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下）

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下）
　　张又文
　　以上是说中国小说在形式方面受佛教的影响很大。以下说内容方面。
　　小说是艺术的创作，是人生的反映。它反映生活中的现实，也反映生活中的理想。这自然就不能不和佛教发生密切的关系，因为正如本文的开首所说，佛教已经同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融会到一起，那么，小说中所表现的人生的种种相——生老病死，离合悲欢，理想、愿望，里面就不能不有或多或少的佛教因素。但是，也因为已经融会到一起，分析起来不容易，究竟哪些是受佛教的影响，哪些不是，以及所受的影响究竟深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得确切。为了避免繁冗，这里只提出几项显而易见的说一说。
　　第一是境界的扩大。所谓境界的扩大，具体一点说就是，想像、变化的成分增多了，在常识的人间以外，又创造了超乎常识的幻化的世界。中国古代的小说流传下来的很少，就可能找到的一些材料看，内容大致不出博物、逸闻、笑话等类，篇幅都很简短，而且都是道听途说的人世的新闻或笑谈，供谈助固然可以，当作艺术的创造使人恍然像是跳到里边，力量就不够。有这样力量的小说要到南北朝才有，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曾引梁吴均的小说: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也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帐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一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然后断定说:
　　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云，“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所云释氏经者，即旧杂譬喻经，吴时康僧会译，今尚存；而此一事，则复有他经为本，如观佛三昧海经（卷一）说观佛苦行时白毫毛相云，“天见毛内有百亿光，其光微妙，不可具宣。于其光中，现化菩萨，皆修苦行，如此不异。菩萨不小，毛亦不大。”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百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类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
　　这个看法是很对的。佛教经典大量翻译过来以前，中国本土的著作总是“辞达而已矣”，间或用一些譬喻，如孟子、庄子、列子之类，故事都是日常生活的，而且很简短，这种质朴的风格是很不宜于写小说的。佛教的典籍就恰好是另个样子，它讲道理很少平铺直叙的用说理的死板话说，而是把道理融化在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这个文艺形式的新奇、美妙、伟大是很难用笔墨介绍出来的，它包括神话、故事，也包括历史、传说；它讲一件事或一个道理，总是先描画一个只有经过高度想像才会铺排出来的场面，然后像是用许多支各种颜色的笔反反复复的勾勒、皴擦，直到让读者感到只有惊奇、赞叹、钦佩才算罢手。这样，从结构、技巧、效果等等方面看，很多佛教典籍实在就是包括高深哲理的短篇或中篇小说；那么，它传入中国，能够使中国的小说打破传统的博物、逸闻、笑话等题材的束缚自然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梁启超著“翻译文学与佛典”（见饮冰室专集），也说到这个意思。
　　……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马呜）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马呜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渺之教理，若华严、涅槃、般若等，其尤著也。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像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钜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
　　在结体运笔方面，“水浒传”“红楼梦”是否受佛经影响，这是很难说得确切的事，可以不说。但是有一部出名的长篇小说，假使没有佛教传入中国就一定不会出现，是丝毫没有疑问的，那就是“西游记”。道理是很明显的，“西游记”故事的主干是玄奘取经，假使没有佛教，又怎么会有玄奘取经呢。“西游记”以后，显明受佛教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不少，如“封神传”“济公传”等都是。这些书对佛理都没有深刻的了解，有时甚至有可笑的误解，但是分析体材和思想的源流，总得承认他们是佛教直接影响下的文艺作品。
　　在幻化境界的创造方面，短篇小说或传奇小说（笔记小说也是这一类）受佛教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举例说，在梦境方面，唐朝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清朝蒲松龄的“续黄粱”，都把人生几十年的种种遇合缩到一梦的短促时间以内，如果没有对世俗生活的超脱的看法，这种奇妙的想像是不会有的。比梦境更富于想像成分的是鬼境。世间以外有世界，中国传统的儒家是不大谈的；佛教流传以后，世界扩大了，小说家才有意无意的向这方面发展。由文学史的观点看，这方面的成就非常大。举蒲松龄的“聊齐志异”为例，卷五“连琐”里写连琐出场:
　　杨于畏移居泗水之滨，齐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夜阑秉烛，方复凄断，忽墙外有人吟曰，“元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反复吟诵，其声哀楚。听之，细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视墙外，并无人迹，惟有紫带一条，遗荆棘中。拾归，置诸牕上。向夜，二更许，又吟如昨。杨移杌登望，吟顿辍。悟其为鬼，然心向慕之。次夜，伏伺墙头，一更向尽，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小树，低首哀吟。杨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没。……古墓荒草里有此情此境，这应该算是艺术世界里的一件大建树，而所以能有此建树，和佛教的传入是分不开的。
　　第二是常有“空”或“无常”的思想。中国传统的儒家讲“经”讲“常”，以为天不变则道不变；道家没有儒家那样热心，可是也并不说常识所认为质实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一个新的看法，万法皆空，诸行无常。到南北朝，这个看法使绝大多数人信顺赞叹，虽然说到“奉行”方面，影响的深浅又因人而有不同。深浅不同，表现在行为上当然有种种差异，这里不能深究；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仔细观察一般人的理想或愿望，总可以发现，至少在平心静气或有所悟的时候，人是诚心诚意相信“解脱”比烦扰的世间快乐高贵得多的。
　　这种思想当然要表现在反映人生的小说上。至于表现的形式和程度，那就千变万化。它可以很显著的像许多笔记小说的写修行得道，也可以很隐晦的像“儒林外史”的厌憎世俗。它可以写得很多，像前面所举写梦境的传奇小说，喻人生如昙花一现，也可以是一滴一点，像“水浒传”，到下场诗才来一句“大抵为人土一丘”。
　　星星点点，蛛丝马迹，虽然由于已经中国化，容易忽略过去，但是能细心，发觉是并不难的。这里举“红楼梦”为例，这部空前的伟大著作是最有独创性的，可是也有很多地方表示这种思想。戚本第一回里说:
　　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
　　又第十二回里说:
　　贾瑞一把拉住，连叫菩萨救我。那道士叹道，“你这病非药可医。我有个宝贝与你，你天天看时，此命可保矣。”说毕，从搭连中取出一面镜子来，两面皆可照人，镜把上面錾着“风月宝鉴”四字。递与贾瑞道，“这物出自太虚玄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俊杰风雅王孙等照看。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拿起风月鉴来，向反面，唬得贾瑞连忙掩了，……一睁眼，镜子从里吊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
　　如果对照“大般涅槃经”的佛所说:
　　庵婆罗女，今来诣我，形貌殊绝，举世无双。汝等皆当端心正念，勿生著意。比丘当观此身有诸不净，……就几乎可以说曹雪芹先生是也在修不净观了，佛教的无常思想的影响就是这样的深而且厚。
　　第三是常常要说“果报”。佛教未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本土也有果报一类的思想，可是和佛家有大分别。粗略的说，中国本土的是偏于哲学的，所以颇为渺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以及天道福善祸淫，当然是对人事的因果的信仰，可是进一步，说到天或天之道，却实在难于捉摸。因此，有些人也就不能不怀疑它的确实性和周遍性。伟大诗人屈原的“天问”就是这种怀疑态度的很好的代表，“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体天下，又使至代之?”真是不好解答。这种思想到南北朝还有相当势力，如“洛阳伽蓝记”卷一:
　　炫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囚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盈，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
　　佛教的果报思想就不同了，它是宗教的，不是空虚的理论，而是质实的信仰，这个信仰的强有力的根据就是轮回。相信轮回，原来只靠现世的知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能够解决了，这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既知生，又知死；二是果报既不限于现世，那就不必再怀疑善恶的必有结果。大致到南北朝时期，果报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坚固的信仰，所以，它就很自然的并且很明显的表现在小说上。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沈”共得古逸小说“青史子”“语林”等三十六种，我们翻开看看，就会发现，时代越靠后，果报的思想越浓厚，这显然是佛教的流传越来越普遍的原故。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充满果报思想的现象是说也说不完的，这里只举两个意义比较重大的为例。一个是“三国志演义”，这是一部讲史的小说，题材都有事实为证，像是很难和果报拉上关系，可是并不然。日本内阁文库藏元朝至治年间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开篇说汉高祖杀戮功臣，玉皇断狱，令韩信转生为曹操，彭越为刘备，英布为孙权，汉高祖为献帝，可见那部三国纷争，汉朝灭亡的大历史，在写小说人的眼里，不过是果报的显现罢了。
　　其次，再举一切都别开生面的“红楼梦”为例，戚本第六十九回写尤二姐自杀以前的情形:
　　夜来合上眼，只见他小妹子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姐姐你一生为人心痴意软，始吃了这亏。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狡。他发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断不肯令你进来；既进来时，亦不容他这样。此亦理数应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小说写的是离合悲欢的比较希奇的事，要取得能使人心平气和的解释，就不能不说果报，“红楼梦”这样，其他随波逐流的作品就更不用说了。
　　第四是尊崇慈悲喜舍。这种思想当然也是中国本来就有的，因为常识的道德都重视“仁”；可是佛家的慈悲喜舍却比常识的“仁”深刻得多。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结论不是不杀，而是“君子远庖厨也”；至于“利人”，也是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佛家就不同，不但戒杀，还要投身饲饿虎。这种主张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当然有个限度，可是无论如何，它会使一般人更加重视善行是不成问题的。这种思想自然也要表现在小说上。
　　表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像“古小说钩沈”里收的“宣验记”和“冥祥记”，几乎全部是写信佛、慈悲喜舍得善报。有时表面不像是写这种思想，可是仔细推敲，却又和这种思想有不可解的关系，像“水浒传”和以后的许多侠义小说，就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因为鲁智深救了金氏父女，所以在小说里才成为上上人物，这正是尊崇慈悲喜舍的坚强证据。
　　在笔记小说里，写这种思想的作品多到数不清，有些并且写得很美。随便举一个例，“聊齐志异”卷十三“王六郎”写淄川渔夫许某和溺鬼王六郎交好，有一天，王六郎向许某告辞，说第二天就会找到替身:
　　问代者何人，曰，兄于河畔视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听村鸡既唱，洒涕而别。明日，敬伺河边，以观其异。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儿抛岸上，扬手掷足而啼。妇沉浮者屡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儿迳去。当妇溺时，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妇自出，疑其言不验。抵暮，渔旧处，少年复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别。问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仆怜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
　　后来因为这个善行，就被派充土地神，躲开轮回了，这样的故事是只有在佛教的影响之下才会产生的。
　　以上所举的几点是比较重大的，当然不够全面，也不能全面，因为，前面早已说过，佛教从六朝以后成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影响自然要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发生作用；那么，想要把影响的一切方面分析出来并且条举出来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有一点是定而不可疑的，就是:想要正确理解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古典的，就不能不认识佛教，就不能不给佛教的广大影响以适当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