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融入中土的历程和某些启示

佛教融入中土的历程和某些启示
　　关于文化的融合之道，先后顺着gd-ldh(李杜韩)网友的思路和求证帖出了“是圆之变方乎！？还是方之变圆乎？”——“宗教气质等于宗教观吗？”一方面是就这些问题发表些看法，并与gd-ldh(李杜韩)网友商榷。另一方面也尝试着想讨论一下中国文化在历史上融合的某些浪花或火花，以期能在当今中西文化融合中有一些许的借鉴。
　　既然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中西文化在本质上的共同点——宗教观，因为我们知道宗教气质与宗教观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任何再在这方面所做的文章或努力都是劳而无功的，况且那个什么准宗教的提法也是很难站的住脚的，假使是有宗教气质也不能说明什么呀。如果就此断定其是宗教或准宗教那不成了遍地宗教了吗？如果只是想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自欺欺人的话，可真是误入了歧途，我想以先生这么明智的人，是不会去专那个牛角尖的。那么，我们也不必再在儒家是否是准宗教的问题上，做更多的计较或徒劳的费力不讨好了。
　　中国传统纹化，素来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标，是治世和治人的政治集合中心，而墨家则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道家的无为而为从一开始就孕育出了良好的值得夸耀的智慧结晶，而佛教——特别是阐宗的丛林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才真正地做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形式和融合了礼乐的精神真义。
　　中西文化的交流，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有的话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是说中印文化的交流，即是当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早在秦汉初期就已经有了迹象，而在汉末与三国时期，佛教经典与初期的佛教规模虽然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但与故有的文化和思想、和儒道等诸家的学说显然是有过激烈的竟争，中国文化在遭遇外来思想的冲击或刺激时总会引起思想史上的轩然大波。
　　从那个时候起的约两、三百年间，民间自由信仰佛教在日益增盛，而知识分子也逐渐在百多年间接受了佛学思想。而民间的信仰与知识分子的皈依，并不是由于佛教文化影响中国历史局面在转变，正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和战争带来的民不聊生和党锢遗祸带来的遁世风气，使得佛教文化成了那个时期国人的应时礼品。因此，佛教的观念使得人人信仰而身心得以自慰，基于这些因素使得佛教得以在中国普遍地传布。
　　当然，真正使得佛教在中国奠定基础的还是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和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国名僧道安、慧远、僧肇等数人的努力，才使的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不拔的根基。
　　一、外籍学者的传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时衰世乱，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社会风气日趋颓丧；人心颓丧的结果不是倾向现实，而是逃避现实，人们追求奢靡、追慕高远境界，再加上外族的入侵、玄风的兴起、思想的转变等等无不在触使着人们去选择积极的或消极的道路。
　　印度名僧佛图澄就是在这种时机下进入中国，宣扬佛教的慈悲教化。据说佛图澄除了宣扬教理外，还曾现示了神通（不知有些什么神通），使得许多人信服不已。佛图澄传授的还有佛学的修证方法，提倡守意（安静、调息、守意、入定）的禅定法门，使人们相信了佛教学理后能有确定的修持方法可循，形成了与道家的养生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法门，可谓相得益彰。在佛学谈空说有的口头理论之外，又有神通和禅定的实证方法及其事实可资凭证，这当然也是佛图澄把佛教在中土大肆传布的主原因之一了。后来他的中国弟子们——向道安法师及其弟子慧远大师等又都是学问博洽，兼通世务，德重当世的学者。
　　姚秦时代的印度名僧鸠摩罗什是经西域来中国的，他的来华在中国文化交流史上也可算得上是一个佳话或奇迹了。一个统治集团或一个统治者为了仰慕鸠摩罗什，不惜派遣大军西征龟兹。经过了许多的艰辛和曲折，前秦苻坚时代未果之事，到了姚秦时代才还了愿，也可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西征的大将在得知苻坚兵败后，割据姑臧自立凉国，鸠摩罗什为西征大将所得，姚秦时代西征大将的后人来降，才使得鸠摩罗什得以踏足中原，而当时的姚兴则将其迎居于消遥圆事以国师之礼。
　　佛教的传播在鸠摩罗什东来以前，大多是靠神通来显化，鸠摩罗什踏入中土后，由于当时姚秦政府的扶持和供养，再加上中国名士才子们的帮助，大量佛经的翻译以及佛经文学的体裁的出现，不仅使得佛教的哲学思想得以和儒、道两家分庭抗礼，成为中国文化学说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儒道释全貌的总体性的称谓。而且也由于译经事业的发展，不但为佛教建立了特色，并且也开创了中国文化中文学体裁的创新——佛经文学。
　　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不仅弘扬了般若佛学，而且这也是沟通中印文化思想，开创中国佛教文化，促进中印文化交流融合的关键环节。他的出家弟子中，都是当时中国的博学才子，其学问和风度影响对于南北朝的学术间至为深远，最为当世仰慕。尤其是僧肇著的《肇论》，融合了老庄思想，倡“般若无知论”、“涅般无名论”等，为中国哲学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开创了千古的奇局，留下了不朽的名篇。道安、慧远师徒的佛学论著也受其影响很大。
　　二、国人神灭论的思辩和佛教徒内部的思辩冲突
　　1、神灭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为发展和广泛传布，影响到了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针对当时佛教的盛行和有神论思想的泛滥，南朝齐、梁之际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著《神灭论》予以驳斥。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此论一出，朝野喧哗，佛教徒尤其痛心疾首，范缜舌战群僧，日服千人，当时的齐竟陵王萧子良，发动僧俗名流数十人与此辩难，而终不能屈。便派王融谓之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如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耶！”同时萧子良还下诏：“《神灭论》离经背亲，言语可息。”企图用政治控制和理论剿灭的重重压力胁迫范缜低头。范缜在重重压力和高官厚禄诱惑面前，显示出了在理论上的坚定信念，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至死不变。
　　认识真理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而坚持真理就更难了。尤其是真理还不被大多数人认知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意大利17世纪宗教裁判所制造的冤案，就曾扼杀了一位伟大的先知伽利略。我们不能指责那些在压力面前低头的人们，但我们对那些逆风而行矢志不渝的斗士们确实应该满怀崇敬，他们做了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的事。范缜的《神灭论》在现今看来已不足为奇了，但当时他以一人之力与全社会对抗的英雄气概，就足以让后世代代景仰和尊崇。
　　当时认为“天下决无佛鬼”的思想和信念，“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的人还大有人在，略早于范缜的人们所持有的这些信念和范缜的“神灭”思想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其思想价值将会光耀千秋。对此范缜本人就是有着明确的认识。他对于“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反映了他的心情，同时还体现了这些人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忧国忧民的热情——
　　他说：
　　“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以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又惑于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龃豆，列饼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祠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情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究沸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或焉自有，况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范缜的这些话深刻地反映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和历史思想，他多么希望人们能够摆脱对于神佛的种种“茫昧之言”，过上平静的世俗生活，于己于国，都有好处。这种对社会对民生的关怀，是多么深切的呀！范缜真奇人也！
　　2、石头说法——三玄之学与“一阐提”
　　自鸠摩罗什从西北一路而来，佛教文化的传入的中心自然也都在黄河流域，南方的学说思想，当然也还是停留在老庄孔孟的范筹里，当时的道生法师，受到《周易》、《老》、《庄》这三玄之学的的影响和开启，参悟哲理认为：极恶重罪的众生也具有佛性，到了悔罪自性时便也可成佛，并且还首创了“顿悟成佛”的意旨。这就与当时还翻译不全的佛学教义有了大的冲突和矛盾了，而所谓的“一阐提”——即意谓极恶重罪的众生是不能成佛的，这也是当时佛教界的普遍的认知。因此，道生法师便招来了佛教徒们的群相攻击，甚至在北方已无立足之地，不得不南下并隐居在虎丘山，自个儿为石头说法，这也便是“石头说法”的经典出处了。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正是道生法师的讲经故事。后来《涅般经》全部译完后，证实了道生法师的正确和悟性，同时也实证了佛学思想与中国文化可以相互引证，并开启了融会惯通的先例，为以后儒道释的合流能渐入佳境打下了基础。
　　三、国人对佛教的创新和改造
　　随着外籍学者涉足中土，佛教得以广泛传布，出家的僧尼人数得以大量的增加，就难免出现品类不齐，颇多滥竽充数。这一方面促使政府加强了对这些僧众的管理（姚秦时代设立了僧正职位，即专门管理僧众的僧官，以后一直延续着），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佛教界人士们对精心修持和实证难度的认知。
　　1、净土宗的建立——“阿弥陀佛”成为口头禅
　　净土宗的形成，最初只是由一些具有逃世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为了躲避战乱，避祸南下，遁迹山林，慢慢地集聚到一起，并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而派生出来的佛教流派。
　　慧远大师，师承印度名僧佛图澄的中国弟子道安法师，少为儒生博览群书精通三玄之学，研习过道家方术。因避乱南下，师从道安法师出家，因觉着庐山风景优美，在当时可真算得上是一方净土了，便邀约当时的名士、知交，聚会集结在庐山并结社——称“白莲社”。把佛教的《阿弥陀》、《观无量寿》等佛经做为准则和宗旨，并专门提倡称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祈求从这一方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当时被慧远大师邀约的有陶渊明、刘遗民、谢灵运等名士，包括慧远在内，他们都学过老庄之术，又深通佛学性空的般若之理，其学术传承又是佛家名匠佛图澄和道安法师的嫡系门派，当然知道求得实证的难度，更提倡精神超越升华的念佛法门，实行上中下三种器识的修持。讲究此生不了，也要使灵魂得到超脱。净土宗使佛教在中国确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千余年来“阿弥陀佛”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和民间流行的口头禅了。不管是精心修持还是民间的脱口而出，无时无刻都能听到人们所说的“阿弥陀佛”。
　　慧远大师的净土宗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才真正地开创了中国佛教的历程，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佛教。
　　2、禅宗的异军突起
　　汉末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帝王政权的提倡，佛教受到朝野的尊崇，无以复加。从两晋到隋唐之间，佛教虽然仍随印度的佛教模式，佛教因受中国文化的洗炼，呈一种渐变的蜕化状态。自初唐以后禅宗大兴，异军突起，促使佛教成了纯粹中国化的佛教，一跃而变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作为印度佛教的教外别传，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时代，由其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传入中国。
　　唐代的中国，文化思想博厚雄浑，但禅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做标志，以大众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与当时朴实浑厚的思想学风及人们极其简朴的心理态势相结合，走出了中国佛教的新特色和新途径，试想一下人人都可成佛，那是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呀。
　　这个时期禅宗又出现了一位冠绝古今的六祖慧能，他号称目不识丁，对平民社会大肆宣扬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宗旨。这个时候禅宗分为两支，分别针对不同的阶层，其师兄神秀则是以渐修为主，深得唐朝宫廷和士大夫们的崇奉，禅学在从政的知识分子中极为普遍，神秀还在武则天的王朝里被封为国师。慧能大师的这一支则以顿悟为主，由于他的平民化和不依文字，并常常用口头语说法，使得高深难懂的佛学，变为一些纯粹的通俗的平民哲学，禅宗使得佛教平民化后，便就风行草偃大为畅兴。同时也为后来的学术思想的转变，带来了冲击性的效果。因此，又自有其别开生面的光华了。
　　3、丛林制度的确立
　　慧能大师的这一支禅宗，很快就风行全国，大唐之域中尽是禅宗之天下了。若把慧能大师对佛教的发扬和光大，说成是一场佛教界的革命的话，那么真正革命性措施，要算是后来百丈禅师的改制——丛林制度的建立。
　　丛林制度的得以施行，这当然是由于僧众这一特殊的群体和政府及社会的支持。由于出了家的人所具有的宗教信仰，和发自因果分明的观念，人人内心得以自净其意，自发的规矩，使得他们有了最高的自治机理，而无须外在的法规管制；由于维持生命和生活的经济制度，其福利要求已不再成为问题，该放下的全都可以放下了，只要修养身心，便成了他们唯一的事情了；再者出了家的人，已发自内心摒弃世事人欲，那么住在丛林，过着集团生活，这正是追求绝对自由和自我理想的极佳境界；丛林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管理和负担，统治者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几个方面的好处，使得丛林制度得以延续和存在。
　　丛林制度实际上就是对佛教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苦行，做出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改变，既适应了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又从此建立起了一个新型的中国特色的佛教，并且还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各种社会规范。
　　百丈禅师创建丛林的初衷本意，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使他们不为生活所阻碍，能够无牵无挂地老老实实的修行，安心求道。这里并没有想建立一个什么社会，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尤其是没有用世之心，因此这一切措施，自然而然地就合乎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
　　丛林制度很明显是中国文化的产品，在行为仪式上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既包括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又适应了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它是中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模式，它与君主制度下的宗教独裁有着本质的不相同，建立起了一个学术上自由，生活上民主，并有着师道尊严的宗教组织。在形式上是一个佛教僧众的集团，在精神上则是一个融合礼乐真义和佛教戒条的典范了。
　　4、中国佛教的十大宗派
　　初唐开国时期，唐太宗雄才大略，英明神武，其属下的文臣武将，大多也是博识之才。他们接受了六朝以来的政治经验和惨痛教训，对于宗教的态度，无论是佛教、道教，甚至景教、袄教，都一样任凭全国上下自由信仰。 在这一时期佛教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先后派生出了净土宗、侓宗、天台宗、成窦宗、三论宗、俱舍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等十大宗派，宗教信仰自由的信念和环境，也伴随着大唐的泱泱大国风度的空前展现，成为最具自由度、最有包容性的人文环境，任何宗教都得到了冠绝古今、无与伦比的包容和接纳，宗教信仰自由也成了我们的传统和信念。
　　四、儒道释的合流——中华文化的主体的形成因为学术思想和政治因素的交错作用，魏晋南北朝六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陷入了一个非常紊乱的局势里。在隋唐之间，就有文中子——王通的讲学河汾，综合、罗列、洗刷儒、道、释三家的学术思想，进而开创了初唐以来雄浑博厚的文化和思想及其质朴的学风。佛教的传入，可以说是为中国学术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尤其是禅宗的思想风格，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大，在贡献上可以说是功大于过。
　　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文学风格艺术和生活，在这以后就基本上都陶冶在禅宗的韵味中了。佛教也慢慢儒化，到了宋代，因禅宗而产生了理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必然，也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会的成果。在这以前佛教虽然已成为中国的佛教，但儒道释三家在学术地位上的竟争一直没有停，而这个时候，禅宗大师们大谈其儒家学理，佛学已经儒化、儒学佛化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三家同源的思想已成形，即：直承孔孟心法，深受到禅宗的影响，同时又渗入了老庄思想的成分，儒道释的合流已经形成了中化文化的主体。
　　五、后论：
　　中国文化是需要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来滋养，当今世界大的中西交流的格局正在形成，以佛教文化融入的古代中西交流也早已作古。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每时每刻都记录了中国人对这种机遇和交流的向往和渴求，仁人志士们追求真理、寻求出路、救国救民，走出去请进来，一代代为得就是富民强国，再造辉煌，重塑中国文化思想的精灵。期间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的碰撞，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无一不都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复兴提供了新鲜的、活跃的成分以及强大的动力。中国人渴望看到一个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中国，更渴望看到一个强有力的民主自由的中国，而不断的交流和融合，正是这些渴望得以实现的重要的源泉和保证。
　　佛教与中国文化成功的融合，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也为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国人在传播外来文化或思想时应对以下问题加以关注：
　　1、宗教在学术思想上的纷争，自始至终不要影响到政治的作用；
　　2、要与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
　　3、重视外来文化思想自身的改造，不断完善、创新；
　　4、要获得统治者的扶持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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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应该对这些启示作出一些更详细的阐述，但这些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因此就请恕笔者懒惰和学识浅薄，就此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