神秀统领法众。神秀圆寂后，他成为北方佛教界的领袖，深受帝王礼遇、信徒尊戴。普寂实际是北宗禅的又一位领袖。
　　再说道璿。他在师事普寂以前，曾从大福光寺的定宝律师学过戒律，精通戒学。公元736年，他应日僧普照、荣睿之邀东渡，就是以传戒师的身份赴旧传授戒律的。 道璿来日后，奉敕住于奈良大安寺西唐院，为众僧讲演《梵网经》、《行事钞》等律学著作，又于寺内营筑禅院，边传授戒法，边习禅传禅。当时寺中有一位叫行表的僧人拜道璿为师，由道璿授达摩的“一心戒”，并从道璿学习北宗禅法。
　　行表于道璿处受北宗禅法后，又传给他的弟子最澄。最澄作为日本天台宗的开祖，在弘扬天台宗风之时又传禅法，这对初传的禅的流播是很重要的。
　　道璿于晚年退隐吉野比苏寺，传门修禅观，习禅法。作为北宗禅的正宗嗣法者，道璿在日本传禅的过程与其传授戒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最澄师徒阐扬牛头、北宗禅法※
　　最澄是日本天台宗的开山祖师，他曾入唐专门学习天台宗义，受菩萨大戒，受密教灌顶，而且，还从天台山禅林寺的翛然禅师学习牛头宗禅要。
　　牛头宗是中国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创立于金陵（今南京）牛头山的禅派。该宗根植于般若空观，认为诸法如梦，强调要超尘脱俗，放在禅法上提倡“丧我忘情为修”，与中国玄学思想关系甚深。牛头禅曾一度弘兴，但至唐末因其主张过于虚空而趋于衰微。然而，它对最澄所创的日本天台宗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最澄的天台宗的特色就是“四宗合一”，“四宗”之内就含有禅宗。最澄的禅，有两条禅脉，一是从翛然处所受的牛头法融一派的禅法；另一即是他在入唐以前师事行表时所受的由道璿而传入日本的北宗禅法。而最澄又将“牛头禅”作为傍传，将“北宗禅”作为正传，这自然适应当时禅宗流派的发展。
　　最澄回国后，曾作《内澄佛法血脉谱》一卷，其中分述佛教五种血脉中就有“达摩大师传法相承血脉”，并计划于比睿山筑“达摩一心戒”大乘戒坛，虽生前未成，却在弟子中广传。其中特别是弟子“慈觉大师”圆仁，承扬师志最为得力。
　　圆仁也曾入唐学习天台、密宗教义，并从青州府节度副使判官萧庆中参究禅法，得其印可（但萧庆中所承法脉却欠明了）。回国后，为弘扬最澄师所开创的天台宗风积极奔走，深受道俗归崇。圆仁圆寂之前，曾有遗言道：“我在唐时曾有两大誓愿：一是创建禅院；二是修造文殊楼。如今，文殊楼已成，禅院却尚未营。我入唐求法，顺利归国，是靠赤山明神之护佑。如今我誓未果，甚愧于神。愿诸法友徒弟等代我营造之。”后来，圆仁的众弟子于比睿山西麓建造禅院，祭把禅法守护神的赤山明神。
　　圆仁曾将最澄所传禅法，在弟子中广为弘扬，并让其弟子悉受“达摩一心戒”，其中有一位高足叫定光，还专门撰著《一心戒文》。
　　最澄作为“传教大师”在日本开宗立派，广传佛教。他将禅融入他所创立的天台宗中去，他的弟子圆仁等又继续保持了天台宗的这一特色，这对牛头禅、北宗禅在当时日本的传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另外，他的弟子圆仁、圆珍入唐归国还带回了许多有关中国早期禅宗的典籍，这对以后禅宗在日本的弘传作用也很大。
　　※义空禅师传南宗禅※
　　义空是唐代中国禅师、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海昌院齐安禅师的高足。日本承和年间（834－848），日僧慧萼入唐求法，巡礼五台山、天台山等佛教圣地，在海昌院礼访马祖道一的弟子齐安禅师。应慧萼的邀请，齐安的上首弟子义空以及法弟道昉赴日，传授南宗禅法。
　　义空的时代，正是南宗禅崛起之际。特别是马祖道一所创的“洪州禅”，使得南宗禅法大大振兴。而马祖的弟子们在马祖之后，游化于江西、福建、浙江、山东、河南等地，黑白徒众百千万计，更是大大扩张了洪州系的势力范围。
　　而当时的日本，从中国而来的禅通过各种渠道已渐得以传播，以致朝廷也开始注意，特别是嵯峨天皇的皇后桔氏嘉智子听说唐朝的“佛心宗”后，更是有志修之。但因当时在日本传播的禅，并不是真正的“佛心宗”——慧能所创的南宗禅，所以桔氏派慧萼入唐，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寻请来日传禅的高僧。
　　义空作为马祖道一的法孙，一直随其师齐安禅师在浙江弘禅，应慧萼之请来日后，受到皇后桔氏的欢迎。先被迎请暂住京都东寺西院，后来皇后特为唐朝来的禅师建造擅林寺，请义空任开山第一祖法席。桔氏嘉智子也因此而被称作“檀林皇后”。义空在日本，时常应请入宫，为皇室讲说禅要，又在檀林寺传禅说法，将马祖道一所承的南宗禅法第一次介绍到东瀛。
　　然而，平安时代的佛教发展，主要集中于天台、真言两大宗派，对这正在唐朝大陆兴起的禅宗的代表，似乎还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禅宗“不立文字”的特点，也使其在当时难以推行。义空在日弘禅数年后返唐归国，檀林寺逐渐荒芜，义空的南宗禅教迹也从此而断。
　　虽然如此，但因当时入唐学习佛教的日本增人（如最澄的弟子圆仁、圆珍等）回国时都曾携带大批佛教经典著作，其中有不少禅籍，而且以南宗系为多，这为后来南宗禅的弘传，禅宗在日本的创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瓦屋能光初受普洞禅※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日僧瓦屋能光（？一933）。根据北宗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三记载，能光曾入唐参拜洞山良价禅师，并受法印。后于唐昭宗天复初年（901）游化于蜀地成都。永泰军节度使禄虔扆听其说禅后，归依佛门，并舍其宅为能光建昭应寺。能光从此以昭应寺为据点，弘法传禅，后梁长兴未年（933）圆寂于蜀地。
　　洞山良价传承南宗禅青原一系，是曹洞宗的创立者。瓦屋能光是第一位接触并受法印的日本禅僧。遗憾的是，他未曾归国弘扬曹洞禅。曹洞宗的创建，也就历史地落在了后来希玄道元的肩上，这是后话。
　　※奤然兼传禅※
　　奤然是日本三论宗僧人（？一 1016）。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他率弟子成寻等六人入宋，受到宋太宗的召见，太宗赐他紫衣及“法济大师”之号。他住在太平兴国禅寺学习禅学禅法，颇受礼遇。在宋时曾历访各地巨刹名僧，其中多为禅僧。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奤然回国，带回宋朝的佛像、罗汉画像及宋版大藏经五千卷，对正在蓬勃发展的日本佛教，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奤然归国后曾上奏朝廷，提倡在全国弘扬禅学，引起当时极大的注意，这预示着禅宗的兴盛即将来临。
　　※觉阿初传临济禅※
　　觉阿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比睿山天台宗学僧（1143一？）。他精通教义教理，并擅长汉文、梵文。因从入宋的商客处闻知那里禅宗盛行，立志西行学禅。日本承安元年，即南宋乾道七年（1171），觉阿与其法弟金庆一起渡海入宋，在杭州灵隐寺师从佛海禅师瞎道慧远参究禅要。翌年秋天，觉阿游金陵，于长江岸边闻鼓声而豁然大悟，遂回灵隐，向慧远师口述五偈，以呈示自己所解，得慧远印可。
　　瞎道慧远所承禅脉为临济宗后又分化出的新禅派——杨歧禅，在当时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觉阿在宋四年，学成后回国，住比睿山行禅，弘扬杨歧禅风，这是日本有临济禅之始。当时的高仓天皇闻知觉阿行禅，召其进宫讲说禅要。据说觉阿从袖中取出竹笛一支，吹了一首曲子，但君臣莫测其意，故觉阿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遂隐遁深山，未再出世，不知所终。
　　觉阿虽隐遁未出，但他在日本初传临济禅法，却为日后荣西创立临济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外，日本净土宗的创始人法然上人源空早年也曾随觉阿学禅，并于黑谷禅室修其所传之禅。
　　※大日能忍弘扬达摩宗※
　　大日能忍可以称为日本早期真正的禅师。他天性好禅，曾于摄津水田县建三宝寺，专门习禅修禅，大举弘扬禅风。当时在镇西地方的中国人很多，修禅者也不少。能忍主要照他们的样子修习，却在师承问题上遭到一些人的诽谤。为此，能忍于文治五年（1189），率徒弟练中、胜辨二人入宋，登育王山参谒拙庵德光禅师。拙庵是大慧宗杲的法嗣，而宗杲是中国两宋之间禅宗界著名代表人物，提倡“看话禅”，属临济宗杨歧派。能忍在拙庵处得受印可，归国时，拙庵以法衣、道号、达摩像相赠，并作赞曰：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太花劈开，沧溟顿竭。虽然接得神光，争（怎）奈当门告缺。
　　练中与胜辨又命画工为拙庵画像，并求赞带回。
　　能忍回国，以弘扬“日本达摩宗”为号召，大振禅风，道誉愈于愈高，势力影响也愈来愈大，然而却不幸误死于其侄平景清手中。原来，有一天晚上，他的侄子平氏恶七兵卫景清来访，能忍很高兴，派弟子出去打酒，景清却误以为是去向官府告密，所以将能忍刺死了。
　　大日能忍的禅风对后来道元所创建的日本曹洞宗有较大的影响。能忍的上首门徒佛地觉晏得印可后，居大和多武峰，在那里讲说禅要，盛扬禅风。后来，多武峰遭南都兴福寺僧兵烧劫，觉晏将自己所著《心要提示》及从能忍处所受的法物付于徒弟怀奘，并嘱咐他投奔道元禅师。道元见到觉晏的《心要提示》，大为赞赏，称其为“明眼之人”。怀奘则是继道元以后，日本曹洞宗的杰出代表，可见能忍之禅的影响。
　　从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出：这些早期在日本初传的禅，或为兼习兼传者，或派别不一，总之其结果都还不能形成一股较大的势力范围，以至创立宗派。这自然主要是受两大文化背景的影响。其一，是中国禅宗的发展。禅宗的真正全盛期的标志是唐末五代“五家禅”的创立。所以禅宗的真正输出是在自身完全成熟以后，即宋代开始的。在此之前，流入日本的禅学，或为达摩禅，或为北宗禅，或为南宗禅，能体现一部分中国禅宗发展过程的痕迹，但却是零星、不完整的。其二，自然是日本本身的背景。如前所说，奈良佛教以“六宗”的创建为中心，平安佛教又以“二宗”的发展为主题，如此，这种主要是兼传的、力微势弱的禅，自然难以掀起大波大澜。
　　虽然如此，也不能忽视这些初传的禅。无论是兼习或兼传，也不论是多么势单力薄，禅在那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在日本列岛存在着。而到镰仓时代开始，荣西与道元两位大师入宋学习禅学，修习禅法，回国创立临济、曹洞两大宗派时，这些初传的禅也就融汇其中，并随之发展。这些早期的传禅高僧则为创立日本禅宗的先驱。
　　日本禅宗史上，一般将这初传的禅分为“七传”：第一传，道昭。第二传，道璿。第三传，最澄。第四传，义空。第五传，圆仁。第六传，觉阿。第七传，大日能忍。我们将最澄师徒放在一起，又将兼传禅的奤然和最早接触曹洞禅的瓦屋能光，一起介绍，为的是能让读者对这初传的禅迹的全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注释：
　　①慧灌为初祖，智藏为再传祖师，道慈为三传祖师。道慈住大安寺传法，故所创法系称“大安寺流派”。而智藏的另外两个弟子智光、礼光以元兴寺为中心传法，故称“元兴寺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