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上）

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上）
　　张又文
　　佛教是宗教。是宗教，就要有系统的思想，系统的生活态度，系统的生活方法。这思想、生活态度、生活方法，又必然地会影响人的现实生活。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到现在已将近两千年，中间经过六朝隋唐的发扬光大，它已经同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融会到一起，想确切地计量它的影响是很难的了。有形的影响是能够看见的，比较起来容易占计，譬如大藏里的经、律、论，云岗、龙门、敦煌，以及最近大家才注意的炳灵寺石窟，各地的寺院、佛教徒、佛教组织等等，我们可以举出来请人看，甚至可以统计出数字来给人看；无形的影响就不同了，它深入人心，也许在我们向来不注意的地方正有它的力量在支配着，占计起来就很难了。譬如说，假使没有佛教传入中国，一个人在风烛残年，忽然感到生命就要完结的时候，他的感觉同现实所感觉的会有什么不同呢?这自然很难说；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这是一定会有不同的，而且也许还要差得相当多。记得以前有人说过，佛教的思想深入人心，以致向来以“辟佛”自命的人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宋儒就正是这样，他们本来是以传孔孟的道统自负的，可是到了谈道的时候，就把“雷起于起处”的机锋搬出来，这正是受了禅的影响。“辟佛”的人尚且如此，信佛的人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影响太大了，普遍，细密，以致无微不入，所以谈影响只能一点一滴地谈。这里想专谈小说。
　　我常想到一个问题:假使没有佛教传入中国，我们能否看到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很多部伟大的小说呢?这个问题自然问得有点离奇，因为这是不能证验的事。所以话还得从正面说，就是，由小说演变的历史方面看，佛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也可以分作两方面说:一方面是小说的形式，一方面是小说的内容。以下先谈形式。
　　在中国，小说的主流，或者说最伟大的作品，是长篇的，章回体的，白话的，这种体裁为什么能兴起来呢?从敦煌的许多宝贵材料发现以后，我们才知道和佛教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讲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要从远一点说起。
　　小说是文艺的一个部门，文艺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小说的命运是不能不受一国的文化传统的决定的。举例说，西洋的文化传统是重视小说的，会写小说可以有荣誉，像俄国的果戈里，可以赚钱，像英国的狄更斯；中国就不同，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写了那样光辉的作品，还不敢明说是自己所写，他也没有用“红楼梦”换得一文稿费，终于落得穷困而死:这个分别的原由在哪里呢?原来中国从古代就看不起小说，就以为那是高雅的人士所不屑为的。
　　高雅的人士要“为”什么呢?那已经有经书给指明了道路。诗也是谈情说爱的，但是传说孔子曾经删定，所以桑间濮上也可以登大雅之堂了。孔子却不曾删定小说，于是到“汉书艺文志”里小说就倒了霉。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巷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代表一般经生的看法，或者扩大一点说，代表所有所谓“上层人士”的见解。“君子不为”了；“小人”喜欢小说，“道听涂说”，自然说过去就消灭了。所以到现在，在小说方面，我们见到唐以前的材料非常少。有一点，连辑佚而成的算在内，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这是因为没有人把小说的创作看成一件大事；偶尔有一些兴趣，也就只能写些“记异”“佚闻”“笑话”之类的东西了。
　　到了唐朝，情形有些变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在摹拟而已。”
　　唐人有意写小说，小说里的故事也大多委曲艳丽，可是为什么后来“不昌”呢?这是因为唐人的写“传奇”，主要目的在于炫才，所以要在文字的修饰上特别用工夫，这就必然地会失去群众的基础，只能在“文人雅士”的手里传看了。
　　群众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小说呢?内容方面先不谈；在形式上，它要是用平常的话委委曲曲地讲出来的。——宋元以后小说的所以能够发扬光大，就是因为用平常的话委委曲曲地讲说故事成了风气。这个风气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在算是彻底闹清楚了，是由于佛教的流传。
　　在敦煌的材料没有出世以前，我们已经约略知道宋元的话本（用文字记下来的口讲的小说）和佛教有关系。吴自牧“梦梁录”里分“说话”（就是讲说小说）为“四家数”，第三种是:
　　“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诨经者。”
　　灌园耐得翁的“都城记胜”也说“说话”有四家，里面有“说经”，“说参请”，周密“武林旧事”的四科里也有“说经”，“诨经”，可见在宋代，口讲的小说里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讲说佛经的故事的。
　　和佛教的关系还不只是由佛经中选取材料；就是讲说的专家，也和佛教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条记载，“说经”“诨经”的专家有:
　　“长啸和尚，彭道（名法和），陆妙慧（女流），余信庵，周太辩（和尚，亦作春辩），陆妙静（女流），达理（和尚），啸庵，隐秀，混俗，许安然，有缘（和尚），借庵，保庵，载悦庵，息庵，载忻庵。”
　　里面注明是和尚的有四个人，其他如“法和”“妙慧”“妙静”也像是佛教徒的法名，可见在宋朝的讲说小说的场所里，佛教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佛教徒到讲说小说的场所里去讲佛经故事，所讲的部门成为四大家里的一家，这还不够说明佛教和中国小说的密切关系。实际的关系要密切到什么程度呢?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里说:
　　“若乃通俗小说，远出唐代之俗讲，近出宋人之说话。其初不过僧俗演说，附会佛经及世间故事，写梵呗之音以及俗部新馨，卖券喻众，有类俳优。”
　　这是说，宋朝的“说话”虽然有许多家数，其源都远出唐代之“俗讲”。对于这种传承关系，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里说得更清楚:
　　“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
　　这就是说，因为有了唐代的“变文”，宋代才会有“平话”体裁的出现。换句话说，假使没有唐代和尚的“俗讲”（用通俗的故事演说佛经），没有“变文”（就是俗讲时用的讲唱文），宋元以后的“话本”是不会有的；没有话本，“章回小说”的出现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会有俗讲呢?这是因为佛理太深奥，对一般群众说，长时间地讲解佛理又嫌太干燥；所以为了弘扬佛理，吸引听众，就不能不通俗，多穿插故事，多渲染，再适当地搀用韵文，形诸歌唱。这在最初，一部分是受印度的影响，一部分是出于和尚传播佛理的苦心。可是不久，这种新的俗讲方式就盛行起来。唐代赵璘在“因话录”里说: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愚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听口气，赵璘是讨厌佛教的，所以看到“愚夫愚妇，乐闻其说”就气得不得了，可是事实不管有些人高兴或不高兴，俗讲的变文还是兴盛起来了。
　　根据仅有的敦煌发现的“变文”本子看，变文的内容是不限于演说佛经的。这是因为:一，俗讲经论既然有很多人“乐闻其说”，“俗”的成分就难免自然而然地增多，渐渐就成为舍本逐末。二，“变文”成了新兴的为大众所欢迎的文体，自然就要有人用这个体裁表现另一种内容。这结果，变文的表现能力增强了，它的聚众讲说故事的方法就被说书的人借了去，创造了更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陆放翁诗云: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苏东坡在“东坡志林”里说:
　　“涂巷小儿薄劣，为家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颦蹙有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这就是由变文出来的嫡系子孙。
　　再说变文的体裁，都是散文、韵文交互变化的。散文是讲的。韵文是唱的。如“八相成道变”:
　　我如来既登草座，观心未圆，忽逢姊妹二人，一时迎前拜礼，口称名号。是阿难陁田中牧牛，常游野陌，每将乳粥，供养树神。偶见世尊，回特献俸。又感四天王掌钵，来奉于前。并四钵纳一盂中，可集三斗六升。三斗者降其毒，六升者则六波罗密因是也。既备功圆，便能至圣。遂往金刚座上，独称三界之尊；鹫岭峰前，化诱十方情识。降天魔而战摄，伏外道以魂惊。显正摧邪，归从释教。云云:
　　自登草座都难陁，回将乳粥献释迦。四王掌钵除三毒，功圆净行六波罗。
　　金刚座中严灵相，鹫岭峰前定天魔。八十随形皆愿备，三十二相现娑婆。
　　到后来，平话和章回小说因为着重说故事，用散体比较合适，所以就特别发展了“话”；可是，无论如何，来源于变文的痕迹总没有洗刷净尽。到相当的时候还得来个“词曰“或“有诗为证”。
　　这样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的。仍然引郑振铎先生的话:
　　“为什么在僧寮里会讲唱非佛教的故事呢?大约当时宣传佛教的东西已为听众所厌倦，开讲的僧侣们为了增进听众的欢喜，为了要推陈出新，改变群众的视听，便开始采取民间所喜爱的故事来讲唱。大约，这作风的更变曾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后来也因为僧侣们愈说愈野，离开宗教的劝诱目的太远，便招来了一般士大夫乃至执政者们的妒视。到了宋代（真宗），变文的讲唱便在一道禁令之下被根本的消灭了。然而庙宇里讲唱变文之风虽熄，‘变文’却在‘瓦子’里以其他的种种方式重苏了；且产生了许多更为歧异的伟大的新文体出来。”这所谓更为歧异的伟大的新文体，就是宋元以来的小说，宋元以来的宝卷和弹词等等。
　　专说小说，因为到宋朝，“说话人”（说书的）成了大众欢迎的以讲说故事为业的专家，所以就有“讲史”“小说”“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等家数，也就有了幸而残存到现在的一些“话本”，如“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等。
　　这些话本是说书人用的底本，如果粗粗一想，一定会以为必是些粗制滥造的东西；事实却恰好相反。要正确地理解话本的地位，我们要明白两件事:一，有些篇幅长、结构紧密、描写生动的小说名作其实就是由话本发展成的，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都是。二，有些个人创作的小说名作是模仿话本写成的。这个风气从明朝起，“三言”里的许多中篇小说是完全模仿话本的，这是很明显的；此外，就是“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一直到“老残游记”，不是也要“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吗?这正是模仿“说话人”的口吻。
　　明白了以上两点，我们就会知道，宋朝“说话人”在说书的场所讲说小说，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上是如何重要；也就会知道，唐朝和尚的用俗讲方式、创造变文来讲唱佛经，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如何重要。
　　反过来说，假使没有唐朝的俗讲，没有变文，因而也就没有宋朝的“说话”的行业，中国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呢?甚至我们可以说，也许“水浒传”“红楼梦”等伟大的作品都不会出现吧?至少这种可能总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