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学研究

龟兹很早就与内地发生了联系，汉宣帝以后，联系有进一步发展。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龟兹已臣服于汉（《资治通鉴.汉纪》十六），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绛宾夫妇到长安，宣帝赐给印绶，并“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罗、杂缯、绮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汉书.西域传》）绛宾回龟兹后，宫室、制度都仿效汉室。他的儿子承德在成、哀帝时往来也甚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安远侯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治所设在龟兹乌垒城（《汉书?郑吉传》）。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任都护，迁居它乾城，立龟兹侍子白霸为王。西域都护府设在龟兹以及龟兹王室的喜慕汉室制度，都对中原文化在当地的传播起到一定作用。
　　另一方面，龟兹的佛学与舞乐也陆继传入内地。3世纪以后，不断有来自龟兹的沙门、居士东来从事译述。如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沙门帛延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大乘方等部《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首楞严经》及小乘《除灾患经》等；太康五年（公元284年）竺法护在敦煌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得胡本《阿维越致遮经》并译出，随后又有帛远等译出阿舍《佛般泥洹经》；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居士帛元信参校《正法华经》；元康四年（公元294年）竺法护在酒泉译《圣法印经》；永嘉中（公元307—313年）龟兹王子帛尸黎多罗在建初寺译经；咸安三年（公元373年）龟兹世子帛延与月支居士支施仑在凉州译出《首楞严经》；前秦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僧纯、昙充从龟兹传来《比丘尼大戒》。龟兹与罽宾相邻，两地佛教信徒来往密切， 卑摩罗叉（无垢眼）先在龟兹弘阐律藏，鸠摩罗什时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卑摩罗叉于后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入关中。 宾僧佛陀耶舍（觉名）在沙勒国时，鸠摩罗什从学《阿毗墅论》、《十诵律》等，于吕光伐龟兹后十年（约公元382年），耶舍“东至龟兹，盛弘法化”。梵僧昙摩谶初学小乘，后遇白头禅师，授以树皮涅槃经本，遂专业大乘。后随身持《大涅槃》前分十卷、《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往 宾，当地多学小乘，不信涅槃，乃东适龟兹，玄始年间到姑臧。玄始十年（公元421年）昙无谶译《大涅槃经》、天竺沙门浮陀跋摩译《毗婆沙经》，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详意。罽宾僧昙摩密多（法秀）少好游方，周历诸国，曾居龟兹数年。其他罽宾禅僧良耶舍、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浮陀跋摩等均经龟兹入中原。晚些时候的达摩笈多（法密）也是经龟兹到达内地的。公元334年出生于龟兹的名僧鸠摩罗什，从弘始四年（公元402年）至十五年，在内地十二年间，所译经、律、论有三百多卷。
　　西域音乐传入内地，早在汉代就开始了。崔豹《古今注》记载：“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乘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除横吹以外，胡箜篌等乐器也传入内地，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四《乐部》转引《续汉书》：“灵帝好胡服，作胡箜篌”。《旧唐书?音乐志》也有记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魏晋以后，龟兹乐舞逐渐流行于内地，且北朝乐舞多从龟兹乐部变革而来。这从《隋书?音乐志》论述西凉乐的起源中可以得知其线索：“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旧唐书?音乐志》记龟兹乐流传情况也谈到：“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北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周武帝聘突厥女阿史那氏为后，西域诸国以乐舞相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龟兹人苏祗婆、白智通、白明达是闻名于时的音乐家。苏祗婆所传琵琶七调、白智通教习每杂以新声、白明达谱写之新曲等，对当地中原音乐均有较大之影响。自周隋以后，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可见其普及之程度。
　　随布道沙门之东来，佛画造像时有传入；伴求法高僧之西去，幡盖供具因之携往，也在艺术上不断相互影响。历史上这种相互交往，也促进了当时文化的发展。
　　从龟兹与内地的这种密切联系中，可以看出龟兹的佛教僧侣与艺术家都曾在内地发挥影响，有的名盛一时。在内地促进了学术思想与艺术上的某些变革，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容。
　　有关佛教美术交流的文字记载很少，但遗存在各地的实物确又较之音乐或其他方面为多。龟兹美术的这些丰富遗存，为我们探索它与各地区的交流与影响，以及龟兹本身艺术的成就，提供了条件。
　　据《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述：
　　拘夷（龟兹）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五十僧；剑慕王新蓝，六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王新僧伽蓝，九十僧。……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
　　这是秦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十一月，比丘僧纯在长安追忆龟兹寺院的情况。小的寺院僧徒数十人，大的竟多至一百七十人。而王宫内也雕镂佛像，王侯贵族都崇信佛法。这时龟兹是西域的重要佛教中心之一，僧徒多时达到一万余人。
　　龟兹艺术遗存主要集中在石窟寺，这些石窟寺残存有建筑、雕塑和壁画。多是3世纪以后的遗物，克孜尔石窟就是其中的代表。在龟兹佛教艺术遗物中，既有主要反映小乘的本生与佛传壁画，如在克孜尔石窟有大量洞窟壁画主要是本生、因缘和佛传三方面题材，这正是“故挚学小乘，云元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的具体表现。但还有小部分石窟特别是大像窟，也出现了以显示十方佛的雕塑与壁画。这些石窟的大体年代也约略与鸠摩罗什在龟兹宣扬大乘同时。大像窟以大立佛为主尊，两侧为十方诸佛，壁画亦多贤劫千佛。显然与其他以表现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为主的中心柱窟有所不同。题材内容上的差异正是礼拜对象有所不同。小乘把释迦视为教主，石窟壁画也就集中表现释迦的前世与在世时的种种事迹；大乘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因此在雕塑、壁画上表现十方佛、贤劫千佛等。
　　古代龟兹曾经具有高度文化，在音乐、文学、美术上为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研究龟兹艺术是探讨我们多民族国家文化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