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念禅师入黄柏山创建法眼寺时间考

无念禅师入黄柏山创建法眼寺时间考
　　——兼及息影塔和相关异说的辨正　
　　杨琼　　　　
　　黄柏山法眼寺有副楹联：“雾幛风光，烟火境邻湖北北；幢幡峻岭，云山静居汝南南。”黄柏山为豫鄂界山，因曰“湖北北”；商城明属汝宁府，治所汝南，故谓“汝南南”。这副楹联道出了黄柏山风光旖旎，地邻豫鄂的情状和地望。法眼寺开山祖师——无念禅师生长麻城，建寺弘法商城。李贽客寓麻城龙潭湖，“与无念禅师为友，往来黄柏山中。”载之史乘，传为佳话；地以人重，蜚声中外。有关无念禅师、法眼寺和息影塔，十余年来书刊渐有著录，实属可喜。但终因编撰者囿于转录，或未考究，故多有疏漏及不确者，如《信阳地区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商城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等。但讹舛之多，数《黄柏山览胜》（以下简称《黄文》，商城县文联2003年初编印），不管编者的初衷如何，客观上有误导读者、遗害后世之嫌。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较突出的几处，略加考辨，就教于编者、作者、读者。
　　一、无念禅师入黄柏山创建法眼寺始于何年考
　　《黄文》98页称：“（无念）明万历28年（1600）至黄柏山创建法眼寺”。虽然只寥寥15字，然而是错误的，不可不辨，因它关系到法眼寺及相关的历史。
　　首先，无念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中秋作《黄柏法眼寺记》自述：“一日闲登峻岭，望见有山，名曰黄柏。崄僻幽深，绝无人踪，堪可寄息。询其山，乃商城太学，号绳纯，讳舜玄（选）张君地也。惟见栗棘蓬松，草茅茂畅，田废无影，地芜无痕，石盈水溢，豺啸豹呤。古人言‘与木石居，与鹿豕游’，此其地矣！余遂入黄柏结庐。适公安袁太史偕弟中郎、小修来龙湖访友，遣人接余，再三不已。余曰：‘僧已老朽，精神减少，无力堪待，正可避世自闲，饭蔬饮水过活耳。’中郎喜曰‘我有年兄范光（观）父，见为商城令，可作护法檀越。’即写书寄托。范乃命人与张君说。张即喜舍之。……龙湖徒众，见我入山心切，三十余人互相随从。……遂日夜搬运，结砌盖造,渐可容膝；开垦田地，渐有次第。余喜而劝成之。……书示徒众，使他日知创山之辛苦焉。”文中袁太史，即袁宗道，时官右庶子，为翰林，故称太史。
　　其次，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元日所撰《黄柏创建法眼寺记》中载：“（无念）始卓锡于麻城之龙潭湖，与异人李卓吾为友。后复厌喧,寄栖商城之黄柏山。山势博大崇耸，迥无人迹，念公见而爱之，陟其巅，复睹平衍，乃曰：‘是可田。’讯之山下民，则曰：‘此商城张太学田也。’”（癸巳）“会予兄弟访李异人及念公于湖上。念公自山中来，语及山中事。是时，予同年范观父令商城，予走一字语之。观父欣然以檀越施事属太学。太学大悦，遂尽以施僧。……数年以后，佛殿僧舍，粗可居住。衲子躬耕，自锄、自种、自食，无求于世，即道可办，居然有古丛林之风。予闻而喜之。”这段记载与上录无念自述的内容基本相同。
　　其三，清顺治《商城县志》卷之一《山川》:“黄柏山，南九十里，山有黄柏树，古寺建其上，因名。明禅僧无念创法眼寺，邑令范观父先生为之碑记。”
　　其四，毁于文革的《黄柏山田粮定记》碑记载更为明确:“万历二十一年，高僧无念过之，爱其幽迥，募为栖隐之区。”
　　此外，李贽《焚书》卷四《代深有告文》题下自注:“时深有游方在外。”据文中“则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湔刷；而从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后,不敢有违矣。”是为当年期会之初代写以“祈赦过有愆”的告佛文字。所谓“深有游方在外”即无念已“入黄柏结庐”，正和前文引证相一致。
　　综上史料可知，袁宏道与兄宗道、弟小修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去麻城龙潭湖拜访李贽和无念，时无念已入黄柏山。三请，念公才下山,晤谈中言及黄柏山主为张舜选。张舜选万历时选贡，故称“张太学”，商城旧志称其“学问渊博，隐居不仕。”袁即致信同科进士、时任商城知县范观父，请嘱张施山建寺。张欣然同意。商城旧志载，范观父，即范应宾，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万历二十一年任商城知县（至二十三年樊玉衡接任）。由是推断：无念入黄柏山创建法眼寺只能是万历二十一年，最晚也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黄柏山田粮定记》碑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入山建寺是完全符合史实的。
　　二、“法眼寺以（法眼）宗派而得名”质疑
　　《黄文》41-42页，煞有介事的抄袭方伟《关于灵山寺若干问题的考证》（见信阳文史资料第一期292页）一大段佛教宗派衍变之后，说“让这段文字来诠释法眼寺寺名的由来”。并断然结论“‘法眼’乃禅宗的一流派，‘法眼寺’以宗派而得名当属无疑”。还声称“以证（正）视听”。此说，则不敢苟同。
　　据佛教典籍，法眼宗，佛教禅宗之一派。源出慧能（六祖）弟子行思，五传而至雪峰，雪峰传师备，师备传桂琛（867—928），桂琛传文益。文益（885—958），南唐中主李璟赐谥为“大法眼禅师”，因名法眼宗。文益撰《宗门十规论》，指出当时禅宗十弊，加以戒饬，并提出“明事不二，贵在圆融”和“不著他求,尽由心造”的主张。文益弟子德韶（891—972）,受到吴越王钱俶的崇信,尊为国师，后住通玄峰顶，有偈示众云:“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劝学人内心觉悟。再传弟子延寿（904—975），延寿撰《宗镜录》百卷，对当时佛教各派之间的分歧，持调和态度。卒谥智觉禅师。法眼宗宋初极盛，宋代中叶衰微不传。吴越末年,此宗传入朝鲜。衰绝400多年以后,到了晚明之万历年间中国何来“法眼宗”？“法眼寺以（法眼）宗派而得名”，此乃望文生义，纯属臆测。
　　法眼寺寺名应缘于佛教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佛嘱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法门”一则公案。　　又，佛教有“五眼”之说。《大集经》卷五十六慧远注：“智能照法，故名法眼。”《无量寿经》卷下：“法眼观察究竟诸道。”禅道深邃，真证难言。犹待高僧大德开示。
　　顺便一提， 　《黄文》5页、39页:“当年法眼寺……下辖数十座寺院，寺僧1500余人”之说，捕风捉影，显然错误。
　　据《大宋僧史略》卷中记载：后秦时，秦主敕选道lue法师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掌僧录。此为中国立僧官之始。以后历代因之。僧录司,明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之最高机构。在各省则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由此可知，掌管一县佛教事务官府设有僧会司。商城县僧会司署在崇福寺（明嘉靖《商城县志》卷八《寺观》）。法眼寺仅一较大佛寺而已,何权“下辖数十座寺院，寺僧1500余人”？莫非法眼寺的和尚也“为无忌惮之状，言无忌惮之言，行无忌惮之行，口角圆滑”（袁宏道《黄柏创建法眼寺记》），不尊戒法，热衷名利！
　　三、无念“禅师圆寂后”，“梅之焕捐金鸠工”建息影塔辨
　　《黄文》99页：“（无念）禅师圆寂后，天启7年（1627）右佥都御史梅之焕捐金鸠工，依山势建筑墓塔。”这段话有两个问题：
　　1、息影塔是梅之焕一个人“捐金鸠工”而建的吗？2、建于无念圆寂之前，还是圆寂之后？这在《黄柏无念复问》下卷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陈石泓《黄柏无念有和尚塔铭》有曰:“乙卯（万历四十三年）以后，（无念）半住基隆（麻城湛寂庵），半住黄柏（法眼寺）。先是麻邑学友为师建塔基隆；余谓地脉广衍崇厚，无如黄柏。师然之。天启丙寅（1626年）夏，遂离基隆居黄柏，改卜塔址于本山之右，相度经营，则同志樊山甫实主之。时方逆焰熏灼，西有信天与余，晤师黄柏。”“丁卯（天启七年）夏，师（无念）示微恙。余从鸿渐山庄，急往候之。……至七月二十八日巳时，示寂。”
　　又，梅长公《梅柏护塔文》也云：“爰成宝塔，用备藏舟，当如来诞生之辰，正浮图合尖之日。”此梅长公，即梅之焕。
　　以上有关建息影塔和无念圆寂的记载，是当时亲历者撰写，确凿可信。由此可知，早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无念方外友麻城梅之焕、黄州樊山甫、寄生居士陈石泓等就聚议集资为其建塔，先选址基隆；后陈石弘提议，经无念首肯定在黄柏山。天启六年（1626）夏，在黄柏山法眼寺之西卜址，由樊山甫主持营建息影塔，是时梅之焕、陈石泓曾入山探视无念和建塔工程。翌年（1627）佛诞节，亦称浴佛节，即农历四月初八，息影塔建竣。是年夏，无念微恙，于七月二十八日圆寂。其后，无念舍利瘗藏于塔之琅函。
　　《黄文》牵强附会，把无念圆寂系于梅之焕题写塔铭时间之前，无疑是错误的。须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可等同齐观。
　　四、息影塔第一层塔铭、第三层铭文正误
　　笔者曾多次到现场勘测、摄影、传拓塔铭、纹饰，所见息影塔第一层西向额嵌长方形塔铭，居中镌刻横书双勾行楷体“息影塔”三字，右、左两侧阴刻竖书楷体各七字，文曰：“明天启丁卯岁浴佛日芝信天翁题”。信天，即梅之焕别号（麻城《梅氏族谱》）。此塔铭与前文所引《黄柏护塔文》互为印证息影塔之建塔时间。浴佛日，就是浴佛节，亦称佛诞节，纪念释迦牟尼诞辰的节日 。届时，根据“佛生时龙喷香雨浴佛身”的传说，佛寺和佛教徒便举行浴佛等活动。
　　息影塔第三层各方均阴刻小篆二字，共计16字，虽因工匠凿刻之陋，历近400年风雨侵蚀，至今篆法工整，字形完好。释文“大明僧宝,长夜时晓，影息浮屠，神光远照。”浮屠，亦作浮图、佛图，即佛塔。
　　而《黄文》99页则称：“第一层镶嵌‘息影塔’三字，并有款识‘天启丁卯岁裕’,‘佛门芝信天翁题’。第三层阴刻篆书‘浮屠神光远照大明，息影晓时，夜长宝塔’。”
　　上两则铭文，释文脱漏一字，还有三个错字，句读错误。句读错，义必谬。第一层塔铭脱一字,错两字涉及建塔的准确时间,第三层铭文虽只一个错字但破句佛教偈语。三个错字正误如下:“浴”误为“裕”，“日”误为“门”，“僧”误为“塔”。这三个字不仅字体不近，且字义相悖，何乃舛错如此。
　　五、梅之焕其人
　　《黄文》罗列：“明代京都御史梅之焕”（30页）。　“明天启年间七省经略梅之焕”（38页）。“明代七省巡按梅之焕”（55页）。“明天启年间,七省巡按梅之焕为纪念无念禅师，在庙后筑息影塔” （59页）。　“明天启七年右佥都御史梅之焕”（86）。　“明万历进士梅之焕于天启年间为其（无念）在‘法眼寺’东北三里的山背上筑建了墓塔，　命名为‘息影塔’”（101页）。　“明天启年间进士梅之焕”（105页）。
　　以上，记梅之焕一人，官职纷杂，两朝进士；涉建息影塔一事，塔址不同，莫衷一是。如果没有“国史”、“家乘”、“亲见”这样第一手资料来加以辨正，那真是如入迷魂阵，要上当的。
　　1、梅之焕究任何职？为明辨是非，现就《黄文》所列明代相关职官略作简介：
　　经略，明总制一方军务的重臣。初为差遣，永乐十年后渐专置为官，多以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出任，权力极大。
　　巡按,是巡按御史的简称，明都察院专差御史之一。虽官仅七品,但出为巡按,名曰“代天子巡狩”，在地方察民情，督吏治，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事权甚重。系差遣职务，事毕还京。
　　京都御史，明未置。终明之世仅置都察院，全国最高监察机构，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左、右佥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出为总督、提督、巡抚者，其职务多为总理一方军务，皆系京官出差，非为地方正式长官。
　　笔者虽孤陋寡闻，“二十五史”等历史典籍还是读过一些，记忆中自周及清一人历任七个省的巡按或经略（相当官职）者，不乏其例；而同时身兼七个省的巡按或经略（相当官职）者，史无一人。“七省经略梅之焕”或“七省巡按梅之焕”，实为杜撰，子虚乌有。
　　2、梅之焕哪年折桂？《黄文》概指，一说万历，一说天启，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同为朱明王朝两中进士者，尚无一例。再查《中国历史纪年表》明神宗万历（1573—1619）共47年，间有光宗泰昌（1620）只一年，接着是熹宗天启（1621—1627）共七年，三朝合计55年。减去泰昌一年，这长达54年中总有某一年梅之焕考中进士，此为“开心辞典”，读者诸君任你去猜测吧！
　　3、息影塔，拙作《江淮石塔之冠——息影塔》（《商城文史资料》第三辑1995年刊）中有较详细的记述，此不赘言。
　　为正视听，今据《明史》卷二四八《梅之焕传》、康熙《麻城县志》卷十六《梅之焕传》、麻城《梅氏族谱》，试作“梅之焕简介”：
　　梅之焕（1575—1641）字彬父，号长公，别号信天居士，湖北麻城人，兵部右侍郎梅国桢三弟梅国森之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八年（1610）授吏科给事中。“时朝臣部党角立，之焕廉觚自胜。”四十三年（1615）出为广东布政司参议，分守岭南，“擒诛豪民”，招降海寇。四十七年（1619）改视山东学政。天启元年（1621）召为通政司参议，迁太常寺少卿。三年（1623）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未及任，母丧，归里。时魏、客乱政，遭诬削职。崇祯元年（1628）起为甘肃巡抚，“大破套寇”，西定判军。适值温体仁柄政，三年（1630）再度落职。之焕虽文士，负武略。在乡率民助捕盗贼，狙击流寇，保一方平安。思宗“追叙甘肃前后功，复之焕官，荫子，然终不召。”崇祯十四年病逝于家。
　　六、息影塔附近今存几座塔，各谓何名？
　　《黄文》30页“在息影塔的四周还有石梅、真伦、百纳、直愚等较小的塔群。”39页“近旁还有四座小塔烘托，组成风格各异的塔群。”90页“古梅塔及其它10余座塔群环绕。”99页“塔之旁尚有古梅、真伦、百衲、直愚四座和尚塔，还有几座无名和尚塔”。
　　为勘查息影塔和黄柏山文物史迹，笔者或陪同省市文物专家，或独自一人，曾十数次上黄柏山。就塔而言，迄今发现的除息影塔外，尚有五座石塔，分布在息影塔东南、法眼寺西北方圆约一平方公里之青山绿水间。各塔座落方位如下：周家湾西北一座六方形残塔,铭文年久剥蚀不可读，暂定为一号佚名和尚塔。瓦屋湾后冲一座八方二层楼阁式石塔，通高5.75米，工艺精美，一层西南楣额阴刻楷体“古梅塔”。马家湾北山岭一宝瓶形石塔，塔身西南阴刻楷体“明以直愚和尚塔”。马家湾北山坡一宝瓶形石塔，铭文纹饰漫漶无识，暂定为二号佚名和尚塔。马家湾东南山坡一宝瓶形石塔,塔身西南阴刻楷体“百□伦和尚塔”，第二字剥蚀。这五座石塔与息影塔一并于1986年经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且建有档案。
　　此外，经寻访故老，勘查遗迹，此地原来还有三座石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毁于修塘、筑路，令人痛惜。
　　有必要指出，文物定名要求准确、科学。文物本身有名，则不另定名；文物本身没有铭文、纹饰和明显特征的，也不可随意编造一个名来。《黄文》中四座有名之塔，有三座与实物对不号；“还有几座无名和尚塔”，“其它10余座塔群环绕”等记述，更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塔是实物，焉能虚拟！
　　七、“萝卜白菜悟真经”商较
　　《黄文》60页、87页记述：“息影塔两侧，原也有一联：白棒藤条明见性，萝卜白菜悟真经”或“青菜萝卜悟真经”。
　　息影塔两侧，侧至何处？“萝卜白菜”或“青菜萝卜悟真经”，源出何典？
　　笔者早年参与调查商城县文物碑碣，曾询访法眼寺末代和尚黄志明和当地耆老，因知：息影塔前之四合院，名息影塔院，俗称塔庙。正屋原供奉无念禅师塑像，廊柱悬挂有木刻对联：“白棒藤条明见性，黄瓜茄子悟真空”。两厢为护塔僧侣居住。
　　为佐证口碑，也曾查阅一些文献。“黄瓜茄子”棒喝与无念参禅，在《黄柏无念复问》下卷邹元标《无念禅师小传》、光绪《麻城县志·释无念传》、李中黄《逸楼四论·论禅》里都有明确的记载。兹将有关记载录之如下：
　　邹元标《无念禅师小传》云:“其所参承名师曰大休、曰秋月、曰无穷……无不顶礼。其所承指示也，曰黄瓜茄子。曰提话头。曰还饭钱。有言灵承如天帝，话未明也。如负须眉不肯不（山），誓死而已。志坚功苦，盖垂数十年，诸知见若片雪红炉，即证诸名宿，名宿首肯，始下山。次与卓吾李长者友，长者以不善藏为世忌。公终身左右之。”
　　《释无念传》载：“释无念，名深有，山东熊氏子。少孤，披剃，遍游诸方。一日参一名宿，值宿方锄瓜茄次。僧请开示。宿即指曰：‘黄瓜茄子！’僧参四十年后，忽有省。原不识文字，自是偈颂书札，口占如流。李长者闻而与之游。”
　　李中黄《论禅》：“吾邑无念大师，参黄瓜、茄子得悟……。按，公参黄瓜、茄子未悟，又见有一善知识问那个是无念，公无对。因自咎曰：无念尚不识，枉费做人。及悟后，乃曰：尽大地是个无念，何疑之有？看来似将黄瓜茄子之疑移在无念二字上，如所云拿物非手，说话非口，亦不过念佛是谁之意。因他参时参得苦，悟时悟得快，被李卓吾一拳，放得下悬崖撒手，自肯承当。从来参禅，少有如公者也。”
　　以上文献、口碑引例，互为印证，可以肯定“黄瓜茄子悟真空”符合名宿指示和无念参悟原意；而“萝卜白菜”或“青菜萝卜悟真经”相形见谬，是说不知其所以然也。
　　八、花潭书院考释
　　《黄文》颇多记述花潭书院的文字。摘录如下:4页“（法眼）寺左有古书院,明清学子就读处。”78页“无念禅师又于此建起法眼寺，并和知县范应举在此创办起花潭书院。”88页“无念禅师，当时您经常往来于寺左的花潭书院与就读学子侃侃而谈吗？”92页“他（李贽）与这法眼寺无念禅师交往甚笃，二人常往来于黄柏山花潭书院讲学悟禅，谈诗论经。”100页“无念高僧……其好友，明大思想家李贽常往来这里的花潭书院讲学避夏，于是，‘阿弥陀佛’和‘之乎者也’笼盖黄柏山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参与编纂《商城县志》，为搜集资料也曾去潢川，到信阳等地。遍查明季、清代几部《光州志》、《商城县志》，黄柏山法眼寺均有记载，而“法眼寺左的花潭书院”却了无一字。然顺治、康熙、嘉庆三部《商城县志》均载有：“花潭书院塘，北门外之东。”乾隆庚辰《光州志》亦云：“（商城）郊北有花潭书院塘。”访当地故老，众口一词，前些年建“大别山商场”及北侧民居所填之塘名花潭书院塘。旧志所载与口碑相传，塘之名称、方位完全相同。无庸置疑，县城北门外之东明代曾建有花潭书院，书院近旁有池塘花木，环境幽雅，塘因书院而得名。崇祯末商城战乱频仍，县城“毁于寇烬者十之八九，其所存一二复颓坏于风雨”（顺治《商城县志》卷之三《城池》）。书院何能幸免！花潭书院既毁而无存，清代三次修县志仅载花潭书院塘而存其名，可以说符合行文逻辑。
　　又，顺治《商城县志》卷之八《寓贤》：“李贽，号卓吾，福建温陵人。自建龙湖,与无念禅师为友，往来黄柏山中。及至商（城），绅士朝夕与言，殊问随答,常讲学花潭书院。”这段文字明确地记载了李贽与无念为友,在龙潭湖和黄柏山之间往来。李贽若到了商城与崇拜者们朝夕相处,在花潭书院或讲学论道,或诗酒酬唱的情景。花潭书院在商城县城，此又一证。经考证商城时与李贽谊笃厚交者王济川、张舜选、陈壁、盛朝衮等等。尽管历经400多年沧桑,花潭书院塘的位置一直未变。作家们本“山人冶客”之态，焉能学愚公将县城北门外之塘搬至百里之南的黄柏山上，以圆其“法眼寺左的花潭书院”之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黄柏创建法眼寺记》有云：“（无念）始卓锡于麻城之龙潭湖，与异人李卓吾为友。后复厌喧，寄栖商城之黄柏山。”无念在《黄柏法眼寺记》中亦道：“然龙湖虽僻，卓吾先生乃宰官身，往来车辙日繁，僧之徒众无由自适，于是求居僻地，思入深山焉。”两人不同时，不同文，虽闪烁其词，但共同道出了无念离龙潭湖的部分原因：李贽在龙湖“著书谈道，听者日众”，僧徒“无由自适”，故而入黄柏山建法眼寺。既然无念是“厌喧”而“思入深山”，为何又在“法眼寺左”再建花潭书院！？应知李贽与无念“虽不可以称相知，然不可以不称相爱”（《续焚书》卷二《穷途说》）；是朋友，不是同志。作家们任凭想象驰骋,营造出“‘阿弥陀佛’和‘之乎者也’笼盖黄柏山上”的虚幻梦境，令人称奇！
　　若据《黄文》93页“（无念）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黄柏山创建法眼寺”之说,再以《黄文》78页“无念禅师又于此建起法眼寺，并和知县范应举在此创建起花潭书院。”此“范应举”应为“范应宾”之误，范应宾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来任商城知县至二十三年。两相对照，岂不有点滑稽。万历二十八年范应宾已他调五年矣！套用一句成语“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九、李贽《赴京留别云松上人》诗写作时地辨析
　　《黄文》56页、89页：“（李贽）告别黄柏山时所作《赴京留别云松上人》”云云。品味该诗诗意与李贽离黄柏山之情境无关涉且相悖：李贽早已是妻死子殁，落发为“异端”，“只有疏狂一老身”了；（李贽《续焚书》卷五《石潭即事四绝》）年前（万历二十八年）在麻城又遭封建卫道士们的迫害，“毁龙湖寺，置诸从游者法”，（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四《李贽传》）不得已暂避黄柏山。时挚友马经纶“冒雪走三千里，访之黄柏山中”。（马经纶《与李麟野都谏转上萧司寇》）万历二十九年（1601）春，李贽在山中所撰《释子须知序》中曰：“余今年七十又五矣，旦暮且死”。二月，与马经纶同往北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尘随缘断，天涯独寄萍踪。”（西陵同志《拜忏功德疏》）何来“独有宿缘酬未毕，临歧策马复踌躇”？！
　　据李贽研究专家林海权先生考证，李贽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间，服满父丧，携眷赴京求职，途经苏州吴县时作《赴京留别云松上人》诗一首：（《焚书》卷六）
　　支公遁迹此山居，深院巢云愧不如。
　　自借松风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庐。
　　风吹竹柏袈裟破，月满池塘钟磬虚。
　　独有宿缘酬未毕，临歧策马复踌躇。
　　同时还有《宿吴门》诗二首：（《焚书》卷六）
　　秋深风落木，清水半池荷。驱马向何去，吴门客子多。
　　其二
　　屋有图书润，庭无秋菊鲜。应知彭泽令，一夜不曾眠。
　　查《李贽年谱考略》：“李贽做官后经江苏吴县直接赴京者仅此一次。”
　　《赴京留别云松上人》首句：“支公遁迹此山居”，“支公”即东晋高僧支遁。支遁（314—366）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人。字道林，本姓关，家世事佛，深思道行，年二十五出家。通《庄子》及《维摩经》。世称“支公”、“林公”,时有盛名。“此山”指苏州吴县西南的支硎山。唐陆广微《吴地记》载，支遁曾隐此修行。平石为硎，山有平石，故支遁以支硎为号，而山又因支遁得名。“吴门”乃吴县城（今苏州市）的别称，吴县为春秋吴都，因称吴县城为吴门。从《宿吴门》诗中所写“秋深风落木”，“庭无秋菊鲜”看，李贽是秋间到达支硎山小住，然后于深秋经吴县继续北上赴京的。
　　《赴京留别云松上人》第三、四句：“自借松风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庐。”是时，李贽萌发了效法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的念想。此为18年后李贽坚辞姚安知府，挂印拂袖而去，嗣后客寓麻城著述论道之先兆。
　　《赴京留别云松上人》最后两句：“独有宿缘酬未毕，临歧策马复踌躇。”“宿缘”，佛教谓前世因缘。剃度为僧称出世，了断世间红尘。李贽在《卓吾论略》中说：“三年服阙，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祥异》载：“嘉庆四十一年，泉州郡城大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者。市门俱闭，至无敢出。”又卷七十三《纪兵》：“数年田亩遍为草莽，瘟疫盛行，死者枕藉。”当时泉州大饥疫。“庶几欲以免难云”，李贽殆指此次赴京携妻带子还为逃避饥疫的威胁。但面对弱妻幼子，家乡饿殍遍野，李贽思绪迭起，“应知彭泽令，一夜不曾眠。”（《宿吴门》）人非木石，作为人夫人父的李贽怎能不“独有宿缘酬未毕”，而又“临歧策马复踌躇”呢！该诗写于此时此地，于情于景契合相印，物我交融，且典出有据。
　　《黄文》随意摘引，《赴京留别云松上人》一诗竟晚面世39年，人事沧桑，谬之甚矣。
　　十、援引文献，引号以内的引文可以擅改吗？
　　《黄文》99页摘引《黄柏无念复问》下卷梅长公《黄柏护塔文》：“琅函留半偈，舍利吐毫光，息影并息影 ， 然七尺之躯，忘死未忘骸，即尔一杯之土。”此不足40字的文摘，竟前后颠倒二句，脱录一句，还错了三个字。兹将这段原文录此存查：“息形并息影,翛然七尺之躯；忘死未忘骸，即尔一抔之土。琅函留半偈，何须开石椁之文；舍利吐毫光，不用借漆灯之焰。”
　　此外，《黄文》中浮言虚词，自我作秀，乃至拾人牙慧，古文点校失误等等方面，不属于考辨范围，因此也就存而不论了。《庄子》上曰：“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做学问如同耕耘，成果的好坏，取决于你付出劳动代价的多少，是容不得丝毫虚假的。
　　（杨琼/本文写于2003年6月，时《商城工作》拟刊发，因故而未果。载2004年8月20日《麻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