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雍和宫改建寺庙250周年

纪念雍和宫改建寺庙250周年
　　雍和宫的改建并不是单纯增设一个宗教活动场所问题，而是乾隆时期清王朝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方面一项积极的重大举措。如所周知，清王朝立国伊始，历辈执政者就十分重视藏传佛教，尤其是其中的格鲁派 (黄教)。因为他们在创业立国过程中，深深感到喇嘛教在我国北方民族中存在的巨大影响，认识到通过发展与这个宗教的领袖人物之间的联系，对于加强对这些民族的管理的重要意义。所以，就把扶持和尊崇藏传佛教当成了王朝的基本国策。乾隆皇帝后来将这一国策概括为“ 兴黄教即所以 安众蒙古”，以此为中心撰著了著名的《御制喇嘛说》，并在 本寺铭于御碑、予以昭示。这一政策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从清朝历代实录所收资料中可以看到：自太宗(皇太极)朝开始，除去征讨，招抚外，接待、 诏封藏 蒙宗教上层人士的活动，在王朝政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举其要者如顺治帝入关以后、多次接待 贡使遣使存问诏请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来京。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应召晋京，皇帝给予了最高的礼遇、为其加修西黄寺供其驻锡。翌年达赖辞归，顺治帝颁赐了“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 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封号及金印。康熙帝除早年屡屡遣使存问五世达赖外，五十二年又册封五世班裨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印。其间，他曾先后 诏请几位藏族高僧常住北京，讲经传法；敕封章 嘉呼图克图为清代惟一的国师。雍正帝继位之前就笃信佛教，经常与章嘉国师谈经论道[1]。迨至乾隆朝，弘历这位富有远见的皇帝，不仅热心在满蒙汉民族中弘扬佛法，而且对宗教的社会功能也有很深的认识。以此之故，他采纳三世章 嘉佛乳必多吉的建议，亲自筹划将这座富丽的藩邸改建为寺庙。寺成，又赐“兜率壮丽洲”寺名。在此之后，乾隆帝又命章嘉等主持修建了香山、颐和园和京师城内几处藏式佛庙。另外在承德先后修建的普宁寺、定远庙、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寺等，其政治缘由，是大家熟知的。
　　雍和宫建在天子脚下，又得到皇帝的特别眷顾，享有皇帝直接规定和赋予的特殊待遇。建成后它也确实起到了乾隆帝预期的作用，不仅便利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黄教真传向内外蒙古及内地的传播，而且成为王朝联系蒙藏人士的枢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座寺庙的高级僧侣还被用作了皇朝与西藏达赖喇嘛等首领人物沟通的重要渠道。至于雍和宫在以往二百余年中在藏蒙满 汉各民族文化交流上所做的巨大贡献。学界多有研究，广有宏论。恕不赘述，这里只想就雍和宫在加强民族联系和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两件大事，作 些简要介绍，以就教于诸位先贤和师友。
　　其一是，乾隆皇帝亲自遴选富有才识的喇嘛，派充西藏达赖喇嘛的摄政，使清朝中央在西藏的施政意图得到更为有力的贯彻。乾隆先后派过三位摄政。一位是噶勒丹锡哷图阿旺楚臣。大家知道，清朝前期对西藏政治体制几经变易后，最终于 1751年(乾隆十五年)确定为由达赖喇嘛兼摄政>教两权的政教合一制[2]。七世达赖执政七年后圆寂， 藏政无人主持，乾隆帝降旨令第穆呼图克图诺>门汗(六世)“一体掌办喇嘛事务。”[3]自此，每逢达赖喇嘛圆寂，在转世灵童寻认过程中至其成年，由清廷选定大呼图克图代行达赖职权，成为定制。对此，汉语俗称摄政。20年后，摄政第穆逝世，八世达赖尚未亲政。乾隆帝接到驻藏大臣奏报后，当即在他熟悉的雍和宫僧人中选派了当时担任该寺堪布的额尔德尼诺门汗阿旺楚尔提木(即阿旺楚臣)，赴藏署理第穆活佛职权[4]。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西藏事务除皇帝通过驻藏大臣颁发谕旨外，还时常通过在京的章嘉国师寄信，向摄政转达旨意[5]。此时我国正届乾隆盛世，清朝在藏施政的制度日臻完善，再加上述安排，就使这段时间成为西藏地方与王朝中央之间，关系最为妥顺的时期之一。大家熟知的六世班^禅东来，祝嘏皇帝七十寿辰，就是这一时期的宏伟盛事。在寿辰期间班^禅面见皇帝时，皇帝亲自询问了八世达赖成长情况，获得了满意的回答。随后乾隆即向八世达赖颁赐了金印金册，命其亲政[6]。此后阿旺楚臣一直协助达赖办事，直到1786年回到北京接替章嘉活佛遗下的职务。讵料此后不久，西藏发生了1788年和1790年廓尔喀两次入侵事件，其间又反映出驻藏大臣和当地吏治中的弊端。乾隆帝由此悔及摄政的调京，致使达赖喇嘛失去辅佐。乾隆五十五年(1790)，弘历皇帝为此“故遣 "COLOR: black">噶勒丹锡哷图^禅师， 仍复至藏”。这时，阿旺楚 "COLOR: black">臣年已老迈，入藏时是由驻藏大臣 备轿翻越川藏高山的。[7]可惜，这位衔命老人到藏不久，就于次春患病逝去。乾隆本意是让他会同当时为驱逐廓尔喀增派的驻藏重臣，一起清理西藏弊端、妥立章程的，可见是受到皇帝特别倚重的。
　　阿旺楚臣圆寂后，乾隆帝在京命雍和宫等大寺为其念诵经典。八世达赖在藏一面准备为其选认转世灵童，一面考虑为其设置管理所遗寺庙、财产 和徒众的札萨克， "COLOR: 此皆得到皇帝恩准，于是由此新增了一个活佛转世系统 [8]。后来他的转世阿旺降白楚臣 (即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大召寺西北修建寺庙，蒙赐寺名祝寿寺，藏文译称策墨林，后来习惯上以庙名称其活佛，即为策墨林活佛[9]。阿旺降白楚臣学经至20余岁，又回京师雍和宫任事。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原从1811年担任西藏摄政、九世达赖经师的七世第穆呼图克图圆寂。嘉庆帝再仿先皇成例， 降谕：“布达拉商上事务，著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接办。”[10]自是策墨林二世连续在十世达赖、十一世达赖未成年期间担任摄政，长达25年之久。阿旺降白楚臣是西藏极有建树的摄政之一，办事公正，政绩卓著。在此期间还曾兼任达赖喇嘛经师、甘丹池巴，多次受赏加封。[11]惜至184 4年，琦善到 藏任职后，因与之不和受参，这位名重全藏的摄政遭到了废黜。[12]嗣后直到光绪年间，阿旺降白楚臣圆寂后，几经周折才得转世，使策墨林活佛系统延续下来。虽然中间经过惨重打击，但这一系统直至和平解放时，仍被称为拉萨四大林，或四大呼图克图之一。盖其肇源 实自乾隆皇帝自雍和宫 选充摄政也。
　　乾隆选派的另一位摄政是在雍和宫传经的济隆呼图克图。 济隆是西藏最早形成的转世活佛系统之一，此时其第八世罗桑丹贝贡布在京任雍和宫掌印喇嘛。先是乾隆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时被派入藏，替代阿旺楚臣协助八世达赖办事，乾隆五十五年 (1790年)奉命回京。1791年阿旺楚臣二次入藏，次年在藏圆寂后，济隆正式受命为达赖喇嘛摄政，一直任职到1811年圆寂[13]。他的后世修建了永安寺，此 系即被称为功德 林呼图克图。
　　上述诸事前后延续 60余年，足以看到雍和宫早期在政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二，是 70年前的一件事。在当前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外国反华势力反复就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当时中央政权的不正常状态，大唱“西***立”滥调的形势下，这件事很有重提的必要。大家知道西藏与中央的不正常状态，是英帝国主义利用清末王朝统治者的昏庸，和我国爆发辛亥革命后，国内政局未定之机，肆意制造的。从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起，我国历届中央政府一直坚持西藏地方是中国的领土，从未忘怀过西藏人民，屡次决定遣官入藏，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西藏宣达“五族共和”的政策[14]。但这些都因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挑拨，阻挠，而未竞功效。这种情况是内地和西藏各族有识之士十分焦虑的。反观雍和宫的境况，同样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原来清朝皇帝规定雍和宫住持和 "COLOR: black">四学教习、传经喇嘛均由西藏四大寺、上下密院定期 派选。但自第一次英军侵藏战争后，西藏形势发生混乱，继后达赖又两次离藏出走，无暇顾及选派喇嘛之事，故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直到民国六年的近20年内，西藏均未续派堪布、教习，致使雍和宫原派住持及 四学堪布多 已老死而未能替补[15]。可见雍和宫的形势与全国、尤其是中央和西藏关系的形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汉藏人士是极为关切的，1917年前后首先有与十三世达赖有联系的一批在京藏族人士，以“西藏旅京同乡会”的名义，向社会及有关方面呼吁，并向国民政府呈文说；“诚恐”“汉藏以来的友谊暨三大 寺堪布”“从此间断”；“宗教前途日衰”。[16]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十三世达赖的意愿，因为这时达赖已经感到长期与中央割裂下去是不行的。这一呼吁促成了派遣喇嘛的旧制迅速恢复，1917、1920、1924几年内西藏连续派来几位驻京堪布、带来一批随行人员。这些派来的高级僧侣大都不是单纯负担宗教任务的，他们都十分关心政治，并参加当时 京内重要政治活动。 17]我们要说的事就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1924年1月。“在西藏奉达赖佛爷 谕”“特派”的 棍却(即贡觉)仲尼到京后，即备文向蒙藏院报到，蒙藏院考虑到他是达赖喇嘛指派的，变通了任职资格的旧例，批准他以 "COLOR: black">札萨克身份接任雍和宫住持。[18]就在这年初冬，爱国将领冯王祥发动了有名的“北京政变”，11月4日鹿钟麟将清逊帝溥仪逐出故宫。剧烈的政局变动，特别是后面这一举动，引起了蒙藏人士的疑虑，棍却仲尼便领衔向民国政府写了一个呈文。呈文照录如下：
　　西藏特派驻京堪布等为呈请事， 窃堪布等奉达赖喇嘛之命来京当差，凡国民与西藏之关系自应注意。近闻政府将大清皇帝之优待条件业已取销， 查此条件与蒙回藏待遇条件同时宣布， 今以何理由而取销，至其同时宣布之条件是否一并取销，堪布等连日探询未得真相。为此呈请 钧院转请政府明示。如约法所载之条件一律取销，堪布 等即应 回藏销差。如尚未取 销亦请明白批示，以便报告达赖喇嘛，免致远道传闻失实，转生误会。为此呈请蒙藏院俯予转呈。堪布等敬候办理。谨呈蒙藏院总裁
　　署名，印章略)
　　呈文之后第五天，临时执政就向蒙藏院发下批复的指令：
　　呈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暨蒙古王公待遇条件，历经颁布，大信昭然，效力确定，允无疑义，应由该院明白宣示以慰群情， 并特蒙古王公及西藏驻京堪布一体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