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的重视 无尽的关怀——记赵朴老与藏传佛教

我国佛教从语言上分为汉语系、藏语系（两系均俗称大乘佛教）和巴利语系（属上座部、俗称小乘佛教）。佛教在发展和传播中，逐步形成了南传和北传两大系。南传一系（即巴利语系）有我国云南省的傣族地区；北传一系又分为汉语系佛教（即汉传佛教）和藏语系佛教（即藏传佛教）。我国藏传佛教主要在西藏、甘肃、四川、云南、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省、区。在我国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有：藏、蒙、土、羌、裕固等，汉族中也有信奉者。赵朴老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宗教领袖、中国佛教协会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对藏传佛教的爱国弘法、团结稳定、僧才培育以及在经济、生活等等方面都是特别重视的，极其关怀的。我在其身边工作多年，又负责佛教教务工作，对此体会很深。

记得在1990年10月下旬，当朴老决定把我从中国佛学院调佛协教务部工作时，他在家和我说：“教务部是负责全国三大语系的佛教教务工作。工作很重要。”当谈到藏传佛教时，朴老说：“在三大语系佛教中，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在我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做好藏传佛教工作，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开展国际交往等等工作都很重要。”还说：“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不仅语系不同，过去所处的社会情况也不同。旧西藏是政教合一，一些享有特权的高级僧侣实行专制统治，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约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奴没有土地，没有任何自由；而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农奴主，不仅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而且对手下的农奴有完全的处置权。广大农奴的生活十分悲惨，一直在贫困、饥饿、死亡线上挣扎，在旧西藏绝大多数藏民连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何论享有其他人权？”朴老还说：“在1959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推翻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西藏人民获得了解放，成为新西藏的主人，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有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朴老最后说：“由于藏传佛教的大多数信徒，过去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经济状况也不同，加之语言沟通上又有困难，我们应该重视做好藏传佛教工作，主动和他们联系、沟通，体量他们的困难，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

赵朴老对三大语系佛教都是特别重视的。在日常工作中，他对佛教徒，不管民族和地区，不管出家还是在家，也不管其语系，他都热情关心，认真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过正常的宗教生活，使其在工作岗位上积极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作贡献。

为做好藏传佛教工作，赵朴老要求大家不断深入地学习、认真处理问题。提出通过调查研究、群众来信来访、召开座谈会或个别谈心等等不同形式，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指示：对带有普遍性问题，经过充分准备再开会解决。1990年3月30日，就是按照赵朴老的要求和准备，召开了“藏传佛教工作座谈会”。会上，赵朴老说：“今天我们专门就藏传佛教工作问题召开会议，这还是第一次”，“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学术文化方面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办好藏传佛教事业，做好藏传佛教工作，对处理好群众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至关重要；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祖国统一、治理整顿、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影响巨大。我们召开座谈会，就是要引起全国佛教界对藏传佛教事业的高度重视，并和藏传佛教的诸位大德们，共同商讨如何为藏传佛教事业做好工作。”朴老最后说：“这次会议对促进藏传佛教工作顺利发展，是很重要的，希望诸位集中时间和精力，认真开好这次会议。”与会者按照赵朴老的要求，会议开得很好，对进一步做好藏传佛教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为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各位大德的作用，在赵朴老的倡导下，于1993年10月召开的六届佛代会上，成立了“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并推选嘉木样活佛为委员会主任，贡唐仓、布米、乌兰、香根、策墨林等活佛为副主任。会后，朴老在佛协的一次办公会上曾说，为搞好藏传佛教的工作，会里今后要和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多联系，多听取他们的意见。特别要多和嘉木样活佛联系，他能力强，有水平，工作又扎实、深入，一定要注意和这些大德们共同搞好藏传佛教工作。

为交流经验、沟通情况，在赵朴老的关怀下，于1997年9月初，在北京召开了“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为开好此会，时年90高龄的赵朴老指示说：“这次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很重要，会上要传达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有关文件，提高思想认识，把工作搞得更好”。还说：“这次会议是在举国上下庆祝香港回归的大喜日子里召开的，会议学习讨论的内容很多，会期又短，请大家集中精力，抓住主要问题，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会上，代表们认真学习了有关文件和赵朴老讲话，对加强自身建设、搞好寺院管理、进一步做好藏传佛教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赵朴老不但关心藏传佛教工作，还关心藏传佛教的人材培养。当1992年下半年，内蒙自治区佛教协会，为培育僧才创办了“内蒙自治区佛教学校”时，朴老很高兴。请其题写校名时，他当天即题写了。并说：“藏传佛教应有自己的学校，解决培养僧材问题。”此前在十世班禅大师和赵朴老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于1987年9月初，在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班禅大师任院长，赵朴老任名誉院长。该院的创办，为培养爱国爱教的藏传佛教高级人才，弘法利生，抵制国外分裂主义的渗透和破坏，维护藏传佛教的正常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我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班禅大师所说：“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成立，这在我国藏传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将活佛组织在一起学习宗教、政治、科学文化知识，这是藏传佛教在培养高级佛教人才方面一个历史性改革，它标志着藏传佛教培养活佛的教育由经院式教学转变为现代化教学。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它将载入我国佛教史册。”

对这所佛学院，赵朴老充满深情并给予了多方关怀。1997年秋，该院成立十周年，朴老写了《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十周年》的诗。诗中写到：“十年教训，万世胜因。不违本愿，同发大心。俱成龙象，常转法轮。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豪情满怀地赞颂了该院十年来，“不违本愿”，为佛教事业培养了大批“同发大心”的龙象人材。朴老在世时，每期学员开学或毕业典礼，他不顾年高体弱有病和工作繁忙，每次都参加并讲话。记得在1998年的秋天，该院开学请朴老参加，因感冒发低烧，医务人员和佛协均劝其不要去了，但朴老坚持要去，并对大家说：“藏院很重要，它是培养藏传佛教人才的高等学府，对继承和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有重要意义。对藏院邀请我们参加的会议，要尽力参加，对他们要求我们帮助做的工作，要尽全力做好，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在场人听了，倍受感动，深受教育，对其精神十分钦佩。

班禅大师圆寂后，为做好大师转世灵童的寻访，中央决定请赵朴老担任灵童寻访工作小组总顾问。赵朴老虽年高身体欠佳，但对寻访工作极为关心。工作中他认真坚持了“必须尊重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必须坚持爱国主义、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等工作原则，认真坚持和贯彻了李瑞环同志所提出的“四个维护”。在1995年11月8日，赵朴老在灵童寻访小组第三次会议上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是在藏传佛教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它的特定条件和殊胜因缘，藏传佛教之所以‘金瓶掣签’来断定‘灵童转世’，就是在十方三世诸佛，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力加持下，来判断转世灵童是否不违诸佛菩萨的平等本誓乘愿再来的，不违本誓，就能与佛力加持的金签相应，就能即事而真、否则就不相应”、“所以我们肯定并继续采用‘金瓶掣签’的办法，来认定达赖、班禅等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转世灵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完全符合佛法根本教义的。”当谈到佛教徒应爱国爱教时，朴老说：“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史上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爱教的，也没有一个不是爱国的。玄奘西去求法，鉴真东渡传戒，都是范例”，他们是“把世法的爱国与出世法的爱教圆融起来而当机弘法利生的”、“虽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国界的，但信仰的教徒却是有国籍的，是受国家的管理和保护的”、“真正爱国也就必然真正爱教，真正爱教也就必然真正爱国”，并指出：“我们和达赖、包括十世班禅大师和达赖喇嘛的根本分歧，就在如何对待祖国这一根本点上，班禅大师爱国爱教，达赖则搞分裂，殊不知企图分裂祖国，实质上也会分裂宗教。”朴老最后说：“达赖一直利用班禅转世灵童问题来大搞分裂”、“寻访和认定工作之所以受到阻碍和延迟”、“就是达赖的干扰和破坏”，达赖这个反面教员，“反而更加坚定了我们爱国爱教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我们采用‘金瓶掣签’建立健全一整套大活佛转世制度的决心和信心，更加促进了我们寻访认定工作的进程”等等。赵朴老的讲话受到海内外佛教界的热烈拥护，对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当95年11月29日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认定后，赵朴老极为欣喜，当天即发了贺电。贺电说，欣悉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亲切关怀下，通过金瓶掣签，经中央批准认定坚赞诺布为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这是整个藏传佛教的一大盛世，也是全国佛教界的一件大喜事，谨表无限欢喜赞叹、虔诚祝贺之意。历世班禅大师，特别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深怀悲愿，普利群机，爱国爱教，成世楷模。我坚信，乘愿而来的第十一世班禅大师，一定能够继承和光大十世班禅大师的行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精进学修，开发灵慧，宣扬正法，普度众生，带领西藏僧俗大众为建设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作贡献。在96年11月22日，赵朴初会长在广济寺会见了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并合影留念。朴老对十一世班禅说：“我同班禅大师很有缘，见过九世班禅，十世班禅生前与我关系很密切”、“十世班禅的志愿是维护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爱国爱教。我相信，十一世班禅一定能弘扬十世班禅的遗愿，把他的事业发扬光大”。朴老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祝愿十一世班禅佛教学问和世间学问日益精进，为民族团结，国家繁荣，人民安乐，作出应有的贡献。

赵朴老还特别关怀藏传佛教活佛的工作生活。1992年9月下旬，赵朴老在甘肃考察工作期间，专门看望了贡唐仓活佛。并写了《访贡唐仓喇嘛》这一充满深情的诗。诗中写到：“赠我千年像，感师万世情。我聋师语少，心印佛前灯”。

赵朴老和十世班禅大师、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等诸位大德关系密切，对他们反映的问题，极其重视。1997年10月下旬，贡唐仓活佛向朴老反映，为喜饶嘉措大师修建经堂资金不足的问题。朴老听后立即给我写一条子。条子写到：“倪强同志，最近在甘肃听贡唐仓活佛说，青海喜饶大师的庙要修经堂（即大殿）缺款，请我会支援”、“喜饶大师是我会已故会长，晚年受到很大冲击，含冤而死。他在藏族中是头等学者”，“文革后得到平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之为‘爱国老人’。今藏族活佛提出修庙之事，我会必须有相当表示。”根据朴老的指示，中佛协立即给予了资助。

1997年下半年，赵朴老从《民族宗教工作反映》第四期看到：西藏自治区佛教协会，有一寺院不慎失火，损失严重，现西藏其他三大寺院消防用品尚未配齐，存有安全隐患等等。朴老阅后立即批示：“请诸位秘书长阅，商议一下。西藏三大寺消防设施问题，似应协助解决，我意是不是帮助他们购置一些消防工具，同时向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吁请加以关注并迅速采取措施。”短短批语，表现出对藏传佛教的极大关怀。1997年8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举行第五届代表会议暨庆祝自治区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朴老得知后告诉我说：“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在乌兰活佛的领导下，这些年为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加强自身建设、修建寺院、培育僧才、维护国家的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等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并说：“请净慧副会长和你带上两、三个人去。考虑到内蒙佛教协会经济比较困难，你们应带一些礼金作贺仪。”还说：“你们回来后要把内蒙佛协的工作经验和开会情况，在会刊《法音》上予以宣传。”

赵朴老不仅关怀藏传佛教的工作，还关怀藏传佛教大德的健康。在1997年上半年，朴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时，听说贡唐仓活佛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得知后立即给我打电话说：“听说贡唐仓活佛在北京住院了，你了解一下，他住在哪个医院，并请你代表我和佛协去看望，代问他好，看他有什么困难，需要会里帮助解决。”又说：“贡唐仓活佛是藏传佛教的大德，他为藏传佛教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身体一直不好，我们要多关心他的病况”等等。朴老的电话教务部一位法师听后说：“我们的赵朴老身在医院，心却在佛教事业上，真了不起啊！”

藏传佛教大都分布在西北地区，经济条件大都比较差。赵朴老对藏传佛教修建寺院、开办学校、印经弘法等等方面的困难，也特别挂在心上。96年3月初，朴老曾对我讲：“藏传佛教经济比较困难，他们不能和汉传佛教富裕的寺院比，我们要提倡和鼓励条件比较好的汉传佛教寺院，支持帮助藏传佛教经济困难的寺院。”还说：“会里虽经济比较困难，但对藏传佛教也要尽力支持，他们的困难比我们要大得多。”正是在赵朴老的热情关怀下，中国佛教协会每次召开会议，对藏传佛教开会的活佛以及对巴利语系佛教开会的长老，往返路费基本上均由会里负担。日常对藏传佛教遇到的经济困难，会里尽可能给予资助。1993年4月22日，青海省佛协来信说：“青海省藏语系佛学院”、“房屋年久失修，危及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的生命安全”、“恳请中国佛教协会发心资助”。朴老即批准资助其5万元。1994年4月27日，四川甘孜大金寺主持甲登活佛来信说：“大金寺是康巴地区最大的黄教寺院之一”、因经济困难，“佛像待塑、神龛待做、壁画待画、栋梁待刻”、“盼请中佛协予以支持”。朴老指示：“会里资助5万元，同时报请国宗局予以支持。”1996年3月间，青海杂多等县发生大雪灾，积雪有一两米厚，道路受阻，牲畜被困、不少牲畜冻饿而死，众多的藏区僧侣和群众生活特别困难，正在住院的赵朴老得知后，立即指示会里派人携款救灾。遵照朴老的指示，会里即派人带15万元人民币同青海省佛协赶赴灾区看望了受灾僧众。当收到中国佛教协会的援助后，灾区群众和佛教四众弟子极为欣喜。他们来信说：“你们这种扶困赈灾，弘法利生，广结善缘的义举，使我们十分感动，使灾区人民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1996年11月间，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医药学院来信讲：“该院是甘肃省安多地区培养医药僧侣的专门机构，为甘肃藏医的发展、培养藏医人才、弘扬藏医药事业、解决藏区僧侣和群众看病等均起了很大作用。”还说：“由于医院房屋紧张，只有一间小屋从事门诊工作，严重影响了医疗工作的开展，恳请中国佛协给予适当资助。”当时已面临年底，会里经济也十分紧张，当朴老看信后，十分着急，并指示我说：“我会再困难也要给予资助。”后经研究，补助其4万元人民币。1997年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佛协来信说：“我会办公条件很差，冬天无法取暖，学校房屋也急需维修”等等。“盼请中佛协支持部分经费”。经朴老同意补助其5万元。1997年3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佛协来信说：“我区目前藏传佛教后继无人状况令人担忧”、“为有计划地培训藏传佛教人才”、“请求贵会资助部分培训经费。”朴老批准资助其5万元。像这样的事例是很多很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在赵朴老的热情关怀下，中国佛教协会从1988年至1997年，先后捐助藏传佛教地区修建寺院、开办院校、印经弘法等佛教事业计18笔，共计62万余元。

朴老不仅让中国佛教协会支持藏传佛教，让内地比较富裕的寺院也给予支持。更让人感动的是赵朴老个人省吃俭用，还带头捐助藏传佛教。记得有一次藏传佛教要印制《藏文大藏经》，朴老个人率先捐助10万元人民币。一位活佛感动地说：“赵朴老不愧是我们的宗教领袖、他站得高、看得远，正因他老人家这样的重视，无尽的关怀，我们藏传佛教才有今天的兴隆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