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成就

佛教在中国的成就
　　（1956年10月）
　　赵朴初
　　佛教在中国的成就，可以从下列的几个方面来看。
　　(1)宗派的兴起
　　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了长期的吸收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各宗派先后兴起，呈现着千花灿烂的景象。
　　依据鸠摩罗什传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研究讲习以形成的学派名叫“三论宗”。它的宗义，是从真空的理体方面揭示一切五蕴诸法缘生无性，彻底破除三毒迷惑，以建立一切无所得的中道正覌。这一宗，实际就是印度中覌系统的流派，龙树、提婆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依据玄奘传译的“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唯识论”而研究讲习以形成的宗派名叫“法相宗”。它的宗旨是广泛分别万有性相，阐述诸法因缘体用，修唯识覌行。这一宗实际就是印度瑜伽系统的流派，无著、世亲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在印度经论的基础上，将佛陀教义加以系统的组织发挥，形成巨大的学派的有天台宗和华严宗。天台宗的最重要人物是六世纪的智者大师，他总结了以前传来各派学说，将佛教教义加以精密的整理，发展了大乘圆顿思想。华严宗的最重要人物是七八世纪间的贤首国师。这一宗依据华严经教义着重阐明法界缘起的道理和覌行的方法。
　　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突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修习的，不是古来传承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法门。相传这宗的禅法是五世纪的菩提达摩由印度传来的，至七、八世纪间由六祖惠能的弘扬而兴盛了起来。到十一世纪以后，它和净土宗一直是中国流行最广的两个宗派。
　　由于简便易行，能摄受广大群众，净土宗在中国得到特殊的发展。这一宗是依据无量寿经等，提倡覌佛、念佛，求生净土而形成的宗派。五世纪的慧远是它的创始者，六世纪的昙鸾和七世纪的善导是它的重要的弘扬者。
　　在戒律方面，依据昙无德部四分律而加以大乘教义的解释，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律宗”的学派。它的重要人物是与玄奘同时的道宣。由于这一宗的盛行，中国僧人们在修习大乘三学中，仍注重上座部戒律的止作二持的遵行。
　　八世纪中，印度的瑜伽密教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的介绍，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的密宗。
　　这便是中国汉语系佛教的八大宗(此外还有专宗俱舍论的俱舍宗，专宗成实论的成实宗，以及专宗摄论、地论、涅槃经的各宗派，都曾一时兴起，但不久便失去传承，或拼入他宗了)。
　　藏语系的佛教，也先后有不同教派的兴起，由于讲学、论辩风气的普遍，各教派———宁玛、迦当、萨迦、迦举、格鲁、觉曩、希吉、觉宇、霞鲁———各有它的特出的学说和修持方法。尤其是格鲁派，是十五世纪的宗喀巴继承上代的成就，在学说上加以整理和发扬、在僧伽制度上加以整理而创立的教派，在今天蒙、藏族地区，最为盛行。
　　巴利语系佛教在中国也有几个不同的派别，但这些派别只是在律仪上有程度的不同，而不是学说上的派别。
　　佛教各宗派学说，经过广泛的研究和弘扬，对中国思想界曾起了巨大的影响。举宋明理学为例，很明显地它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剌激和影响而产生的。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当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起、章太炎等，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学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的平等、慈悲、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
　　近代佛教学术风气的倡导者是杨仁山(1837———1911)。为了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主办的金陵刻经处曾经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国已经遗失的法相宗重要著作，因而使法相之学得以复兴。金陵刻经处同时是他的讲学的场所，谭嗣同和章太炎都在那里听过讲。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其中突出的是欧阳竟无居士，专精于法相唯识之学，他在南京主办的支那内学院，成为当时法相学的重要研究场所。与欧阳齐名的法相学研究的提倡者在北方有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居士。
　　近代高僧中著名人物有月霞、谛闲、印光、弘一等，分别弘扬华严、天台、净土、律宗之学。提倡僧众教育最力的是十年前逝世的太虚法师，他是一位博学的佛教活动家。在过去的佛法黯淡时期，他们的努力是值得忆念的。
　　(2)文化艺术上的影响
　　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喜爱，被纯粹地为着文学目的而研读着。我国近代文豪鲁迅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百喻经，这部经所叙述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译为语体文发表在今天的报刊上。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的方法。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为佛化普及的目的而盛行于古代的歌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变文，这就是把佛经内容演为便于讲唱的通俗文词。敦煌发现各种变文，都是文辞酣畅，想像力很丰富的大众化文艺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在。此外还有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这种朴素而活泼自由的口语体，后来被宋明理学家仿用而产生了各种语录。总之，佛教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是丰富多采的。
　　随着佛教的传入，建塔造像的艺术很快地便风行于中国各地。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的报恩寺塔，都是在公元二世纪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四世纪到六世纪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壮丽的塔寺建筑。世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云岗、龙门以及其他同等重要的石窟寺———这些古代雕塑壁画艺术的宝库，西自新疆、东到辽宁、南到江南，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工程，随后继续了数世纪之久。在中国，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印度式的，但也有许多变化；一类是中国式的主要是采用中国原有的楼阁形式而建筑的。研究中国建筑艺术，寺塔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于佛教造像，在取材与造法上种类也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银、铜、铁的铸像，有泥塑像，有锤鍱像，有夹紵像，有砖像，有瓷像，有绣像，有画像。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作风而发展成为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绘画主要是壁画。现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供给了我们丰富的宗教、艺术和历史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替。正如文学中之有变文一样，佛画中的“经变”，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如敦煌石窟中的演绘维摩经的“维摩变”，演绘净土经的“净土变”等，都是十分精采生动的大作品。经变画的兴起，使壁画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因而唐代佛寺壁画之盛，达到极点。当时名画家辈出，有姓名有纪载的数十人中，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般若和禅宗思想的影响，很有关系。佛教版画随着佛经的刊印，而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在大藏经上面的佛画。
　　伴随佛教以俱来的还有音乐、天文、医药等。1955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的古代天文学者一行，就是八世纪的一位高僧，他是由印度来弘传密宗的善无畏的弟子。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公元二世纪时，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七世起初，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赠送给中国佛曲十种，并派来乐工32人。中国唐代的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小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这些事实说明佛教在中国不仅是开放了它本身的智慧之花，而且伸张到文化各方面的枝叶也是非常茂盛的。
　　(3)国际友谊的建立
　　上面所说的一切，已经说明了古代佛教徒在国际友好关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提到中国和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锡兰、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朝鲜、日本诸国的悠久深厚的友谊，都不能不联系到我们这些国家的佛教关系史。从史籍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佛教的往来在我们的古代国际往来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也可以看到甚至政府间的礼使往还，也多是与佛教有关的。当我们读到一千四五百年前师子国(今锡兰)、盘盘国、楞伽修国(今泰国南部的两个王国)和扶南国(今柬埔寨)的国王们写给中国皇帝们的信札时，我们不能不惊叹它们的充满佛教语气的内容，而且注意到当时他们的馈赠几乎全是佛像、佛塔、舍利、菩提叶之类的佛教法物。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五世纪初锡兰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是一位佛教僧人，他是带了一尊珍贵的玉佛像，走了十年方始到达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的，十三世纪时，尼泊尔派到中国来的文化使者著名艺术家阿尼哥也是一位佛教僧人，而十四、五世纪中，我国两次派到尼泊尔和多次派到日本的友好使节都是由僧人充任的。唐宋时期我国派到印度去的使者主要都是在那里进行佛教活动，而1378年明太祖派到印度去的一位使者是当时有名的高僧宗泐。这都是佛教徒直接担任国际友好使命的史实。
　　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友谊建设工作。通过佛教徒的往来，中国不仅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同时也尽了输出文化的责任。在较早时期，中国的纸、丝织品、绢扇和陶器便已达到西域和印度。隋唐时中国的书法和画法，影响了印度的绘画艺术。中国的音乐也在那时传入印度，当时印度的戒日王曾对玄奘称叹我国“秦王破阵乐”的曲调；中国高僧的著作“大乘义章”和中国古代哲学著作“老子道德经”先后由菩提流支和玄奘译为梵文介绍到西域和印度。印度已失传的相传为马鸣菩萨所著的“大乘起信论”也由玄奘由中文重翻为梵文送还印度。随着佛教由中国传到越南、朝鲜和日本，中国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密宗、法相、三论各宗派都盛行于三国。隋唐时期，朝鲜、日本，均派僧人来中国留学，日本留学僧中最出名的空海是日文字母的创制者，他仿效梵语的声韵而假用汉字来制成字母。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曾起了主要的媒介作用。公元九世纪唐武宗灭法以后，中国丧失了许多佛教书籍，在随后一千余年中陆续从日本取回，近代日本佛教学者对于佛学的研究著作，也给与了我们很多的益处和便利，这是我们应当感谢的。
　　我们佛教徒应该为我们的先辈感到光荣。他们不仅在佛教事业上，而且在人类文化事业上，人类友好事业上建立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不仅翻译了几千卷的经论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为中国和印度及其他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共同遗产，而且热心地相互传播了各自民族的劳动和智慧的花果，从而丰富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虽然相隔了千数百年，一提到他们的名字，不能不唤起我们这些国家的人们相互间亲切、诚挚的感情。特别是在亚洲各国的友好合作日益恢复发展的今天，我们佛教先辈们辛勤努力所成就的许多历史业绩，不但重新显现了它的光辉，并且继续起着新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作者著《中国的佛教》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