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泻大学的敦煌学研究
日本新泻大学的敦煌学研究
日本新泻大学教授关尾史郎的研究小组自2000年起开始对敦煌文献进行综合性的调查研究,在敦煌文献与历史、语言文字、书法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敦煌汉简、黑水城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此外,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个研究小组还通过计算机来处理敦煌资料,建立起了敦煌文献的数据库。
20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之际,关尾史郎主持的《敦煌文献综合的跨学科研究》的课题,取得了当年度新泻大学的跨学科研究课题经费。次年,关尾史郎以《敦煌文献及其出土地域相关的综合研究》为课题,再次得到新泻大学的课题经费支助。他们的研究成果除了从2001年起在新泻大学内作过5次,2002年作过2次公开报告会以外,还分别于2001年3月和2002年3月公布了两次研究课题的报告书。
关尾史郎毕业于上智大学文学部,又在同大学研究生院的文学研究科修完博士课程,主攻中国古代史,曾出版过专著《从西域文献看中国史》、《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2》(合作编著)、《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共同编著)等。关尾史郎的研究小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新泻大学人文学部和教育学部的教员,在两本报告书中反映出了他们在敦煌文献的书法研究、俗文学、俗字及语言学研究、史学研究等多学科中取得的成果。
在2001年的报告书《敦煌文献综合的跨学科研究》中,刊布了2000年度课题研究的5篇报告和有关敦煌文献的目录资料。
1、岩本笃志《〈史记〉正义·索引所引〈药对〉考》
作者调查了龙谷大学图书馆、柏林国立图书馆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唐写本中的《本草集注》及相关资料,利用这些相关的材料,对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史记正义》及索引中所引用的《药对》这一中医著作进行了考证,并通过这一佚本医藉的考察而探索了《本草集注》在唐代的传承情况。
2、鹤田一雄《敦煌出土写经的一点考察》
主要从书法史的角度对敦煌、楼兰、吐鲁番出土的三国至北朝写本进行了综合考察,对各时代的书法风格的变迁作了概述。特别指出敦煌写本对研究楷书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价值。对于早期楷书发展的分期,作者依然沿用了西川宁的观点,即:一、泰始期(包括263-270年间的写本),二、元康永嘉期(包括296-312年间的写本);三、建兴永和期(包括330-356年间的写本);四、永和以后;五、宋(有449年的《持世经》)。
3、船城俊太郎《“动词+得”的语法与日本汉文》
本文探讨了日本平安时代受中国语法影响的所谓“变体汉文”中较普遍地存在的一种语法现象,即“动词+得”的用法。通过调查敦煌变文的用语情况,明确了这种语法结构主要来自俗文学的影响。
4、玄幸子《〈舜子变〉诸校本校合及本文校订》
作者综合了195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及近年来出版的潘重规编《敦煌变文集新书》、项楚《敦煌变文集选注》、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等四种书中的《舜子变》的录文及校注进行了集校,并指出了现行的诸多录文及校本的一些问题。
5、关尾史郎《俄国圣彼得堡所藏敦煌文献中的吐鲁番文献》
作者对俄国圣彼得堡所藏敦煌文献中混入的吐鲁番文献进行了调查,通过写本的内容及其形态特征,写法风格等诸因素,并比较大谷探险队带来的吐鲁番文书,试图从敦煌文献中区分出一部分吐鲁番文书来。
除以上报告外,本报告书还包括两份资料,一、《中国国内敦煌文献所藏机关及图录、目录一览》,主要刊布了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各地图书馆及博物馆等单位所藏敦煌文献的情况以及相关目录的出版物。二《〈俄藏敦煌文献〉收载文献一览》,主要刊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来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
2002年的报告书《敦煌文献及其出土地域相关的综合研究》中刊布了5篇报告,分别为:
一、冈村浩《与书体变迁上的波磔相关的考察》
作者考察了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资料,从书法史和美学的角度对波磔的书写形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波势的变化,标志着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变迁。
二、富田健之《日本对中国西北地区出土汉简的研究》
作者综述了日本学者对以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为中心的中国西北出土的汉简研究情况,把日本的汉简研究分为4个时期,(一)20世纪初至1930年,(二)1931-1949年,(三)1950-1980年,(四)1981年至今。并对各个时期的特点及所取得的成果作了综述,特别指出了汉简对研究汉代边疆社会的历史构造及其特性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
三、玄幸子《礼记郑玄注第三残卷(P.2500)笔记》
作者通过调查P.2500号残卷的文字书写情况,指出了其中一些字的修改、添笔的问题,并指出如“民”字等的修改,与唐代的避讳有关,从一些字的修改可以探索其时代特征。
四、白石典之《黑水城筑造中使用尺度的复原》
作者根据对西夏黑水城及相关遗址的考察,并研究了西夏和元代的度量衡制度,认为西夏的1尺=29.6cm,1里=1800尺。而元代的1尺=31.6cm,1里=1200尺。通过这一成果,可以对西夏及元代的古遗址及相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五、柴田干夫《旅顺博物馆所藏大谷探险队收集品》
作者对当年大谷探险队在敦煌收集文物的历史以及旅顺博物馆入藏这些文物的详细情况作了考察,指出这些敦煌文献的价值,并提出了中日共同研究的建议。
除以上的报告外,还对上一年度报告书中公布过的《中国国内敦煌文献所藏机关及图录、目录一览》及《〈俄藏敦煌文献〉收载文献一览》作了补充。
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由岩本笃志介绍了对《俄藏敦煌文献》建立计算机数据库的情况。这项工程主要是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刊布的图片,对俄藏文献进行数据化处理,使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对于卷子的题名及内容描述则参考了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写卷叙录》、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以及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这项数据库已于2002年3月开始使用。
(文/赵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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