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江：佛教之生死智慧与临终关怀

提要：佛教是一种了生死之学，佛陀出家觅道便是为了解决“生死大事“。世间每一个人无不面临死亡，这构成了人生最大最深的痛苦，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出一种特殊事业——临终关怀（“ＨＯＳＰＩＣＥ”，安宁照顾，善终服务）来予以解决。临终关怀当然需要众多的医疗设备及其他硬件设施，但其精髓却在对临终者之“灵”与精神层面的关怀和照顾。对“灵”的关注也正是当代临终关怀与传统医学的重大区别所在，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佛教的生死智慧有了进入临终关怀事业的契机。实际上，佛教在当前临终关怀的事业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成为了现代佛教界积极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落实人间佛教理念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从临终关怀的兴起、发展和性质入手，对佛教生死智慧的基本理念及操作在临终关怀中的作用谈一点个人的管见。 　　关键词：佛法　生死智慧　临终关怀 Buddhist Life　and　death　Wisdom and Hospice Zheng Xiaojiang 　 　　Abstract： 　　Buddhism is a kind of learn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amara，　and it is in order to solve the　“great matter of samsara”　that the Buddha left home and sought the truth。　Everyone in the world has to face death，　which is the cause of the utmost pain of a human life，　therefore modern medicine has developed a special branch——hospice to handle it。　Hospice needs multitudinous medical equipment and other facilities indeed，　but its kernel lies in a good care of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dying at a spiritual level。　The concern about　“spirituality”　is the very point where the modern medicine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and thereby Buddhist wisdom about　samsara　problem has a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use of hospice。　Actually，　Buddhism has widely been applied to the hospice business at present，　and hospi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social welfare fields where modern Buddhist groups are devoted to。　And in addition，　it's also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fulfill the goal of Human Buddhism。　Beginning with the ris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ospi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he basic concept and operation of Buddhist wisdom about samsara can function in the cause of hospice。 　　佛教是一种了生死之学，释迦牟尼佛出家寻道便是为了解决“生死大事“。明憨山大师云：“从上古人出家本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之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梦游集》）世俗之人在人生状态上可以有不同，所遭遇的人生事件可以不一样，唯一相同的是——都面临着生死之关，这给人生带来了最大的恐惧和最深重的痛苦。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出一种特殊事业——临终关怀（“ＨＯＳＰＩＣＥ”，安宁照顾，善终服务）来予以解决，临终关怀当然需要众多的医疗设备及其他硬件设施，但其精髓却在对临终者之“灵”与精神层面的关怀和照顾。对“灵”的关注也正是当代临终关怀与传统医学的重大区别所在，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佛教的生死智慧有了进入临终关怀事业的契机。 　 　　实际上，佛教在当前临终关怀的事业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成为了现代佛教界积极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落实人间佛教理念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从临终关怀的兴起、发展和性质入手，对佛教生死智慧的基本理念及操作在临终关怀中的作用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几个世纪以来，医学科学的长足发展，曾经使人类陷入一种盲目乐观的氛围之中，有人甚至认为人类的一切疾病都可在医学的发展中得到治愈和克服。但是，有理性者在不断地大声疾呼，人是自然之子，必然要服从一切生物所遵循的生老病死的规律，而医生也不是“上帝”，他们不可能解决人类一切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人人必死，这仍然与人类诞生时期一样没有改变；人人都会患病，这也与人类的历史相始终。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人类的许多恶疾被医学科学不断地攻克，但新的恶疾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最新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艾滋病”在全世界的肆虐，而对癌症这个恶魔般的疾病医学也几乎是办法不多的。至于从2002年底至2003年上半年突然降临的“非典型性肺炎”，则让全世界众多国家和民众为之惊恐不已。可见，我们人要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不要企图完全摆脱自身之生死疾病的自然规律。这一点在对癌症末期及一切临终病人的照顾上，以及对衰老者的态度上尤为重要。 　　台湾成功大学的赵可式博士介绍说，约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医学界个别人开始意识到，对癌症末期病人进行太积极的治疗不仅无益——无法延长其生命，而且有害——会造成新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当病人已经进入无法复元的生理机能的退化过程中，死亡已不可避免的时候，不要也不应该阻碍他们平安且有尊严地死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那些无法治愈的癌症末期患者有权要求平安尊严地死亡，而医护人员也应该帮助病人实现这一目标。于是，“安宁疗护病房”也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临终关怀的组织及硬件设施是非常重要的，但关键是它的观念、宗旨和理念。赵可式博士写道：“安宁疗护的理念是：病人是具有身体、心理、社会、及灵性各层面的需要及反应的‘全人’。因此如果疾病无法治愈，濒死无法挽回的情况下，给予病人‘全人照顾’，以成全他各个层面的需要。最后，协助他平安尊严地死亡。同时，一人生病，他的家人必也经历一场风暴，家属也极需协助，因此，安宁疗护提供‘全家照顾’，也包括家人咨询及协助，病人幼年子女的哀恸照顾，以及病人去世之后遗族的哀伤辅导。”长期以来，医学的理念主要是治愈病人，让其恢复健康，医院的所有设施及服务全都围绕这一理念而安排的，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医学科技再发达，人也是会由于衰老而死、由于绝症而亡，可目前的医疗体系并没有为此而做出必要的安排。临终关怀的理念就是充分地考虑到这样一种人类生存的实际，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而以提升人之生死的品质为最终工作目标。所以，安宁照顾的医疗系统通常是由一组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员，为临终病人提供全人、全家、全程的照顾。这队专业人员包括医师、护士、社会工作人员、宗教人士，以及物理治疗师、艺术治疗师、营养师、义务工作人员等等。“安宁疗护借着适当的关怀与提供所需的照护，使病患与其家属存在于‘希望’与‘信仰’中，并借加强精神与灵性上的准备，获得宁静而安详的死亡”。《安宁与缓和疗护学——概念与实务》。 　　可见，临终关怀是现代社会一种最具人性化、人道化的对病人的关怀方式，它实起源于现代人死亡品质低下的状况。当病理医学、技术医学把人分解成病理学上的病灶、解剖学上的机体、医学分类学上的部分时，临终关怀则把被分割成部分的病人还原成一个具有身、心、灵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完整的“人”，这体现的是一种与技术医学完全不同的“人文医学”的精神。以往的医学只见“病”不见“人”，看不到生病的是整体之“人”，而且人是由身体、心理、社会、灵性等各个层面所组成的。只有把病还原为“人”之病，把人视为由各种复杂的层面所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安宁照顾方式才能出现。因为对临终病人而言，最重要的也许已不是医学技术上的治疗（因为这些对其已不起作用了，医疗上只是作疼痛控制），而是观念的、精神的、心理的辅导。而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的生死智慧及对死和死后世界的看法，当然还有哲学上生死观念等等，都是可以运用来对临终病人进行观念性辅导的宝贵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９００万人患癌症，其中７００万人死亡；中国大陆每年患癌症的约有１５０万，死亡１２０万；台湾每年患癌症的约有３万人，死亡２５万人，高居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如果以每位患者约１０位的亲属和朋友计算，全世界每年就有９０００万人、中国大陆有１５００万人、台湾有３０万人要遭遇到丧亲或丧友之痛，况且还有其他的如爱滋病一类的绝症患者。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需要宗教的精神加以心灵抚慰的人群啊！对一个从创建之初就始终有人间情怀的佛教而言，对一个有着如此丰富的有关生死之智慧的佛法而言，难道还不应该尽其所能地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帮助吗？ 　 　　二　从根本上而言，临终病人要获得死亡的高品质，第一必须是尊严死。这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尊严死指人们在死亡的过程中较少地受到生理性疼痛的折磨。现代社会，当死亡降临时，大多数的人皆是由于患了某种严重的疾病，它将产生令人难以忍受的痛楚。如果人们是在钻心之痛的过程中死去，一定是非常的不安，丧失了一切人生的自尊与自信，那是谈不上有任何的尊严的。其次，尊严之死指的是这样一种死法，人们能把所要交待的心事对有关的亲人和朋友倾述完，再安然瞑目，否则，带着悔恨、愧疚、满腹心事走向死亡，一定是很不安的。最后，尊严死还是一种个性化之死，也就是说，社会和有关人员能够尊重临终者的人格独立与自身的基本权力，让其能按自己的心愿、自我的意识去迎接死亡。临近弥留者往往处于一个最最软弱的状态，常常丧失了或无法表达自我的主张与意识，这时外人最容易忽视乃至无视临终者的需要和愿望。如果完全违背临终者意愿采取某种引发极大痛苦的医疗措施时，临终者是不可能获得尊严之死的。第二必须是安详死。有关研究表明，临终者往往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如否认、愤怒、矛盾、悲伤、孤独、失落、悔恨、恐惧、不舍、绝望等等，如何采取某些措施，让临终者在精神上心理上灵魂上无牵挂、无恐惧、无害怕、无焦虑，这即是安详死。 　　 当恶疾导致人们被动地进入临终期，将使人们产生强烈的不安心理。在对自己生命期限的预期中，人们远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便会告别人间，而现实的发展却把自己突然推到了死亡的边缘。此时此刻，人们如何能安心甘心呢？否认、拒绝、愤怒、失望、自责及他责等心理表现当是情理中的事情。为此，临终关怀应该使临终者实现安详死，即人们在临终前不至于陷入孤独、忧郁、绝望、痛苦、恐惧、担心等负面的精神状态中。

　　从以上分析可知，实现尊严死，必须借助于高度发达的医疗科技；而实现安详死，则必须充分运用宗教及哲学的智慧。只有两者的完满结合，才能够使临终者达到生死两安的理想境地，并因此使人类在生与死的方面皆能实现高品质。在这一方面，佛教的生死智慧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及价值。 　　所以，临终关怀中宗教人士的参与，主要是对临终者之“灵”与精神层面进行细致的关怀，心理和灵性照顾在临终关怀的实践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对“灵”的关注也正是当代临终关怀与传统医学的重大区别之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佛教的生死智慧及生死操作有了进入临终关怀事业的契机。 　　从前人们常认为，佛教是出世的宗教，孰不知佛法是以出世的因缘做入世的功德。佛教最核心的精神之一是的“慈悲喜舍”，其中即蕴含着强烈的人间性和社会性。“慈悲”实为菩萨精神，亦即己已能成佛却不成佛，发愿要在人间广度众生，以至于只要还有一人未成佛，自己就不西去“极乐”，这就叫“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菩萨行；“喜舍”则是“贫穷者教以大施，病瘦者给予医疗，无护者为作护者，无所归者为受其归，无救者为作救者”之“舍身饲虎”的佛陀精神，二者共同构建了佛教的人间情怀。所以，大乘佛法的精义不在要求人们自顾自地修习，自顾自地成佛，而在慈悲为怀，在关心天下苍生，在救度溺于生老病死之苦海中的芸芸众生，这可以说就是人间佛教的真精神所在。在中国　佛学史上，禅宗六祖惠能曾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繠角。”说明佛法是世间人所学，也是觉世间之人的，若离开世间之人之事，又到何处去寻觅“菩提”呢？近代中国著名高僧太虚法师（1890—1947）以“人间佛教”的精神开展了佛教革新的运动，他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者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强调佛教要服务社会，促使人类进步，突显了佛教的社会性。当代佛光山星云大师亦大力倡导人间佛教，其云：“追本溯源，人间佛教就是佛陀之教，是佛陀专为人而说法的宗教，人间佛教重在对整个世间的教化。”《人间佛教的蓝图》，《普门学报》第5期。他又在《如何建设人间佛教》的演讲中，提出建设人间佛教的六点纲要：第一、建设生活乐趣的人间佛教；第二、建设财富丰足的人间佛教；第三、建设慈悲道德的人间佛教；第四、建设眷属和敬的人间佛教；第五、建设大乘普济的人间佛教；第六、建设佛国净土的人间佛教。这是把佛法的人间性真正落实在佛教的社会性、公益性、人类性上，而佛教在临终关怀中的运用恰恰是其人间性的最好体现途径与方式之一。 　　三 佛教在长期的发展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有关临终关怀的精神性资源，而且，也有着许多具体的临终关怀的操作。 　　根据有关研究，临终病人最最揪心的问题是“为何我此时此刻就要死？”关于这一点，佛教从破“我执”入手。佛法告诉人们，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人之生是由“四大“（地、水、火、风）和合与“五蕴”（色、受、想、行、识）汇聚而成，生命本就无常。所以，人之生、老、病、死不过是生命一种自然的流程而已，人们何必恐惧于此呢？世间万物无不流动，人之生命机体的“四大“亦无不变化，当人的四大生命构成要素失衡时，人之生命机能就会不谐调，人不可避免地会生各种病，终则死亡。另一方面，人之生是五蕴聚合，五蕴离则人死亡。“五蕴”自身是无定性，刹那迁流的，所以人的生命也必是无常的。《中阿含经》云：“命终无常，死丧散尽，寿尽破坏，命根闭塞，是名为死。”若以佛教这种生死本质观教导病人，让临终者透悟生死，获得关于死亡的佛法智慧，从而视死为自然且正常之事，并达到不恐惧、不怨恨，身心两安。 　　其次，让临终病人最不心安的是，“我死之后，到哪里去了”？佛教言人生苦海无边，生老病死是芸芸众生的实状。所以，生是“本有”，临终的刹那间是“死有”，死后则为“中有”，再回复到初生刹那的“生有”。此四有轮回不已，于是，“死”便不是人之全部的毁灭，而是“往生”。佛教中这个“往生”的观念非常重要，世俗之人死前最不安心和恐惧的便是“死”后什么都没有了，以及死后堕入了“地狱”。佛法对于临终病人的意义就在于安抚病人的灵魂，使病人达到精神的平安。对于追求世俗生活的芸芸百姓而言，佛教提供给大众的生死智慧即是“六道轮回”。这一观念可以转变为人们一种由“死”观“生”、又由“死”定“生”的智慧。即生存于世间的人、孜孜求生者，一定要明白“生”与“死”是互通的，一定要树立自己死后将如何生存的观念。是死后在“阴曹冥府”打个转再投胎为“人”呢？还是往生“天”上、“阿修罗”中享福？抑或堕入“地狱”、变为“饿鬼”、成为“畜生”而受苦受难呢？活着的人如此去思，就可由“死”之观念派生出一种人生的追求，并努力去实现之，这就是由“死”而定“生”，达到了以“死”后的性质来规范生前行为的目的。所以，佛教中的“六道轮回”观可使普通人具备某种对“死”不惧怕、不厌恶的心理。因为人“死”之后并非如“灯灭”，一了百了，还有“来生”，还可以“转世”。所以，人们会想，焉知“我”来世的状况不会更好？也许“我”此生的受苦在“来生”就可得到全部的回报。一般而言，大多数人在现世的生活过程里，皆痛苦多多，企盼来世更幸福是人们共同的心愿，而佛法的“六道轮回”观恰恰就提供了这种可能。这给必死之人、即亡之人以极大的心理安慰，不仅使人免于死亡的恐惧与焦虑，甚至在某些情景下，还会让人急迫地拥抱“死”，因为他们急于摆脱现世的苦难，急于想获得来世的幸福。这就是佛法的大功用之所在，也是佛教“了生死”之智慧的精髓所在，当然也是运用于现代临终关怀事业中的基本方法。不过，真正的生死解脱还在由佛法的正信而达到“涅槃”的境界。 　　《中论 观涅槃品》云：“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这是说“涅槃”与世间相即不二，人们决不应在世间之外、之上去寻求涅槃，“涅”实即在众生的心中，是谓“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如来即在众生身内”，“泥洹（涅槃）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们如果能够去除无明，消解污染，熄灭思虑，抛弃烦恼，必可让真如显现，终则成就“涅槃”。在大乘佛教中，“涅槃”本就是一种超越生死、超越缘起的绝对存在，具有“常、乐、我、净”四种性质：一曰“常德”，因为“涅”是永恒不变，没有生灭，故名为“常”。二曰“乐德　”，因为“涅”后，生命寂灭永安，离却一切苦，故名为“乐”。三曰“我德”，意谓“涅”是真实不虚的，故名为“我”。四曰“净德”，是说“涅槃”超越一切垢染，故名为“净”。大乘佛教的“涅槃”之说，本质在把世间与涅槃完全合一，大大缩短了世间之人与“佛”的距离。这就使佛法坚定的修行者可以免于对死后何之的焦虑与恐惧，因为对他（她）们而言，此生之“死”意味着进入佛国的“新生”，意味着永恒、快乐地生活于“极乐世界”，如此，“死”又算什么呢？他们甚至还能欣喜于“死”的降临，这就是为什么得道高僧多能坦然而欣喜地面对“死”，并具备无所畏惧、勇于赴死的信念与实践。　　　再次，临终病人最痛心疾首的是：“我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临终者经常担心的是“死”让他（或她）丧失了世间的一切——财富、关系、权势、金钱、美色，直至自我的身体，等等。关于这一点，佛法有“因缘生法，是名空相”《大智度论》卷6。的观念。人们在世间所经历和拥有的一切——财富、地位、情爱、关系，以及身体等等，都只是因缘和合，皆为转瞬即逝，犹如过眼云烟，人们决不应该执着不舍。一方面，人们无法坚执不舍；另一方面则由此徒生无穷烦恼。故而人之生命过程中的拥有与人之“身体”皆不值得也不能贪恋。人的生命存在和富贵享乐本来是偶然的因缘和合而成，虚幻不实，又何必执着呢？又何能执着呢？而“我”所有世间的丧失，直至生命的死亡又有什么好恐惧的呢？临终者若能在这样的佛教智慧的启迪下来对待自己世间的所失和生命的丧失，则必不会焦虑不安。 　　《法句譬喻经》记载，释加牟尼佛弘法至拘萨罗国首都舍卫城。有四位比丘坐着谈世间何为最苦的问题。一比丘说“世间之苦无过淫欲“；一比丘说“世间之苦无过饥渴”；一比丘说“世间之苦无过恚”；一比丘说“天下之苦莫过恐怖“。四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佛陀开口说：“汝等所论，不究苦义。天下之苦，莫过有身。饥、渴、寒、热、、恐怖、色欲、怨福，皆由于身。夫身者，众苦之本，患祸之器。劳心极虑，忧畏万端；三界蠕动，更相残贼，吾我缚著，生死不息，皆由身兴。欲离世苦，当求寂灭。”以“有身”为众苦之源，以“无身”为世间解脱，临终者真正明白这一深刻而切近的佛法真理，则怎会执着于世间的一切？何会执着于“身”这个“臭皮囊”？由此，则决不会对面对死导致的丧失而忧心如焚。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张淑美博士运用佛教观念极有智慧地指出：“不管是有形的人、事、物不见了，失去了；抑或无形的、情感的消失了，中断了，个人认为其终极的原因应是源于吾人对‘本来’或‘应该’拥有的财物与私爱的某些对象（例如，宠物或所爱的人），乃至健康年轻的身躯而爱恋不舍。因此，一旦这些拥有变成空无了，乃至死去了，总难免令人痛苦难堪、悲恸欲绝。浓烈的情爱、迫切的想望、笃定的预期，一旦消退冷却了、希望成空、回报全无时，同样令人肝肠寸断、捶胸顿足、心如死灰。透视失落与悲伤的本质，了然清楚于万事万物，包括自己的肉身生命以及人我关系等等，都是因缘假合而已，都会随因缘变化而终至消失。则该去的就会失去；同样的，如有因缘，仍然会有新生与希望，则会来的也终会出现。如是平常看待，则失去了也不是失落；悲伤也毋需太过。”《失落与悲伤的面对与超越》，载《生死学研究通讯》第3期。在世间人眼中，我们的生活有所得也有所失，生命有存也有亡。故而芸芸众生皆执着于此“有”与躲避其彼“无”，在得到时喜不自胜，而在失去时则悲悲切切。人之存与亡亦如此，当然，其引发众生的悲伤的程度则是最深的。可在佛法看来，世间的一切所谓实有，皆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自性。所以，人之“失”与“得”亦为因缘相凑而已，生命的获得与其失去一样皆自然而然，人们是无法执有不放的。一个人真正从内心明白了这一点，则何会去因得而喜因失而悲？也不会因他人或自己所将必然面对的死亡而悲伤、痛苦、恐惧和焦虑。这不就是对接近临终之人最好的精神安慰吗？同时，它也是对逝者家属最大的心理抚慰。 　　最后，更重要的是，佛教不仅为芸芸众生提供了超越死亡的方便之门，也为世人提供了获得来世幸福的简易之途，从而能让临终者保持一种永恒的企盼，在步入死途时亦能达到安宁幸福。在佛法中，“人道”是三善道之一，比“天道”低一层。人生在世，当修行成佛。人人皆有佛性，哪怕在世间作恶多端，若突然了悟佛理，真如立现，则亦可往生极乐，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非常强调口颂佛号，哪怕临终者因病重无法开口，亦可让亲友或法师助念，也可往生。佛教这些关于临终助念的观念及操作一般都能给病人及家属极大的安慰。一方面，病人觉得“死”并非一种人间最大的痛苦，而是摆脱世间之生老病死之诸苦，“往生极乐”的中介和桥梁，这样他或她便能面对死亡无所恐惧，安心而去。另一方面，对病人家属而言，亲人的逝去也并非烟消云散，什么都丧失了，而是亲人们脱离了苦海，往生至更幸福的彼岸世界，这又有何不好呢？由此他们也获得了接受亲人去世的精神力量，免于丧亲的极大痛苦及不安。 　　临终病人有时还会有“死后我生往何处？将生活得如何”的疑问。佛教关于净土极乐的美妙构想和具体描绘，能给予临终病人十分重要的精神上的寄托。在佛教中，来世的幸福非人间可比，“西方极乐世界”是宝树满地，美屋玉瓦，人人生活安逸，有寿无量。《无量寿经》云：“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是故愿生彼，阿弥陀佛国。”而且，人们往生西方极乐并不困难，关键在必须坚信佛国的存在，发下往生的誓愿，口念“阿弥陀佛”，临终时就能由阿弥陀佛接引去西方极乐。这些操作给了临终病人以极大的心理与精神上的安慰。世人恐惧之极的死也因此不再那么可怕了。当临终者的“灵”获得终极的归属时，也就消解了孤独、无助的不安感。《无量寿经》中载，众生有三种途径进入极乐世界。一是出家做沙门，念无量寿佛，诵“阿弥陀佛”名号，专修各种功德，从而转生净土。二是不必出家做沙门，亦念无量寿佛，平日兴修功德，如建塔造像、施舍济生，也能顺利地往生净土。三是既不做沙门，也不修功德，只要专心一意念诵无量寿佛，也可以在生命终结后转生极乐世界。 　　总之，佛法“了生死”的智慧在现代临终关怀中起着极大的作用。这种生死智慧可谓博大精深，它首先要求人们重视生死问题，不要因为自己生活时限还很长，生活的享受似乎很甜蜜，就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其实，正如《四十二章经》中所言，佛问：“人命在几间？”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饭食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之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所以，“人命”只在“呼吸之间”，转眼即逝，“生”与“死”如薄纸，一捅即破，人们必须“生”时即念“死”、沉思“死”，重视生死之道的悟解，从而积极地去了断“生”与“死”。 　　佛法“了生死”的智慧核心的宗旨即是从了断“生”来了断“死”。人人都有生命，都在生活，但细想起来，人求生命延续，人求生活幸福，不都因为人有“身体”与“意念”之故吗？人有“身”之欲望，故有“物执”；人有“意念”之追求，故有“我执”。执着“物我”必使人陷入生老病死、爱恨别离等等诸苦之中不能自拔。人生过程尤如茫茫苦海，哪有个完，哪有个尽？所以，人们必须由“四谛”之方法去发现原来世间万事万物皆因缘和合，毫无实相，故是“虚”、是“空”，人们是无从执着的。既然如此，人又何必去执着？窒灭了“物执”与“我执”，便了断了“生”，便可入佛门修行，以“戒、定、慧”三学为途径，最后达到“涅”，是为“新生”，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进入那不死不生之“西方极乐世界”，此即了断了“死”。　　　总之，现代医学临终关怀的兴起，为宗教进入现代社会提供了新的管道，也为现代人解决生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智慧，其中又以佛教的生死智慧具有特别的优异之处。现代科技已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活水准，可现代人在死亡品质上却更低了，所以，在新的世纪中，如何尽快地提升人们的死亡品质也许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佛教的生死智慧以其人间情怀、大乘精神、菩萨心胸等等资源，可以在提升现代人之死亡品质方面作出贡献，其在现代临终关怀中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