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趣盎然的诗意探寻——从废名的四首小诗谈起

禅趣盎然的诗意探寻——从废名的四首小诗谈起
　　罗振亚
　　[太原]名作欣赏，2005年第4期
　　3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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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罗振亚，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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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被称为“新诗怪”的废名诗名不大，仅有的三十几首诗因为过分超脱奇僻，偏离了流行的与大众的趣味，难以捉摸，“无一首可解”（注：《刘半农日记》(1934年1月6日)，《新文学史料》1991年1期。）。人说卞之琳的诗意连解诗行家朱自清、李健吾等都猜不中，可谓最难懂了；其实废名的诗才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坛上第一难懂的。朱光潜先生说废名的诗“有一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注：《文学杂志?编辑后记》，1937年6月。），这背景指的是什么呢？我以为其当指诗人的脾气秉性、人生际遇，更主要指的是诗人心智结构中的禅宗思想。也许废名是与禅宗结缘最深的现代诗人。
　　禅宗是什么？它是一种具有人文气息的宗教，它主张从具体的、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去参悟“佛性”，诗化日常生活，培养淡泊宁静而又达观的人生态度；按李泽厚的《漫述庄禅》所说，是讲究“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在修行之法上，则有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阐述的那样，不求“有为”，而在于“无心作事，就是自然地作事，自然地生活”。那么为什么诗人废名与禅宗结缘呢？细想恐怕有多种因由。翻开的诗人履历表平凡又简单：一九二二年入北大预科后转入英文系学习；一九二九年毕业留校任教；抗战时回湖北老家教中学和小学；抗战后重回北大任教；一九五二年转吉林大学任教。几个分镜头多与教师职业相关。平静清苦的教书生活养就了诗人的孤僻内向，使他落落寡合，狷而不狂，生活简朴，衣衫不检，常留和尚发式，仿若都市老衲。这份寂寥、多思与淡泊已暗含了禅道精神。而诗人又是禅宗圣地——黄梅之子。自幼多受乡土文化的浸染，喜欢说曾在黄梅修行过的禅宗五祖六祖的故事；稍大后常登山入旅游胜境五祖寺，更加亲近佛门。“独具慧根。自幼多病而能忍耐痛苦。以私塾为牢狱而能于黑暗中独自寻求想象中的光明”（注：冯健男《废名与家乡的文学因缘》，《黄冈师专学报》1993年3期。）。在北大求学任教期间，因不甘随波沉沦又无力把握社会，遂对佛经道藏兴趣剧增，不仅“私下爱谈禅论道”，“会打坐入定”，而且在建国前与人谈及抗战动乱中写的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仍“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注：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年。）。几个因素聚合，使废名富敏感，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风味，心向佛老，亦禅亦道，既强化了修养消释了精神苦痛，又影响了审美趣尚，他把所学之禅理、所悟之禅趣，自然地融入诗中，开拓了新诗的诗意本质的内涵。使自己的诗充满盎然的禅趣，在现代派诗人中独树一帜。本文对之无意也无力做全面的阐释，只想通过几首小诗的解读，把握、捕捉废名诗歌中的特殊旨趣。
　　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
　　跑到桃花源岸攀手掐一瓣花儿。
　　于是我把他一口饮了。
　　我害怕我将是一个仙人，
　　大概就跳在水里淹死了。
　　明月出来吊我，
　　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
　　此水不见尸首，
　　一天好月照彻一溪哀意。
　　——《掐花》
　　废名由于受佛道禅家的玄理顿悟影响，不但平日说话时话语常常含有禅机(如“最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最不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令初见者容易不知其所云，而且在诗中常瞩望一种抽象的存在，表现具有参禅意味的哲学玄思感悟，神秘而美丽。《掐花》的灵感就来自佛书，诗人说它的写作“动机是我忽然觉得我对于生活太认真了，为什么这样认真呢？大可不必，于是仿佛要做一个餐霞之客，饮露之士，心猿意马一跑跑到桃花源去掐了一朵花吃了。糟糕，这一来岂不成了仙人吗？我真个有些害怕，因为我确实忠于人生的，于是大概就是跳到水里淹死了。只是这个水不浮尸首。自己躲在那里很是美丽”（注：废名《谈新诗?〈妆台〉及其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诗人说这是一首情诗，我看倒是一首感悟人生的禅理诗。禅宗思维的无拘无束，使废名有时兴致所至便不避成规禁忌，大胆引用借用化用古诗文或先哲典籍中的一些诗句、典故，或加以引申或赋以新意，此诗不仅开篇借用清代诗人吴梅村的原句“摘花高处赌身轻”，引申出自己身为凡人摆脱不了欲望纠缠而寻求希望的心态，为后文的寻求解脱起了蓄势作用；而且“此水不见尸首”一句又借用了“海不受尸”的佛意大典，《维摩经》曾记载“海有五德，一澄净，不受死尸”，按大乘佛学说佛门弟子死在海里，是向更小更苦众生的最后一次施舍，诗人这里用此典无疑美化了死亡，将“不见尸首”的境界写的煞是美丽。风尘与仙境的叠合，曲现着人世与超世的心理矛盾。诗人欲超凡脱俗去饮花又怕成仙，而冷峻尘世又多羁绊的悲哀，难怪“好月照彻一溪哀意”了。它隐蔽的含义是对禅宗虚静解脱境界的企望，是对超然物外的“拈花一笑”佛境化解的禅悟。也许有人会说，废名诗歌中禅理玄想带来的诗情智化，与卞之琳有相通之处，其实不然。同样充满思辩的玄理，卞之琳的诗出奇地雕琢，少自然之趣；它主要源于西方现代哲学与瓦雷里等人的理性思辩诗风的启迪，核心是相对论思想，多属于情理合一的形上思辩，更近哲学，思维结构相对易把握些。废名的诗却仿佛举重若轻，涉笔即成；在诗上废名压根不认识魏尔仑、瓦雷里、庞德与艾略特，他诗中的玄理完全得益于东方禅宗哲学的静观顿悟，与晚唐五代温李诗词以及禅诗意境感觉的滋养，核心为禅意佛理，不大讲究形上思辩，读如参禅，解读难度更大，它更近宗教。即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诗情智化多源于西方哲学诗学启发；而废名的智化现代意识则是从本土传统思想体系引发而来。
　　深夜一盏灯，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星之空是鸟林，
　　是花，是鱼，
　　是天上的梦，
　　海是夜的镜子。
　　思想是一个美人，
　　是家，
　　是日，
　　是月，
　　是灯，
　　是炉火，
　　炉火是墙上的树影，
　　是冬夜的声音。
　　——《十二月十九夜》
　　禅宗崇尚的人生态度与修行方式，常常为废名的诗歌涂了一层达观超脱的色泽。禅宗的教义表明它是一种中国化的哲学，它的核心是以“自我解脱”为精神归宿的理想人格，企望人们树立一种任远随缘、宁静淡泊的人生态度，以及不求“有为”的“无心”“自然”精神。这一禅理的渗透，使废名便总能以恬淡的心境、无为的方式，透过平淡悲苦的日常生活现象，把握人生世界，描绘灵性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生，营造超悲哀、乐人生的达观超脱境界。这一追求通常体现在小说中，像《桃园》、《浣衣母》、《竹林的故事》就交织了田园寂静的美与人性的美。自然景观静谧淡雅，是怡情养性、澄心静虑之所在；男女老少一干人虽生活简陋却心地坦诚，自得其乐，有吐纳万物之情怀。人与景的交汇则构筑起了自足达观的理想乐园。就是在为数不多的诗中也有所表露。如《十二月十九夜》即是诗人精神自由自在的“逍遥游”，笛卡尔式的心理活动的想象的飞跃，思维天南地北来去无凭，上天入地恣意驰骋，宣显着一种超然洒脱、天地万物容于我心的精神，有一定的乐人生意向。诗歌的题目若无其他的明确特指，就足可见出诗人选材的灵活随意性，即心灵的自由性。因诗人耽于禅家境界，深夜对灯思想，于是思绪心猿意马海阔天空，进入辽远宽阔的时空，幻化出宇宙间的一切。由灯光而星光而思想之光，最终点出灯与星之室的本体：思想。暗示是思想带来了光明，人类的智慧是有力量驾驭自然的。因为在禅宗看来，尘世本届虚无，内心才是实在，没有心即无世界，没有思想就没有光，没有美，没有文明。没有思想则万古长如夜。诗人在赞颂人类思想是灵魂之家、生命之光同时，也体现出一种跳脱自如的生命状态。那种不重事物推理过程、类乎小说意识流的禅性思维的汲纳，那种单刀直入的直指式的“是”字结构，别致而有力地传达出诗人行云流水般的、一气呵成的情绪动势，淡远幽深，有一定的情思冲击力，纵横酣畅。但转换得过于突兀的诗意断裂的结构方式，也令人难以理清结构诗意的来龙去脉，难企及其奇绝境界。
　　我靠我的小园一角栽了一株花，
　　花儿长得我心爱了。
　　我欣然有寄伊之情，
　　我哀于这不可寄，
　　我连我这花的名儿都不可说，——
　　难道是我的坟么？
　　——《小园》
　　由于空物我、薄生死、尚心性这种禅宗教义的审美诗化，废名在诗中常以一份带着欣赏的心情去抚摸日常生活，对悲苦题材“无所用心”，即便与穷、愁、病、死一类悲剧性题材不得已碰了头，也因使用了淡化处理手段而使悲剧氛围变得稀薄超然了许多。这在诗人有关死亡与生死观的诗篇《小园》中表现得最明晰，最典型。诗中出现的“坟”是废名独筑的一道不错的风景。诗人在《中国文章》一文中说“中国诗人善写景物，关于‘坟’没有什么好的诗句”，为了改变这一文学事实，他特别好写坟，如在小说《桥》中就写了家家坟、清明上坟等等，至于诗里坟的意象就更多。歌吟爱与死的《小园》，开篇“有寄”的“欣然”与“不可寄”之“哀”构成的矛盾，好像把诗搞得悲伤缱绻，煞是动情，欲寄又没办法寄，不寄又不能让“伊”领略花的“心爱”，这于人不是一件大悲哀的事情吗？而至“我连我这花的名儿都不可说”时，整首诗已经逸出个人的悲与喜，有名有实之花，成了“无”之抽象，情若长久爱至极限时何必寄花，不寄即是寄了。“坟”在此处可理解为花或小园，它与红花、绿园联结，不但意象妙善，而且体现出一种异于古代写坟诗的禅宗式的死亡观，使原本荒凉枯寂的意象焕发出葱郁蓬勃的生机。诗人这种写法也正应了禅宗在过于玄奥处领悟、在不可思议处思议的思维方式，揭示世上那些看似假的东西往往都是真的，看似无的东西往往都是有的。因为在禅宗看来，虚即是实，小即是大，不寄自然也即是寄了；生死无别，生即是死，死也为生，死亦不死，“生死忘怀，即是本性”，死乃人生的最好装饰，死乃人类一去不复返的精神故乡。原来诗歌《小园》表现的是一种禅宗的达观与彻悟啊！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街头》
　　禅宗背景的辐射，赋予了废名的诗一种空灵静寂的美感。禅本是静虚、止观之意。禅宗的道义往往即是一个虚幻的不可把握的东西，属于“无”之范畴，它的最高境界乃是“空”，让人追求心无挂碍的灵魂空悟。因此，历代禅宗影响下的禅趣诗，都往往以“用”显“体”，趋向清、静、虚、空的境界。受禅宗影响，废名的诗喜欢选择那些月、灯、花、星、水、镜等空寂的自然意象，作禅理禅趣的有机载体，这样就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平添上一层空灵静寂之美。如果说《点灯》、《星》等诗侧重外在景物空灵静美的话，那么《街头》、《理发店》等诗则揭示了人类生存本质的内在精神空寂。在谈到即兴写就的《街头》时，诗人说“这首诗我记得是在护国寺街上吟成的。一辆汽车来了，声势浩大，令我站住。但它连忙过去了，站在我的对面不动的邮筒，我觉得于我很是亲切了，它身上的PO两个大字母仿佛是两只眼睛，在大街上望着我，令我很有一种寂寞。连忙我又觉得刚才在我面前驰过的汽车寂寞，因为我记不清它的号码了，以后我再遇见还是不认得它了。它到底是什么号码呢？于是我又替那几个阿拉伯数字寂寞，我记不得它是什么数了，白白的遇见我一遭了，于是我很寂寞，乃吟成这首诗”（注：废名《谈新诗?〈妆台〉及其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它是诗人孤寂情思的具体体现。汽车从邮筒前驰过，邮筒无动于衷，上面的“PO”像两只凝思的眼睛，也是寂寞的，被误记号码的汽车更为寂寞，于是大街寂寞，人类寂寞。一切之间都是隔膜的，不相干的，宇宙间的芸芸众生正如涸泽之鱼，沟通艰难，永远赶不走孤独与寂寞。这是对纷扰人生大彻大悟的忧患，是知音难觅、人情冷漠的忧患。生活在熙攘茫茫的世界上，人与人缺少沟通理解，心与心交臂而过互不相干，这是怎样深入骨髓的可怕情怀啊！废名是太识得人类的寂寞了。应该说，孤寂曾大面积地覆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诗派的作品，但废名诗中的孤寂却异于流行的趣味，自有风度与内涵。对于现代诗派那些黑夜的寻梦者、荒原上的行路人，孤寂总伴着愁眉苦脸的焦虚；可废名诗中的孤寂却是难得的智慧福地，是走向深刻的必由之路。禅宗的统摄使诗人缺少西方存在主义哲学那种悲观，而善于致虚守静，在孤寂中安心悟道，既得到了精神闲散自由之乐，又因沟通了儒释道而远离了浅薄浮躁，所以废名的孤寂是一种“光荣的寂寞”（注：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画梦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如同样的《灯》，在戴望舒那里化成了暗色调的生命冥思，凝结着诗人对美的追求与幻灭的心态；而在废名那里却不焦不躁宁静幽远，以淡泊诙谐笔调出之，灯下迷离的联翩幻想，不乏孤寂，但诗人又宽慰自己“莫若拈花一笑”，尤其结尾更以冷淡的自嘲化解了孤寂，将人引入了光明朗照的顿悟世界。
　　总之，禅宗哲学的支配，决定了废名诗歌缺少或化解了同时期诗人诗中那种儒家思想的悲悯情趣与浓重的悲剧色调；以其静美、淡雅与悠远，在现代诗派病态的诗化青春歌唱中提供了一种风格变化。读着废名的诗，人们仿佛看见“一个扶拐杖的老僧，迎着风，飘着袈裟，循着上山幽径，直向白云深处走去”（注：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昭明出版社，1976年。）。当然禅宗思想的作用，也使废名有些诗思维奇僻，玄理深奥，意念飘忽，幻美而晦涩，“曲高和寡”，无法完全破译；尤其是使废名长时间徘徊在时代洪流之外，表现出一种“出世”化倾向。但是任何严密的哲学背景、任何内向的灵魂顿悟，总难抵挡住时代风雨的侵袭，成为永久的独立存在，所以在《北平街上》与《四月二十八日黄昏》等诗中，人们就看到诗人入世化的努力，以诗承载民族危亡关头对周围人精神麻木的悲凉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