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大理的影响及佛教传入大理之时间考略

　　佛教对大理的影响及佛教传入大理之时间考略
作者：释果清

　　一、 前言
　　大理，位于我国的西南边疆，云南省的西部，点苍山东麓，洱海之滨，因气候变化而有“风花雪月”的美誉。西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独立为大理国，定都于大理。元、明迄今，设云南省治，乃滇西交通、政治、经济重镇，亦为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在大理文化中，佛教文化的地位非常突出，但佛教何时传入大理，历来说法不一，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结合各种资料，就佛教对大理的影响及佛教传入大理的时间，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前辈。
　　二、 佛教对大理的影响
　　在唐朝时，云南以大理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与唐朝分庭抗礼的大帝国—南诏（653—902）。南诏国势强盛，版图辽阔，鼎盛之际，版图北抵大渡河，与唐以一水为界；西北与吐蕃（今西藏）为邻，东达现在的贵州和广西西部；越南、泰国和缅甸三国的北部皆被南诏所征服【注一】，面积几乎是现在云南省的两倍。
　　南诏皇室大力支持佛教，南诏自中期以后，王室成员都皈依佛教，谕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每户供佛像一堂，手拈佛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持斋，念佛诵经，禁宰牧畜。南诏王劝丰祐之母出家为尼，用银五千两铸佛一堂，蒙世隆之母段氏也虔诚信佛，并建南诏铁柱和四川西昌白塔寺(原名景净寺)。世隆则认为“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因佛维持”，遂在云南各地建大寺八百，小寺二千，谕臣民皆以敬佛为务【注二】。其子隆舜以嵯耶为年号，嵯耶即阿嵯耶，为观世音菩萨(梵文为Avalokifesvara)。隆舜还以八百两黄金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另铸观音金像108尊，敬诸里巷，使居民敬奉。王室成员出家以后，参与国家军政决策。如南诏王阁罗同弟阁陂和尚参与了天宝之战，败唐军【注三】。可见僧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社会地位很高。
　　南诏皇室崇信佛教，不但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也奠定了佛教在苍山洱海地区一直盛行不衰的基础。到大理国（938－ 1254 年）时，领导者多以佛教治理国家， “用僧为相”，从僧侣中“设科选士”，辅佐政令的推展，使得佛教成为大理的“国教”。建国三百余年，共传二十三主，其中禅位出家为僧者，竟达九人之多。这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元初曾到云南任西台御史的郭松年，目睹大理地区佛教的盛况，在《大理行记》中记载，大理“西去天竺为近，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注四】明代谢肇淛《滇略》卷四也说: “叶榆（即今大理）以西接天竺国, 故自唐宋以来, 崇奉释教, 日甚一日。朔望则裹饭袖香, 入寺礼佛饭僧。俗云: 信三宝家, 永为和合”【注五】南诏、大理时期,佛教极盛一时, 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崇佛的风气到了明清依旧兴盛，清代诗人吴伟业曾发出“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之叹【注六】。
　　以苍山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是云南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大理境内有汉、白、回、彝等族，以白族人数最多。佛教传入后，与白族文化融和，民俗的“三月街”，其来历即是白族人民感念观世音菩萨应化救苦的节日。另外，在语言、文字、艺术、建筑、雕刻，乃至姓氏取名，都深受佛教的影响。尤其佛教火葬的习惯，使得白族亦以火葬为殡葬礼俗，可见佛教早已深入白族人民的生活。
　　三、佛教传入云南的时代
　　佛教何时传入大理地区，历代说法颇多，见于著作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之说：
　　（一）先秦说。秦始皇与印度孔雀王朝之阿育王是同时代的人。我们通过《印度佛教史》可以知道，阿育王崇信佛教，曾派遣僧侣传教师二百五十人四至诸国，传播佛教，分布舍利。其中一支南入缅甸，此事见于印度阿育王石刻第十三柱。滇缅相邻，佛教传入，情理之中。
　　另阿育王弘法滇中，还屡屡见于诸家杂著。如谢肇淛〈滇略〉：“点苍山中梵宇丛林络绎相望，相传为阿育王封国3000兰若，兹得其半，今存什一耳。”释同揆《苍洱丛谈》亦说：“天竺幅员之内，为阿育王故封，曾建84000塔。大理塔基数百，皆其旧址。”又云：“苍山向有五百寺，皆阿育王建，今尚有六十余。”
　　《万历志》卷十六云：“邃古之初，西海有阿育国。其王能登云上天，娶天女生三子，长曰福邦，次曰弘德，季曰至德，封长季二子于金马碧鸡，俾各主其地。次子封于苍洱之间，阿育俗奉佛教恶杂，不茹荤腥，日食白饭，人称之为白饭王，为白国之鼻祖也。”
　　先秦传入说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关于佛教来历的民间传闻，不足取信【注七】，或是后世穿凿附会之词，子虚乌有，不足为凭。【注八】
　　后学认为：此说有其可信之处。其一，阿育王石柱至今尚在，此乃不争之事实。其二、印度地处热带，气候酷热，印度民众，皆着白服，释子为与俗众有别，不许白服。众所周知，大理白族人民，无论男女，喜穿白色衣服，云南气候并不炎热，今大理白族皆着白色衣服；印度虽天气炎热，民众却喜欢以巾包头，而白族白姓亦喜欢裹头戴帽，当然形式上可能与印度之包头有所区别，这是在时代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其二、佛教传入中国，各朝统治者有崇佛者、有灭佛者，而佛教传入大理，统治者一直都是崇佛的。由此推想，可能白族真的印度的后裔。如果白族真的是印度的后裔，自然也就将自己所崇奉的佛教带过来了。
　　（二）汉时传入说。部分明清云南典籍将大理佛教之始远溯至摩诃迦叶之时【注九】。近代学者徐嘉瑞亦认为，“佛教在汉哀帝时，已入中国。至东汉和帝永元元年，中国梦想之计划，始告完成， 由叶榆永昌通掸国（缅甸）、罗马（大秦），音乐、技艺皆相继输入。 则佛教由中原内地输入大理，自在意中。 ”【注十】这里学者徐嘉瑞认为：佛教虽然是在汉时传入，但是他认为是从中原内地传入大理的。我们看下面的史料，可知时间虽可考，但传入的路线却并非从中原内地传入，而是中原内地的佛教经由大理传入。
　　此说台湾学者李玉珉认为：近年来虽有不少学者热衷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 但是迄今尚未在云南考古中发现任何与汉代佛教相关的文物， 所以徐嘉瑞的东汉传入说并未获得学界的认同。【注一一】
　　但唐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的〈宣律师感天侍传〉中，有一段文字云：
　　“益州成都多宝石佛者，何代时像？从地涌出。答：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叶佛时，有人于西耳河（即西洱河）造之，拟多宝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鹫头山寺。 有成都人往彼兴易，请像将还，至今多宝寺处为海神蹋毁所没。……多宝佛旧在鹫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今向彼土，道由郎州，过三千余里，方达西（缺洱字）河。 河大阔，或百里、五百里。中山洲亦有古寺经像，而无僧住。 经同此文，时闻钟声。 百姓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塔如戒坛，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数极多。 彼土诸人但言神冢，每发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福祚也。 其地西去巂州二千余里， 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云云。至晋时（265 － 420 年），有僧于地见土坟出，随除终不可平， 后见其坼开，复怪其尔，乃掘深丈余，获像及人骨在船中。 ……蜀人但知其灵从地而出， 亦不测其根原，见其花趺有多宝字，因遂名为多宝佛，名多宝寺也。”【注一二】
　　迦叶佛是过去七佛之一，已无法用时空来考据。此处之迦叶佛，应当不是指七佛之一的迦叶佛，而是指佛陀的大弟子迦叶尊者。中国是大乘佛教的国家，人人都是因地上的佛菩萨，那么道宣律师将迦叶尊者称之为迦叶佛亦未足为奇。迦叶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是与佛同时代的人。另外，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只有迦叶尊者懂得佛陀之意，展颜微笑，佛陀当即传付涅槃妙心，教外别传，并让半座与迦叶尊者坐。因此道宣律师称其为迦叶佛并不为过。只那么，这里就得提一下佛陀年代了。根据中处各家学者的推论，佛灭当在西纪前三百八十多年，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圣严法师〈印度佛教史〉第二章）。这么说来，传教传入大理时在西纪前三百八十多年就传入了。
　　同样的记载亦见唐道世的《法苑珠林》【注一三】； 宋李昉等编辑的《太平广记》也转录了这段文字，并言此事为干封二年（ 667 ）南方天王韦陀将军告诉道宣律师的【注一四】。过去许多治滇史的学者也曾注意到这条数据，可是由于他们都认为云南佛教应始自中唐，故多以为《太平广记》所记的干封二年应是干符二年（ 875 ）的误写【注一五】。其实，道宣律师卒于干封二年， 所以《太平广记》所言之“干封二年”绝非“干符二年”的误写。也就是说，依道宣律师的记载，佛教在佛陀在世时就已传入大理。到七世纪中叶， 即南诏初期，西洱河附近的大理地区已有很多佛塔， 当地百姓常常以蔬食供养佛塔，祈求福祚。 毫无疑问，此时佛教早已传入，并在大理一带的民间流传开来。
　　又大理城南有感通寺，古称荡山寺，为苍洱地区名刹。《万历通志》载：“汉时摩腾、竺法兰由西天竺入中国时建。”【注一六】这是一条不被大多数学者所重视，而又非常重要的史料。与之相关的史料有昆明白马寺，寺早毁，相传亦为汉时摩腾、竺法兰建。又安宁县（汉之连然县）法华寺后有晒经石，县志云为蔡愔取经遭雨，晒此，遗迹犹存。明代张碧泉有诗云：“盛迹鬼神应护惜，灵文风雨不消磨。”张碧泉与杨升庵、李元阳皆为好友，他们都考证蔡愔是取道滇西，往返天竺取经。又《四川通志》载大邑县雾中山寺为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所建。关于蔡愔，见《魏书?释老志》载：汉明帝永平十年，夜明金人，飞行殿上。于是，“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图。”
　　蔡愔在中天竺遇见迦摄摩腾和竺法兰，经蔡邀请，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经历千山万水回到洛阳，后来译出了中国最早的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释老志》明言“使于天竺”，而不是使于西域。查《汉书》及《后汉书》等史料，蔡愔出使天竺之时，正是汉与匈奴之秋。汉、匈关系剑拔弩张，蔡愔等人决不会走西域道而必定走蜀身毒道。【注一七】
　　由上所述，我认为大理佛教在汉时传入，并为川滇沿线留下一批汉代寺庙，是可信的。许多学者认为此说无实据可考，但1990年的在大理市下关一座东汉熹平纪年（公元127—177年）的墓中出土7件吹箫胡僧俑，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佛教僧人造像。后来在保山汉庄汪官营中又发现一件陶制胡僧头，时为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此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史料，此不赘述。总之，佛教在汉时传入大理，并非空穴来风。
　　（三）唐朝传入说。唐时传入说又有初唐、盛唐、中唐传入之说。
　　初唐说：云南自南诏以来，即盛行细奴罗（649或 653 － 674 年）在位时，观音化为梵僧来至云南的传说【注一八】。明代云南的墓志上还常见唐贞观时（627 －649 年），观音大士“开化大理”、“摩顶蒙氏为诏”之语【注一九】。又传，崇圣寺三塔中间大塔的塔顶铸有“贞观六年（ 632 ）尉迟敬德监造”的款识【注二0】。由此看来，不少人士以为七世纪上半叶大理即有佛教。
　　盛唐说：汪宁生据〈南诏德化碑〉（立于大历元年〔 766 〕）“阐三教，宾四门”之语， 推断佛教应在公元八世纪前半叶已传入云南。【注二一】汪氏认为这一说法正可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所说， “开元二年（ 714 ），（南诏）盛逻皮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注二二】互相印证。
　　中唐说：云南学者杨益清指出，〈南诏德化碑〉虽然提到“阐三教”，不过是因遣词行文的需要【注二三】，不可视为云南在盛唐时即有佛教的证据。许多学者又指出， 在贞元十年（ 794 ）异牟寻与唐使崔佐定盟的誓文【注二四】中，只言上达三官，并未提及佛陀，足证八世纪末佛教尚未在大理地区出现。这些学者根据明清的地方志书与文献和出土的南诏文物推断，佛教应在中唐，即南诏丰佑时期（ 824 － 859 年）才传入云南。【注二五】
　　上述三说中，以主张中唐说的人数最多。但是在《资治通览?卷一百九十一》有一则重要的记载，当可作为佛教唐时传入大理的有力反证。
　　《资治通览?卷一百九十一》云：“隋时京兆伊韦仁寿为蜀郡司法书佐，所论囚至市，犹西向为仁寿礼佛而后死。”据《通鉴》云韦仁寿性宽厚，有识度，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洱海），周历数千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凡他断案论刑，无不深服。将还，蛮夷挽留再三，最后皆号泣送之。由于仁寿推行仁政，深得蛮夷爱戴，以至被他判了死刑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为他向西方礼佛。这“礼佛”二字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道出了洱海之滨佛化之深，波及之广，以及佛在洱海之滨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由是推知：洱海之滨在隋时就已佛化，何来佛教在唐时才传入大理？
　　四、结语
　　佛教对大理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佛教的影响下，大理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最文明的历史，其它的不说，单就大理国九位国主禅位出家，就足可证明大理历史是人类最文明的历史。纵观历史，为了那一皇帝的位子父子相残、兄弟相戮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大理九位国主禅位出家为僧就避免了这种悲惨结局，而且也使多少生灵、多少财富免于涂碳！
　　另外，如果上述佛教在秦汉之时传入大理之说成立，则中国历史，中国佛教史就得改写了。中国最早的寺院不是洛阳的白马寺而是大理古国的感通寺了。当然，这一论断有待于方家进一步考证。或许随着学者们的研究、考证，随着出土文物的进一步发现，这一论断将被证实。
　　注释：
　　注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台北：明文书局，民国71年）。
　　注2：《楚古通纪浅述校正，蒙氏家谱》。
　　注3：《南诏野史会正》。
　　注4: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收录于《百部丛书集成》（板桥：台湾艺文印书馆，民国55年），第三十册，《奇晋斋丛书》，第七册。
　　注5: 谢肇淛, 《滇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四。
　　注6：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地志佛教数据琐编》（昆明: 云南民出版社, 1986 ）。
　　注7：〔清〕圆鼎，《滇释记》卷一。
　　注8：王锋，《大理佛教漫谈》（《法音》，1995年第3期）。
　　注9：李玉珉：《南诏佛教考》。
　　注10：徐嘉瑞，《南诏后期宗教考》亦见于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注11：同注9。
　　注12：注26:〔唐〕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民国72年），第五 十二册，页436上－436中。
　　注13：注27:〔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三册，页394上－394中。
　　注1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台南：平平出版社，民国63年），卷九十三。
　　注15：方国瑜，《大理崇圣寺塔考说》，《思想战线》， 1978年第六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第2期，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地方志佛教数据琐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注16：释同揆《苍洱丛谈》：“感通寺，摩腾、竺法兰建。自西天来，从此入秦。”
　　注17：王海涛，《云南佛教史》第三章《大理大乘佛教》，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注18: 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南诏图传〉与〈南诏文字卷〉，此二卷资料发表于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民国81年），〔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清抄本，《僰古通纪浅述》，文见尤中校注，《僰古通纪浅述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注19: 明《邓川大阿拶哩段公墓碑铭》、正统三年〈段公墓志〉、景泰元年〈圣元西山记碑〉等都有这样的记载。引文见杨益清，《南诏时期佛教源流的认识与探讨》。　　　　
　　注20:〔明〕谢肇淛，《滇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明〕杨慎，《增订南诏野史》，上卷一。　　　　
　　注21: 汪宁生，〈大理白族历史与佛教文化〉，收录于《云南大理佛教文化论文集》（大树：佛光出版社，民国80年）。
　　注22:〔元〕李京，《云南志略》，收录于〔明〕陶宗仪纂，《说郛》（台北：新兴书局，民国61年），卷三十六；亦参见〔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
　　注23: 杨益清，《南诏佛教源流浅识》。
　　注24: 该篇盟文见于〔唐〕樊绰着?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台北：鼎文书局，民国61年），卷十。
　　注25: 向达，同注1；杨益清，《南诏佛教源流浅识〉； 黄惠焜，《佛教中唐入滇考》，《云南社会科学》，1982第6期；吴棠，《云南佛教源流及影响》，收录于南诏史研究学会编，《南诏史论丛》（大理：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李孝友，《南诏大理写经述略》，收录于《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