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禅解》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周易禅解》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已故当代易学专家黄寿祺教授早在1984年首届中国大陆《周易》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就指出：“我们今天来研究《周易》，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继往，一是开来。在继往方面，我们应该研究《易》卦的起源和《易》学的发展历史，(除了)《四库提要》所总结的两派六宗之外，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易》学和道教的关系，佛教的关系，史学的关系，文学的关系，民族学的关系，考古学、文字学的关系，在自然科学方面，它和天文、地理、历算、乐律、兵法、医学各方面都发生过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把他合理的因素好好地继承下来。在开来方面，我们必须同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遗传工程学、信息论等等尖端科学好好地沟通起来，做到中西文化的密切结合，开创这一代研究《易》学的新局面。”［1］这番话充分体现了一代易学名家对未来易学研究的远见卓识。回顾前二十年，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在继往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易》学与道教、佛教之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开拓和进展。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易》学在继往方面的研究，仍有不少问题值得继续深入加以解决。其中，易学与佛学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值得研究而又难以深入的问题之一。
　　易学与佛学都是东方文化的显学,也都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中国，易学源于先秦，流变后世，长盛不衰；佛学发端于古印度，汉代传入中土，历代奉传，发展不绝。东汉以降，本土易学与外来佛学并行于世，同为我国古代学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思想传统影响至深。但是，《周易》是儒家经典，有与佛学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许多基本观点和思想范畴难以融通。所以，易学与佛学这两大学术体系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联系很不密切。在儒、道、佛逐步融合的趋势下，一些学者才开始注意到这两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并努力运用各种理论试图加以阐明。尤其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繁兴，促使更多的学者开始作沟通《易》与佛的尝试。在以禅解《易》方面，先是宋人王宗传、杨简开其端，后是明代不断有后继者，以至晚明时期以心学、禅学解《易》之风开始盛行。在晚明愈演愈烈的以《易》解禅和以禅解《易》之风影响下，出现了不少沟通易学和佛学相互关系的著作。其中，智旭作于明清之际的《周易禅解》，成为当时学者援儒证佛、引禅解《易》的范本，因此被公认为研究易学与佛学关系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周易禅解》的作者蕅益智旭(1599—1655)，是晚明著名的四大高僧之一。智旭生平著述宏富，但大部分是释解佛经的论著，《周易禅解》是他留下的唯一一部关于《周易》研究的著作。从目前的资料看，《周易禅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大量运用佛学思想全面解注《周易》经传的著作。据作者书前《自序》所言，此书初创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仲冬，“蕅益子结冬于月台，禅诵之余，手持《韦编》而笺释之。”在《自序》中作者还指出了著书的目的：“吾所由解《易》者，无他，以禅入儒，务诱儒以知禅耳！”可见作者有试图借助《周易》来融合儒学与佛学的思想意图。据作者《易解跋》称，是年游温陵(今福建泉州市)之月台，因“有郭氏子来问《易》义，遂举笔属稿，先成《系辞》等五传，次成上经，而下经之解未及半，偶应紫云法华之请，旋置高阁，屈指忽越三载半矣。”时至乙酉年夏，即清顺治二年(1645)，作者于石城(今属江苏南京)又续解之，始竟前稿。故此书之撰述，历明末至清初，作者的思想感受也伴随时间地域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发生明显的变化，正如作者《易解跋》中所说：“嗟嗟！从闽至吴，地不过三千余里；从辛巳冬至今夏，时不过一千二百余日，乃世事幻梦，盖不啻万别千差。交易耶？变易耶？至于历尽万别千差世事，时地俱易，而不易者依然如故。”也许作者正是由此得以深明并贯通佛学“常与无常”之义和易学“易与不易”之理，并把这些心得体会诉诸于此书，从而为世人揭开佛学与易学的隐秘联系拓展了道路。书成之后(大约在顺治年间)，作者门弟子释通瑞为之刊刻印行，始流传至今。
　　综观此书的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与一般常见的《易》学著作有所不同的是，作者在解说和分析《周易》经传思想时，不仅把佛学的各种思想渗透进去，而且大量运用佛学的语言词汇，增强了内容的表现力。如此以佛解《易》，虽不免牵附之嫌，亦可见作者融通佛《易》思想的聪明睿智和良苦用心，正如易学专家黄寿祺教授点评此书时所说：“今考其书，援引禅理，间虽不免傅会，然亦颇有可取者……立说皆非尽恍惚虚无，书内类此者多，未可以其援禅入儒而悉非之。”［2—P45-46］我们还应该看到，《周易禅解》一书熔易道、佛理于一炉，化仁爱、慈悲于一体，无论是对易佛关系的深刻揭示，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确实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无疑更应该是我们后人不可“非之”而应“借鉴研习之”的主要原因。由于该书既是以儒家经典《周易》为依托，又充满了浓厚的佛学思想，以致以往都不太为佛学研究者和易学研究者所重视；更主要的是缺少可以兼通佛与《易》的专家来研究此书，以致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所以今天读者对该书的了解仍有失全面和系统。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易学和佛学关系比较的角度，对《周易禅解》的研究情况作一些探讨。
　　一、《周易禅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易学与佛学的关系研究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一个难题。《周易禅解》研究实际上是易学与佛学关系研究的一个子课题，所以对其研究情况的回顾，还必须从易学与佛学关系研究的历史入手。易学与佛学产生的年代相近，但在本源上的关系却极其间接，在支流上的关系也非一触即有。易佛关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佛学东传是这一关系形成的契机，佛学扎根中土是这一关系形成的标志。易佛关系从形成交涉到互动发展，是从观念开始向理论过渡的，这之间经历了较长的过程。佛学的中国化和易学的多样化是其发生交涉和互动的重要前提，而理学和心学的出现则是其在理论上发生关系的重要基础。从东汉“以易理解佛”到隋唐“以佛理解易”，乃至宋明以来“易与佛互证”，易学与佛学之间的关系若明若暗地交涉了近两千年。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关系史中，彼此的互动促使了各自的变异与发展。虽然一度出现过融通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彻底完成彼此的交通，仍就在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共同构成中国学术的伟大传统。
　　翻开易学与佛学关系交涉史，从六朝时期东传佛学与本土易学的早期结合，到今天学术界对易佛关系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么一些主要现象：易学自汉代开始发生变异，至六朝时期其学说逐渐演变为三大体系：一是以汉代象数学为主的预测学；二是以义理学为主的玄思学；三是以方术学为主的修炼学。佛学自汉末传入中土以后，至六朝时期其学说已呈现出两大体系：一是小乘禅学；二是大乘禅学。在隋唐以前，通过寻找译经与伪经中的易理思想，探讨玄学潮流中的佛易比较，总结早期佛学家的易学观，我们也只能约略知道一些早期易佛互动的个别史例，如北魏僧人昙靖编撰的《提谓波利经》即以易学阴阳五行学说与佛教有关戒律相配而为说。隋唐以来，随着易佛关系的互动与发展，尤其是易学思想与中国化佛学的相互影响，易佛关系日益融通：在佛家方面，如智顗的易佛关系论、李通玄援《易》解《华严》、石头希迁以《易》著《参同契》、云岩昙晟著《宝镜三昧》、宗密的易佛会通思想、紫柏真可《解易》对佛易关系的理解，智旭引禅解《易》著《周易禅解》，主要是从佛学的角度来理解易佛关系；在儒家方面，如宋儒杨简《易传》、王宗传《童溪易传》、明儒心学解《易》派的著作，主要是从易学的角度来理解易佛关系。易佛之间的不断互动，对近代各学派的思想仍有较大影响，如太虚大师对易佛的理解，章太炎比勘易学与唯识，熊十力的新唯识学理论，都对易佛关系有比较成功的研究。随着易学和佛学影响面的扩大和影响力的增强，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明显得到重视。但这两门学问的博大艰深却使不少学者望而却步，以致难以出现研究的热潮。易学的传统师法门派思想与佛学的浓厚宗教信仰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它们之间的比较与联系。与易佛关系相关的研究材料相当零散稀少，更使有志沟通易佛的学者举步维艰。近二十多年来，伴随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易学和佛学的研究都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个别学者已开始致力于易佛关系课题的研究，如潘雨廷《易与佛教》、释本光《禅与易：周易禅观顿悟指要》、王仲尧《易学与佛教》、夏金华《佛学与易学》等著作都有了初步的学术创获。但从总体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史料的挖掘，还是关系理论的建构，抑或是局部思想的比较融通；更为欠缺的是如何从大文化、大哲学的层面上来解决这一关系的史论问题和价值问题。
　　《周易禅解》的研究，主要是在易佛关系研究的层面上展开的。《周易禅解》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无专著问世。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有关《周易禅解》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惟独黄寿祺《易学群书平议》书中有《周易禅解》的数百字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易学、佛学、易佛关系等研究的深入，才开始出现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大体而言，这些成果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相关著作中的一小部分。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三卷第八章第三节论“明代心学的易学哲学”，有一小节论及“禅宗的易说”，其中有一半内容以“易即真如之性”为小标题来探讨智旭的易学思想，而这里面实际上以《周易禅解》为研究对象的内容并不太多。陈德述注释、施维点校的《周易·四书禅解》，也可算作是这方面的一项研究成果。夏金华《佛学与易学》(在台湾出版)第二章第五节论“明末儒佛关系与《周易禅解》”，主要从“明末儒佛关系与《周易禅解》之成书”和“蕅益的易学思想”两个小节来加以探讨。王仲尧《易学与佛教》第九章论“智旭的易佛同一论：佛性即乾道”，也有一节的内容专门探讨《周易禅解》的思想和评价。二是六篇解读著作思想内容的研究论文。最早的一篇，是唐明邦于1995年在《佛学研究》上发表的《以佛解〈易〉援儒证佛——读〈周易禅解〉》。最近的两篇是2003年刘泽亮在《道学研究》上发表的《从〈周易禅解〉看三教关系》和谢金良在《大易集说》上发表的《援禅以证易诱儒以知禅——〈周易禅解〉易学思想与方法略论》。另外三篇，都是陈坚在《周易研究》上发表的，有《以佛解易佛易一家——读智旭〈周易禅解〉》(1998年第4期)、《论易学史研究在易佛关系问题上的两个疏忽——兼谈太虚大师的易学思想》(2000年第2期)、《智旭对〈周易·大过卦〉的佛学解读》(2002年第2期)。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尚未发现，但从总的情况来看，专门性的研究成果不但为数不多，而且主要是以探讨该著作以禅解《易》的思想特色为主，而对涉及该著作的不少问题仍处于研究的空白状态。
　　从以往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能够较为深入地挖掘和剖析《周易禅解》中的思想成分，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大多把该书看成是以禅宗的学说来解释《周易》的著作，而忽视了该著作更为深广的思想蕴涵，以致忽略对著作中有关天台、华严等诸种宗派佛教思想的挖掘，忽视对著作中儒学思想蕴涵的开掘，尤其是忽视对该著作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理论体系的整体研究。又如，有些研究不太注重著作的文本和版本问题，以致在论述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应该的文字错误。平心而论，以往的研究虽然为《周易禅解》的研究开了好头，但由于不够系统、全面，以致一些基本的问题至今为止都没能得到认真的探讨和解决。
　　由于智旭对其书名的含义并没有作出解释，所以学术界对此仍有不同的见解。鉴于本研究与学术界在理解上的一些分歧，为避免对此著作书题名称含义产生误解，本文有必要先对《周易禅解》的书名进行界定。根据书中的内容实际，笔者认为：书名中的“周易”，指的是《易经》和《易传》，更确切地说乃指由王弼定编的《周易》经传；“禅”，指的是“禅学”或“佛教禅学”或“佛学”，不是仅指“禅宗之学”；“解”，有“解释”、“解说”之义，应与“注疏”、“注解”、“注释”等意思区别开来，若以“阐发义理”来理解会更准确。“周易禅解”实际上就是指“援用佛学佛法(禅学)来阐发《周易》经传的义理”。
　　二、《周易禅解》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易学、儒学、道学、佛学都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为人们所重视。关于各组成部分的个案研究，不仅取得大量的可喜成果，而且已经相当深入；关于各部分之间的比较研究，易学与儒学，易学与道学，儒学与道学，道学与佛学之间的研究，都已取得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唯独易学与佛学关系的比较，仍处于初步的研究状态，这是不合情理的。可以说，易学与佛学是中国学术理论中最具智慧的两门学问，易道广大与佛法无边共同组成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最富有神秘色彩和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核心。国学，从某种意义上看应是一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学术体系，国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在于此；从发生和发展的角度看，各组成部分的理论源泉无一不来自于东方人的独特生活个性和思维方式，也就深刻表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理应是共通的乃至目的的共同。比较和沟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意义就在于对传统色彩浓厚和思想蕴涵深厚的国学进行深刻的剖析理解和合理运用，取其所长补其所短，以便更大限度地造福民族苍生乃至世界人民。国学研究的目的应着眼于全面发展，发展的关键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融通各学术分支理论，其次是在国学内部融通的基础上再与西学体系融通。比较是手段，融通是目的。如果文化理论，不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走向一统，反而走向分裂，那么从人类幸福的角度而言任何研究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能从传承和研究国学的角度来理解易佛关系研究的重要性，那么研究《周易禅解》的目的也就更加明确，意义也将更为重大。
　　《周易禅解》既是融通易学与佛学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大力倡导各种学术应该和合兼容的主要著作之一。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来看，研究《周易禅解》无疑也是我们力图实现国学统一以面向世界、走向世界、造福世界的目的之一。从传统文化应该“古为今用”的角度来看，对《周易禅解》这样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能加深学界对易佛关系的认识，还能从其“融通异学”的实践和理论中获取有益于当今学术研究的良好借鉴。基于以上两个角度的理解，可见研究《周易禅解》的三方面目的：一是针对《周易禅解》流传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为广大读者解读该著作提供理论和材料的帮助。二是针对目前研究《周易禅解》存在的不足，侧重对该著作蕴涵的各种思想作更为全面深入的挖掘和总结，为深入研究易佛关系和三教关系提供有力的依据。三是根据本研究所取得的结论，重新评价《周易禅解》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力图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周易禅解》所涉及的易佛关系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边缘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视，研究传统文化交叉关系的学者越来越多，逐步开辟了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就易学与佛学的关系研究而言，代表性的研究专著已经出现，相关的研究论文也与日俱增。但是，大部分的学者仍然停留在宏观的史论研究，而很少作微观的原典著作研究。宏观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全面细致的研究则容易陷于空疏之谈，只能反映学术之间大致的发展脉络，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导致对一些重要问题产生错误的看法，而妨碍整个大文化体系的深入研究。微观研究虽然不能面对和解决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但由于对文本的解读和研究比较细致，也能发现和解决一些宏观研究容易误解和忽视的问题，所以与宏观研究实际上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本文所作的虽然是微观的原典研究，但能注重结合宏观问题的研究，尽管所涉及的问题相对比较琐碎和细小，但大多能围绕重大的学术问题来展开，所以与宏观的研究相比仍不失其重要意义。笔者认为，研究《周易禅解》主要有六方面意义：
　　1.从研究智旭思想的角度看，因为《灵峰宗论》有被成时法师妄加删改的事实，所以通过智旭“释论”著作之一《周易禅解》的研究，能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年智旭的思想。
　　2.从研究易佛关系角度看，因为《周易禅解》有鲜明的援禅解《易》之特色，是学界公认的贯通易佛关系最全面的代表性著作，所以通过该著作的研究无疑可以使一向隐秘的易佛关系更加明朗，从而使易佛关系的研究更加深入。
　　3.从研究儒佛关系乃至三教关系的角度看，因为《周易禅解》深入剖析了易学与佛学之间的异同，使佛学和儒学在《周易》的文本内容中获得了真正的全面的沟通，既有功于易学的多样化，又有助于佛学的中国化，也有助于明代以来儒佛之间乃至儒道佛三教之间关系的调和，所以深入研究《周易禅解》无疑能使三教关系研究取得更大的进步。
　　4.从研究明末清初学术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因为《周易禅解》是一代高僧智旭在国家改朝换代之际、个人生死攸关之时、心思由迷转悟之后以民族文化精粹(易学和佛学)为研究对象的精心之作，取精用宏，蕴义丰赡，足以作为明清之际代表性的思想著作之一，所以对其思想的深入挖掘无疑有补学界对该时代思想文化的全面研究。
　　5.从建立中国文化解释学的角度看，因为《周易禅解》是以佛学来全面解释《周易》的成功范例，其中不乏独特创新的解释方法和条例，所以对其解说的方式进行研究无疑对当今学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也是大有裨益的。
　　6.从学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角度看，因为《周易禅解》所探讨的不仅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是高深莫测的宇宙和人生问题，具有很高的哲学价值，所以把其书中所思考的问题及其对问题思考的过程和结论梳理出来，公诸于众，无疑对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周易禅解〉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周易禅解》虽然只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著作，但其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并不少。就总体而言，主要涉及三个关系问题：一是作者及其时代与该著作成书之关系。既要考察《周易禅解》作者智旭的生平概况，又要考察智旭及其时代与《周易禅解》的关系问题，即研究《周易禅解》的写作原因、目的、思路、顺序以及流传情况。二是该著作文本的思想内容与传统文化思想之关系。既要解读《周易禅解》的文本内容，又要挖掘其中蕴涵的思想，还要研究其思想的创新问题。三是该著作与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之关系。既要实事求是总结《周易禅解》各方面的思想成就，又要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对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作出如实的评判。就本文的研究而言，主要围绕以下六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与《周易禅解》作者相关的问题。《周易禅解》作者智旭作为明末著名的高僧，虽然历代以来对他的生平情况都有所记载，但主要都是根据《灵峰宗论》的说法，而对这些说法的真实性问题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智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此，本文侧重探讨几个问题：各种记述智旭生平的材料有没有出入？如果有出入的话，该以何种说法为是？能不能以《灵峰宗论》的说法作为依据？由于已有学者发现《灵峰宗论》有被成时法师删改的事实，所以能否再依据《宗论》的说法成为考辨智旭生平的关键性问题。对此，本文又必须再考辨一些问题：《宗论》被删改，其书卷首的《灵峰蕅益大师自传》是否也被删改？成时法师删改的居心何在？经过删改的材料到底还有多少可信度？记载智旭生卒年存在多种与《宗论》不同的说法，到底何说可信？被删改的《宗论》所收录的《周易禅解》序跋文与清初释通瑞所刊刻的单行本之间有明显的差异，究竟孰真孰伪？总而言之，由于《宗论》删改事实的初步发现，所以如何才能真实了解智旭生平成为《周易禅解》研究也必须认真考辨的首要问题。
　　第二，《周易禅解》的写作问题。尽管智旭在其书的序跋文中对其写作该书的起因和过程等情况都有所提及，但是仍有不少问题尚未解决清楚。本文首先要面对的是写作原因问题：运用佛学全面解说《周易》经传的作品，为什么会到晚明时代才出现？智旭作为佛门高僧，为什么会对《周易》发生兴趣并全面加以解说？智旭为什么能写出《周易禅解》？为什么写作《周易禅解》要历时三年半之久？其次是写作过程问题：智旭写作的目的意图果真只是“诱儒以知禅”吗？他的写作思路和顺序如何？他为什么敢以禅学解说《周易》？再次是版本流传问题：《周易禅解》主要有哪几种版本？各版本之间有何差异？各种版本的优劣情况如何加以判定？刊刻成书的时间及其成书以后的流传情况如何？通过以上各主要问题的探究，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说明几个重要问题：《周易禅解》是不是智旭思想成熟期的精品著作？是不是易佛关系研究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值不值得我们作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简而言之，《周易禅解》与其作者、产生时代、研究领域等的关系及其流传情况等问题，是必须如实加以探究的基本问题。
　　第三，《周易禅解》的性质特点问题。还必须探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周易禅解》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是易学著作，还是禅学著作？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如下相关的问题：首先是智旭所依据的《周易》底本到底是易学史上何家何派的定编本？应该如何比较各主要《周易》版本之间的差异，进而探明《周易禅解》的版本来源和文本特点？《周易禅解》的文本体例、篇章结构有何特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构和体例？其次是如何解读该书文本的内容？对于该书各主要部分的内容该如何加以归纳和说明才是准确的？再次是智旭解说《周易》运用了哪些主要方法？为什么《周易禅解》与历代著作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点表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完全相同相通之处？只有针对以上这些琐碎的问题逐个加以解决，才有充分的理由来评判该书的著作性质问题。
　　第四，《周易禅解》的思想问题。《周易禅解》作为一部融会不同学术思想的著作，有着深厚的国学底蕴和思想内涵，如何把这些丰富复杂的思想蕴涵分别挖掘出来，乃是进一步深刻理解该书的重要问题。因此涉及了一系列的问题：《周易禅解》到底蕴涵了哪些思想？其思想倾向到底是儒还是佛？是禅还是易？其佛学思想蕴涵有哪些？是不是以禅宗的思想为主？是不是有融会诸宗的情况？其儒学思想蕴涵有哪些？是如何贯通传统儒学思想的？其易学思想蕴涵有何具体的表现？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思想蕴涵？其思想特色是什么？其思想来源于何处？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文不仅通过文本的细致解读寻找答案，而且还结合传统文化思想来加以考察。
　　第五，《周易禅解》的创新问题。《周易禅解》丰富的思想蕴涵有何倾向，有何理论创新，是研究《周易禅解》的关键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有：《周易禅解》的思想理论是什么？该理论基础是什么？理论根源是什么？该理论是如何推导和建构的？理论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第六，《周易禅解》的评价问题。评价《周易禅解》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是本研究的根本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有：如何看待《周易禅解》的思想成就？如何正确评价《周易禅解》的得与失？《周易禅解》对学术的发展有何影响？有何意义？该如何给它定位？
　　针对以上各种问题，本文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一是运用传统的治学方法，力求对各种可疑的史料展开科学的考辨，尽量选用好的著作版本作为研究的内容依据。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思想，结合真实可靠的史料对具体的问题展开论述。三是以中国哲学历史与思想研究为导向，把《周易禅解》研究放在智旭生平及其时代与《周易禅解》的关系、《周易禅解》与禅易关系历史等大问题中，以点带面，史论结合，环环相扣，力求使所研究的问题都能得到如实的说明和合理的解决。
　　当然，本文所作的研究也只是以《周易禅解》文本为对象的基础性研究，尽管在文中已尽可能地提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并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但还是有许多问题没能提出来思考，如《周易禅解》与《四书禅解》、晚明易学著作之间的比较研究、《周易禅解》与智旭生平佛学著作的比较研究，等等。可以说，《周易禅解》作为一部典型的易佛关系研究的代表著作，值得我们研究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因此，笔者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更多学者研读《周易禅解》的兴趣，从而为早日全面揭开易佛之间的隐秘关系拓展思路。
　　参考文献：
　　［1］张武主编.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史料辑集［Z］.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武汉大学哲学系、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合编，1984.
　　［2］黄寿祺著、张善文点校.易学群书平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