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伽信仰与唐宋居士佛教
【内容摘要】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关键词】泗州大圣;僧伽信仰;唐宋居士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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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8日在江阴市青阳镇悟空寺地宫考古发掘出的数十枚舍利,目前被确认为唐朝初年西域何国(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尔别希姆)僧人僧伽圆寂后,肉身受损火化所得。僧伽何代何许人?据赞宁《宋高僧传?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记载:“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为僧之后,誓志游方。始至西凉府,次历江淮,当龙朔初年也。登即隶名于山阳龙兴寺。自此始露神异。……”
僧伽是初唐活动于江淮一带的西域和尚,传说他年纪很小就出家了。剃度为和尚以后,他有志于周游四方。起初到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接着游历到江惟一带。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僧伽在山阳龙兴寺奇居,从此渐渐显露出神异来。同年到泗州临淮县(今江苏省盱眙县)置普照王寺布道,名声远播,受到百姓的崇拜,以至造寺庙供奉。龙朔二年(662年),僧伽应召入长安,曾被唐中宗封为国师,并敕泗州寺为“普光王寺”。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僧伽圆寂,享年83岁。唐中宗为其敬漆肉身,送回泗州临淮起塔供养,遂奉为“泗州大圣”。
一、泗州大圣崇拜和僧伽信仰的由来
关于“泗州大圣”的故事,民间曾经有很多的传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郎妇观音与泗州大圣斗法”、“泗州大圣成为爱神”、“泗州顽少与泗州大圣”、“泗州大圣锁水母”等等,而且在后代的小说笔记中,常常能够看到“泗州大圣”的影子,经过自唐至宋元以来的居士佛教的推动,更成为全国性的信仰。这可从泗州以外僧伽塔寺的兴建及僧伽像的铸造得到大量的印证。至少在北宋结束以前,在各个地区有僧伽塔、寺、堂、像等,现在统计各地有关“泗州大圣”的塑像、纪念遗迹达二、三十处之多,而在当时,其数字将会更为庞大。
一个来自西域的和尚,为什么会受到这么不寻常的待遇呢?他是如何成为流传广泛、备受欢迎的“泗州大圣”的呢?实际上,起初“泗州大圣”与僧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到了后来,由于僧伽和尚在泗州一带传法,显露神异,因此被认为是“泗州大圣”的化身,从此独享这个名号。关于“泗州大圣”的由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
1.洛阳江传说中说,泗州大圣原本是泗州城的一位顽劣少儿,因为恶作剧地破了观音菩萨洛阳江募钱造桥的戏法,被观音菩萨责罚永远守护凉亭。后来,大约是以为这泗州顽少既能识破菩萨的戏法,可见是聪明绝顶的,又见他总是坚守凉亭,就封他当了“泗州大圣”,进而再衍变为“路廊神”和民间恋爱之神――“泗州佛”。
2.传说泗州大圣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在唐代,僧伽大师被佛教界普遍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在《宋高僧传?僧伽传》有这样的记载:“帝(中宗孝和帝)以仰慕不忘。因问万回师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相也。”、 “尝卧贺跋氏家,身忽长其床榻各三尺许,莫不惊怪,次现十一面观音形。” 唐朝时的观音像即以僧伽容貌为模本,所以多为男相,以后才演变为女相。
3.宋时先讹禹为僧伽,王象之《舆地纪胜》第四十四卷《淮南东路盱眙军》云:“水母洞在龟山寺,俗传泗州僧伽降水母于此。”洪泽湖南之龟山,有淮涡水神曰无支祁,又称“水母”,形若猕猴,为害一方, 传说大禹化为僧伽和尚来此为民除害,把水妖镇压于泗州塔下,后人为了纪念僧伽和尚,称之为“泗州大圣”。
4.西域僧人僧伽游历到江惟一带,从此渐渐显露出神异。僧伽到泗州置普照王寺布道,名声远播,为人医病消灾,受到百姓的崇拜,以至造寺庙供奉。僧伽圆寂后,唐中宗为其敬漆肉身,送回泗州临淮起塔供养,遂奉为“泗州大圣”。
这些传说尤以最后者为普遍流行,也是最为可信的。然而僧伽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江淮一带,自此的僧伽信仰为什么能够成为全国性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考察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因为历代帝王的崇信和馈赠。僧伽坐化前,中宗即封他为“国师”,并敕泗州寺为“普光王寺”,还“敕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各赐衣盂,令嗣香火。”长庆二年(822年),皇帝加封僧伽为“证圣大师”,后来唐信宗又封僧伽的高徒木叉为“真相大师”。五代时,“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相,牖日大圣僧伽和尚。”
其次是由于名人居士的崇信和吹捧。唐宋以来,一大批名人居士特别是一些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在他们的诗词、文章、传记、书信之中广泛地宣扬“泗州大圣”的信仰,极大地推动了僧伽崇拜在士大夫之间的传播。这也是本文需要特别阐述的方面,下文将有大量例证。
再次,唐末动乱纷争的年代,人们普遍缺乏安定感和精神依托,僧伽和尚的到来,济穷锄恶,救民疾苦,广施神通,成为泗州一带民众的庇护神。人们把僧伽当作救救苦难的观音大士,反映了民众对于解决现实苦难的憧憬和幻想,正如地藏菩萨信仰的形成一样,来自西域的僧伽,以他的特殊身份和传奇事迹,形成普遍的信仰也是合乎时代的要求的。
最后,由于古泗州是水陆交通的咽喉,泗州寺的香火隆盛,往来舟揖必登塔拜祭,慷慨解囊,敬香施财,不惜重赀,并相沿成俗。其后黄河夺淮,淮域水灾渐盛,人们为求平安无灾,对“泗州大圣”的礼拜就更勤了。往来商贾也把僧伽的神异和“泗州大圣”崇拜带到各地,形成了全国性的宗教信仰。
在以上这些因素中,居士名人的崇信和传播对僧伽信仰的形成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而且也是最为直接的推动因素。笔者的研究重点也在于此,以下将就此阐发唐宋居士佛教与僧伽信仰的形成之间的微妙关系。
二、唐宋居士佛教与僧伽信仰的兴盛
说到居士佛教,首先应该明了“居士”一词的特殊意义。何谓“居士”?在印度,居士出自梵文grhapati或巴利语hapati,音译为迦罗越,即长者。在早期印度佛教经典中,“居士”是指四种姓之中的吠舍,在吠舍种姓中,信仰佛教的比较多,释迦摩尼在传法的过程中,一再受到他们的资助,这些人被原始佛教称为居士。在大乘经典中,居士主要指“居舍之士”,如在《维摩诘经》中居士就是指居于里巷之中的白衣(布衣,平民),而不再是四种姓的居士了。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居士是指德才兼备而隐居不仕的人,意即“局学之士”。在佛教传入之前,“居士”的唯一含义就是居家饱学之士、隐居不仕之士,而且在佛教传入之后,这一含义也没有被彻底取代,而且在传统的意义上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既可以指一般隐居不仕的人,有可指佛教居家修行人士,还可以指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在广泛的意义上,居士应当指佛教的全部世俗信徒,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仅指在家信徒中较为富裕、具有教高的文化修养、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那部分人。本文所说的居士,就是指这类人士。
那么所谓居士佛教,也就是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各类修行、护法活动。佛教可以分为僧侣佛教和居士佛教两大类,僧侣佛教是佛教信徒的核心,居士佛教在传法、护法上对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教义的完善,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居士佛教按信众层次又可以分为“精英信仰”和“庶民信仰”两大成分,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居士中的精英主要指对佛教义理有研究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他们利用与世俗社会的密切联系,通过对佛教教义的阐释传扬佛法;居士中的庶民指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信众,他们是佛教的供养者和实践者,佛教中的故事通过他们也在社会传播、加工和演变。
居士佛教与僧伽信仰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如前文所说,僧伽信仰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各种社会根源。在这些原因之中,居士佛教活动是最为密切和直接的。精英信仰和庶民信仰共同推动了僧伽信仰的形成、传播、流变,掀起又一民间佛教信仰的高潮。自唐至宋,一大批具有教高文化的知识分子居士信徒(多为文人、达官显贵等),通过撰写文章、传记、诗词和书信往来等方式,直接推动了僧伽信仰在全国的广泛传播。
1. 李白――青莲居士
有关僧伽传奇故事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李邕(673-742)的《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然而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僧伽的第一人,可能还是李白。作为唐代的大诗人,李白的作品广为人们传诵,上至皇室贵亲、达官贵人,下至小姐书生、黎民百姓,都喜爱他的诗作。他曾在诗中赞扬僧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机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猢狲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彝,再礼浑除犯轻垢。”描写的是僧伽的观音瑞相及其锁水母的故事。又有诗云:“真僧法号曰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 李白对僧伽的宣传,随着他的作品流传各地各个阶层,给予人们关于僧伽的最初印象,许多人就是读了李白的作品才知有僧伽其人的。
2. 苏轼――东坡居士
一代大文豪苏轼,对僧伽是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的,他曾经几次路过泗州,瞻仰了泗州僧伽塔,留下了不少的关于僧伽的记述。治平三年(1066),苏轼护送父亲老苏公之丧舟行还蜀,由汴入淮而至杭州,因遇逆风而不能进,系舟于汴河岸,舟人就劝他“祷灵塔”,他为此写了《泗州僧伽塔》一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 元佑七年(1092)三月,苏轼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时,因为淮东西连年歉收,又因为“浙右大荒,无所仰食”,干旱无雨,民不聊生,写了《僧伽塔祈雨祝文》。僧伽已经成为官府求雨的对象,可见僧伽信仰在当时已经十分兴盛了。绍圣元年(1094),苏轼为人写泗州大圣像赞,还说“泗州大士谁不见,而有熟视不见者。彼岂无眼业障故,以知见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见,从此成佛如翻掌。”借僧伽崇拜劝人敬佛知佛,可见僧伽信仰的影响力。
3. 蒋之奇居士
僧伽信仰始于唐而兴盛于宋,椐《宋史》记载,宋太宗公开崇拜僧伽,推动了僧伽信仰在全国的兴盛之势。僧伽崇拜的推波助澜者,要数僧伽传记的作者蒋之奇。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前后,蒋之奇任“江浙荆淮等路制置发运副使,朝奉大夫” 之时,编写了《泗州大圣普照国师传》。作为居士的蒋之奇是观音菩萨的热心崇拜者,曾经编写了《大悲菩萨传》,后来读到李白描写僧伽的诗歌,才知道僧伽其人。可能由于传说僧伽系观音菩萨的化身,蒋之奇遂有为其作传的念头,于是编写了僧伽的传记,以较接近史传的形式,把僧伽传说重新呈现在士大夫的读者的面前,吸引精英信众的传阅,以此宣扬僧伽信仰。
僧伽信仰与崇拜在宋更加普及,宋僧赞宁 (919-1001)在所作的《宋高僧传》为他立传,并把他列入“感通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赞宁虽是僧人,却与官方及士大夫阶层关系密切,他当时的身份是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兼任江浙僧统,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赞宁把僧伽列入“高僧传”,反映了宋代官方对僧伽的认同。《宋高僧传?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描述了僧伽一系列神异事迹,比如可以留衣殿梁使废寺重兴;可藉盗之财施而使免于刑狱;可以“澡罐水”?驸马都尉武攸暨而使其病痊愈。或以柳枝治愈病人,或令人洗石狮子而使疾病痊愈,或掷水瓶,或令人谢过等,众多灵验的例子,不胜枚举。 官方如此正式的对于僧伽的鼓吹,必然使信众对僧伽敬若神明,僧伽信仰由此更加广为传播。
除此之外,宋代大力宣扬僧伽崇拜的还有李纲和李祥,他们都是僧伽的虔诚的崇拜者,且均有记述僧伽的灵异事迹,在社会广为流传。李纲作有《书僧伽事》一文,极力宣扬僧伽的神迹,并宣称僧伽是观音的化身;李祥作为南宋的大臣,也是大力宣扬僧伽信仰的佛教居士,作有《大士灭度后灵异事迹》,描写了僧伽化为观音,退宣和大水和其父落水获救的故事,更为形象生动地宣传了僧伽信仰。 唐宋以来,正是大批居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居士的推动,在民间掀起了僧伽信仰的高潮。其间推波助澜的居士不能一一历书,仅仅举几例,以说明僧伽信仰的程度,可见一斑。
僧伽本是佛教历史中的一名高僧,至于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宗教信仰,绝不是偶然的的,实在是有它特定的历史因素,总结起来如下有几点,其一,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优待,上行下效,僧伽的名望自然很高;其二,传说中的神异事迹,实际上是江淮流域长期水患的困扰,还有兵荒马乱盗贼蜂起,人们渴望有着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解救众生,僧伽信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愿望;其三,唐宋以来特别是宋代,关于僧伽的传记、故事被一些僧伽崇拜的信徒所夸大宣扬,使僧伽信仰达到一个高潮,各地建造僧伽像和纪念佛堂不计其数,僧伽的传记还多见于《太平广记》、《传灯录》,《佛袒历代通载》等唐宋时代编写的传记小说中……总之,僧伽信仰与居士佛教尤其是唐宋的居士佛教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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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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