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邦寺沿革及所藏印、诰

八邦寺沿革及所藏印、诰
　　八邦寺位于四川省德格县城东南约150华里之俄色拉山麓，系藏传佛教噶举派在多康地区之宗教中心。素以建筑宏伟、高僧辈出、典藏丰富而闻名于全藏区，在不丹、尼泊尔等国也有较大的宗教影响。
　　噶举义为“领受语旨教授之传承”。该派偏重修持，所建寺庙多无讲经堂，故寺之规模大都较小。但八邦寺则与多教噶举寺庙不同，建筑雄伟、气势恢宏、规模庞大。全寺建于一海拔3900公尺之山岗上，三山环侍，背靠郁郁苍苍之森林。整个寺院以主殿为中心，依山逶迤而下，分别为经堂、行院、僧校、印经院、跳神法台及僧舍。计有大寺三院、小寺五院、讲堂三十五处、^禅堂二十五所、大小僧舍一百八十余间。主殿（卓拉空）高二十四米，楼三层、房八十三间，金顶红墙、丹青披佛，殿中八根粗逾合抱的立柱俱为整树制成，十分富丽堂皇。盛时有僧八百人，现今常有僧四百余人，僧众之多、规模之大远胜于西藏楚浦寺，居噶举派寺庙之最。
　　八邦寺属噶举派之噶玛噶举支派，与楚浦寺共为噶玛噶举的上下二主寺，凡多康之噶举派教徒欲入藏受比丘戒者，例须先在八邦寺住学三年，方能取得入藏受戒的资格。八邦寺有属寺一百余座，分布于康、青、滇及西藏的波密、昌都地区，这些地区的噶举派僧人和不丹、尼泊尔的白教徒常来此寺学法。八邦寺之司徒活佛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噶玛巴）、红帽系（夏玛巴）外又一主要活佛系统，自清乾隆时夏玛巴活佛被勒令停止转世后，司徒活佛之宗教地位在该派中仅次于噶玛巴。历代司徒均以造诣精深、著作宏富、擅长医术、交游广远而著名。除司徒外，该寺还有工珠、饮则、温根三大活佛，俱为有学有修，着论享誉于梵林之善知识。
　　八邦寺收藏典籍之丰富仅次于德格印经院，现有各种经书三万余函，木刻经版近四万块，其中包括全套的噶举五大文库存和珍稀的藏医塞鲁派典籍。八邦寺的唐卡画是著名的噶玛唐卡画派的代表，寺内有各种唐卡一万余幅，半为稀世珍品，被称为“八邦一绝”。此外，寺内还有大小铜佛一万余尊，其中有历代王朝之赐品和不丹等国的供赠，精美绝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然而，八邦寺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研究者甚少能至。加之史志记载阙略和近代以来噶举派式微之故，人们对八邦寺这历史沿革多不甚至了解，偶有论及者亦多为以讹传讹，众说纷纭。而弄清八邦寺之沿革实是关系噶举噶玛在康区之源流及藏传佛教各派在康区兴衰更替之一大关键。有鉴于此，笔者特据收藏之八邦寺历代司徒活佛印、诰及文献、口碑资料、对八邦寺之历史沿革略作分辨，以供海内外藏学界同仁研究之参考。
　　需要特别说明的说，八邦寺所藏历代中央政府颁给的印信、诰敕、文书，平时均以锦袱包裹，封锁于铁皮箱内，秘不示人。只于每任堪布交卸任时启封一验。故不仅外人罕知，即本寺僧人也大都不知。印诰文字有梵言文、八思巴文、汉文、满文、藏文等多种文体，时间自元至民国。但多数印上无颁给的年号日期，寺之档案亦无明确记载，故晚近寺之住持亦不能一一确指和辩读。且往往以附会之说加之。笔者先父任乃强一九四三年在八邦寺考察时曾拓得该寺藏印数枚，因年代久远，多已难辩读。笔者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赴八邦寺调查时，有幸蒙寺主特许，得见其全部所藏印、诰、文书。奈当时无相机，未能拍照，仅拓取印七枚，抄录部分诰敕、札谕。一九八一年，八邦寺重新开放，求拍其照时，方知昔年所拓、录之印、诰，半已于“文革”中散失无觅，康可惋惜。本文所引，除注明“现存寺”者外，余皆昔日拓录。
　　一、
　　“八邦”，义为“财富聚集，吉祥荟萃”。传说当年止页高雄秋伦巴云游至此，见三山如象，拱卫一小岗，有“三象聚会”之吉，因命名该山岗为“八邦”，建庙住修。后人遂按以寺所在地名而称呼寺的习惯，称该地之寺为八邦寺，其实今之八邦寺全名为“八邦土登青科岭”，义为“集祥佛教转法州”。犹如理塘长青春科尔岭被习惯的简称为理塘寺一样，人们习惯上简称其为八邦寺。
　　关于八邦寺之始建年代，流传有多种说汉，一说“南宋高宗二年（ 1128年），由噶玛巴一世都松饮巴始建”；一说为“宋宁宗时（1195 1224年），因德格土司信仰而创寺”；一说为“清雍正五年（1727年），司徒却吉炯乃始建”。考诸史实，均不准确。在都松饮巴之诸多传记中，均无在八邦建寺的记载。而宋宁宗时德格土司尚未兴起，亦不可能建寺。现之八邦寺确系却吉炯乃所建，但他是在一旧寺之基上建造的。据八邦寺珍藏之《八邦寺志》及口碑资料，该寺初为一止贡噶举派寺庙，系止贡法王焦巴吉甸松吉哀布（又名仁饮贝）之弟子雄秋伦巴所建，原为一“日本”（修行院），后因来些求法者增多，据建为包括经堂、讲堂、修行院的寺庙。一二九零年后，被改为萨迦寺院。明洪武年间因大殿失火，全寺被毁，仅剩下红塔和一小经堂，老僧数人住修其间。清雍正五年，德格土司登巴译仁为供养司徒活佛，鸠工重修，在却吉炯乃的主持下，经三年始建成。施工期间，德格土司征调辖境民工上万人，云南丽江也来人助修，共修成经堂大殿一座、^禅堂、僧舍二十五所。此后历代司徒又多次扩建。八邦寺落成后，司徒便由原来居住的斑觉寺移居于此。清帝为祝贺寺之建成，曾赐给“祈祷香根大益师徒”之匾，被高悬于大殿之门额上。
　　考康区在藏传佛教“前弘期”（ 640-840），尚为本波教统治之区，郎达玛灭佛后，西藏的一些僧人逃到康区，公元十世纪初以藏饶富为代表的吐蕃僧人在玛陇（青海南部河曲地区）收徒传法，弘扬佛教，使佛教从多康地区向西藏境内传播，即所谓的“下路弘传”。康区这时有不少人成为“下路弘传”的积极参与者。此后，印度大论师弥底来到康区，在金沙江边的丹陇塘讲经传法，信徒云集，逐渐形成康区的佛学中心。其规模虽不太大，然影响极度远，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在康区的弘传创立了基础。
　　后弘期藏传佛教之一大特点，是吸收、融合了本波教的一些东西（如神祗、仪轨），使佛教本土化。由于宁玛、噶举派偏重密宗，故较易与信仰本波的康区民众新和，在融合本教的过程中不致遭遇大的困难。因而能率先吸引了一批教徒。康区在后弘期所建的寺庙，最初均为宁玛、噶举之寺原因即此（萨迦派在康区兴起较迟）。其中，又以噶举派之寺为最多。这是因为噶举派各支派的主要创始人如噶玛噶举的都松饮巴，帕竹噶举的帕木竹巴，止贡噶举的仁饮贝等，均为康区之人，早年学法在康。后虽把主寺建在西藏，但其弟子仍多在康传法。早期康区噶举寺庙大致分布为：金沙江、雅砻江间多为止贡噶举；雅砻江流域及其以东、金沙江以西的地带，多为噶玛噶举之寺。
　　止贡噶举派始祖仁饮贝（— 1217），出生于邓柯（今其地分属德格、石渠二县）。后至藏依帕木竹巴学法，建止贡替寺而开创止贡派。该派创立之初即因财力雄厚，到处建寺传法，而拥有广大信徒。据说仁饮贝“某次安居，候受比丘戒者达十万人之众”（注二）。该派寺庙遍于全藏区，时谚有“山皆止贡山，坝皆止贡坝”之说（注三），极言其盛。仁饮贝弟子众多，有“三大师”、“四京俄”、“十二饮”等，其中不乏康区之人，据载仁饮贝圆寂前，诸弟子询其去向，他说：“我不会去别个，仍只往住于诸弟子所在的康区一带”（注四），可见止贡派对在康区传法的重视。因而八邦寺最初为止贡噶举派寺院，也就毫不足怪。据八邦寺僧人谈，雄秋伦巴生于一二一七年，卒于一二八九年。他拜仁饮贝为师的当年，其师即圆寂，他来八邦时约四十岁，于此，可判定他建八邦寺约在一二五七年前后。
　　止贡法嗣入元后被封为卫藏十三万户之一。因其势力较大，又得到忽必列之弟旭烈兀的支持，故对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不服。到十三世纪晚期，双方之卫突达白热化。一二九零年，萨迦本饮阿迦仓奏请忽必烈派兵进藏，与萨迦武装一同围剿止贡，止贡派遭到沉重打击，止贡替土被毁，该派从此衰落。萨迦本钦还乘势勒令止贡派许多寺院改宗萨迦。八邦寺即于是年被改宗的。据《德格世谱》记载：更广寺（萨迦派，土司家庙）之释迦八十岁身量像原为止贡替土之物，系止贡与萨迦战争时，被参与此战的康人，抢到德格来供养的。止贡替寺之护法神阿西曲吉准确玛，亦被他来作了更广之护法神（注五）。于此可见，八邦之止贡寺当时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改宗的。
　　明末清初，格鲁派在藏得势。在统治康、青、藏地区的和硕特蒙古国始汗的大力支持下，格鲁派在康区迅猛发展，一大批气势夺人的黄教寺院（如霍尔十三寺）相继在康建立。德格境内亦出现了更沙寺这样的黄教寺院，这对于信奉萨迦的德格土司来说，不能不感到严重的威胁。为与黄教势力相抗衡，德格土司采取了扶持旧有各教派发展之策略，于清初相继兴建了一批寺院，计有更庆寺（萨迦派）、满金寺（本波教）、竹庆寺（宁玛派）、白玉寺（宁玛派与玛仓噶举合寺）、西钦寺（宁玛派）、德格印经院（萨迦派）等，加上更沙寺（格鲁派），其辖境内兼存各教派之寺，唯独缺一具代表性之噶举派寺庙。恰好此时噶玛寺司徒活佛转世于龚墟，土司即强将其留住于德格，先安置于班觉寺学法，待司徒去藏求法受戒归，又在原萨迦旧寺之基上建八邦寺，使其成为康区噶举派之中心。德格土司凭借其五大家庙（更庆寺、竹庆寺、白玉寺、噶拖寺、八邦寺）的强大宗教影响力，使格鲁派在其境内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扼制。德格的更沙寺虽早于霍尔十三寺建立，但后来却始终未能发展壮大，亦即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