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与西藏佛教对大理的影响

缅甸与西藏佛教对大理的影响
　　一是缅甸的影响：唐?樊绰《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载∶“骠国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其国用银钱。以青砖为圆城，周行一日程。百姓尽在城内。有十二门。当国王所居门前有一大象，露坐高百余尺，白如霜雪。俗尚廉耻，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并无宰杀。又多推步天文。若有两相诉讼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灾疫及不安稳之事，王亦焚香对大象悔过自责。”“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毡迭加玻璃罂为贸易。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西去王舍城二十日程。据佛教，舍利城，中天竺国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恒河经云，沙山中过，则骠国疑东天竺国也。”骠国即今的缅甸。位于南诏国，两国山水相连，是为邻国。其时印度的佛教文化已在国内盛行，“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河赕即今大理洱海地区，为南诏国王都所在地，“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即骠国与南诏国都有了文化经济方面的联系，这样印度佛教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经缅甸传入云南大理地区。事实上缅甸与今印度、阿富汗等国邻国近，佛教传入较早，印度密教僧侣有可能跟随商贩、信使由印度经缅甸到南诏传教。另外蜀地的汉族商人也可以从四川经云南到缅甸、印度等国经商，其时其地佛教盛行，商人们也能在商务活动之中，学到印缅的佛教，带到云南，传回四川。云南的“河赕贾客”也可以在到印缅经商的活动中学习佛教，带回印僧、缅僧，传回佛教。由此可见缅甸对云南大理佛教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是这种影响是相当微弱的。从总体上来看，大理佛教密宗是在唐代中期由长安经四川而传入的。
　　我们知道密宗，又瑜伽密教是唐代所建中国佛教宗派中的最后一个宗派。密宗的正式建宗时期是唐太宗开元时期，创建人是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人。当时统治者与不空关系密切。如玄宗朝，不空亲自为玄宗举行灌顶仪式。肃宗收复长安后，把不空请进宫里，建立道场，传授“转轮七宝灌顶”，并向他求秘密法。在代宗朝，不空和朝廷的关系更加密切。唐玄宗和僖宗曾两度入蜀，带来大批经像、和僧侣，其中有密宗的。在这种情况下，唐代长安和成都等地密宗是十分兴盛的。这为其向南诏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是西藏的影响：《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文字卷》有这样一段话∶“保和二年乙已岁，有西域和尚菩立陁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语讫，经於七日终于上元莲宇，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来至此也。”保和为南诏国劝丰佑的年号，二年乙已岁为公元８２５年。西域和尚指印度僧人。莲花部为密宗胎藏界三部之一；金刚界五部之一。为观音虚空藏等诸菩萨，司佛大悲三昧之诸尊也。胎藏界曼荼罗十三大院中右方之观音院、地藏院诸尊是也。大日经疏五曰“右方是如来大悲三昧，能滋养万善，故名莲花部。”苏悉地经一曰“诸佛形象即是佛部；诸菩萨形即莲花部”。蕃国即吐蕃，指今西藏。大封民国指大白民国，即南诏国。大封民，指白人，即今白族先民。菩立诃无考。这段话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七?杂志》稍有出人“蒙（按指南诏）保和二年乙已有西域和尚普立陀诃者入蒙国，曰，‘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行化至汝国，于今何在？’语讫，入定于上元莲宇，七日始知其坐化，盖观音化身也，”这西域僧是观音的化身。乃密教神话，但反映了印度僧人有可能经西藏到大理传播密教的。
　　从时间上讲公元８３８年吐蕃王朗达玛赞普登位，下令禁佛，国内混乱，延续一个世纪，一直达到北宋初期。这时可能有许多信奉密教的印僧或藏僧从西藏逃到大理传教。如摩揭陀国“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８３９年）自西域摩迦（陀）国来，为蒙氏崇信。” 张旭先生指出∶赞陀崛多他很有可能先到西藏传教，后来才从那里避难而来。在他之前，他的老师释利达多，也是从西藏来的梵僧，早已在南诏了。同赞陀崛多来的不会没有其他人，很可能还有蕃僧，只是名字失传而已。还要指出的是南诏保和二年传入大理的是西域密宗莲花部尊的阿嵯耶观音信仰，它与从印度进西藏传授密教修法的密宗大师莲花生所传密法大概有一定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因为莲花生所传习的无上瑜伽密法的男女双身修密法在大理白族密宗里没有发现过。
　　要说明的是大理白族密宗虽受过西藏密教的影响，但收效甚微。从７世纪松赞干布时佛教传入西藏到９世纪中，赤热巴坚时期的佛教“前弘期”大理白族密宗还未形成。在公元８３８年后的一百多年间佛教密宗得到南诏国王和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大理国王的大力支持，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现存的许多著名佛教建筑和精湛的佛教艺术品大多是这一时期制作的。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南诏国（时期）的西藏密教与公元１１世纪以后传入云南藏区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并不是一回事。因为藏传佛教形成的年代是公元９７８年，而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过程是在此后的十一世纪中叶才开始的，直到１５世纪初叶方告形成。在云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中影响较大的是１１世纪以后传入的藏传佛教。历来研究云南佛教者，对此多有混淆，这是必须澄清的史实。这是对的。
　　关于大理佛教密宗与西藏密教不同还有一个有趣的例证∶清高宗乾隆曾请当时精通藏密的章嘉国师作指导，请丁观鹏在《大理国张胜温梵画卷》的基础上绘一本《法界源流图》，李霖灿先生把两者对比研究之后指出∶”我注意到一些神祗，在梵像卷上明明是有的，但是在法界源流图上不曾出现，如摩诃罗嵯、法光和尚、纯陀大师等。这原因就我的推测，可能那是大理地区性的特殊人物。章嘉国师对他们根本不明了，而且认为这也不是法界源流正统中所当有的，因而一笔删去。“关于错简的排列∶但是由章嘉国师所排列的次序中，很显然的他根据的是西藏喇嘛教的系统，十六罗汉的读音次第都和图上的不同，反之，若依照中土的排列，则不但名号相同，而且百分之就十都相符合，从这里使我们想到，大理国虽距西藏较中土为近，但其宗教系统却显然是受中土的影响更重，这正如佛塔的建筑形式一样，大理城外三塔具在，都是密檐式的中土式样而非西藏式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大理密宗与西藏密教的不同之处。
　　我们要指出的是前述经由西藏来大理传播密教的印度梵僧释利达多、菩立陁诃、赞陀崛多等对大理的佛教密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崇拜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供奉各种形式的天龙八部护法神；按照《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仪规，广建佛塔，并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信奉金翅鸟并可以和龙的传说相连系；盛行金刚杵以至可以成为阿吒力教的标志；把阿嵯耶观音像奉为”圣像“崇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