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回鹘)与佛教

佛教与回鹘社会
　　众所周知，新疆不仅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而且长期以来是佛教十分盛行的地方，直到北宋初期，一直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必须经过的陆路交通要道。东晋法显《佛国记》、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等历史地理著作对新疆的佛教盛行情况都有比较生动的记载。
　　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民族的一支从漠北西迁新疆境内，以高昌（在今吐鲁番东哈拉和卓西南）、北庭（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河西走廊，分别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鹘国和沙州回鹘国。这两支回鹘的民众在漠北时代主要信仰摩尼教，西迁后由于受到当地流行宗教的影响，纷纷皈依佛教。
　　于是，佛教成为9—15世纪间回鹘民众的主流信仰，直到15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迅猛发展和回鹘佛教大本营——吐鲁番之伊斯兰化，佛教才最终退出回鹘社会。这一变故给回鹘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大约自15世纪始，回鹘文也完全被阿拉伯文所取代，成为“死文字”。现存其他文字的史书对回鹘民族进入今新疆以后的历史和佛教传播情况记载甚少，从而造成人们对回鹘古代情况缺乏了解的情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域、敦煌考古工作的展开和大批古回鹘文献的发现，才为揭示回鹘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本来面貌提供了新的资料。
　　回鹘历史
　　回鹘，是维吾尔族（Uighur）的古代译名。南北朝时作袁纥，隋作韦纥，唐朝作回纥，788年以后改称回鹘。源出匈奴统治下的丁零部落。历史上曾依托高车。后东迁漠北，先在鹿浑海（鄂尔浑谷口），辗转流徙于色楞格河、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之间。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七八世纪时，始以一个独立的、具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据《旧唐书》、《新唐书》和《唐会要》记载，该族分为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又称“九姓回纥”，外九部又称“九姓乌古斯”。
　　唐贞观初，其酋长菩萨联合薛延陀同起兵，以反抗东突厥汗国（599—630年）的统治，予之以沉重的打击。629年，菩萨遣使入唐朝贡。二十年唐遣萧嗣业为使宣慰其部，并发其兵进击薛延陀，灭之。二十一年其首领吐迷度率众归唐，以其地方为瀚海都督府，吐迷度被拜为都督。吐迷度死后，其子婆闰袭位，助唐平定西突厥（603—658年）。龙朔元年（661年）其部发生了比粟毒之乱，唐出兵戡平之，扶立婆闰子比粟主政，移瀚海都督府于其部，置为天山县，漠北由是得以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安宁。垂拱元年（685年）仆固、同罗联合反叛，进攻回鹘，被唐兵平破。长寿二年（693年）后东突厥（682—745年）第二代君主默啜可汗大举北征，破其部，回鹘分裂为二：一支由独解支统领南徙甘凉，拜赤水军使，佐唐戍边；其留漠北者役属于突厥。开元四年（716年）唐军北伐默啜，赤水军回纥从征，漠北回纥亦起而应之，杀默啜于柳林。五年突厥复兴，漠北回纥南徙横野军，为横野军四部之一。后又徙至中受降城一带。至此回纥已分裂为三。十七年此三支回纥再度合流漠北，势力大为壮大。及745年后东突厥汗国灭亡，回纥遂继之代主漠北。
　　天宝三年（744年）其酋骨力裴罗以鄂尔浑河上游的斡儿朵八里（今鄂尔浑河畔的哈喇巴喇哈逊）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纥汗国。汗国极盛时，东役奚、契丹，北役九姓，西接黠戛斯，南邻唐，尽有东突厥汗国故地。与唐结为政治联盟，遣兵助唐平安史之乱，守北庭、安西。唐朝先后嫁宁国、咸安、太和等真公主于回鹘可汗，以结和亲。自骨力裴罗始，历代可汗均接受唐朝的册封。
　　回纥汗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但由于与唐朝的绢马贸易和控制了东、西贸易的交通路线，所以，经济较以前更为发展，且兴起了城镇。漠北回纥汗国存国近一个世纪，传14主，于9世纪40年代，因天灾人祸，为黠戛斯（即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所败，国亡。民众除部分留于原地外，其余分为四部迁徙：一支南迁内地，后融合于唐；一支西迁新疆境内，后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河西走廊，分别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鹘国和沙州回鹘国；一支远徙葱岭西，投附葛逻禄，后来以巴拉沙衮、喀什为中心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其中，以迁入新疆境内者势力最盛，在蒙元时代文化昌盛，宗教发达，形成了高度发展的农奴制社会，为今天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蒙元时代，回鹘常被译作畏兀儿，有时又译作瑰古、乌鸽、畏午儿、委兀儿、畏吾儿、畏吾尔、畏吾而、畏吾、畏兀、卫兀、外五、伟吾尔、伟吾而、伟兀、伟兀尔等。其首领称亦都护。成吉思汗西征时（1209年），亦都护杀西辽派往高昌的少监，归顺于蒙古。以其率先归附并随蒙军作战之功，有元一代，高昌回鹘一直享有特殊的半独立地位。后来元朝廷在这里设别失八里行尚书省。
　　回鹘文化
　　在唐朝时代，回鹘文化即已有了较大的发展。744年立国之初，他们使用的是突厥卢尼文，大约于公元8世纪后期摩尼教输入回鹘并被定为国教后，回鹘开始受粟特文化影响，遂依照粟特文字母创制了回鹘文。计有字母19～23个，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其中元音5个，半元音2个。初由右向左横书，后改为自右向左竖写。不过这种文字最初少见使用，作为通行文字，那还是840年回鹘西迁以后之事。从9世纪中期直至15世纪，回鹘文在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广泛使用，统治新疆、中亚乃至东欧诸地的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帖木尔帝国也都曾采用回鹘文作为官方文字。直到17世纪（清朝康熙年间），甘肃酒泉还有用这种文字抄写的佛经。蒙古人也曾用过回鹘文，老蒙古文便是以回鹘文为基础创造的。后来的满文、锡伯文也是用回鹘文字母创制的。
　　随着维吾尔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改变，从15世纪始，回鹘文逐渐被阿拉伯文所取代，至17世纪后完全被弃用，最终成了不为世人所知的“死文字”。只是到了其死亡数百年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随着西域、敦煌考古工作的展开和大批古回鹘文写、刻本的发现，这种文字才又重新引起重视，渐被揭开神秘的面纱，成为学者们认识中亚史，尤其是维吾尔族史的可靠依据。
　　维吾尔族与佛教
　　伊斯兰教在传入吐鲁番等地后，出于宗教上的原因，人们有意识地对那里原来流行的回鹘文佛教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销毁，寺院被破坏，只有那些劫后余孤因被埋藏于地下才得以幸存至今。尽管如此，现今存世的回鹘文文献数量仍然是不少的，成为研究唐末五代至宋元时期新疆，尤其是古代维吾尔族社会、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字、天文、历法、医学诸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宗教文献中，除一定数量的摩尼教、景教文献外，大部分都是佛经。
　　回鹘人原来崇信萨满教，763年，牟羽可汗从唐朝引入摩尼教，并奉之为国教。同时回鹘人信奉的还有景教、拜火教等。佛教早在7世纪初前即已传入回鹘地区，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得到正常发展。直到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新疆、河西以后，由于受当地流行的佛教的影响，其民众大都成了佛教徒，并以回鹘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从现已刊布的文献看，回鹘人纵然不是将全部大藏经，至少也是将大藏经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都译成了回鹘文。现知经典如下：
　　阿含部：《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佛说受新岁经》；
　　本缘部：《弥勒会见记》、《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大方便佛报恩经》、《辐罔本生》、《观音经相应譬喻》、《师子月光王譬喻经》、《贤愚经》、《大元帅明王譬喻》、《大方广大庄严经》、《优陀那品》等；
　　般若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
　　法华部：《妙法莲华经》；
　　华严部：《华严经》；
　　宝积部：《大乘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
　　涅槃部：《大般涅槃经》；
　　大集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经集部：《金光明最胜王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佛说佛名经》、《佛说胜军王问经》、
　　《十业道譬喻鬘经》、《毗沙门天王经》；
　　密教部：《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法华经观音成就法》、《文殊师利成就法》、《北斗七星经》、《无量寿宗要经》、《转轮王曼荼罗》、《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首楞严经》、《大云请雨经》、《如来心经》、《身轮因明经》、《大乘大悲南无圣观音陀罗尼聚颂经》、《金刚手菩萨赞》；
　　律部：《四分律比丘戒本》、《决定毗卢尼经》、《自恣经》；
　　毗昙部：《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论实义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入阿毗达磨俱舍论注释》；
　　瑜伽部：《甚深道上师瑜伽》；
　　论集部：《入菩提行疏》；
　　经疏部：《俱舍论颂疏》、《妙法莲华经玄赞》、《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注释》、《唯识三十论颂疏》；
　　诸宗部：《慈悲道场忏法》；
　　史传部：《玄奘传》、《大唐西域记》、《慧远传》；
　　伪经部：《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父母恩重经》、《十方平安经》、《佛说十王经》、《佛顶心大陀罗尼》、《忏悔灭罪传》等。
　　其他尚有《佛教教理问答》、《说心性经》、《观身心经》、《佛陀传》、《四天王赞》、《八大圣地制多赞》、《佛教诗歌集》、《忏悔文》、《发愿文》及龙树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赞》诗等多种佛教文献。其中大多都译自汉文，也有相当一部分译自藏文，更有一少部分译自梵文、龟兹文、焉耆文等多种文字。
　　由于受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交互影响，加上回鹘自身的民族特性，其佛教形成了如下几个特点：
　　1．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信仰为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回鹘文佛经中，绝大多数都属大乘系统，吐鲁番、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12公里处）、敦煌乃至龟兹诸地所能见到的回鹘壁画也大多取材于大乘经典。因回鹘佛经大多译自汉文，故其信仰也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为主。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无不体现出中原文化的濡染。
　　2．受藏传佛教影响，带有浓重的密教色彩。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密教经典占有相当的分量，现知者即已达十余种，如《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文殊师利成就法》、《北斗七星经》、《转轮王曼荼罗》、《佛说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伪经”《首楞严经》、《大云请雨经》、《如来心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经》等，其中有不少是根据藏文译本转译的。此外，还有一些经典，如《佛说胜军王问经》、《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无量寿宗要经》、《甚深道上师瑜伽》等也都是根据藏文翻译的。加上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帝国对高昌、于阗、龟兹、敦煌等地的占领与统治，藏传佛教对回鹘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代的回鹘僧徒中有不少就是藏传佛教的研习者，如叶仙鼐、舍蓝蓝、迦鲁纳达思、安藏、必兰纳识里等莫不如此。
　　3．净土信仰流行。从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看，唐代时期，吐鲁番诸地的净土信仰即已相当流行。回鹘入居这里后，也自然地受到了这一信仰的影响，故“净土三部”都被译成了回鹘文。在回鹘的石窟艺术中，我们亦可见到大量的诸佛净土壁画，在敦煌莫高窟的回鹘壁画中，具有相当规模的净土变可见于306、307、308、363、399、418等窟中。
　　4．有小乘的影响。古代西域之佛教，向以于阗、高昌、龟兹、焉耆为中心，前二者以大乘为主，后二者则以小乘为主，这是古代西域佛教的一大特色。回鹘迁居高昌后，不久便随地应化皈依大乘佛教。同时，也受到了周边地区小乘佛教的影响，最突出的例证就是焉耆—龟兹一带流行的弥勒信仰为回鹘所继承这一事实。小乘毗婆娑派剧本《弥勒会见记》在回鹘中的传播即为证明之一。在吐鲁番木头沟发现的回鹘文《Insadi经》（T III M228）中，我们常常看到在各品后多附有赞美弥勒的语句；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诗歌中，也不乏《赞弥勒》之作。回鹘文佛经残卷中属于《阿含经》者亦为数不少，既有《长阿含》、《中阿含》，也有《增一阿含》和《杂阿含》。
　　5．回鹘佛教深受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年?）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它摄融了早已在中亚流行的祆教、诺思替（Gnostic）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8—9世纪时被漠北回鹘汗国定为国教，盛极一时。早期回鹘佛经的翻译就明显地表现出摩尼教影响的痕迹，如伦敦所藏敦煌本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就带有十足的摩尼教烙印。经内原有的阴阳学说被改译为摩尼教的善恶说，进而论述以天地为主体，以善恶为创造天地之法，以善代表阳，代表光明，以恶代表阴，代表黑暗，于是便形成了天—善—光明、地—恶—黑暗的二元论思想。又依摩尼教的风神与灵魂说，将阴阳五行中的诸神改译为风和灵魂的消伏。许多佛教术语也都被冠以摩尼教的神名，如“梵天”（梵文作Brahmā）被写作“埃孜卢亚”（āzrua），“帝释”（Indra）被称为“奥尔穆斯德”（Khormuzta），二者都是摩尼教中有名的神祇。称恶魔为?amnu，实由摩尼教恶行魔鬼?mnū转化而来。这些都说明，译经者是先信奉摩尼教而后才改信佛教的，故将其已知的诸天及恶魔名称移置于新信奉的佛教的诸天及恶魔之上。
　　回鹘本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当其于9世纪中叶西迁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由原来的游牧改为以定居为主，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比起高度发展的中原汉文化来说，他们的文化更容易为北方民族所接受，所以辽、夏、金、元统治者都把回鹘文明作为草原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回鹘佛教也随着回鹘文化的扩张而输入到这些民族之中，程度不同地对这些民族的佛教产生了影响，这是中国北方佛教发展史中值得注意的一页。
　　回鹘文佛教文献自发现之日起就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不少人都投身于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和刊布，一个世纪来，涌现出大批的回鹘文研究著作，使学界对回鹘佛教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们这里所翻译的这部著作就是近期涌现出来的一部颇受学界重视的回鹘佛教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