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与《坛经》

在中国佛教的诸多宗派中，当数禅宗的流传时间最为长久，流行地域也最为广远。禅宗是在中国固有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个完全中国化、本土化了的佛教流派，在它形成后，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美学和文艺创作。
　　惠能不仅是南宗禅的创始人，而且是禅宗的实际创立者。尽管他被称为禅宗“六祖”，但在他之前只有禅学而没有禅宗。在此简要回顾禅宗的历史：禅宗尊菩提达摩为东土初祖，接下来依次为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禅宗的传衣制度似乎就到惠能为止，之后，一代一人的法统变成了分头并弘的新倾向。在荷泽神会的几十年努力之下，本来局于岭南的南宗禅在北方也风行了开来，并进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正宗地位。盛唐时期，神会一系、南岳一系和青原一系并立为南宗的三足[1]。北宗在唐末就衰落了，而南宗则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发展成了五大派：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即所谓的“一花开五叶”。其中临济宗在北宋又分出两个小派，即黄龙宗和杨歧宗，所以又有“五家七宗”之说。这些不同的派别，其思想大体相差无几，只是接引学人的方式上各有一套，形成各自的门风。宋代的禅宗思想从整体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与唐代相比，此时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文字禅盛行，禅师们采用偈颂、诗歌等文人学士所喜爱的体裁，走向了浮华、藻饰的道路；一是从南宋大慧宗杲开始特别倡导看话禅，即从公案中提出某些语句作为“话头”来参究。禅宗由朴实的禅风逐渐向玄学回归，尽管因此而失去了群众基础，但它仍为文人学士所激赏。宋元明清时期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宋明理学，一个就是禅宗，而且宋明理学本身也受了禅宗的很大影响，两者有融汇的趋向。
　　一、惠能其人
　　惠能，俗姓卢。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围绕着他有许多传说，但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学界是一致认同的，即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寂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100多年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追谥惠能为“大鉴禅师”。
　　据惠能在大梵寺自述，他的父亲本在范阳（今北京西南）做官，后来被贬，流放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成了一个新州百姓。惠能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非常不幸，他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留下惠能与他母亲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苦。惠能长大后，就以卖柴来维持母子的生计。一次卖柴时，惠能忽闻一人诵读《金刚经》，他一听，“心明便悟”（据敦博本，下同）。一问，得知五祖弘忍大师在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双峰山的东山，今湖北省黄梅县）开化，以《金刚经》教人，使人“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惠能听了，觉得自己与佛法有缘，便辞别老母，前往黄梅礼拜五祖。到后，五祖问他来求何物，惠能答道：“不求余物，唯求佛法、作大师”。五祖故意说：你们岭南人都是獦獠，怎么成得了佛？惠能非但没有畏惧，反而出口反诘：“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姓（性）有何差别！”五祖不再言语，但内心已非常赏识他，安排他以行者的身份在碓坊里踏碓舂米，前后八个多月。据王维受荷泽神会之托所撰的《能禅师碑》记载，惠能并非就呆在这里作务，他也去听弘忍说法。
　　一天，五祖召集所有门人，要大家各作一偈，借以考查门人的根性，看谁悟得了佛法大意，以便付衣法、定六代。当时神秀是五祖门下的首座、教授师，他作了一偈，却不敢当面呈给五祖，而是于三更时分在没人知晓的情况下将它题于壁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五祖见后，认为此偈还不到家。时有一童子口诵此偈，惠能听后便觉未能识心见性。他也作了偈，托人题于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院内徒众看了，都大为惊讶。五祖发现了惠能的天才，当晚就唤他进房秘密地付法传衣，禀为六代。他怕有人加害于惠能，便嘱惠能连夜南奔，“三年勿弘此法”。[2]
　　据《能禅师碑》，惠能南奔后，“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惠能南奔后的确隐遁了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则聚讼纷纭（印顺法师认为只隐了五年）。676年，印宗在南海法性寺（今广州）讲《涅槃经》，惠能批评他讲不得当。通过交谈，印宗对惠能甚是佩服，并为他祝发，又请几位禅师为他授了具足戒。次年，惠能来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在州东南的曹溪宝林寺传授禅法，一直到713年入灭。期间，武则天、唐中宗曾下诏召他入京，惠能没有应诏。他门下的弟子共40余人，最著名的有荷泽神会、南岳怀让、青原行思、南阳慧忠、永嘉玄觉，这五位禅师被称为六祖门下的五大宗匠。
　　惠能可以说是“下下人有上上智”，他不识字，却能开山作祖，靠的就是顿悟。不过，据吕澂与印顺法师等人的研究，惠能尽管不识字，但他所熟悉的经文范围相当广泛，如《金刚经》、《维摩经》、《楞伽经》、《涅槃经》、《法华经》、《梵网经》，等等，他说法时常有“佛曰”、“经云”等语，而且他对诸经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说到底，称惠能不识字，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关于惠能的生平，由于有些材料偏于荒诞的传说，而且材料与材料之间有许多矛盾，甚至同一份材料里面也蕴含着矛盾，在没有深入比勘、没有新史料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对此，可以进一步参考各种版本的《坛经》、印顺《中国禅宗史》、郭朋《坛经校释》附录部分[3]，洪修平、孙亦平合著《惠能评传》。还可以参看《旧唐书》卷191、五代南唐静、筠二禅师《祖堂集》卷二、赞宁《宋高僧传》卷八、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普济《五灯会元》卷一的有关部分。
　　二、《坛经》其书
　　《坛经》是禅宗最重要的典籍，也是中国哲学史的经典之一。它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一部被称作“经”的，与“佛说”相提并论。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说，只有《坛经》才是“中华佛学之创造”。《坛经》也就那么一两万字，但它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其实在历史上就被译成了其它文字，如西夏文等。
　　惠能在曹溪期间，当时的韶州刺史韦璩请他到州城大梵寺讲了一天法，即摩诃般若法，并授无相戒。他这一天的说法，经门人法海记录成《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以后又屡加补充、改订，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坛经》。
　　1、版本
　　《坛经》版本非常复杂，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据统计，其版本凡二十余种，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其实，这些不同名目的版本可以归为两个系列、四种版本：敦煌一系，目前共发现五种，下文称“敦煌写本”；整理本一系，包含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其它的本子大体是这四种版本的翻刻本或传抄本。
　　（1）整理本
　　历史上流传的都是整理本，全是宋代或以后的人加工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晚唐或宋初惠昕本《六祖坛经》，分为上下两卷，11门（一缘起说法门、二悟法传衣门、三为时众说定慧门、四教授坐禅门、五说传香忏悔发愿门、六说一体三身门、七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门、八问答功德及西方相状门、九诸宗难问门、十南北二宗见性门、十一教示十僧传法门），约1.4万字。这是在日本京都的兴盛寺发现的，故又称兴盛寺本。惠昕是第一个对《坛经》进行整理的人，他在序中交待了整理的缘由：“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者。”据此，可以推知此本可能刻印于宋初的乾德五年（967年）。此本后来又演化出多种本子，如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的周希古本，政和六年（1116年）的存中再刊本，南宋时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的晁子健刊本，日本的大乘寺本、真福寺本等等。民国官版排印本《普慧大藏经》第14函收有南宋晁子健作序的惠昕本。
　　宋初契嵩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10品（悟法传衣第一、释功德净土第二、定慧一体第三、教授坐禅第四、传香忏悔第五、参请机缘第六、南北顿渐第七、唐朝征如第八、法门对示第九、付嘱流通第十），约2.1万字，本为三卷，现存本合为一卷，载于明代《嘉兴大藏经》。这是吏部侍郎郎简出资刻印的，据他所作的序，此本成于北宋至和三年（1056年）。他在序中称：“嵩果得曹溪原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此本在元代演化出了德异本与宗宝本，在明代又有憨山大师重刻的德清本。[4]日本现存有元延佑三年（1316年）刻印的“延佑本”，它就是德异本，所以可归宗于契嵩本。契嵩本现存有明代成化年间的重刻本，故又有人称契嵩本为明藏本。《普慧大藏经》第14函收录的是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李材作序的本子。
　　元宗宝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10品（行由品第一、般若品第二、疑问品第三、定慧品第四、坐禅品第五、忏悔品第六、机缘品第七、顿渐品第八、护法品第九、付嘱品第十），不分卷，约2.4万字，成于元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此本主要是在契嵩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修订，本来可以将它归宗于契嵩本，但由于它几乎是明代以后唯一的流通本，所以又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有着独立价值的本子。《普慧藏》第14函收有明代净戒重校的宗宝本。《中国历代美学文库》采用的就是宗宝本。宗宝跋曰：“……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宗宝本自称“得《坛经》之大全”，即集诸本之大成。这个本子较敦煌写本文字几乎增加了一倍，因此遭到的非议也最大。明末王起隆在《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中鸣鼓而攻之，称宗宝本“竄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大舛大错，当以佛法四谤定之”，他特别推崇契嵩本，称其“珍逾拱璧”，这里所谓的“原本”指的就是契嵩本。但今人李富华认为，宗宝本增补的内容主要是智通、志道、行思、怀让、玄觉、智隍、志彻七位弟子与惠能的问答。这些内容散见于禅史中这些弟子本人的传记，就史实说基本上是可信的，增入《坛经》可以集中反映惠能的禅学思想，因此，它对全面认识和理解南宗禅是有好处的。
　　（2）敦煌诸本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住持道士王圆禄无意中发现，内有四万多件封存了800多年的珍贵文物，主要是一些佛教经卷。消息传开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俄国的东突厥斯坦考察队等纷至沓来，他们连抢带骗，不到十年，掠走了近三分之二的文物，大量的精品流失在国外，包括《坛经》写本。
　　192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发现敦煌写本的《坛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编号为S.5475，学界称“斯坦因本”，以下简称“斯本”），并将其刊布在1928年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第48卷中，引起了有关学者的重视。1934年，铃木大拙与人合作出版了《敦煌出土六祖坛经》，他们用宋元时代的各种刊本校订《大正藏》刊布的斯本，并将全书断为57节。这个“五十七节本”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以后一些校本的底本。1941年，宇井伯寿发表《坛经考》，编制了斯本和大乘寺本、兴圣寺本、德异本、宗宝本的增减对照表。[5]1976年，柳田圣山编辑出版了《六祖坛经诸本集成》，集成了11种不同本子。
　　长期以来，斯本一直被认为是敦煌的“孤本”。其实，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现敦煌石室有五种写本（可统称为敦煌写本，又有人称法海本）：（1）就是刚才着重讲过的斯本。此本中脱三行，其余完整，字迹拙朴，错误、缺落处较多。（2）北京图书馆藏冈字48号。这是一个残本，首缺尾未钞完，仅存全文的三分之一。1931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敦煌劫余录》一书中就提到了此卷，但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80年代田中良昭才对它进行研究。（3）北京图书馆藏有字79号，仅存四行半，1997年才由方广錩鉴定出来。（4）原旅顺关东厅博物馆藏本，为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敦煌所得。前几年才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被发现，仅存首尾两帧照片，其余的不知去向。末尾有“显德伍年己未”的题记，其实应该是“显德六年”，也就是北宋建立的前一年。该本早在1926年就有人著录了，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5）敦博本。它是敦煌博物馆藏077号的一部分。敦博馆藏077号是一部南宗顿教的专集，本来就装订成一个册子，内含五种文献，《坛经》是其四，起于第90页，终于第173页。首尾完整，字迹清楚娟秀，约12400字。这个册子是敦煌名士任子宜于1935年4月8日从敦煌千佛山之上寺获得的。1943年，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在敦煌考察期间，在任子宜家中看到了这个册子，他先后手抄了两遍。后来就不知道这个册子的去向了。198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周绍良在敦煌博物馆发现了这个册子。1985年，邓文宽等人前往敦煌，拍回了照片。1997年，周绍良出版《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将敦煌所出的这五种本子的照片都汇集在了一起。因此，如果要研究敦煌所出《坛经》，最重要、最完整的原始材料都在这本书里。此五本皆属同一系统，它们虽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但看不出有直接的转抄关系。
　　综上所述，各种版本的区别在于：在基本内容一致的前提下又各自增补了一些内容，其中敦煌写本增加得最少，而宗宝本增补得最多。著名敦煌学家潘重规居士指出了一些重要事实：早期《坛经》是所讲的笔录，随听随记，不分章节，文字也较质朴，接近口语；流通的刻本则力求悦目易晓，故章节分明，文辞亦多加修饰，近于文言。周绍良认为，敦煌本是现存最早的写本，并且是惠能原本。这后面半句话就不符合事实了。我们可以推测，最初的《坛经》应该成于7世纪末，它只是大梵寺说法的记录。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各种《坛经》都有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期间接引弟子的问答、临终付嘱等内容，这些无疑是后来增补进去的，所以它们都不是原本。还有，祖本产生于韶州，但邓文宽等人的细致研究表明，敦煌诸本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河西口音。他们结合其它一些证据，推测敦博本产生于九世纪后半叶的张氏归义军时期，而斯本则产生于十世纪河西方言占主导地位的曹氏归义军时期。另外，敦博馆藏077号的装订形式流行于九、十世纪。照这样推算的话，敦煌写本至少是祖本150年以后才出现的，而它们所依据的本子大约成于8世纪中叶。相比之下，任继愈的说法较为稳妥，他在《敦煌坛经写本序》中，一方面肯定敦煌写本的价值，一方面也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他版本，成书虽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却可以很早。”洪修平在其博士论文中也认为，不能仅以版本的先后来断定所载内容的真伪，晚出的本子所记载的东西，并不完全是竄改或伪造。
　　我以为，整理本确实含有某些后期禅宗思想，因此，如果想贴近惠能的禅法思想，我们还是应该把重心放在敦煌写本上。但我们现在既然是讨论《坛经》对中国哲学、美学的影响，则可以选取历史上最通行的宗宝本。
　　2、《坛经》在历史上的著录情况
　　正史中只有两部著录了《坛经》：一是《新唐书·艺文志》载“僧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今人李富华认为，它实际上就是《坛经》，其实宋代郎简为契嵩本所作的序中也提到“故天下谓之《六祖法宝记》，盖六祖之所说其法也。”另一部是《宋志》，载“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僧慧昕注《坛经》二卷”，又载“《坛经》一卷”（未言及编者），甚至还有所谓“僧慧能注《金坛经》一卷”。另，《通志》载“《六祖法宝纪》一卷，唐僧法海撰”，所有这些都说明两宋时期还公开流传着一种称《六祖法宝记》的抄本。
　　宋代有许多目录学著作著录了《坛经》。《崇文总目》著录《坛经》一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了惠昕本：“《六祖坛经》二卷。右唐僧惠昕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后（应为“古”）有序。”（《文献通考·经籍考》转录了此条）但不知什么原因，晁书同卷还有一条：“《六祖坛经》二卷。右唐僧慧能授禅学于弘忍，韶州刺史韦據请说无相心地戒，门人纪录，目曰《坛经》，盛行于世。”这一条明显是从《景德传灯录》卷五而来的。《遂初堂书目》只提了书名《六祖坛经》。《直斋书录解题》载“《六祖坛经》一卷，僧法海集。”
　　宋、辽、金、元四代刊行的十种大藏经均未收录《坛经》。明代及以后情况反了一下，史书不再著录《坛经》，而是被收录到各种大藏经中。明朝《永乐南藏》首次收录《坛经》。民国官版排印本《普慧大藏经》第14函收录了三种整理本。《四库全书》最重经史，在子部末尾只用了一卷的篇幅（卷145）著录了释家类书目25种。它沿用《隋志》的体例，不著录佛教经典，所以《坛经》在这里没有得到著录。
　　3、内容结构
　　现依敦博本谈谈《坛经》的内容结构和主要思想。我认为此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块：
　　第一块是大梵寺说法，由惠能门下法海集记。它又可分为四小块：（1）从开头至“说此《坛经》”，可以看成是一个简短的序言，交待了当时开堂说法的情形。（2）接下来至“下是法”是惠能自述其身世、与佛教的结缘及创宗成祖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是惠能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记，也是惠能表达禅学主张的一个过程，如人人皆有佛性、本性自净自定的思想。（3）惠能讲法、授戒，这是整本《坛经》的核心所在。在这里，惠能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禅法思想，可概括为自性般若的思想、定慧等学的思想、“三无”思想、坐禅思想、无相戒思想。（4）从“大师说法了”至“一时散尽”是使君与惠能之间的问答。惠能阐述了何为功德、净土何在、如何看待在家与出家等问题。
　　第二块可以说是“附编”，里面有些东西是在流传过程中由不同的人陆续加进去的，这些人先后可能是法海一系、神会一系及其他一些人。这一部分记载惠能在曹溪时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它复分为三小块：（1）“大师往漕溪山”至“写为《坛经》，遞代流行，得者必当见性”，是惠能接引弟子。如为志诚说戒定慧，为法达解《妙法莲华经》，为智常说四乘佛义，与神会对机锋，还有为十弟子说宗旨（“举三科法门，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2）接下来至“韶州刺史韦據立碑，至今供养”，记载的是惠能临终付嘱及灭度后的一些情形。（3）剩下的一小段可以说是一个“后记”，主要记载了《坛经》在宗门内的传授：“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際，道際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敦煌写本的确有后来人的增补。
　　三、研究情况
　　历史上《坛经》的释本很少，丁福保作有《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笺注》，注解较为详细，但宗教意味大于学术意味。敦煌经卷的发现使禅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掀起了一个整理研究《坛经》的热潮，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致力于不同版本的对勘和校释。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发表有关它的录校本近30种。日本有一大批著名的禅学家，如矢吹庆辉、铃木大拙、宇井伯寿、柳田圣山、石井修道、田中良昭、忽滑谷快天等人，他们都为《坛经》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研究《坛经》可以说有两条不同路径，胡适和铃木分别为其代表。铃木等人主要是研究禅学思想，他强调禅是非理性、非逻辑的；而胡适则把禅宗置于理性的裁判台，并用历史考据法把它放到历史背景中去加以审视。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禅宗信徒与思想史学徒、史家的区别。胡适在尝试撰写禅宗史的时候，感觉原始材料严重不足。为此，他于1926年赴英法搜求材料，从敦煌经卷中发现了神会的三种语录和《显宗记》、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等。经过研究，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坛经》是神会伪造的，禅宗的创立者也是神会。他为神会叫屈，“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他把神会喻为南宗的圣保罗、北伐的总司令，又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一文中对神会作了高度评价：“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胡适认为，禅宗的东西有95%都是胡说、伪造。神会是制造禅宗假历史的第一好手，他有了不得的造假手段和宣传手段，南宗完全是神会出死力、单枪匹马打出来的。在《禅宗史的真历史和假历史》一文中，他历数了神会的四条“罪行”，说达摩与梁武帝的会面、慧可断臂、传法世系等最初都是他编造的。胡适得出那个结论的主要证据是：一，《坛经》中有许多部分与《神会语录》不仅内容相同，并且文字也都很相似。二，敦煌写本中载惠能说了这么一句话：“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遼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这条悬记说的就是732年的无遮大会，显然是神会一系加进去的。三、韦处厚为马祖弟子大义禅师所作碑铭中称神会一系“竟成《坛经》传宗”。
　　在这里，胡适本人似乎也像他所说的神会，如果说神会引发了中国佛教的革命，那么胡适就是引发了禅宗研究的革命。他挑起了20世纪禅宗研究的一大公案，遭到了钱穆、印顺、铃木等多人的批评，周绍良也批评他把对《坛经》的研究引入了歧途。胡适在这一点上的确大胆得近乎是粗疏，缺乏小心的求证，但他使人们开始关注神会对禅宗思想的积极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实证的治学方法能给人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
　　吕澂的有关研究侧重于禅学思想，对惠能生平与《坛经》流变的考证在其次。他主张，研究惠能的生平和思想，宜以王维的《能禅师碑》为依据。既然该碑没有提及《坛经》中有关惠能的早期事迹，那么，这些就很可能是一些不足信的传说。据他的研究，禅宗思想导源于南朝刘宋时期求那跋陀罗所译的《楞伽经》，但到了惠能这里，就完全以《金刚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取代了《楞伽经》。吕澂依《能禅师碑》，对《坛经》中的禅学思想进行了甄别，认定忍、定慧等学、自性即佛、无相无住、顿的修禅方法是惠能的思想。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吕澂一方面认为惠能吸收了诸经的说法，一方面又以《能禅师碑》为依据，断定《坛经》中的许多思想不属于惠能。比如，碑中没有提到“无念”，他就推断“无念为宗”不是惠能的思想，而是出于神会。又如，《坛经》很多时候都在讲中道和不二法门，要求“出语尽变”、“出入即离两边”，把握空有相不二的道理，而吕澂认为这种思想是受《维摩经》“不二法门”的影响，它既不是惠能的，也不是神会的，而是后来杂入的。我以为，既然惠能所涉及的佛经范围相当广泛，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取资于它们。吕澂自己也明确指出过，“无住为本”的说法出于《维摩经·观众生品》“一切法均从无住建立”，那么，中道思想这一带有根本性的思想为惠能所吸收，也是自然而然的。而且，王维碑铭第一句就是“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并说证于此者，其惟曹溪禅师，这不就证明惠能持非有非无的不二中道思想吗？再则，碑铭这种体裁，一般不会把一个人的生平、思想一一加以述说，因此我觉得，仅仅局限于《能禅师碑》所载来断定《坛经》中哪些思想是惠能的，哪些不是，似乎有将惠能思想狭隘化之嫌。
　　60年代末，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就《坛经》的作者问题展开过一场大争论，有关文章被编入了《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一，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1971年，印顺法师发表了《中国禅宗史》，他在书中花了两个章节的篇幅，分别对惠能的生平与《坛经》的流变进行了细致研究，表现出一种以理服人、客观求实的学者风范。他也运用了胡适的考据方法，对胡适的主要论据一一作了检讨，提出：“他（胡适）的结论是不足取的，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印顺法师的大多数看法还是能够澄清一些问题的。
　　文革后，国内的禅宗研究逐渐热了起来。1981年，郭朋出版《<坛经>对勘》，把斯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一段一段地作了对照，可以看出《坛经》在流传过程中的增减关系。1983年，他又出版了《坛经校释》，所依据的底本是铃木大拙的五十七节本，并参以惠昕等三本，但里面的错误比较多。（1987年，他还发表了《坛经导读》）1993年，杨曾文出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首次以敦博本为底本，同时参考斯本与惠昕本，在研究和校订上推进了一步。1994年，台湾潘重规居士出版《敦煌坛经新书》，以斯本为底本，并参照了敦煌的其它本子。1998年，邓文宽、荣新江合作出版了《敦博本禅籍录校》，他们以“敦煌学”的方法整理了这部禅籍，非常谨严，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做得最好的。
　　这里有一个不为大陆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历史上记载惠能还有解《金刚经》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载“慧能《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一卷”，《宋志》载“惠能《金刚经口诀义》一卷”。《郡斋读书志》著录《六祖解心经》一卷；《遂初堂书目》著录《六祖金刚经解义》，不提卷数；《文献通考》著录《六祖解金刚经》一卷和《六祖解心经》一卷；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还著录“《六祖注解金刚经》一部一册”。这些本子似乎已经失传，但《续藏经》第92册收录了宋代天台罗适校刊并作后序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口诀》，题为“唐六祖大师惠能口诀”。日本编印的《卍续藏经》第38册收录了《金刚经口诀》，署名为“六祖大鉴禅师说”。我以为，这些很可能是同一本书的不同叫法，即解的都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但决非惠能本人撰写，可能是惠能解说而由弟子记录下来，也可能是后人依惠能的禅法精神而作。国内外一些学者谈到了这个问题。日本学者关口真大对此非常关注，忽滑谷快天也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中提了一句，他说《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混杂着五行、天命等思想，将它断为伪托之作。台湾何照清以《惠能与金刚经解义》为题，写了博士论文。大陆学者研究这个问题的很少，李富华有一专文，收在《曹溪——禅研究（二）》一书中。
　　主要参考文献：
　　1、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2、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邓文宽：《六祖坛经——敦煌<坛经>读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郭朋：《<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1年版。
　　6、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
　　7、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载《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齐鲁书社1991年版。
　　8、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禅宗》。
　　9、印顺：《中国禅宗史》，上海书店1992年版。
　　10、（日）忽滑谷快天著、朱谦之译：《中国禅学思想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1、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见《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2），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版。
　　12、黄夏年主编：《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吴言生主编：《中国禅学》第一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释妙峰主编：《曹溪——禅研究（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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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吕澂认为是神会一系、南岳一系和出自三论宗的牛头禅鼎足而三。详见吕徵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2] 另据弘忍再传净觉《楞伽师资记》所载，惠能虽然名列弘忍十一大传法弟子之内，但弘忍认为他只是“弘化一方”的人物，并不怎么出色。
　　[3] 郭朋《坛经校释》附录部分将许多材料集中到了一块，如《曹溪大师别传》，王维、柳宗元、刘禹锡所撰的碑铭，传为惠能门下法海所集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
　　[4] 2002年曹溪南华禅寺为纪念建寺1500周年，印行了德清本，日本学者中岛隆藏对德清本与德异本、宗宝本进行了对照研究。
　　[5] 1978年，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了《慧能研究》，在资料篇里也对照校录了这五种本子，使研究者对其增减关系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