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藏志》札记

读《西藏志》札记
作者: 邓锐龄
　　《西藏志》是清早期一份关于西藏史地民俗的全面记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向为学术界所公认。现存木刻本，据书前和宁序知原以抄本流传，和宁在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得之于成都，即付刻印。按：和宁当时任四川按察使，正值廓尔喀人侵犯藏境，奉命在成都筹办进藏川军的饷银火药运输事务，其觅得此书，当非无意。但序文自署衔为“关中承宣使者”，署年为“乾隆五十七年”，则此书是在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间（1790—1793）他改任陕西布政使期间所刊[1]。1978年，吴丰培先生任职于中央民族学院，请人刻写，付诸油印，并撰跋文，闢和宁序称该书传为果亲王所著之谬误。此后，西藏社会科学院刊《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始收入原书的影印本，原刻面貌得以广布于世。
　　一、《西藏志》抄本
　　今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犹藏乾隆时抄本《西藏志》，两册，分四卷[2]，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页中折处（版心）记卷之序次。前有“张叔平”、“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二章。末有小真书题跋，字体疏宕，乃龚自珍所书。全文如下：
　　“道光壬午春日，从春庐先生廷尉家借录一通。取布颜罕、库库木罕、叶楞罕三奏与彦诺林亲、噶毕两奏选入续文断中，以备盟府副藏。仁和龚自珍记之。
　　此书无作者名氏，取和泰庵、松湘浦两尚书之书合观之，百余年来西事备矣。珍又识。”
　　按：道光壬午即道光二年（1821）。春庐先生即程同文，曾纂辑《大清会典》，长于地志之学，绘有地图多帧，亦即定庵《己亥杂诗》所称“手校斜方百叶图”者。和泰庵即和宁，松湘浦即松筠，所云“二人之书”，当如有的学者指出，即和宁的《西藏赋》、松筠的《西藏巡边记》等[3]。
　　今以抄本试校刻本数节，知抄本有远胜于刻本之处，如抄本卷之一事迹篇“苏隆藏干布又娶白布国王之女为妾”，刻本脱去“白布”之“布”字；“世祖章皇帝勅赐金册印封为承领西天佛教普觉幹济达赖喇嘛”，“承领”，刻本改作“臣领”；康熙时之达赖喇嘛名曰“甲凹革桑姜错”，刻本误作“申凹”；“四川重庆镇总兵官任国荣”，刻本误作“任国学”；抄本卷之二宴会篇末尾“次贫者亦必一次云”，刻本全脱；卷之三边防篇记颇罗鼐长子赴阿里等三处驻防，刻本误作“门里”；外藩篇记驻藏大臣差员同颇罗鼐所派之噶隆“前赴适中之江则城”解劝布鲁克巴两家息争，地即今之江孜，刻本误作“汪则城”；唐碑篇“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今汉蕃二国所守见管封疆”，刻本皆颠倒作“甥舅”、“蕃汉”等等。
　　二、《西藏志》成书时间
　　吴丰培先生在跋语中据寺庙篇记第四世班禅喇嘛于乾隆六年（1741）坐床，而果亲王允礼卒于三年以证书非允礼所撰。此外抄本卷之三朝贡篇尚云：
　　“今达赖喇嘛颇罗鼐为一班，班禅喇嘛为一班，各间年一次，差额尔沁（elcin,满语，使人之意）进贡。”
　　揆之以《清实录》，此一体制确定于乾隆七年（1742）正月，则知《志》虽然详叙雍正朝事，其定稿应在乾隆七年之际。在乾隆七年以前清人有关西藏著作多为行纪，述青海、云南、四川至西藏沿途见闻，虽李凤彩《藏记概》卷尾叙及拉萨之天时、物产、民俗等，已具志书之雏型，而《西藏志》则立足于拉萨，全方位地观察描述西藏全区之史地风土、政治民情，实为—划时代的开创之作，以故抄本能广泛流传而为后来诸书所取资，也因此为关心边疆史地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龚自珍所重视。
　　三、《西藏志》之文献价值
　　细读《志》首卷事迹一篇，仅2700字，叙述清初至雍正末年间之复杂史实，扼要清晰，不冗不乱，与卷三封爵、边防等篇并读，有可以弥补《清实录》及其它史书不足之处的材料。例如：
　　（1）事迹篇记康熙时初次遣军入藏驱逐准部，北路南路两军皆为准部所败云：
　　“策冷敦多布分兵遏我粮饷，军中食尽，将士枵腹，至哈拉乌素为贼所困，全军饿斃。其提督康泰至拉里之西，为贼僧黑喇嘛诱杀。”
　　此事迄为康雍二朝所讳言者。
　　（2）同篇又记雍正二年（1724）“勅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率领天下释教达赖喇嘛，予以金册印”。按：此一大事不见于《清实录》。始见于雍正末年（1735）成书之《四川通志》卷二十一（西藏）云：
　　“雍正二年，钦颁达赖喇嘛金册金宝，印系西天自在佛总理天下释教普通日赤拉坦（怛）喇达赖喇嘛之印，清字、蒙古字、汉字、夷字四样篆文。”
　　又，约在乾隆六年（1741）后数年内成书之张海《西藏纪述》记印文也多出“大善”二字，“总理”也作“率领”。
　　此一诏书现存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日期作雍正元年六月十日，中间提到札萨克喇嘛嘎布楚罗卜藏巴勒珠尔与藏文《达赖七世传》记雍正帝在木阳龙年（1724）派大喇嘛bkav bcu blo bzang dpal vbyor等，携来圣旨暨金册十六页、印一颗全合[4]。《西藏志》与《达赖七世传》同作雍正二年，当是诏书册印抵达拉萨的时间。
　　（3）同篇又记雍正元年（1723）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遣川滇兵入藏，按：此指青海罗卜藏丹津叛后，年羹尧遵旨派周瑛领川军于年底抵拉萨，郝玉麟领滇军北上驻昌都事，因年羹尧在三年获罪于皇帝，被责令自裁，故同时及后来诸有关西藏史书多删去年羹尧之姓名。
　　（4）同篇又记雍正六年遣查郎阿督率川陕汉军入藏，解决前后藏内战问题，藏地复安后云：
　　“勅封颇罗鼐为贝子，总管西藏事，并议移达赖喇嘛于里塘，以杜衅端。”
　　此处之“以杜衅端”意即防备颇罗鼐与达赖家族因嫌怨再起内乱，这一措辞也是其它史书所未肯明言的。
　　（5）同篇又记雍正七年（己酉，1729）秋，散秩大臣“周瑛被劾回京就讯”，按：此乃周瑛在藏与领军自北路入藏之迈禄不协，且自川军中选人组班唱戏等事为四川提督黄廷桂所揭发弹劾，并由查郎阿、岳钟琪奉旨查实之结果，仅零散见于当时诸臣汉满文奏折[5]。周瑛撤回受审后，被发往驻阿尔泰山清军北路傅尔丹军营效力赎罪，见《平定准噶尔方略》[6]。
　　（6）在雍正七年查郎阿返回内地后，留驻西藏的军队的更换，其决定见于《实录》而执行情况尚不明，于此唯《西藏志·事迹》记载得具体明晰。按：第一次在九年（1731），《实录》雍正九年二月乙巳条上谕云：“查从前派往之兵，系陕西一千名、四川一千名，今陕西兵丁，现有征剿准噶尔之事，难以派往西藏。四川新募充伍之兵甚多，著提督黄廷桂、巡抚宪德酌量于新旧兵丁内拣选二千名，前往西藏，将从前驻藏之兵换回。其弁员等，自总兵以至千、把亦应更换。若大员内一时不得职衔相当之人，可拣选干员，加衔委署前往。“《西藏志》云：
　　“（九年）夏六月，护军统领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寿，泰宁协副将加总兵衔杨大立领川兵千五百来藏换副都统马腊及旧驻藏并台汛川陕兵一千五百名……”
　　据《实录》、藏文《达赖七世传》知杨大立即随查郎阿入藏之一副将武官，曾护送达赖喇嘛移住里塘并至泰宁任护卫之责[7]。但《志》又记：
　　“（十年）杨大立旋因事解京。”
　　此事不见于他书，原因不明。此后，《实录》雍正十年（1732）四月辛卯条记“升湖广宝庆副将周起凤为陕西西宁总兵官，统领四川兵丁驻扎西藏”。壬辰条记“谕兵部，正兰旗满洲副都统李柱，著前往西藏，更换迈禄回京。……约计川兵赴藏换班之期，李柱自京驰驿赴川，与兵丁一同进藏。”而《西藏志》则更详细地说：李柱、周起凤、张可才及游守各二员，兵一千名更换僧格、迈禄、马纪师旧驻川陕官兵，而李柱至甲工（今西藏边坝县加贡）病故，冬十二月，总兵官周起凤领兵抵藏。这是第二次驻藏军队的更换。
　　雍正十二年（1734）又有驻藏官兵内部调整。《西藏志·事迹》云：
　　“其驻扎察木多滇兵全议撤回，汛塘川兵千名内，减撤四百，派都司一员统领，移驻察木多。”[8]
　　现据同年四月初八日革职云南提督，时统兵驻扎察木多之张耀祖奏摺云：“驻察木多地方滇省官兵撤回，定于四月初十日起程，川督黄廷桂命都司杨鹤于四月初七日率兵前来驻扎”[9]，此事得到证实。《志》所谓“汛塘川兵千名”似指驻守川藏全线塘站的川军，从其中拨出四百人移至昌都，自此昌都及拉萨等地全由川军驻守。
　　（7）《志》卷三封爵篇记雍正十年封策零汪盞尔、通巴、钟子三人为头等噶隆，此事《实录》失收。按：策零汪盞尔即《实录》雍正六年十二月丁亥条下记经颇罗鼐推荐，由查郎阿呈报被中央任命为噶伦之策凌旺札尔（Tshe ring dbang rgyal），他即藏文名著《颇罗鼐传》的作者。通巴即《颇罗鼐传》记与策凌旺札尔同在雍正六年（土猴年）被任命为噶伦之屯氏（Thon pa），《实录》雍正六年十二月丁亥条译作色玉特色布腾，《七世达赖传》之Thon pa sri gcod tse brtan。[10]钟子，即《颇罗鼐传》中之ngang stod vbrong dkar rtse pa bstan vdsin no yon，《七世达赖传》之vbrong rtse ba，《实录》乾隆九年三月丙戌条之布隆灿（vbrong rtse ba）[11]。
　　（8）《志》封爵篇又记雍正十二年封达尔札、章陆占巴、巴杂鼐、大衍台吉等为扎萨克头等台吉，按：此封爵事也不见于《实录》，但《实录》记乾隆九年三月丙戌，皇帝为酬赏接待准噶尔入藏熬茶使团有功者，赏给岱绷（按：代本）罗布藏达尔札、章陆占巴、巴札尔鼐、达颜台吉以大缎、官用缎各一端，此四人与《志》所记仅译名不同而已，据《西域同文志》，相应的藏文是blo bzang dar rgyas，lcang lo can pa，pad tshal pa，tva yan thvi ji。[12]
　　《志》抄录了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文，辨认出的字数较雍正《四川通志》所录者为多，这也说明作者虽远居边陲，仍能留意于文献的搜存。
　　全书分三十三篇，长短不一，关于西藏地区的岁节、风俗、衣冠、饮食、宴会、婚嫁、生育、医疗、丧葬、占卜、礼仪、市肆、房舍的描绘竟占全文过半，作为民族志来评价，它可谓在旧新唐书吐蕃传后数百年间罕见的巨作，在18世纪30年代，其引起内地士人的兴趣并非偶然。
　　作者必通晓藏语或与藏人相熟识，书中出现了大量藏语专词的音译，除去山川、部族、官职名称必须借用外，藏族的衣着、装饰、发型的专词音译多达20个，且屡见于风俗、衣冠、兵制、寺庙诸篇，记叙极为细致。此外，像“纵”，作为地方行政一级单位，后来通译为“宗”者，也是首见于此书，此类藏汉文化接触渐趋频繁时的现象，值得语言文化史学者的注意。
　　此书文风朴素自然，虽为人批评为扞格窒碍，大略由于刻本中讹脱或作者行文特点所致。作者记叙事物的始末，中间偶值某一专词或专项，即环绕之而赘加解释，如长流中之洄洑盘漩，确有隔断文脉之病，不过若掌握这一特点，则读来并不感到十分艰涩。
　　四、《西藏志》的作者
　　此书的作者一直是佚名，对此一问题，学术界近年另有所考定，或认为出于果亲王之手之说不可遽废[13]，或认为作者即撰写《西藏见闻录》之萧腾鳞[14]，或认为乾隆二十一年任四川顺庆府同知徐天球写成此书[15]。反复研讨，窃以为此书乃驻藏大臣衙门内某一名（或数名）官员所编，因为
　　（1）据卷二寺庙篇云：“西藏寺庙不可胜数，仅摘其著名最大者而录如右，计康卫藏三处上册有名之寺三千余，支粮之喇嘛八万四千余众。”可知撰作时有全藏档册可用。
　　（2）卷三边防篇中列举玉树纳克书、纳克产、奔卡立马尔、生根物角、浪宕、帕尔六处，每年（由驻藏大臣）派汉官及蕃汉兵驻守，卷四《路程篇》记自西藏（按：此指拉萨）出防至玉树卡伦、纳克产卡伦、奔卡立马尔、生根物角四地的路线上之站名、站间之距离、全程里数，此即雍正八年中央准驻藏大臣马喇的建议，配合西北前线对准噶尔的攻防战略，每年由驻藏大臣之一员，带领驻藏官兵及藏军，北上分防各要塞的行军路线之记录，当时应是军事机密，但自雍正十一年以后仅腾格里海尚由藏军驻防，其余出防各处制度全废。作者必从回到拉萨的官兵处得悉路程或根据档案逐一抄录。卷四又有自西藏至布鲁克巴（按：今译不丹）札什曲宗的路程，计十七站，共一千四十里，而在另一名异实同的书《西藏考》（详下）的末尾也有同样一条记载，仅数站译名稍异，但在条前标题云：
　　“雍正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差千总李仁赍勅印赐布鲁克巴诺彦林亲三部落，从西藏起身至布鲁克巴路程”
　　文中“西木多”一站后说明：
　　“此西木多即诺彦林亲避暑之处，所颁赐勅印，诺彦林亲即在西木多接领。”
　　这有力地证明《西藏志》的作者采用了李仁往返的行程的记载。
　　（3）卷三附录云：
　　“乾隆二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统志》，内开：达赖喇嘛在布达拉、白勒蚌庙内居住，郡王颇罗鼐管辖卫、藏、达格布、工布、卡木、阿里、西拉果尔等处共大城池六十八处，共百姓一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寺庙三千一百五十座，共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六十众。班禅额尔德尼在札什隆布寺内居住，管寺庙三百二十七座，共喇嘛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一众，境内大城池十一三处，共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仍归郡王统属。……
　　一布鲁克巴，即红教喇嘛地……
　　一巴尔布（按：即尼泊尔）三罕……”
　　按：《清实录》记乾隆五年（1740）新修《大清一统志》书成，则此三条正是藏臣衙门遵理藩院下达之命写成的调查资料，被作者全部原封不动地采录。（白勒蚌庙，全书本作“哲蚌寺”；卡木，本作“康”）
　　（4）卷三外番篇全录巴尔布三汗奏书、布鲁克巴的诺彦林亲、噶毕两家奏书，一共五件，本来是雍正十二年由贡使携带并有驻藏官员护送，送去北京的，但皇帝云道途辽远，往返需二年，叫这五部贡使从拉萨返回，奏书贡物则收下[16]。这几份汉译文件应是译员（大概由藏文译出）之作，招徕远人，意义重大，全文保留归档。看来，作者必在拉萨驻藏大臣衙门多年，通汉藏语文，否则难得接触以上这样重要的档案材料。
　　如上文所述，此书记物产风俗以拉萨为中心而遍及八方，敘岁节行事则依藏历之月日而长亘四季，写婚嫁、礼仪、宴会殆若作者出席，亲临其境，非久居拉萨且与藏族各阶层往来频仍者所不能道。唯事迹篇远征古史辄暴露其浅学无知，而可能是作者博古不足，且在边徼无典册可据的缘故。甚至将唐三藏、猪八戒取经传说写入，殆是本人喜爱民俗，不肯割弃。以出身进士（乾隆十年三甲第一百七十三名）入藏办事之徐天球，任职游击长驻昌都之萧腾鳞，乃至天潢贵胃博学能文之果亲王都不能有如此便利条件写成这样反映藏区全面实际的书，而且如果写出，因文化素养有高低之别，作品的内容、编排及风格必然迥异。
　　五、《西藏志》与《西藏记》
　　与《西藏志》名称仅一字之差，目次互异，内容几乎全同的有《西藏记》二卷，无著者名，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刊入《龙威秘书》第九集。唯多增乾隆十五年（1750）颇罗鼐子朱尔默特那木札勒谋逆伏诛数句，赘记于事迹、封爵二篇之尾，但误作十六年，则其流传应在《志》后。唯《志》记程途有十七条，此书仅有自成都至西藏（指拉萨）、自西藏至后藏札什伦布程途两条，但前一条夹注较《志》增加了许多内容，如里塘台下说“昔日年公筑有城堡，欲安设官兵，未行。”此处称年羹尧为“年公”。又边坝塘下说，“自昌都至此皆有汉人寺，传为吴□□所建”，空白两字即（吴）三桂，颇值得注意。
　　吴丰培先生又据《西藏记》校补《西藏志》，将《西藏志》与《卫藏通志》合刊，由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铅印。
　　六、《西藏志》与《西藏考》
　　清光绪年间赵之谦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第二集中收《西藏考》一卷，赵氏序谓“不著撰人姓氏，盖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随笔记录之册”。按：此书中记事已至乾隆元年（1736）三月，内容仅七项：（1）巴尔布、布鲁克巴奏书，（2）七十九族之分辖青藏经过，（3）唐蕃会盟碑全文，（4）康熙御制平定西藏碑文，（5）路程，以上五项文字与《西藏志》几乎全同。而（6）康熙五十九年冬指挥入藏军队将官之一噶尔弼所撰记功碑文，（7）雍正六年查郎阿记功磨崖文以及八年周开捷、七年马纪师二将之磨崖题词两项皆为《西藏志》所未收。比较二书，有关路程台站中的若干地名，音同而译异，昌都，说板多、拉里、江达各站驻扎汛兵数字，《西藏考》所记较《西藏志》更接近雍正朝中期情况，似两书共有一祖本。两书都把康熙御制碑文置于卷中，而上述之《西藏记》及后出诸书则恭列之于卷首，于此可证《志》与《考》尚保留原始面貌，未多有顾忌也。
　　七、《西藏志》与《西宁府新志》
　　与《西藏志》问世约同时，有杨应琚纂《西宁府新志》，杨在雍正十一年任西宁道，乾隆元年再任，据书前自序云自乾隆丙寅（十一年1746）。秋七月至丁卯年（十二年1747）夏五月，历时十一个月而脱稿。此书木刻本卷二十一《武备志·西藏》叙历史事跡止于乾隆十一年，与自序合。其中记山川一项下之禄马岭、瓦合一柱剌山、过脚山之双行小注皆与《西藏志》文全合。户口项记颇罗鼐所管前、后藏部落人民寺庙喇嘛之数字也全同《志》文。人事项下记卜筮、交接礼仪，天时项下之历法，寺庙项下之仍仲宁翁结巴寺，撒家寺、热正寺之双行小注，剌麻一项末尾八名活佛以及《刑法》全项都与《志》之相应文字全同，殆杨应琚纂修时已经见到《志》之手抄本，加以采择，故知《志》成书在乾隆七年，到十一年时已迅速流传于内地了。
　　八、《西藏志》与《西藏见闻录》
　　稍后于《西藏志》而成书者又有萧腾鳞著《西藏见闻录》。萧氏为武举人，乾隆二年（1737）任游击，统领官兵驻镇昌都，长达五年，乾隆九年（1744）辞归故里，仅以三年时间撰成此书，本意藏之家塾以示子孙，迨卒后其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编竣并请名流同乡诗人蒋士铨，诗人学者袁枚等作序，版本校勘学家卢文弨撰写书后，刊刻行世时间已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现存赐砚堂刻本，分二卷，存于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此书有二十篇，以二字标目，目名与内容与《西藏志》基本相同。张羽新教授《〈西藏志〉即萧腾鳞所著〈西藏见闻录〉考》已详论此事，谓二书皆出于萧氏手笔[17]。赵伍教授《〈西藏志〉著者辨》认为张君所提出的依据和所进行的论证都存在问题，不能作出《西藏志》即《西藏见闻录》，两书实为一书的结论，并论定《西藏见闻录》的材料多采择于《西藏志》，也就是说萧腾鳞是在《西藏志》的基础上撰写出《西藏见闻录》的[18]。以萧氏书与《西藏志》对勘，深感赵君之说为是，现拟作一些补充。
　　（1）两书行文之风格不同。比较起来，《西藏志》朴素无华，而《西藏见闻录》（下称萧氏书）则多施文彩，甚至矫揉造作，故作高深。例多不能遍举，仅举四例如下：
　　西藏志
　　[瓦合一柱拉] 不甚陡而路险难行，一连四山相接，绵长百六十里。四时积雪。有深数十丈之窖。行其上愁云瘴雾，日色惨淡，鸟兽藏迹，别是一天风景。按康熙五十九年云南官兵三百余员名至此，山下札营，一夜风雪，人马尽僵。离洛隆宗四日。
　　[赛瓦合拉] 虽不甚陡而绵亘百余里。四时积雪，有烟瘴，离砂工拉四日。过山二日至说板多，又二日至洛[隆]宗。北通青海，南接咱义，堪称重地。间有夹坝，出没其中。
　　[鲁工拉] 不甚陡峻。途长百余里。盛夏积雪不消。累有数仞深者。烟瘴甚盛。最为难行。道旁之人畜骷髅弃途填壑，不知凡几。离拉里一日。
　　[岁 节] ……二月三十日，布达拉悬挂大佛，其佛像系五色缎堆成。自布达拉第五层楼垂至山脚长约三十丈。将大召中所有宝珠金珠器皿陈列。喇嘛装束神鬼诸妖各番国人物牛虎象等兽。转召三次，至布达拉大佛前，各跳午歌唱。如此一半月间始散。乃其地之春戏。神鬼人兽等衣着，颇为精彩华丽，其宝玩无穷，不能枚举。
　　西藏见闻录
　　[瓦合一柱拉山] 险峻难行，一连四山攒集，矗立雄挺，绵亘百六十里。积雪数十丈。行至其巅，阴云斑驳，黯雾凄湿。传康熙五十九年云南官兵五百余骑，驻营于此，一夜风雪，人马尽没。
　　[赛瓦合山] 不甚陡。绵长百里。积雪。烟瘴难行。过山二日至说板多。又二日至洛隆宗，北有青海之径，南连杂义之区。更防萑苻为害。
　　[鲁工拉山] 长百余里，途不甚陡。四时积雪深数丈。烟瘴最厉。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彭勃蒸熏，故中人如病瘧状。其地人畜骷髅，填满沟壑，行者策马趋过，不忍睨视之。
　　[时 节] ……二月三十日，布达拉县大佛像，系五色碎缎积成，长约三十余丈，自五层楼垂至山麓，华美庄严。并陈列大召库内留存宝玩，金珠璎珞，幢幡伞扇。喇嘛裹巾傅粉墨装，扮神鬼。所服者冠裳介胄，羽衣衲帔褦襶之属。所执者刀槊麾盖，旌旗佩帨之属。凡斗跳坐立偃仰之状与夫扬袂蹙裳喜悦悲恚之情，不一而足，皆有声有色，尽态极妍，如是者匝月始散。
　　萧书不仅将《西藏志》中的藏语音译“拉”改为“山”，“夹坝”（匪）改为古奥的“萑苻”，而且在积雪高山上增加了“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在喇嘛化装上增加了所执之“刀槊麾盖，旌旗佩帨”，总的看来，萧书是对《西藏志》做了文字上的加工，力求华丽古雅而不惜失实。古人云“绘事后素”，必先有椎轮其后才有大辂，故《西藏志》成书应在萧书之前。
　　（2）两书之内在体例不同。如《志》之“山川篇”以拉萨为中心分别记载东西南北四方之山川，层次清楚，而萧书则以山、川、海三类漫记，将与西藏无关之青海之湟水，也加入其中。两书之记山名，《志》以前藏为始点，自西向东记十四座山名至折多山，而萧书则反方向自折多山自东向西记至濯拉山。又如《志》之赋役篇记西藏各地向商上纳税及服力役，因对清廷无正赋，故朝贡篇记达赖喇嘛颇罗鼐为一班，班禅喇嘛为一班各间年向北京进表贡物，而萧书之贡赋条即将二者并合为一且语焉不详，更袭张海《西藏记述》文，列入巴塘、里塘、瓦述、打箭炉这些不在西藏之内的地方土司设置的经过及向清廷纳税名色数字。
　　（3）萧书之显著讹误处不少。按：张羽新君曾以二书对比指出《志》之讹误或简略处共十项，赵伍君则认为此多为后人标点改动补缀使然。今试检二书则发现有《志》不误而萧书错误者，或《志》无而萧书增添致误者。如雍正九年九月班禅喇嘛颇罗鼐犒送驻藏官兵酥油、炒面牛羊干粮等物，《志》缺载而萧书误作达赖喇嘛，是时达赖喇嘛尚远在四川噶达。《志》记疆圉谓北至准噶尔，“由克里野山脚、纳克产隘口，北通哈具得不忒尔，又北至木鲁乌苏摆渡等处，乃交往西宁大道”。而萧书云：“克里野大山北通哈且得不忒尔，直至哈拉乌苏摆渡处，交甘肃西宁大路矣。”误改作黑河地区之哈拉乌苏。《志》记寺庙有多尔吉拔姆宫，谓在羊卓白地海中，海中有山，山上建有此寺，而萧书云：“羊卓白地海，合查灵、鄂灵二海子，广袤百余里，土人传海中有岛屿，上有多尔吉拔姆寺”，竟将黄河源头之二湖移至西藏之山南地区。《志》记布达拉谓“西殿有黄帽喇嘛之祖师宗卡巴手足印在一黄酥油上日久不化”，萧书盖嫌其不经，改作“殿中敬奉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而不知此碑乃在布达拉宫之外。《志》列《纪年》、《岁节》二篇，萧书则并合为“时节”，且“谓藏地未颁正朔以前，惟知以地支属象纪年”，是则认为中央颁历书于西藏，令其遵行矣。《志》之《刑法》篇谓“西藏相沿番例三本，计四十一条”，而肖书刑法条谓郡王铸刑书三本，载四十余条，改传统之法律为颇罗鼐始创。
　　（4）两书在表露作者个人感情上之歧异。按：《志》一般客观地记录现象，间有歧视少数民族之语词，只见于行文遣词中，而萧书则特嗜议论，在兵戎、嫁娶、医卜、丧葬、喇嘛各条叙事之后都加以分析批判，尤其丧葬一条竟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谴责天葬风俗而宣扬其在昌都任职时检埋骸骨转移旧习之功。萧氏久居昌都，在程途条中写自昌都至拉萨两条路途，除塘汛地点下增注官兵人数外，与《志》无大歧异，且在槎木多（昌都）下仅注记驻扎官兵有游击、守备、把总及粮务各一人外，兵数全无，这也很奇怪。
　　若云萧氏先写草稿，流传为《西藏志》一书，后出其增订本，刻成《西藏见闻录》一书，此绝无可能，何以草稿无大误，而修正增饰之后反而有严重错误。若云《西藏见闻录》为定稿，完成在前，后为普及起见改用通俗易晓之文字，是为《西藏志》，也不可能，何以普及本《西藏志》收入许多档案材料包括碑文外邦奏疏等等，而《西藏见闻录》反而不取。以一人而能写出内容大致相同而风格迥异的两书，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看来，极有可能是萧氏自昌都返里时已携归抄本《西藏志》之类，暇日利用此类无名氏作品，分合增删改写为《西藏见闻录》。
　　在《西藏志》抄本问世约五十年后，正值清军自西宁出口，入藏征伐廓尔喀，内地又涌起研究西藏史地文化的热潮。《卫藏图识》五卷成书付梓适在此时（乾隆五十六年，1791）。作者盛绳祖、马揭在《例言》中说，他们在编集时曾征引了《西藏志》抄本。
　　稍后约十年，大致在嘉庆初年至六年之间（1796—1801）[19]，《卫藏通志》十六卷编成，在书前《提要》里也明记：
　　“旧藏志，戊申年得自成都，抄本，所载程途、风土、山川颇详，随笔采择，另择分门以记。”
　　这适与刻本《西藏志》前的和宁序相合，则和宁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奉命任驻藏大臣时固已携带《西藏志》入藏了。《提要》此条曾被张羽新君用以考证和宁当为《卫藏通志》的作者[20]，如云和宁乃监修人或纂辑人之一，殆无可疑。如此，和宁既将抄本《西藏志》刻印行世，及在监修《卫藏通志》时，又视《西藏志》为“旧志”，即手下修纂的新志之因依，而迄未标出著者姓氏，足见其兢业不苟。由此看来，《志》必是驻藏大臣衙门中人，利用奉命向中央提供有关资料以便纂辑《大清一统志》的时机，将档案资料编集而成的[21]。因其字数不多，约三万五千字，又无图谱，无论钞本或刻本，较易流传，也易为同时及后来诸书所采用。
　　至于《卫藏通志》，在它编成后迟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始付梓行，收入袁昶《渐西村舍丛书》，扉页上印“光绪丙申据写本印”，此“写本”流传甚少，吴丰培先生对此已有所考证[22]。因此，道光二年（1821）龚自珍未及见此书，其所云和泰庵、松湘浦二尚书之书，当指此二人分别的著作，而非指《卫藏通志》。此后，在道光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844—1846），学者姚莹两至乍雅（今昌都地区察雅）查办正副呼图克图纠纷事件，其沿途日记即《康輶纪行》中所参考节抄的书籍也只有《卫藏图识》等而无《卫藏通志》了。
　　(原载2005年第2期)
　　[1]《清史稿》卷353和瑛传，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布政使年表、按察使年表，《卫藏通志》卷十三上乾隆五十三年条。
　　[2]乾隆时抄本乃国家啚书馆善本部所定。共四卷，卷之一事迹，卷之二疆圉等二十一篇，卷之三封爵等十二篇，卷之四程途。吴丰培《〈西藏志〉版本异同考》，《中德学志》第5卷第4期（1943），列木刻本一种，旧抄本两种，尚未能见到此善本。
　　[3]《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8页《最录〈西藏志〉》。
　　[4]《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40项。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十五册第51页，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黄廷桂折；第424—427页，五月二十七日岳钟琪、查郎阿折。
　　[6]《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二十。
　　[7]《清实录》雍正六年十一月己巳条。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第138页之杨大老爷（yang tva lo ye），疑即杨大立之讹称，146页之杨副将（yang hu jang）。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十二《武职官》“泰宁协副将杨大力，山东武进士，雍正七年任。”
　　[8]《卫藏通志》卷十三上采用《西藏志》此文，改汛塘作里塘，非是。乾隆时成书之《西域遗闻》（陈克绳撰）云：“雍正十二年五月议撤驻察滇兵一千名，即于川省塘兵五千内派四百名，以都司率领驻察。”
　　[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6册，第128—129页。
　　[10]汤池安译《颇罗鼐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1、332页，藏文本《颇罗鼐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601、660页。
　　[11]汤译《颇罗鼐传》第381页，藏文本第754页，蒲译《七世达赖传》第179页。
　　[12]《西域同文志》，乾隆二十八年奉勅撰，卷二十四。
　　[13]赵伍《〈西藏志〉著者辨》，刊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3期1998年6月。
　　[14]张羽新《〈西藏志〉即萧腾鳞所著〈西藏见闻录〉考》，《文献》1986年第1期。
　　[15]谢晖《乾隆〈西藏志〉作者小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6]《清实录》雍正十年八月壬午条。
　　[17]张羽新《〈西藏志〉即萧腾鳞所著〈西藏见闻录〉考》，《文献》1986年第1期。
　　[18]赵伍《〈西藏志〉著者辨》，刊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3期1998年6月。
　　[19]《卫藏通志》之编修与和宁在西藏任驻藏大臣时间应该一致，和宁离任在嘉庆六年。此笔者之臆测。
　　[20]张羽新《〈卫藏通志〉的著者是和宁》，《西藏研究》1985年第4期。
　　[21]房建昌君《藏北三十九族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已指出《西藏志》“应为官修”，惜未论证。
　　[22]吴丰培《〈卫藏通志〉著者考》，《史学集刊》1936年第1期，又见《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