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让王与太子塔

　　太子塔，一般称多宝塔，是海天佛国普陀山标志性建筑之一。整座宝塔呈方形，共五层(基座两层，塔身三层)，通高约１８米。“宝塔闻钟”亦成为普陀山十二景之一。据《普陀山洛迦山志》称太子塔为元朝宣让王帖木儿不花施钞千锭，由宝陀观音寺住持孚中怀信禅师(１２８０年～１３５７年)筑成。宣让王是何其人也，多宝塔为何又称为太子塔?对此旧山志记载得不多，大多皆云“宣让，谥也，名不可考”，王连胜先生主编的《普陀洛迦山志》对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揭开“宣让王”之谜》的考证文章。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对宣让王的生卒年份及他与太子塔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据《元史》记载，宣让王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的第四子。脱欢因为征讨安南无功，于是不许终身晋京面驾。为了安抚其心，于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世祖封其为镇南王，永镇扬州。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脱欢死，其子老章于大德五年(１３０１年)沿袭其父封号。后老章死，其弟脱不花袭封。脱不花死，其子孛罗不花尚年幼，就由
　　脱不花的弟弟帖木儿不花于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年)袭封为镇南王。四年后(即天历二年，１３２９年)孛罗不花渐年长，帖木儿不花就将袭封王位奉还给其侄。朝廷赞其主动让位而不居，改封为宣让王，赐金印，于(后)至元元年(１３３５年)移镇庐州(今安徽合肥)。而这一年也正是孚中禅师迁住普陀山的第一年。
　　普陀山历代山志皆称孚中禅师“自持一钵，丐食于吴楚间”，是很有道理的。苏州、扬州在元朝地理划分上属吴，庐州属楚。“镇南王具香花迎师至府中虚心问道”，地点是在扬州；“宣让王帖木儿不花亦遣使奉旃檀香及紫伽黎衣，请示法要，师对机而导”，地点当在庐州。而山志中有关“施钞千锭”一事尚未作具体说明。钞是元代发行的货币，据元史钞法可知，其法以物为母，以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朝廷开始制造交钞，不久，又造元宝钞。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改制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共有十一等之多。他们均与中统钞一并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使用。而宣让王施给孚中禅师的“钞”则是至元钞。另据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之换算法，钞一锭等于一百贯文，一千锭即十万贯文。二贯文可当白银一两，如此算来，“钞千锭”则等于五万两白银。在当时的社会里，五万两白银可以说是较大的数字。
　　宣让王帖木儿不花被誉为大元帝国的忠臣良将可谓当之无愧。我们从其所封的袭地便可知其对整个大元朝是何等的重要：先是袭封为镇南王，后来改封为宣让王，一个是扬州，一个是庐州，都是处于江淮之间，是国家的主要产粮区。而此区也正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最为集中的地区。先是刘福通的红巾军在安徽颍州(今安徽阜阳)正式起义，接着又是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临淮)起义，后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建立政权，对元朝构成了重大威胁。在帖木儿不花驻扬、庐期间，他带领军队东征西讨，直到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年)，庐州不守，只得北归京师。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年)，他在危难之秋，受封为准王。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年)，大明兵师逼近大都(北京)，元顺帝(惠宗，妥欢帖睦尔)托帖木儿弃城北逃，诏以帖木儿不花监国。城破，帖木儿不花拒不受降，终以身殉国，这一年他正好八十三岁。而上推八十三年，即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即是宣让王的出生年份。帖木儿不花的一生，几乎是一位历尽元朝兴亡的王室贵胄。１９９９年出版的《普陀洛迦山志》，将其生卒定为１３０４年～１３８６年，是不确切的。
　　若按照传统的说法，“太子”指的是已确定继承帝位或王位的帝王的儿子，比如说“太子月恐惧”《战国策·燕策》、“请立太子为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却是世祖忽必烈的皇孙，却为何能称之为“太子”呢?经过考证，终于找到答案。帖木儿不花是当时皇上顺帝妥欢帖睦尔的皇叔。按照元人习惯，一般均可称为太子。为了纪念多宝塔这段创建史，即孚中禅师与帖木儿不花之间的交往，将多宝塔又称为太子塔，将塔院中五间正殿改称为太子堂，是合乎逻辑的。
　　普陀山的太子塔则是将三座宝箧印塔重叠而成，它可以说是印度最早的卒堵波式塔的直接延续，保存着原有的组成，仅在局部有所变化。但是，这种塔形在中国乃至世界塔中均为少见，因为一般宝箧印塔绝大多数都是一层的。将单层的宝箧印式塔重叠起来，形成二层及至四层，到目前为止，仅有洛阳龙门石窟与普陀山两处。龙门石窟为四层，普陀山为三层。
　　〖注〗：关于太子塔的高度，旧山志里记为九丈六尺，王连胜主编的山志称为“约十八米”。塔基两层共计１１．０１５米，其余三层未可知。据比例推算，得出第三层至檐口当在２．４０米，塔顶当在２．８０米，故塔通高为１６．２１米左右。若按元尺，每尺等于０．３０米计算，则九丈六尺等于２９．８０米。假定按鲁班尺等０．２７５米，那么九丈六尺仍折合２５米，而现今塔并未达到此高度。因此究竟多高，待实地测量方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