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一说

　　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一说

　　敦煌藏经洞举世闻名，自从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学发端之初便对藏经洞的性质与封闭原因展开了讨论，一个世纪过去了，对藏经洞问题的探讨可谓是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虽然在学术界对诸如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先生之观点有很大的反响，也得到众多学人的更多赞同，但要说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从目前来讲应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与必要。在这里，我们暂不论藏经洞之性质（笔者将另文讨论），专就藏经洞封闭的时代问题，从一个特殊的前人未谈及之视角做一说明，亦作资料之补充，也算作对这一学界历史悬案之不自量力之窥视。
　　要弄清藏经洞封闭时代，首先必须考察一下藏经洞外壁，即莫高窟16窟甬道表层壁画的重修时间，因为这一层壁画就是为了掩盖藏经洞而重修，时间就是藏经洞封闭的直接时间，是藏经洞封闭时最最直接的证据，因此探讨这一问题是揭开藏经洞封闭时间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好的办法。
　　对于莫高窟16窟重修的时代，传统意见认为是西夏早期，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就与学界基本一致认为的藏经洞封闭大约为曹氏归义军晚期之观点严重背离，也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刘玉权先生是敦煌西夏洞窟研究的专家，他在进行莫高窟西夏洞窟分期排年时，认为16窟与130等窟的重修时代为同时代壁画，即为西夏早期。关于130窟内表层壁画的重绘时代及130窟表层壁画的分期排年，的确刘玉权先生经过详细考古排年定为西夏早期，刘先生的分期排年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也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刘玉权，《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但学术研究总是在不同意见与看法中向前发展，在这里笔者认为130窟的表层壁画的重绘时代应为更早一些的曹氏归义军晚期，而并非西夏早期（关于这个问题后有详论）。但不管怎样，刘先生的科学分期认为16窟表层壁画与130窟表层壁画同时代的观点，是极为准确的，也是一位在莫高窟工作了一生的专家的理性分析与经验认识的结论，是完全靠得住的。这一意见对我们探讨藏经洞封闭的时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这样在我们苦于没有16窟表层壁画时代的困境中，找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即转移我们的研究目标，走曲线救国的方针，试从与16窟重修同时代的130窟表层壁画的重修时间入手，解决我们要解决的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代问题。
　　据耿升昇《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记录，伯希和在伯第16号洞（即今莫高窟第130窟）内供养人题名中发现有沥粉堆金墨字题记：“故叔敕谒（竭）诚囗（奉）化功臣河西一十”（下缺）与“皇囗（妣）敕受奉国广？平？”（下缺）（《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这两条极为重要的供养人题记资料，引起了贺世哲先生的高度重视，贺先生根据这一资料断定130窟表层壁画为曹宗寿当权时所修，重画时间当在公元1002—1014年期间（《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 贺世哲，《西北史地》，1984年3期，第83—86页；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 贺世哲《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1页）。非常确凿的供养人题记充分说明130窟表层壁画重修时代为宋曹氏归义军晚期曹宗寿时期。
　　以上的资料如果还显得不足的话，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考古实物资料可以参证这一问题，即莫高窟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因为130窟前殿堂建筑遗址是与130窟现存表层壁画即重修时代为同期作品。
　　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遗址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清代遗存，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本文所要讨论的是130窟窟前下层殿堂建筑遗址。该殿堂遗址是莫高窟迄今为止发现的窟前殿堂建筑遗址中最大、最为宏伟的一座。该殿堂遗址至今仍基本完整保存于莫高窟130窟窟前，以待复原并供游人参观。参考主持该殿堂遗址清理发掘的潘玉闪、蔡伟堂二先生著《敦煌莫高窟第130窟窟前遗址发掘报告》（《敦煌研究》第一期，1981年，第111—128页。）及潘玉闪、马世长二先生著《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中的详细报告并研究可知， 130窟窟前大型殿堂建筑遗址的基本情况为（图一）：坐西向东，呈长方形，东西长16·3米，南北宽21·6米；殿堂建筑有南北二夯土山墙并檐墙，殿基南北面阔五间，分当心间（4·2米）、南北次间（4·2米）及南北梢间（3·1米），东西进深三间（分别为3·55、2·65、3·55米）。西接洞窟甬道和凿平的崖壁，与洞窟连为一体。甬道外南北两侧贴西壁处筑土台，台上塑天王像，高达6米多。东西分布着三排共计十八个柱子。地面铺设整齐划一花砖，以八瓣莲花云头纹砖为主，并有桃心十六瓣莲花纹砖、忍冬重瓣莲花纹砖、桃心十一卷瓣莲花纹砖等。在诸位先生的行文中，均对以130窟窟前殿堂遗址的修建时代作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130窟窟前大型殿堂遗址的修建时代为西夏时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并讨论，在此把诸位先生断定该遗址为西夏时代的论证引录如下：
　　“（莫高窟130窟窟前）下层殿堂遗址地面上铺设的花砖相当整齐，以八瓣莲花云头纹为主，这种纹饰的花砖，出土于莫高窟第35、467、27—30、38、39等窟前西夏遗址中，属于西夏花砖。其次，殿堂南壁（崖体部分）下部壶门，画火焰宝珠，这在西夏洞窟是最流行的题材之一。而且，是27—30窟窟前西夏遗址的壁画下部的典型画法。再者，窟内四壁（除南北壁二菩萨系盛唐画像外）表层的供养菩萨，顶部画的团花图案及甬道南北壁的表层壁画均为西夏重绘。又据我所对西夏洞窟的分期排年，130窟表层壁画排为西夏早期壁画。因此，依据上述各点，我们把130窟窟前下层遗址和主室地面铺设的花砖定为西夏时代。同时，我们选定遗址南山墙内柱之朽木作为标本，请国家文物局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做的碳—14实验室测定，其时间距今895—1005（潘、马文为1055）年。西夏赵元昊攻占瓜（安西）、沙（敦煌）二州，在宋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此年代也包括西夏早期。”（参考潘玉闪等前文与著）
　　经过仔细分析与考查之后，笔者认为诸位先生所提出的对于断定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修建年代的这一系列论证均有不周之处，值得商榷。逐条分析如下：
　　1、130窟窟前遗址中大量所 铺的八瓣莲花云头纹砖（图二），在《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一书表二八定其为西夏新发现花砖，并由于该花砖存在于其他如35、467、38、39、27—30等窟窟前西夏遗址中，而来断定130窟前遗址的时代极为不妥。参考对敦煌花砖进行过专门系列研究的殷光明先生的断代可知，八瓣莲花云头纹砖在敦煌莫高窟等地出土最早为宋，并非西夏，只是西夏仍大量流行而已。另外其规格均为长28、宽28、厚5或6厘米，二者相一致（《敦煌模制花砖艺术初探》 殷光明，《敦煌学辑刊》1988年月日、2期，第123—129页。同作者《敦煌画像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因此可见该种花砖最早出现是为宋，并非西夏，故无法说明该建筑肯定为西夏时代。
　　2、至于南山墙崖体部分内壁下部壶门画火焰纹宝珠，的确是西夏洞窟里最为流行的绘画题材之一。但这种墙壁底层画壶门火焰宝珠纹的题材与作法，早在晚唐已有，五代宋大量流行，西夏仍大量流行，只是早期的延续，并非独有。而且宋晚期壶门供宝的画法在风格、用色等方面均与西夏十分类似，二者没有十分严格的分界线，因此难以依此武断时代。
　　3、关于130窟内表层壁画的重绘时代及130窟表层壁画的分期排年，我们前面已作了说明，应是为归义军晚期，而不是西夏早期。
　　4、对于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895—1055年，此年代应包括西夏早期，但也不能排除其为宋代的可能性。
　　5、另外，补充二条资料，写于10世纪初的敦煌文书《敦煌录》（S·5448）中所记“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似乎反映即为南、北二大像前殿堂楼阁的情况。还有，成作于公元951年（《敦煌石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写作时代考》，《丝路访古》 孙修身，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9—215页。）的敦煌遗书《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中记有分别由田 梨和喜成郎君负责的燃灯四盏的“大像天王”，马德先生认为分别为北、南二大像（即96、130二大佛窟）前的“天王殿”（《敦煌莫高窟史研究》 马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也就是说951年之时130窟前已有“天王殿”类建筑。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断定现存窟前殿堂遗址即为该天王殿，但至少表明现存四天王遗迹当时已存在，现存遗迹是后来在该建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综上所述，我们从原文作者们所提供的各条材料中分析论证的结果可以看出，130窟窟前殿堂遗址的修建年代极有可能为宋曹氏归义军晚期，而并非西夏早期。
　　其实关于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年代问题，马德先生早已提出质疑：“130窟是由曹宗寿本人亲自主持重修的，这次重修中，除了南北两壁的两身巨幅菩萨坐像外，整个一座30多米高的洞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地把全部先代壁画覆盖和重绘一遍，窟前修建了近50平方米的殿堂和二三层的楼阁。曹宗寿在该窟底层甬道的南北两壁分别绘制了被他逼杀的叔父曹延禄及其夫人的供养像。”（《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马先生在这里明确指出，该窟前遗址的修建年代为宋曹氏归义军晚期，由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宗寿主持修建。
　　那么，曹宗寿为什么在执政期间重绘130窟壁画，同时又耗巨资修建窟前大型豪华殿堂建筑呢？
　　我们知道，敦煌历史上地方官僚、大族、高僧开窟是极为普遍之事，也是推动莫高窟等敦煌石窟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公元848年张议潮赶走吐蕃政权，建立归义军政权以来，历代归义军节度使在莫高窟开窟画像以表与佛功德，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藉以留名千古，供人瞻仰凭吊。而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历代节度使把在宕泉（指莫高窟）建窟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莫高窟空前的兴盛。这一时期先后有公元923—925年曹议金主持建成98窟、939年曹元德与其母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建成100窟、940—942年曹元深建成454窟、940—945年曹氏家族主持建成22窟、950年前后曹元忠建成61窟、962年前后曹元忠又建成55窟、966年曹元忠夫妇又组织重修96窟北大像前殿堂楼阁（《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以上这些均为曹氏归义军前期由各节度使等主持修建的大窟，并都有各自巨型供养人画像，曹氏家族大大小小、男女老少尽可在窟内壁画中一览风貌。同时曹氏所开凿地面大窟前均有较大型豪华殿堂楼阁建筑，如98、100、108、55、61、22等窟前现存有窟前殿堂遗址可资证明《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有鉴于此，曹宗寿当然也不肯示弱，一则仿效先辈，二则借此机会荣耀风光一下，显示自己敬佛之心，更为重要的是有其个人心理因素（后论）（参见《莫高窟第九十八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精神》 郑雨，《九州学刊》，1992年4月4卷4期，第35—43页。）。但此时毕竟曹氏政权已走向尾声，事实上早在曹延禄执政之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曹氏政权已是危机四伏，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回鹘达靼及肃家相合，就大云寺对佛设誓”，“向西行兵”（P·3412《太平兴国六年安再胜等牒》）。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沙州蕃族首领单独朝至于宋（《宋史》卷六《真宗纪》，第110页），反映曹氏统治不稳固。到咸平五年（1002年）终因“当道二州八镇军民，自前数有冤屈，备受艰辛”而发生政变，“内外合势，便围军府，延禄等知其力屈，寻自尽。”（《宋会要辑稿》，第7767页）同时这一时期莫高窟洞窟的修建也是大不如前，反映曹氏政权的衰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原因就是到曹宗寿时莫高窟崖面已经无任何地方可以开窟，更不要说开一大窟，曹氏此前所开大窟原已经是在见缝插针或破坏前代小窟的基础上而成。但曹宗寿还是不放弃开窟的决心，因此便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即曹氏时期广泛重修前代洞窟的作法（这一时期基本上对莫高窟所有洞窟都进行过重修活动），选定130窟，并仿效曹元忠夫妇重修北大像96窟的作法，进行重修，也按这一时期惯例修建了大型窟前殿堂楼阁建筑，从一个方面弥补了他未能重新开窟的心理遗憾。该殿堂楼阁建筑从现状分析高达十多米，估计有几层，极为壮观，超过此前任何一座同类建筑。从最近的96窟前考古发掘可知，96窟前殿堂建筑遗址 的范围规模并没有超过130窟前殿堂建筑遗址。
　　曹宗寿重修130窟，并修建大型窟前殿堂楼阁建筑，还有一个原因：曹宗寿把叔父曹延禄画像入窟，表明自己心理的虚伪，在杀害曹延禄之后，为了笼络人心，又在自己重修的功德窟里画曹延禄供养像并题名，故作恣态，虚伪地称呼曹延禄为“故叔”，纯属玩政治伎俩。利用佛窟画像，拉拢人心，为统治服务，是莫高窟历史上特别是曹氏归义军时一特征，集中反映在98窟。正如荣新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曹议金打破功德窟中一般只绘自家亲属画像的常例，而将归义军的文臣武将、僧官大德等绘入自己的功德窟，“反映了曹议金的良苦用心，实际上，这是他巩固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因而这些供养人像也反映了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基础。”（《归义军史研究》 荣新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1页）另一个更典型的事例即莫高窟第9窟供养人题记，反映了当时索勋、张承奉、李弘定、李弘谏等进行权力争夺的情况。此类例子并不少见，在此不一一列举。另外咸平五年（1002年），曹宗寿夺权后，北宋政权鉴于瓜沙之地“本羁记縻而世荷王命，岁修职贡，乃授宗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封谯郡开国候，食邑一千户，赐竭诚奉国化功臣。”（《宋会要辑稿·蕃夷五》）曹宗寿在从朝廷获此殊荣之后，一定要举行一系列盛大活动以示庆贺，那么其中之一便是重修南大像130窟并修建窟前大型豪华殿堂楼阁建筑。莫高窟有为数不少的洞窟的修建均于私人的庆贺升官等活动及个人的实际需要有关：如西魏285窟即为元荣任瓜州刺史其间，信仰佛教，并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开此大窟（《东阳王事迹考》 宿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壁内容考释》 贺世哲，《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350—382页。）。北周428窟也与于义个人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建平公与莫高窟》 施萍亭，《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隋代420窟贺世哲先生认为或应与当时来瓜州的高僧智嶷有很大的关系（《敦煌石窟全集·法华经画卷》 贺世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初唐96大像窟则是当时敦煌大姓阴氏为了迎合武周朝廷，在编了一些“瑞应”故事的同时，由“年八十四，扳授秦州清水县令，上柱国”的敦煌“耆旧”阴祖出面与禅师灵隐共同主持修建大云寺。初唐332窟则很有可能与李克让本人的大族心理及升任“左玉钤卫效谷府校尉，上柱国”有关（《圣历碑》）。而130窟乐廷 夫妇供养像纯是开窟人迎合政治与此乐氏夫妇的宣耀姿态。中唐231窟系由阴嘉政主持修建，在其功德记中明确表明该窟开凿是为了“报恩君亲”（《阴处士碑》）。晚唐16、17窟是当时河西都僧统洪为了庆贺朝廷授他“京城内外临坛供养大德仍赐紫衣依前充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授弟子悟真“京城临坛大德，仍赐紫衣”这件大事而修的“功德窟”。晚唐156窟大型长卷巨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与河内郡广平宋氏夫人出行图，意在炫耀张议潮收复河西的丰功伟绩。晚唐85窟“翟家窟”的开凿是法荣为了庆贺、纪念自己出任河西都僧统之举，已早为学界认可。由敦煌遗书P3720、S5630《张淮深造窟功德碑记》可知，晚唐94窟的开凿的背景和原因是此时张淮深对外武功取得了重大胜利，政治上得意之极，正值官运亨通之时，因此为了庆贺他的丰功伟绩而兴建此窟。五代公元926—933年间阴僧统海宴时期，为了庆贺他担任河西都僧统，也有隆重的窟上活动，但由于海宴的年龄与健康状况，因此他便重修了其家族窟138大窟。另据马德先生的研究表明其后的王僧统时期，同样为了庆贺自己荣任僧统，并由于他担任僧统仅三个年头就去世了，同样也应因年龄、健康等原因，采取海宴的办法，重修了143窟并建了窟檐和土塔即“王家窟”（《都僧统之“家窟”及其营建》 马德，《敦煌研究》1989年4期，第54—58页。）。五代98窟的修建是曹议金庆贺得授“河西节度使”之职而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项活动，也已基本为学界所认可。100窟的修建，一则表明节度使曹元德荣耀自己，二则绘制巨幅长卷曹议金夫妇出行图，也表明仍有庆贺、追念先祖功绩之意（S4245《功德记》）。而108窟“张都衙窟”极有可能即为张怀庆为了祝贺自己荣任归义军大僚，至少也是为了表示自身的特殊地位与身份而创建的一所大窟（P3550《都衙镌大龛发愿文》）。曹元深统治仅短短五年时间，而他竟于940—942年建成一大窟，即今454窟，由此可见他在位期建大窟是何等重要。曹元忠时期接连创建今61、55二大窟，无不表明其个人宣耀与借花献佛的成份。通过列举以上诸事例可推知，曹宗寿也应不会例外。正因为如此，才给我们留下象130窟前如此宏伟的殿堂建筑遗址。
　　况且象130大像窟如此的大型洞窟，高达26米之高，要全面重修这样一所洞窟，并在窟前修建一所如此大型豪华殿堂楼阁建筑，一般人是无力从事这项宏伟工程的，在当时也只有象曹宗寿这样的地方节度使首领、敦煌王式的人物才有能力组织沙州地方各界力量，倾其全力建成。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地认为莫高窟130窟前大型殿堂建筑遗址的修建时代为宋曹氏归义军晚期、曹宗寿时期，亦即公元1002—1014年间。
　　其实，如反过来看问题，若按原报告中的断代，定该建筑遗址的年代为西夏时期，有诸多问题便难以解释清楚：
　　天圣八年（1036年）瓜州王曹贤顺在瓜州以千骑降于西夏，西夏占领瓜州之后，便在瓜州设立了西平军司，派驻常规军队巩固瓜州，屏障河西，又与沙州回鹘争夺不久便占有沙州。因此在宋与西夏之间，莫高窟的佛教艺术属沙州回鹘时期。西夏在占领瓜沙之后，又时常面临着汉族、回鹘的反抗，特别是甘州、沙州、西州回鹘构成西夏的严重威胁。此时曹氏后裔仍在继续活动，加之西夏有效控制瓜沙二州是要到皇佑以后（《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 刘玉权，《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9—229页。）。正因为有诸多的不利因素，西夏时期的莫高窟佛教艺术相比之下水平大降，大不如前。西夏时在莫高窟的活动主要为重修前代洞窟，重绘壁画，题材基本全为简单的团花与垂幔等图案，懑壁的千佛、菩萨，千篇一律，经变画很少见，所见仅为极为简单粗率的净土变，且完全程式化，毫无生气可言，这时基本没有新开洞窟（当然以上这些情况在安西榆林窟有所例外，这反映瓜沙二州受西夏的影响不同与西夏人有效控制的不一样）。既然如此，西夏时怎么会有力量对130窟这样的大窟重修一遍并在窟前修建如此豪华的大型殿堂楼阁建筑，显然与当时沙州西夏的能力及西夏时在莫高窟的活动极为不符。
　　另外前面已经介绍过，在130窟前殿堂遗址的西部、甬道口南北两侧筑土台，硬土面，土台上塑有四身天王像及其所踩八身地鬼。从西壁崖面上的用以固定天王像的木桩孔可知，这几身天王像高约6米多，十分壮观。从现存地鬼的塑造水平来看，这些大像应不会太晚，甚至于可能比宋要早，至少也不会晚于宋时，绝不会为西夏时的作品，莫高窟西夏艺术是塑造不出如此高大且极富神韵的地鬼天王像的。莫高窟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所开凿洞窟或重修洞窟多在前室西壁、甬道入口南北绘制大型巨幅天王像，性质与思想应与130窟前大型天王像一致。另外前文论及的敦煌遗书《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中明确记载大像前底层建筑为“大像天王殿”，该文书虽成作于951年，但似乎表明南、北二大像前的“大像天王”很早就已经存在着。因此我们认为130窟前殿堂遗址所见天王地鬼遗迹极有可能为在曹宗寿时期建造该殿堂建筑时早已有之，当时仅作修补而已，当然至迟该天王像也不会晚于这一时期与殿堂楼阁建筑同时建造。
　　既然讨论的结果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莫高窟130窟前殿堂建筑遗址及现存表层壁画为曹氏归义军晚期曹宗寿时期作品，这样也就说明16窟重修的时代也是在同一时期，那么藏经洞封闭也必当在曹宗寿作为归义军节度使的1002-1014年间。这一结论也是与学界的大多观点相一致，因此在这里又为曹氏归义军晚期说新增一例证。（本文插图采自《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沙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