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朴归真，正本清源

返朴归真，正本清源
　　我是第一次到台湾，平时在大陆也很少参加学术会议，对佛学研究趋势的把握，基本上是透过本人参与建设的网路佛学资讯库而了解的。若就个人视角而言，我认为这次禅学研讨会，是一场高扬佛教主体性、回归佛教根源性的盛会，值此世纪之交，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相信对大陆佛教的发展，会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也许是「旁观者清」吧，当我以一个教外学者来观察两岸所开的佛教学术会议时，发现往往存在着一种「边缘化」的现象，即论题主要着眼于佛教与世俗文化的关系，过分强调佛教对世间法的适应方便，不能突显佛教的宗教主体性，从而迷失了佛教与世间不共的立场。时至世纪之交，佛教能以什么来摄服人心？应该说这次会议把握住了根本，强调返朴归真的修证。我们讲宗教的主体性，并不在于会议是否由出家人主办，而是出家人面对社会大众，尤其是置身于教授、博士林立的学术界，能否对自己所信的宗教保持自尊、自立、自强的立场。
若将佛教整体比喻为一颗苹果，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果核，即佛教的信仰核心，就是与世间不共的戒定慧修证；果肉，即佛教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及组织制度等等；果皮，即文化艺术等领域。不共世间法的信仰核心，透过共世间法的社会与文化层圈，将自己的超越思想推广到大众。果肉与果皮，都是为了维护滋养果核这一目的而存在。对佛教界来说，文化学术活动与社会资生事业，是建立在信仰核心基础上的，都是庄严佛法、推广佛法的方便。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由体起用，不变随缘」的原则。
举例来讲，我发现台湾佛教界有个很好的现象，出家僧人文化教育程度较高，许多法师拥有国内外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近二十年来，因为要提升佛教影响社会的形象，使佛教能进入大学校园、学术殿堂，所以不论比丘或比丘尼，若拥有世俗大学的学位，当然可以更方便地摄受大众。但若过于强调学位条件，则恐生本末倒置的流弊。其实，以一个比丘或比丘尼而言，本身他就是人天师表，更何况是法师或三藏法师，根本没有必要以求一个学术地位作为价值取向。世人所以尊重一位宗教师，并非因为他世间的身份地位，比方民意代表、教授、董事长等等，这是任何俗人经过努力都能做到的。但作为一位能行人之难行、忍人之难忍，堪为人天师表的法师，就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了。我们要强调的、要尊重的，是佛教中不共世间的「法」，因为有这个「法」，所以才值得我们尊重。
　　另一方面，我发现两岸佛教界也存在一种苛求或轻视学术研究的倾向，认为没有信仰、没有修证的学术研究，不过是「说食数宝」而已。这对本身缺乏人才的佛教界，其实非常不利。所以在我主持的一场讨论中，曾提出学术与信仰是否存在冲突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范围的领域，各有各的重要性，各有各的适用标准。以这次会议来讲，既然是一场学术研讨会，不是宗教法会，当然必须遵守共许的学术规范。在共许的原则下，大家仍然可以保有原来的立场，这就是「求同存异」。「同」中如果没有「异」，就不真实了。我们不必要求法师们必须要达到某一个学术标准，也不必要求所有的教授去认同某一个宗派。这次由出家人主办的学术会议就表现了这个精神，既有自尊，又很包容圆融。突显了佛教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学术规范。
　　这也就是三、四年前我曾提出的「制衡论」，或曰「三王主义」。在人王 (政治)、法王 (宗教)、素王 (学术) 三极中，人王掌控、规范着整个世俗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至于政经活动中产生的问题，则需要代表着超越精神世界的法王来引导和净化；而宗教活动中的乱象，不仅需要政府依法治理，也需要学术界理性的监控。我把知识分子称作既不从政也不入教的「素王」，就其个人而言，他可以保有自身的信仰，但在学术上便不应受政治和宗教的掌控，而应坚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所以依此可以立出三种衡量的标准：法律标准、宗教标准和学术标准。三者应各安其位，互补互利，同时又互相制衡。我们看古今中外，凡政治干涉宗教和学术，或宗教控制政治、干涉学术，都会造成人类社会的不幸。我们要努力使三种力量达成平衡，形成一个几何图中最稳固的正三角形。就佛教界而言，若不强调返朴归真的修证，健全组织体制，恐难抗衡基督教和外道会门的冲击。而就我们学术界来说，当前尤需张扬理性的学术一极，以改变不正常的政教关系和怪诞的宗教乱象。
　　我说这次会议是「契时应机」之举，所谓「时势造英雄」是也。佛教能够在台湾快速发展，从大局势来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以印顺法师阐扬的「人间佛教」思想，为佛教从信仰层圈契入社会、文化层圈，完成佛教的现代转向奠下了理论基础；由周宣德居士发起的大专青年学佛运动，引导社会精英从社会、文化层圈进入信仰核心层，比如参加这次会议的惠空、大航、法藏等中青年法师，就是这场大专青年学佛运动所收获的直接成果；而李炳南、南怀瑾等前辈推动的居士运动，以及以慈航法师肉身等神圣现象所激发的宗教热忱，则极大地开发了佛教的传统资源。到六、七十年代，越战和大陆的文革内乱，成就了台湾的经济起飞，使佛教各大山头的寺院经济获得奇迹般的神速发展。特别是七十年代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势力淡出台湾，基督教影响减弱，佛教在整个宗教生态中处于显教地位。到八十年代后期「解严」以来，佛教日益摆脱政治的掌控，在教会组织、社会运动和文化事业上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在佛教向世俗社会快速普及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在大量吸纳并消耗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宗教资源，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边缘化」问题。所谓「边缘化」，就是偏离作为佛教根基的出离心和内证精神，仅仅满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其负面影响，就是造成「泡沫佛教」现象，在表面繁忙热闹的大场面下，恰恰是修证法门的缺位！
实际上，佛教能够存在于世间的根据，恰恰是它不共世间、向内诉求的内证法门。以佛学为主导的东方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正符合了现代的世界潮流。可以预言，廿一世纪不但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是佛教的世纪。所以，佛教在向外弘法的同时，更需要以内在修持作后盾。现在有人对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的过分世俗化产生不满，这从最近十年来藏传、南传佛教，以及标榜修证法门的新兴宗教和宗派在台湾快速发展可见一斑。我们可以观察中台山、灵岩山这两个山头在这十年中奇迹般的发展，也就是因为它符合群众返朴归真的需求。我们这次所参访的灵岩山、正觉精舍等道场，他们所重视的戒律、禅定、净土等等，正是佛教要把握的重要精神，离开这些谈发菩提心、度化众生，都只是空□子而已。所以这次研讨会正逢其时，可说是「时势造英雄」。
　　另外，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会前的准备和会外服务。从一进师范大学会场大门，看到法师和居士们亲切的合掌迎接，到会前会后多方面的义工服务，都可以感受到那份发自内心宗教情操和对自身信仰的无比热爱。相较之下，让我感到十分惭愧，对自己提交的会议论文，付出的心力就显得太少了。
　　其实研讨会也是一种弘法方便，不一定要每年都开，特别是处于信仰层圈核心的法师，不必因为在社会、文化层圈的过多活动而妨碍自身的修行。我在论文中提出：智者大师为何有两次「自行化他」的过程？当他在金陵弘法如日中天时，突然隐居天台山，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定力不够，缺乏在末法时代进一步摄众的基础，所以在天台山苦修九年，才应诏出山弘法。我近年来比较注意「法难」问题，发现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发展，深受佛教的末法史观和儒家的忧患意识之影响，「法难」在过去距我们并不遥远，在将来也难保不会发生。所以，拙文中的这层意义，谨提供佛教团体中的有心者参考。我相信，在佛教的存亡危急时刻，只有真正持戒、修禅的高僧，才能最终站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最重要的仍是培养自己的资粮，不必为了活动而每年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一个道场是不是有前途，就从它的修持看出来，十年、二十年坚持下去，才能走出光明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