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莒县定林寺》质疑（摘登）

《刘勰与莒县定林寺》质疑（摘登）
　　刘心健、王汝涛、刘家?
　　[济南]文史哲，1987年第1期
　　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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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心健/王汝涛/刘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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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萧洪林、邵立均《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一文（见《文史哲》1984年第5期， 以下简称萧文）后，觉得有些问题尚可商榷，兹将拙见分述如下。
　　一
　　萧文说：“彦和出家以后并没有‘未期而卒’，而是不久即潜回故乡莒县。”我认为刘勰晚年回莒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是：
　　1.1969年江苏省句容县出土了刘勰堂叔刘岱的墓志铭，其文曰：“高祖抚，字士安，彭城内史。曾祖爽，字子明，山阴令。祖仲道，余姚令。父粹之，字季和，大中大夫。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岱字子乔，……建茔于扬州丹阳郡句容县南乡糜里龙窟山北。”由此可见，刘勰的家族早已落户于江南。《梁书?刘勰传》之“东莞莒人”，乃指侨置于江南的“南徐州东莞郡莒县”，而山东莒县，不过是刘勰五世祖以前的祖籍而已。当时山东莒县属北魏，又无刘勰的至亲好友，故刘勰无有北归的客观条件。
　　2.梁武帝对刘勰的才学是比较了解并能用其所长的，他不可能让刘勰离开南朝而北投异国。昭明太子与刘勰关系密切，刘勰岂能忍心不辞而别，悄然离去；昭明太子又焉能同意其孤身北去。
　　3.萧文认为刘勰出家（公元520年至521年）不久即潜回莒县。但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记载，公元523年萧正德叛梁投魏；公元525年萧综叛梁投魏，梁失彭城重镇。萧正德与萧综都是昭明太子的政敌，身为昭明太子挚友的刘勰，在此时绝不可能走昭明太子政敌的道路。
　　二
　　即使刘勰出家后真的北归莒县，也不能得出莒县定林寺为刘勰创建的结论。
　　1.创建一所寺院，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更必须有执政者的支持。试想，若刘勰只身云游至莒，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以花甲之年，匹马单枪地创建起一所寺院来，这是不可能的。
　　2.萧文在引用《重修莒志》“或彦和于钟山校经后回莒，以浮来形胜，创立寺宇，名以定林”一段文字时，将“或”字删去，使原来含有揣测怀疑之意的句子变成肯定句，并以此作为论据，这显然是断章取义。
　　三
　　萧文又举出三处遗迹，以证莒县定林寺为刘勰所创建。
　　1.刘勰墓塔遗址。根据之一是康熙十年的咏：“彦和碑碎遗荒坟”。根据之二是定林寺最后一位住持（死于1942年前后）多次指点彦和墓塔遗址给友好看。
　　按：若真有彦和墓塔，乃为全国有名的古迹，而《太平寰宇记》、《齐乘》、《山东通志》等书何以不予收录？《重修莒志》成书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定林寺住持佛成尚在世，为什么他所指点的所谓刘勰墓塔遗址也未被收录？故此条不足为证。
　　2.古遗石乌龟碑座。根据是：“佛成多次郑重地向友人说：它原载刘勰亲自撰写的创建浮来山定林寺碑。”
　　按：如果真有此碑，赵明诚的《金石录》及清代孙星衍和邢澍合编的《寰宇访碑录》何以均未收录？《重修莒志》中同样无迹可寻。另外，乌龟碑座，又名“龟趺”，在封建社会里，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乱用的。《隋书?礼仪三》云：“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超过九尺。”就庙宇来讲，只有皇帝的册封、敕谕、御祭等碑文才用龟趺，一般人建寺立碑，则不能用。佛成信口开河，何足为凭。
　　3.“象山树”石刻。萧文认为“象山树”三篆字后的五字题款，“末一‘题’字尚清晰，上四字已不易辨识，系‘隐仕慧地’”。
　　按：“象山树”三字的书写者是谁？《重修莒志?金石》说是“怀仁＠⑴＠⑵题”。并考证说：“按《魏志》，武定七年初置义塘郡于莒，属县三：中为义塘，北为归义，南为怀仁。……＠⑴，古通庾，六朝望族。＠⑴＠⑵于史册无征，殆元魏间莒之隐君子欤。”此说是可信的。
　　四
　　莒县定林寺内之今校经楼，在清代称为毗卢阁，今存寺内的康熙年间《重修毗卢阁》石碑可证。只是到了同治十三年布政使衔山东按察使长庚撰文的《重修浮来山定林寺碑记》中，才开始提到“浮来山定林寺即刘勰校经处”，此后莒县士绅始将毗卢阁更名为校经楼。长庚既非历史学家，也非考据学者，他的话看不出有什么根据。但是，第二年（光绪元年）莒州学正李厚恺为当地人奉政大夫张竹溪的八观诗撰写小记时，在前有长庚断语的情况下，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说“定林寺实萧梁刘舍人彦和所创建。舍人老退闲关，校定经藏于此”。长庚的话本不足信，李厚恺顺承长庚之说，亦属无据，而萧文却认为李厚恺的话“说得毫不含糊，浮来山定林寺实为刘勰创建”，并以此作为重要的文献根据之一，这就难免要贻误后人了。
　　莒县定林寺非刘勰创建（摘登）
　　《文史哲》1984年第5期刊登了萧洪林、 邵立均二同志的《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一文（以下简称萧文）。文章认为刘勰晚年出家后，由南朝入北朝，在莒县创建了定林寺。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特提商榷意见如下。
　　一
　　《梁书?刘勰传》载：“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按：此指钟山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这里说得很明白，刘勰在钟山定林寺出家后不到一年就死了。
　　萧文为了使刘勰晚年回莒县创建定林寺之说能够成立，首先否定“未期而卒”的记载。理由只有一条，即此四字见于《梁书?刘勰传》而未见于《南史?刘勰传》，这是《南史》的作者李延寿因此四字记载失实，才予以删除。其实非也。李延寿在《自序》中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李延寿继承其父编撰《南史》时所删改的，只是不利于统一的提法及“书别国”事不完备或失实的部分。《刘勰传》在《梁书》中属于“本国”事，“未期而卒”四字在《南史》中被删除，显然不是因为失实，只不过是删繁就简而已。
　　二
　　为了给刘勰回莒县建寺留出时间，萧文认为刘勰出家后并非“未期而卒”，而是又活了十余年。文章用了一个令人奇怪的推算方法：将范文澜所定的刘勰出家时间（公元520年至521年）与李庆甲、杨明照所定的刘勰卒年（公元532年至539年）合并起来推算，这样，刘勰出家后又活了十多年时间。但是，范、杨两家在刘勰的出家及卒年上虽有分歧，然而他们都同意“未期而卒”的说法。萧文对范、杨两家不同的观点各取所需，用范的出家之年，用杨的卒年，而却抛弃了两位先生都同意的“未期而卒”的观点。这种论证方法是违背范、杨二先生的原意的，也是不科学的，其结论自然难以成立。
　　三
　　萧文肯定莒县定林寺为刘勰创建，共举五证。我们依次考证一下诸证据是否可信。
　　文献资料有二。
　　1.《重修莒州志》载：“考，僧ｙòｕ＠⑶，梁之高僧，于武帝时居钟山之定林寺，彦和随其家族流寓江南，因往依之，自与莒县浮来山之定林寺无涉。……惟旧志载有隋仁寿中释昙观送舍利于定林寺、州哑民禽巨海乞灵得应一事，似莒之定林，其名久著。或彦和于钟山校经后回莒，以浮来形胜，创立寺宇，名以定林，而昙观继武彦和，克证佛果，因获此灵应耶？”很明显，自“考”字以下，系修志者驳旧志说刘勰在莒县定林寺校经之误。最后以不肯定的语气猜测可能刘勰在钟山校经后回莒创立寺宇，一个“或”字，一个“耶”字，已说明纯系猜测，毫无根据。但萧文引用这段话时，去掉“或”、“耶”二字，遂使推测语气变为肯定语气。这种研究方法是不严肃的，证据当然也不足为凭。
　　2.莒志中所记清光绪年间一个卧碑上莒州学正李厚恺的一段文字：“考史，定林寺实萧梁刘舍人彦和所创建。舍人老退闭关（按，萧文误引为“闲关”），校定经藏于此。”这位学正考的什么史，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竟然连刘勰校经之处是建康钟山的定林寺都不知道，他的话还可信吗？
　　实物资料有三。
　　1.彦和墓塔遗址。萧文举出两条根据：一是康熙十年题咏的一句诗“彦和碑碎遗荒坟”；二是定林寺最后一位住持佛成（死于1942年前后）多次指点彦和墓塔遗址给友好看。
　　2.古遗石乌龟碑座。萧文说：“佛成多次郑重地向友人说：它原载刘勰亲自撰写的创建浮来山定林寺碑。”
　　按：以上两条中的一塔一碑，除康熙十年的一句题咏外，证明人竟是1942年前后死去的定林寺住持，而他又仅凭毫无根据的随意指说为证。依常理，若真有刘勰亲撰的碑文，则其文献价值至为重大，为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文苑英华》均未辑入？它又是石刻文字，赵明诚《金石录》与王昶《金石萃编》等书及莒志之金石部分何以也未收入？墓塔亦然，莒志古迹部分未有记载。这两条实物资料，实在不能作为刘勰创建莒县定林寺及死后葬于该寺的证据。
　　3.“象山树”石刻。萧文认为“象山树”三个石刻篆字后面的五字题款是“隐仕慧地题”。
　　按：题款五字中的前四字，莒志以为应作“怀仁＠⑴＠⑵”，并言怀仁为东魏武定七年所置之义塘郡三县之一，又说“＠⑴，古通庾，六朝望族”。这种看法可备一说，但前人绝无以此四字为“隐仕慧地”者。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隐仕”二字，考六朝之僧人习惯于法名前冠以“释”、“竺”、“沙门”字样，从未有称“隐仕”者。刘勰出家，而仍于法名前冠以不伦不类的“隐仕”以夸示其曾为朝官，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