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与“人人皆有佛心”

“性善论”与“人人皆有佛心”
　　
　　六祖慧能禅师可算是一个大智慧之人，在他拜五祖弘忍禅师为师时，禅师曾问，你为何入佛门呢？慧能答道，人人皆有佛心。此时的他，正处于唐朝，距战国时期已有很多年了，而我们都知道，在慧能出家之前，他曾是樵夫，并且在小时候未受过教育，那他又所说的又是如何来的呢？
　　众所周知，战国时孟子曾提出性善论，即人人皆有善性，那我们可知道，善心与佛心有什么异同呢？在我们的思想中，都认为，只要是佛，都是四大皆空，心存善念，都有普度众生的理念，那么他们也都可以说是性善了。所以，我有了一个想法，佛学是融合了儒家思想的佛，是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备注：这个想法是在我听了郝学华老师的关于佛学的讲座后想出的，因为以前从未接触过佛的书籍与知识，所以想法肯定有不妥之处，请编辑们多多指教。
　　编辑子正评述：
　　这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当属读书札记性质。然因此论颇有见地，为彰思辨，故予发之，且就儒释关系略述一二，以飨大家。
　　兹作立论甚好，即关乎中华文化之两大支脉：儒家与佛家中国化之典型代表——禅宗，二派并论，颇有创见。事有巧合，前此，笔者刚作一文《禅宗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浅议》，亦论及此，今再略述之。
　　我们先看一下禅宗之所以。我在《禅宗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浅议》中说过：
　　关于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又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据南华寺刊印《六祖坛经》所附“佛祖道影像赞”，初祖为摩诃迦叶尊者，而菩提达磨为第二十八祖，盖据其发展渊源追尊），“达磨（按：即“摩”，下同）初到北魏，自称‘南天竺一乘宗’，当时‘文学之士多不齿之’（见《唐高僧传?法冲传》）。达磨还没有提出鲜明的理论旗帜，像后来的禅宗那样。他把禅法简化，也是为了适应当时北方重实行、轻义理的普遍学风。达磨在中国北方开始传教时，就和当时中国北方的具体环境相适应，他所提出的主张，和所走的道路，完全是当时中国北方具体环境下的产物。”（《中国哲学史》第三册页83）
　　由此可见，禅宗从一开始，就注重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适应，这也为它将来在中国占据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据史传记载，达磨传法于慧可，慧可传法于僧粲，僧粲传法于道信（579——652），道信传法于弘忍（601——674）。”“从达磨到弘忍，这五代法裔相传的过程，可以看做禅宗的预备阶段，也可称为禅宗的先驱。这时期禅宗还没有形成宗派，也没有正式以‘禅宗’作为自己宗派的名称。”“就初期禅学的特点而论，无论它以《楞伽经》为中心思想（佛教大乘有宗），或以《金刚经》为中心思想（佛教大乘空宗），它都是客观唯心主义。它用宗教哲学宣传客观世界不实在，把主观精神作用（我）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法）都看做是虚幻不实的。”（上引书同页）
　　“唐代中叶，惠能以前，禅宗传布的地区也仅限于嵩洛湖北一带，惠能以后，禅宗蔚为显学，影响所及，不仅扩展到岭南、湖南、江西一带，并且逐渐遍及全国，远播海外。禅宗正式建立，应从惠能算起。那是从7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唐代后期，禅宗几乎代替了其他宗派，垄断了佛教，甚至禅学和佛学成了同义词。”（上引书页84）而同时期的佛教其他宗派，逐渐走向了贵族化，“为了反对当时佛教中的贵族派，在佛教内部产生了像禅宗这样的所谓出家人下层代表。他们没有很多的学问，甚至有不识字的宗教领袖，他们多半出身于一般平民家庭，在生活作风上比较刻苦。他们没有占有大量的庄园，也不主张必须累世修行才能成佛，不要大量的布施，不要许多麻烦的宗教仪式，不要背诵那些浩如烟海、穷年累月学不完的经卷。”“以惠能为首的禅宗没有隋唐佛教其他宗派的优越条件，没有很多的‘理论’和旧的佛教宗派相抗衡。他们惟一的武器就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不要论证，不要引经据典，只要凭借每个人主观信仰和良心。他们提出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说。禅宗的顿悟成佛的主张，是南朝竺道生顿悟成佛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因此，禅宗从惠能以后，从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不能仅仅看做禅宗本身的转变，它标志着唐代佛教发展中遇到危机后的新趋势。”（上引书页85）自此，佛教的姿态放到了最低点，禅宗成为最接近大众的宗派，由此大盛。自禅宗起，佛教才开始真正地走出寺院、禅堂，溶入大众中。
　　上文引《中国哲学史》，就说道：“达磨还没有提出鲜明的理论旗帜，像后来的禅宗那样。他把禅法简化，也是为了适应当时北方重实行、轻义理的普遍学风。达磨在中国北方开始传教时，就和当时中国北方的具体环境相适应，他所提出的主张，和所走的道路，完全是当时中国北方具体环境下的产物。”可见，从达磨祖师开始，就已经重视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相结合，并继承古印度禅修一派“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见性发心，顿悟成佛”的宗旨，开东土禅修一派，但是达磨祖师只是开禅宗之滥觞，而没有形成体系，直至六祖惠能，方才成为一派。
　　前文作者发问：“六祖慧能禅师可算是一个大智慧之人，在他拜五祖弘忍禅师为师时，禅师曾问，你为何入佛门呢？慧能答道，人人皆有佛心。此时的他，正处于唐朝，距战国时期已有很多年了，而我们都知道，在慧能出家之前，他曾是樵夫，并且在小时候未受过教育，那他又所说的又是如何来的呢？”
　　诚然，六祖惠能正因闻《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明心见性，悟彻菩提，我们先来看一下《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自序品第一》：
　　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
　　客曰：“金刚经。”
　　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
　　客云：“我从崭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
　　“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祖问曰：“汝何才人。欲求何物？”
　　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水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利？”
　　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
　　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看槽厂去。”
　　惠能之所以一见五祖就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水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这里面也是有禅机的，“惟求作佛”一语，正说明了他先前于《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所悟到的，正是“人人皆有佛性”，只要明心见性，人人皆可作佛。因而六祖才会在下面接着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利？”但是此处的“佛性”并不单单指孟子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它比孟子所言包含更广，“佛性”实指佛家所讲的“般若”，中土译为“智慧”，其实也较原意缩小了范围，它是指“一切智”，即宇宙人生的大智慧，这也是与儒家只重现世，崇尚入世，“不语怪、力、乱、神”相异的。“般若”所包含的，也决不仅仅是儒家，尤其是孟子有关“义利”的价值观，它还包括一个系统的人生观、世界观，甚至于宇宙时空观，这也正是佛家语“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一土一如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心是莲花开”之所以。但如果就前文作者所理解，六祖是受儒家“性善论”的影响而悟“人人皆有佛心”，则未免稍感牵强，因为他是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儿阐发出来的，并且在他之前历代祖师也都为这一系列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么一点，那就是达磨祖师东来之时，他还是印度文化体系中的修行者，对于中华文化他还不甚了解，或说没有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而至六祖之时，惠能大师本来就“生于斯，长于斯”，他是纯粹的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人，这与他是贵族还是樵夫无干，即便目不识丁，他的人生阅历和世界、人生、价值观也是受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因而，说禅宗是儒释结合的产物也不无道理，但具体来说，在“形而上”层面上，禅宗主要还是佛家的，只是在后来的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上，即悟道所行的“形而下”上，与儒家结合地较好。
　　我在《禅宗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浅议》中是这么论述禅宗是如何适应（这儿没有论及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
　　三、客体：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的特点
　　1、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诸方面。”“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页269）
　　正是由于这种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中国文化才没有被印度原始佛教所同化，反之，佛教才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并随之而变化，才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
　　2、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价值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上引书页271、272）
　　既然重实际求稳定，那么中国文化何以能接纳一个看来只是“坐而论道”的宗教——佛教呢？这就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佛教有某些与这种精神的结合点，比如民间治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必定要请一班和尚道士颂经超度，而佛家所讲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正好与中国自古就有的灵魂不灭观念相契合（范缜的《神灭论》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认识，而没有在大众中占据重要地位，可存而不论）；另一个原因则是佛教本身重变通，产生出了适应中国文化需要的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宗派，因为禅宗虽未抛弃佛家的基本理念，但它也讲实用，把佛家一系列严格的教条放在次要，提出了“顿悟成佛”的口号，“禅宗的即心即佛的理论引导提倡人间佛教的方向，慧能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偈言’，揭示了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他把行住坐卧的修行方式，直接融化在道德修养主体的日常生活中，这显然是一种进步。”（《中国禅宗与伦理道德》）另外，禅宗提出了“农禅并重”的原则，“‘农禅并重’，始于‘东山禅门’的创造，是禅宗得以兴盛的重要基础，至今已成为禅门的优良传统。”“当今，作为禅门僧众，要发扬百丈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自食其力；作为禅门寺庙，要参加社会生产服务，以寺养寺。”“禅门的身体力行与社会的广泛回应，使禅宗社会参与的思想深入人心。”（刘泽亮《禅宗智慧与人间佛教》）而正是这种理念，为广大在家信众开辟了一条捷径，并且可以据此指导日常生产生活而不阻碍日常活动，因而在中国文化的大潮中游刃有余。
　　3、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中华文化的一个内核就是肇于先秦，定于西周的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孝”。由“孝”之一字才产生了“礼”、“忠”、“义”、“信”等一系列中国传统生活准则。而佛教这么一个崇尚“出世”的宗教，之所以为以提倡“入世”的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所接受和认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仅不反对这一系列道德准则反而也大加提倡，而这尤以禅宗为盛。
　　“禅宗的建立，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以惠能为代表的禅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或本土文化有着广泛的回应和吸收，特别是融入了儒学的伦理观，甚至禅宗的自力原则也和墨家的自力精神有相近之处……”（董群《略论禅宗对儒家伦理的会通——以礼、孝、忠为个案的考察》）
　　“在儒学对佛教的伦理批评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批评佛教违背了儒家的孝道，禅宗在进行佛教中国化的思考时，对孝的问题非常重视，出现两种重孝的倾向：一是明确佛教的立场，强调佛教的孝论要比儒学的孝论更完备，这以圭峰宗密为代表；二是更倾向于从儒学的立场来讨论佛教的孝，这以明教契嵩为代表。禅宗南宗的创立者惠能没有明确系统地提出完整的孝的理论，但他的许多观点，都是涉及到孝的，居士佛教的看法，人间佛教的看法，也都是要解决一个佛教之孝如何与儒家之孝在形式上不发生冲突的问题。”（上引文）
　　另外，“禅门中的行礼方法，也和中国传统的礼拜方法有相近之处。”“《禅林象器笺》引《经国大典注解》说，‘臣之于君，稽首，……下官于上官，顿首，……上官于下官，空首。’”（上引文）
　　也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融合，禅宗才打消了儒家士子的敌意并为他们所接受。
　　4、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
　　“‘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中国文化概论》页275）
　　几乎在古代所有的佛教典籍中，首页上都绘有一幅雕龙的牌位，上面写着“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因为“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的保证就是“皇图永固，帝道遐昌”，没有这两者，可能又会出现“三武一宗”那样的灭佛事件，佛教抗不起，于是，走向了与统治者结合的道路。但这也并不是说佛教就走向“反动”了，就镇压人民了，它只是在谋求一个容身之地，为“普度众生”创造条件。而在佛家各宗派之中，以禅宗表现尤甚。
　　“禅宗不仅是为己之学，更是为人之学。因此，禅宗的人间性智慧本来就有相当深切的社会关怀，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刘泽亮《禅宗智慧与人间佛教》）
　　“从思想文化的意义而言，倡导社会参与是禅门的传统；从社会学的意义而言，禅宗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禅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是多侧面的。从参与的方式看，有直接、间接之分；从参与的层面看，有经济、文化之判；从参与的结果看，禅宗心国共治的智慧圆融会导致禅宗自身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双赢。”（上引文）
　　“禅门更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及文化活动。在政治思想上，大体上可以说，禅门自弘忍后与皇权往来愈来愈频繁。神秀甚至被尊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其弟子普寂、义福等与皇权的关系亦十分密切。历代禅师往往多与士大夫官僚相互往还，皇权则往往热衷于给禅寺赐额、给禅师赐号，如此等等，都是明证。这种政治参与有利于社会教化的提升与禅门形象的树立……”（上引文）
　　“尊君”如此，对于将“普度众生”、“自度度他，自利利人”，以“行菩萨行”为己任的佛家，“重民”就更不用说了。
　　5、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
　　“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致被摆脱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之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过像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占领思想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中国文化概论》页278、280）
　　而一向讲求不与人争执、不重人间名利的佛教，这不会太在乎是不是被列为国教，是不是被奉为上宾，只要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不再像“三武一宗”时那样惨遭杀戮就行了，因而出现了“儒释道”并立的局面。而在此之中，以禅宗尤甚。“禅宗伦理观的产生给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带来了生机。它在理论上主要成就是否定将佛神化，注重自力，强调个体道德的完善，从而把道德的自律所带来的情感——意志因素突出地表现出来。禅宗伦理把佛性世俗化、人性化，强调‘平常心是道’，合乎道德本性。”（陈荣波《中国禅宗的特质》）
　　6、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
　　“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为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乐以成德，文以载道，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中国文化概论》页280）
　　而在佛家各宗派中，尤以禅宗最为重视人伦，这表现在上面所说的它与中国的伦理道德、与世俗生活的融合，这也正是禅宗为中华文化所接受的重要原因。
　　7、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经学传统。”（《中国文化概论》页281）有人会问了，既然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那为什么佛教还能为中土的士子大众所接受呢？这个问题其实在上面就已经解决了，那就是佛家不尚争执，“以和为尚”，对各家各派不同观点持保留态度，容忍各家各派的存在，容忍儒家的“老大哥”地位，甘居其下，因此才有了容身之地。
　　同时，禅宗又与儒家的一系列道德传统相融，从而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佛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论述一下前文作者的观点：
　　一、前文作者发问：“六祖慧能禅师可算是一个大智慧之人，在他拜五祖弘忍禅师为师时，禅师曾问，你为何入佛门呢？慧能答道，人人皆有佛心。此时的他，正处于唐朝，距战国时期已有很多年了，而我们都知道，在慧能出家之前，他曾是樵夫，并且在小时候未受过教育，那他又所说的又是如何来的呢？”
　　笔者以为，他所说的“人人皆有佛心”，当为“人人皆有佛性”，是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来的，可能受到了儒家“性善论”的影响，不过总体看来影响较小。
　　二、前文作者言：“众所周知，战国时孟子曾提出性善论，即人人皆有善性，那我们可知道，善心与佛心有什么异同呢？在我们的思想中，都认为，只要是佛，都是四大皆空，心存善念，都有普度众生的理念，那么他们也都可以说是性善了。”
　　在这儿我们可以用逻辑学上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来理解，“性善”是“佛心（或曰‘佛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佛心（或曰‘佛性’）”是“性善”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因而二者不是对等关系。
　　三、前文结论：“所以，我有了一个想法，佛学是融合了儒家思想的佛，是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应该说“禅宗是融合了儒家思想的佛教宗派”，或曰“中国佛教是融合儒家思想的佛教”，至于“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应该说是王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更为恰当，因为禅宗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佛教宗派，它与儒家是两个系统，窃以此论不当。
　　以上仅是笔者个人所窃见，难免有不当之辞，望方家不吝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