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开佛教研究之斑窥

封开佛教研究之斑窥
　　戴胜德
　　省文史馆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古来没有一致的结论，一千多年前，我国的僧侣到印度天竺拜佛求经，要越过八百多里的大戈壁沙漠，翻过阿富汗境内大雪山进入印度，沙海茫茫，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野极望，唯有遍布枯骨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是一条漫长、艰苦、充满危险而成年累月的历程。
　　然而，早在东汉时代，古广信多埠，船只可达南洋、西亚。古广信自然而然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交汇处”。印度佛教以及海外各国的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南亚经东南亚、南海口的广东的徐闻等地港口传入，再沿珠江、西江、桂江，过灵渠，而北上转入“陆上丝绸之路”东传中原，传入中国。由此，扼西江的古广信便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
　　早于玄奘法师西行求经的东晋高僧法显法师，由陆路涉沙漠,徒步赴印度求经，至义熙十年(414年)八月，由海路冒风险乘船归来,前后足足十五年。法显法师所乘大商船遇风浪大作，船只漏水，漂流了九十多天。至次年四月，又继续向广州方向进发，在海上航行一个月左右，又遇上连续阴天，黑风暴雨，船只又迷失方向，这是一次失败的航程。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对佛教输入地问题，作出不为传说法束缚的新见解。梁启超认为佛教是从合浦、徐闻为海行起点开辟的海上通道，也即今人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即佛教由海上而非陆，通入中国的观点，早已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中国佛教史》这样记载：“从南北朝到唐宋期，中印和中斯的高僧相互往返，弃陆路而取海路的相望于道，络绎不绝。”南朝时代“始祖菩提达摩、智药三藏法师从印度坐船到中国来，将大乘佛教传到震旦（中国）”。史书记载，从海路入华的名僧有求那跋摩、求那跋罗、昙云竭、真谛等人。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在1998年确认以公元前2年伊存口授《浮屠经》作为佛教初传的历史标志。也确认，有少数热心传教的印度佛徒或通好使臣，商人、海客等，由印度泛海至安南，由安南沿海至合浦，由合浦而南流江，北流江、浔江而达古广信。再沿桂江北上中原。在古广信曾经流传一个民间故事，古时有一位碧眼虬髯的仙人（印度僧人）常在石头上坐禅念佛，他就是从天竺到广州传经弘法的始祖达摩。《中国佛学史》载述：由于交州（史称交趾，公元203年改称交州） 于印度相距不远，在南朝从事译经的僧侣中，很多来自古印度、扶南等国。
　　佛教在东汉时刚从国外传入，中国人尚未很愿意接受佛教的学说，对佛教还有许多抵触甚至是攻击的情绪。正是在广信（今封开）这样一个当年的学术文化交流重心之地，出了一位叫牟子博的学者。他生于公元１７０年，汉献帝时随母从中原迁到广州，后来在广信（今封开县）落籍定居。他早年学习儒家经传，博览诸子百家之书。他对儒家和道家学说都非常精通。来到广信（今封开县）以后，更专心研究佛教学说。他以宾主问答的形式，写成了共三十七章的《理惑论》。他前所未有地第一次把佛教原称“浮屠”翻译为“佛”。且用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观点来解释佛教教义，虽然和原印度的佛教教义有许多不相符之处，但却使佛教这一外来宗教中国化了，为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正是牟子把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精华与佛教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牟子用他的《理惑论》确立了其将佛教中国化第一人的地位。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理惑论》的作者 “调和佛道儒，使三派并存”。 在黄权《岭南佛教传播的轨迹》一文中，有这样的结论：“岭南佛教传播的轨迹是：源于扼两广要冲的封开，渐移三江总汇的广州，北上南北交通重镇韶关，然后扩散到全国。推动这个进程的重要人物是牟子……惠能及其弟子们”。
　　不过，至于牟子之说，似乎学术尚在争论，异说纷纭。牟子博与牟融是否为同一人，尚无定论。《理惑论》原收在陆澄《法论》中，只知作者姓牟，无名字，书名下有一副题‘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似乎作者姓牟名子博，书是被看成为记传体。此后，《隋书》〈经籍志〉将此书收在儒家著录中。说《牟子》两卷，题为牟融著。牟融，是汉章帝时的太尉。收录在僧祐《弘明集》卷一的《理惑论》，作者题为汉?牟融撰，也是加注‘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另依书中序文所载，牟子博览经传诸子，后与母避乱于交趾，二十六岁时归返苍梧，执意不仕。又遭逢母丧，遂归依佛道。以有感于世俗非难佛教者甚多，为令世人明了佛教的真理，乃撰本书。不过，梁启超作《牟子理惑论辨伪》，批评它“内容既伪，文字也坏”，认为本书乃东晋刘宋时人所伪撰。吕澄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亦主张应属伪书。日本也有学者如常盘大定就认为是宋?治城寺慧通假托牟子的伪作。总之，异说纷纭，不一而足。
　　古广信所传的佛教主要是禅宗及净土宗。禅宗系南朝宋末天竺僧达摩来华创立，以专修禅定（静心止念）而名禅宗。至五祖弘忍时分为南北两宗：北方神秀主张渐悟说，南方慧能主张顿悟说，有“南能北秀”之称。慧能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了佛教其它教派，乃尊为六祖。慧能门下有南岳怀让创曹洞、云门、法眼三系；青原行思创沩仰、临济两系。南宋后，惟曹洞、临济两系盛行中国，并流传到日本。
　　净土宗又称“莲宗”，北魏山西玄中寺云鸾和尚立宗，以“三经一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论》）为典据，认为阿弥陀佛（即弥勒佛）是“三世”中未来世界的佛，与释迦牟尼和如来佛地位相等同。大力提倡凭借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唯一出路，以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佛号为修行。
　　在广州有“未有广州，先有光孝”，说明光孝寺在广州的历史地位。不过光孝寺早在唐初时，为鄂国公尉迟恭所建，但不是建在广州，而是建在广信。也就是说，广州的光孝寺前身是建在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所置的广信。去年，封开曾想恢复光孝寺，易名为“广莲寺”，可惜至今未竟。
　　说到广信的光孝寺不得不提到唐代继玄奘法师（唐僧）后的第二位杰出高僧——鉴真和尚。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学，并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学等介绍到日本。两人对国际佛教事业、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鉴真和尚已成日本律宗的创始人。
　　鉴真和尚于748年第五次东渡不成，从海南返扬州途中，他知道广信佛教活动很兴旺，早在东汉末就出现了一位佛学者牟子，又是中国第一部佛学论著《牟子理惑》的诞生地，因此，他特意来广信传经说法。唐天宝八年(749年)，鉴真率众僧徒及日本来唐留学人员荣睿、普照等共35人到达广信。当天，城内的僧、尼及乡绅父老等人，齐到码头迎接。62岁高龄的鉴真和尚，身披袈裟，手持锡杖，慧眼坚毅慈祥，在众僧的簇拥下，在一片喃喃的诵经梵音中，神仪内莹，妙相徐徐降兹码头，双掌合十，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施礼致意。苍梧知县亲自奉迎，就在光孝寺设斋供奉。鉴真和尚即在光孝寺设坛进行讲经授戒。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即“为人民授菩萨戒”,鉴真在授菩萨戒中指出“……出家人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化缘过日子，要以身作则，弘扬佛法，普渡众生”，鉴真还在广信传扬了独特的医学知识。一连几天前来听律受戒的人群日夜络绎不绝，这是广信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
　　唐初，广信“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而死。故以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 柳宗元倡导佛教，更使广信一带佛教盛行。他四处搜罗僧侣，住持讲经布教，以感化周围广大壮族群众。寺中僧尼的食用均由政府无偿提供，后来为使寺内僧尼有固定长久的经济来源，柳宗元又以官府名义拨给寺院山林土地，让寺僧收租食用；“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林木若干本，竹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畦。”柳宗元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广信地区佛教的发展。
　　到了宋代，广信佛寺兴盛，已建有如光孝寺、冰井寺、开皇寺、庆云寺、广法寺、圆明寺等……尤其出了一位学问僧契嵩而闻名于世。僧契嵩字仲舆，他“诗如老杜”，“千年犹可照吴邦”，著有《镡津文集》存世。宋神宗任命他为相当于国家佛教协会会长的僧录司僧正之职。宋仁宗赐号“明教大师”。他受业、修持的广法寺占地广阔，专修有藏经阁，收藏有神宗、仁宗给他的书信、御札数十轴，成为全国佛教研究的中心。
　　作为古广信初地的封开人杰地灵，贯通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交通路线，素有“海陆丝绸之路”连接的交汇点的美誉。而具有支持佛教由海上通道传入中国的新论点丰富资料，也是顺理成章，意料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