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有关印度佛教的研究

汤用彤有关印度佛教的研究
　　屈大成
　　内容提要：汤用彤的佛学研究，素以客观、精审见称，观汤氏现存的著述，范围涵盖由印度佛教成立至中国元明佛教。汤氏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论介文章很多；而汤氏有关印度佛教的研究，则推介较少，本文尝试整理及阐述汤氏有关印度佛教的讨论，冀藉此加深对汤氏佛教研究成果的认识。
　　汤用彤是世界公认的佛学研究大家。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等，皆成经典著作。这里主要介绍汤氏生平里跟佛教有关系的事项。而汤氏生平详情，可参看《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近现代中国佛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207～225；孙尚扬：《汤用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对于汤氏的中国佛教研究成果，讨论颇多；本文论介他有关印度佛教的研究。
　　汤用彤有关印度佛教的研究《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 汤氏在《印度哲学史略》“绪论”曾表示，印度佛教与中国学术有特殊之关系，应独立成书。参看《印度哲学史略》，《汤用彤全集》（下简称《全集》）卷3，页7。他原亦打算写一部印度佛教史专著，惜未能成事。参看武维琴：《汤用彤先生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页162。因此今天未能较全面和有系统地知道汤氏有关印度佛教的看法和观点。而现存汤氏的著述，多少有论及或涉及印度佛教，以下依年代先后列举：
　　1．《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1924年）
　　这是汤氏根据觉音《清净道论》、《阿毗达磨义集论》，及近人论著，对《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所引述上座部所立九心轮的一段文字的阐释。
　　2．《南传〈念安般经〉译解》（1928年）
　　这是巴利文本《念安般经》的汉译文，汤氏并附上《解脱道论》的话为释文，另有译者按语。
　　3．《印度哲学史略》第五章“佛教之发展”（原是1929年的讲义，经修改于1945年出版）
　　4．《印度哲学讲义》第五章“原始佛教”和第七章“印度佛教之发展”（任教北大时代的讲义）
　　这两种著作，论述了印度佛教的发展概况，尤重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
　　5．《印度佛学概论》（抗战时期授课纲要）
　　这是讲课提纲，分短引、佛学之特点、材料、佛说、佛教之转变、般若空宗、瑜伽有宗七节。简列要点，篇幅短小。第七节“瑜伽有宗”说见《乙亥读书札记》第二册，但这札记已佚。因此第七节内容不可得见。
　　6．《评“小乘佛教慨论”》（1937年）
　　这是汤氏对高井观海（1884—1953）《小乘佛教概论》的书评。
　　7．《“佛典选读”叙目》（1938—1939年间）
　　这是汤氏学生石峻所保留的一份研习印度佛教的简单书目，列举了《阿含经》、《俱舍论》、《般若经》、《中论》等十八项资料的名称。
　　8．《法相唯识学》（40年代）
　　这是讲演提纲，分唯心与唯识、功能无作用（无为）、依大空而建立三节，简列要点，并附图解。
　　9．《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宫静等依遗稿整理，1994年出版）
　　汤氏这书主要抄录印度哲学资料，其中“四吠陀书和佛教之比较”、“经部”、“化地部”、“提婆达多学说”、“提婆达多以及各种婆罗门的主张及行为”、“提婆达多事实及学说”、“马鸣关于‘受后有’”七项，属佛教条目。
　　10．《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
　　不少介绍汤用彤学术成就的著作都提及这书，但新近出版的《汤用彤全集》没有收入，也没有交代其下落，本文未能参考。麻天祥说：“l954年，汤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做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以之为后学提供学习和研究条件。其中有……《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氏著：《汤用彤评传》，页48）。孙尚扬说：“用彤还广泛收集了汉文佛经中关于印度佛教的资料。据悉，商务印书馆亦将印行这部资料”（氏著：《汤用彤》，页271）。汤氏学生武维琴介绍汤用彤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时，也用到这书。《全集》卷7收入汤氏的《读书札记》，包括“读《续藏》杂抄”、“成实论师资料抄”、“佛史资料摘抄”等，当中有涉及部派佛教和唯识宗的资料。笔者初以为这札记或即是《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可是，《全集》“编者后记”表示汤氏一直想修改和补充《隋唐佛教史稿》，因此这些札记注意的是佛教宗派问题（《全集》卷7，页684）。又钱文忠指《读书札记》“主要是为研究隋唐佛教史积累资料”（参看氏著：《〈汤用彤全集〉第七卷〈读书札记〉与“〈隋唐佛教史〉”》，《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2期，页22）。这样看来，这札记似乎不是《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故本文不用。（补记：本文完成后，得汤一介教授告知，原来《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还在整理中，《全集》未收）本文主要根据第3和第4种著作，分六节论介汤氏有关印度佛教的研究；为保留原著神粹，当中多引述作者的原话。
　　一、研究资料
　　巴利文佛典和梵文佛典是印度佛教的原始资料。汤氏曾学习巴利文和梵文多年，但他没有过份偏重这两种语文的佛典，而指出汉文佛典和藏文佛典也是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材料：
　　经近代学者考证，公认锡兰所传巴利文佛藏记载最为近古。及至佛法演变既久，宗义分歧，欲整理搜讨，则中国所译佛经实保留资料最多。现存佛典绝大部分收在汉文或藏文大藏经中，梵文所存者颇少，但自为可供参证之极重要材料。至若佛教密宗典籍，则自以我国西藏所存为巨擘。《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59。
　　汤氏认为，梵文佛典固然重要，但存世者不多，因此要整理各派教理及追溯其来龙去脉，汉文和藏文资料甚要紧。此外，有关密宗的资料，西藏所存的尤多。汤氏编辑《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想是要把汉文资料的价值揭示出来。
　　二、释迦牟尼及其教学
　　汤氏认为，佛教虽非印度的正统宗教，但实足以代表印度的精神，信徒且遍布东亚；而佛教之所以这样兴皇，乃由于释迦牟尼的人格及其教学，均有过人之处。参看《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58、62，《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179。有关释迦牟尼的生平，汤氏指出其生卒年，众说纷纭，考证困难；而在释迦牟尼的众多事迹中，汤氏特别谈到其从弟提婆达多跟释迦牟尼意见不合，自成一派，流传千年：
　　有从弟提婆达多者，初为信徒，後不嫌於佛教之和易，叛教独立，佛弟子一时颇受诱惑。其徒党至我国晋时，沙门法显游履印土，见其犹有存者，唐时玄奘亦见其寺庙。《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58～59。
　　汤氏还于《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中，辑有关于“提婆达多”的三条资料（抄录自《阿毗达磨显宗论》、《大毗婆沙论》、《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季羡林论文《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1987）启始说：
　　唯独有一个我认为是佛教初期的一场重大的斗争问题，却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只有现在常常使用的一个新词：“路线斗争”约略能表达出这场斗争的重要性。这就是提婆达多问题。季羡林：《季羡林文集》卷7，第27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1998年。
　　最近季氏回忆他的学术生涯，也特别提及这问题：
　　（提婆达多）在印度佛教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据浅见所及，东西各国治佛教史的学者，没有哪一个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过。参看氏著：《学海浮槎——季羡林自述》，第19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汤氏比季氏更早注意到提婆达多一系，可见他发掘问题的识见。
　　对于释迦牟尼的教学，汤氏分宗旨、观察方法、要义三方面作介绍，特重其跟其他沙门、婆罗教学的不同。在宗旨方面，有两点：
　　1．释迦著重断苦绝欲的修行法门，不谈空洞无关人生解脱之理论，并批评外道的迷信咒术。
　　2．释迦主张戒、定、慧的修养——戒律以持身绝外缘、禅定以治心坚性、智慧以灭痴去苦。并且不重神通、不尚苦行和不纵情欲。对于戒、定、慧三学，汤氏指出持戒为修定的准备、智慧是修定的结果，三者关系密切：
　　综计佛所谓三学，戒实为定之预备，慧则其最终结果。而所谓三学，戒实为定之预备，慧则其最终结果。《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187。
　　在观察方法方面，释迦提出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等观念分析，从各方面透视宇宙人生的真相；而如实知见宇宙人生的真相，为契入责相，名“如实知见”、“如是知”。在要义方面，包括三法印、四谛、无我、业报、中道等。在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行皆苦”）中，汤氏以无常为释迦的基要教法，最值得重视：
　　因诸行无常，故痛苦生。因五蕴非常，故曰无我。是以无常一义，最宜玩味。……综计释迦伟大之教法，无不在无常义之真确认识。《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61。
　　又四谛向被视佗佛教的核心观念，汤氏指出苦、集、灭、道四谛的名目，或非佛陀所创，但其内容可包揽释迦觉悟时的全体内容：
　　论者谓四谛原非佛陀之创说，上古医方盖有病集灭道之说。而婆罗门各宗，多有四谛之说。但四谛名辞，或非佛创，而四谛内容，则可包摄佛成道时内观之全体。《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184。
　　又佛教主张无我，引起谁是业报轮回的主体的疑惑。汤氏对这微妙的问题，特作解释，指出众生乃五蕴的聚合，生灭相续，业力于中引生果报，非常非断：
　　盖释迦虽立无我，而仍深信轮转业报之说。业报者就福善祸淫之说，而谓作业此生，依其自然牵引力，受果来世。作业必异熟，故前后生灭相续不绝，如火燎原，薪尽火传，五蕴散灭，因业另聚，非常见亦非断见。《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61～62。
　　三、结集和部派佛教
　　释迦牟尼入灭后，佛教徒对于戒律和教说，意见纷纭，引致结集的出现。后来教徒异说纷起，部派并立，有关结集的事迹，记载不一。汤氏认为，相传的结集事迹、次数等，虽不可尽信，却非子虚乌有之事：
　　结集历史，因极不可信，惟结集之所以举行，必因对于戒律及学说有不同之意见，而聚众制定，俾得齐一。佛没后异说渐起，而致诸部分立，则结集之事虽不能决定其次数事实，然而亦未可视为全属子虚也。(同上，页62)
　　有关部派的分立，汤氏根据巴利文、藏文及汉文的文献，归纳出有五说：
　　1．巴利文《大史》及锡兰文《部集论》等所载的说法。
　　2．中国所传及西藏文世友《异部宗轮论》及其注疏，均大略与世友原作相差不远。是为一说。
　　3．西藏文《异部分别论》中有二说，一说与上一项的大同，另一大异。
　　4、5．西藏文《印度佛教史》除上述第2、3项的说法外，又举出另外两种说法。
　　汤氏对于上五说，表列了首两说。参看《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190～192。又汤氏表示有关部派的传说众多，而各部为彰显已宗，加以附会，考证起来甚为困难：
　　分部之历史传说不一，盖或由各部自张其军，故有附会。而经时既久部势力消长，学说变迁，自或亦起不同之传说，今日若欲考证各部分裂之历史盖甚难也。部之原字，义即为说。说一切有者，责即言一切有说，亦即谓一切有部，故部者原实仅意见之纷歧。其於戒律意见之不同自亦有行为之不同，然所谓十八部者究属同一僧伽，分部固非破僧也。《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63。
　　至于分部的原由，汤氏认为关键在于对教理有不同看法，其中有四问题最重要：
　　1．佛陀论
　　释迦在世时，对于其自身的性质，没有详加诠释。释迦入灭后，教徒思念不已，传出许多释迦的本生、瑞应故事，对于释迦的事迹加以神话化。有的教徒或以释迦为现实的存在，有的以释迦为超乎常人，令出现上座、大众两部的分化。
　　2．阿罗汉
　　传统佛教以阿罗汉为修行的终极目的。其后有些教徒以为阿罗汉还有局限（例如是大天提出的五事），并非究极。又随著菩萨观念的发展，教徒以为修行目的不在阿罗汉果，而是成佛。由是引致系派的分裂。
　　3．诸法所依
　　释迦牟尼主唱无我，但又相信轮回，故谁来忆识、诵习、恩怨、造业、受报，很成疑问。教徒们提出补特伽罗、根本识、有分识、穷生死蕴、一味蕴等不同观念，作为解决办法，由是引生分歧。
　　4．诸法的分析
　　释迦长于法数的分析。如分析法相，有蕴、处、界的类别；分析心法，有各种心所的区分；分析人生的历程，有十二因缘的分段等。教徒继承这学风，整理诠释佛说，对于蕴处界是假是实、心性是净是染、三世法是有是无等问题，群起诤论。参看《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64～66；《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192～195。
　　在众部派中，汤氏指出大众部、犊子部、一切有部、经部最为重要。吕（1896—1989）编著的《印度佛教史略》（1924）论述了前三者，参看吕：《印度佛教史略》，页37前～41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版。汤氏的介绍也是抄录自这书。而汤氏特别注意到经量部，武维琴指出汤氏所编的《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中，有关经部理论的资料占一半篇幅，可见汤氏对这派的重视。参看武维琴：《汤用彤先生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页164。指出这部的宗义，乃上破有部，而其“法体假实、诸法所依”两说，则下接大乘。就“法体假实”说，汤氏指出，经部主张过去、未来二世之有皆无实体，因此对它们的认识，并无外在的实体可攀缘，这跟唯识无境的说法有点相似：
　　经部既言去来二世非实有体，故凡对于去来二知识所缘责无，故一切有部说智皆缘有境，而经部人说有缘无智，此以智识不直接缘外有实体，盖已与唯识之说甚相近矣。《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202。
　　又经部论师室利罗多（约4世纪）主张众生具细意识，为未成佛因位时、生死轮回的主体，而这细意识的实我为胜义补特伽罗，乃无始无终的本体，这跟唯识宗所立的阿赖那识相类似：
　　室利罗多，主张细意识，即微细之四蕴为色心两者之根本，在生死轮回中永无间断……又立胜义补特伽罗为微细之实我……细意识乃未成佛时即因位时之我体，胜义补特伽罗则通凡夫位无始无终之本体也。此即有似唯识之阿赖耶识。(同上，页203)
　　此外，汤氏谈到研究部派佛教的要诀：既要注意各部派学说的不同，指出它们的教学特点；又要顾及各部派的教学也有相辅相成的方面，这样方能把佛教的大貌勾划出来：
　　叙述小乘佛教各宗派最难，而最须注意者有二事：一为各部学说之不同，一为诸部间变迁之线索。就各宗之异义研究，则旨在显其特殊之精神，如迦旎延执一切有，则言一切法三世有皆有自性；经部反一切有，则主一切法非三世有而蕴处假界实，因此而二宗对于心色不相应行等各有自成系统之理论。
　　就部执间之线索言之，则旨在表明佛陀教化之一贯精神，如一切有部言一切诸法皆有自性，大乘方广主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言虽径庭而义实相成，盖谈有谈空，固均发挥佛陀三法印之玄趣也。近代学者往往特别注重佛教各宗之不同，而诸遂似为互相凿柄之派别，而不能窥佛法全体之真相。《评〈小乘佛教概论〉》，《全集》卷5，页363。
　　四、大乘佛教
　　汤氏著重揭示大佛教跟部派佛教的关连。例如他指出，大乘佛教重智慧和他力往生的取向，乃部派佛教学理及佛陀观的演进结果：
　　……大众部有部等之发展，而晚出之经部当亦在迦腻色迦王时前后行世。即在其时，而有大乘教之兴起。盖乃合上言二者，而续行进展，发生之学说也。分别言之，则一方有小乘诸部学理之演化，而大乘教亦重智慧。一方因神教之涨大，复有佛陀观之演进，而有主张崇拜祈祷他力往生等思想之大乘说。《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205。
　　大乘佛教主要有中观（空宗）和瑜伽行（唯识）两大派系。汤氏认为，空宗出自大众部，唯识宗乃由上座部、经部演化而来。空宗先出、瑜伽行派后起：
　　佛学变迁虽极繁颐，但实可分为二大系统，一则自小乘之大众部以至大乘之空宗，二则小乘之上座部演化以至经部（经量），再进为大乘法相唯识之有宗。
　　中观大乘在大众诸部之后，出世较早，即龙树时也。瑜伽师在经部之后，出世较迟，则世亲时也。《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67；《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205。
　　接著汤氏作较详细的说明。汤氏指出，释迦牟尼所立的无常、无我、因缘生灭诸义；大众部主张过去、未来之有没有实体、一说部主张世问法和出世间法没有实体、说假部主张十二处不真实、属多闻部的《成实论》主张人、法两空。凡此皆为空宗的源流：
　　佛说之根本义原由无常而说无我，又由无我而有因缘和而生灭义。大众部主过去、未无体、刹那生灭：一说部说世、出世法，皆无实体，说假部谓十二处非真实。此外，谓属于多闻部之《成实论》明人、法二空。……再上则有大乘中观之妙有空，并性相皆空。此盖明为一系之发展，大乘大众部以讫空宗固是一贯也。《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67。另参看《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205。
　　就唯识学派的五位百法，汤氏指出，说一切有部执七十五法为实有，至经部认为部分法并不实有，加上受到空宗的影响，再经改订，进而成唯识百法的系统：
　　一切有部执七十五法实有，至经部而认为其一部分非实有，谓过去未来之法亦非实有。又原信此宗者至经部出世时有极受空宗学说之影响者，乃就一切有部之旧有体系加以订定，而置其全部于空宗之基础上，乃成立法相唯识之学。故吾人如由法相之百法上溯至一切有部之七十五法其关联至为明显也。《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68。
　　汤氏又说：
　　此外则（1）因上座部主本体质有，而引出有分识、穷生死蕴、一味蕴诸说，此下则接法相宗之阿赖那识。（2）关于知觉学说，一切有部主缘实体，经部主缘假，可缘无，再后自可有见相不离之唯识学说。由此言之，上座部系统由一切有部进而为法相唯识之学固亦是一贯也。同上注。另参看《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205。
　　汤氏认为，上座部主张本体质有，引生出有分识、穷生死蕴、一味蕴等说法，为阿赖那识说的先驱。又一切有部主张知觉所攀缘的为实体，经部则主张攀缘的为假体、无体，下开唯识派相不离识的说法。
　　对于空宗和唯识学的教学，汤氏的介绍乃节录自吕《印度佛教史略》，不赘引。最后，汤氏总结说，唯识宗以有为依他起的存在，故有而非实，即是空。这跟空宗实不相左而是相呼应：
　　八识由因缘所生，是有为而无常。现行相续，宛然显此世间。凡夫遍计所执，不悉其依他起性。既性为依他起，则虽宛然，是有而非实。于依他起上离诸妄想分别，则见真如实性，所谓圆成责性也。夫因缘和合而生，诸法宛然，有而非实，是空义说。无著之有宗，因不离龙树之空宗也。《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209。
　　五、因明及其他
　　汤氏《印度哲学讲义》第七章“印度佛教之发展”说：“至若因明，则俟附见于正理论。（第十一章）密宗，则属之于印度教。（第十四章）”(同上，页189)《汤用彤全集》只收入这讲义的第五章“原始佛教”和第七章“印度佛教之发展”，不见其他章节。不过，汤氏《印度哲学史略》第十章“正理论”兼述及佛教的因明学，从中可窥见汤氏对于因明的看法。汤氏有关密宗的讨论，无缘得见。
　　正理论为印度教的流派之一，其学说的主要内容即因明学，汤氏于中兼论及佛教的因明学。在第一节“正理论之原委”，汤氏谈到佛教因明学的始源及发展，并列出佛教徒的因明著作有：
　　1．《集量论》，陈那著，存西藏文本
　　2．《正量门论》，陈那著，存中译本
　　3．《因明入正理论》，商羯罗主著，存中译本
　　4．《正理方隅》，法称著，存梵本
　　5．《正理方隅注》，法上著，存梵本
　　在第二节“正理论之学说”，汤氏指出正理学跟佛教因明的不同：正理论把现量分为无分别现量（纯粹直接了知、离名言）和有分别现量（对外物的具体经验、具名言）两种，并以为两者都属真知。佛教只以为现量有无分别一种。至于有分别现量，佛教斥之为非量。两教的分歧，缘于双方形而上学的不同：
　　佛家谓物之自相为其所固有，此外增益共相等等系由分别心所增益而非实有。而正理宗师则承胜论之形而上学，于物之自身，固许为实有，此外并许德业共相等亦为实有，因其与佛家之形而上学不同，故其知识学说亦相异。自正理经之后，正理与胜论两宗关于比量虽有论述，然实至佛家陈那大师出世此学面目乃得一新。正理宗关于比量新说虽不自认为得自佛家，但现在学者多认为系受陈那影响，盖其立说精神多与新因明相同也。中土古籍谓足目创标真似（因明大疏）。以今观之，正理初期宗师虽于知识多于论列，然于似知所言甚少。错误知识之分析，实亦经佛徒详论以后乃渐复杂，而其最后完成学说亦当受陈那大师诸书之影响。(同上，页140、144)
　　此外，汤氏指出，正理论谈似因过有五类，陈那只分三类；陈那立有宗过和喻过，正理论则不立。
　　六、研究心得
　　从上可见，汤氏著重探讨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脉络，及各派系间的关系。最后，汤氏屡谈到研究印度佛教的心得和体会，可资参考。他指出，印人不重历史记载，佛教派系众多，典籍汗牛充栋，既牵涉几种语文，也未有妥善整理。因此论述佛教发展史，难度甚大：
　　印度为无历史记载之国家，佛教发展之实状，因甚难言。况派别繁多，典籍著数国文字，尤浩于烟海，尚未整理完成，佛教史更不易谈。《印度哲学讲义》，《全集》卷3，页189。
　　其次，印，中国情不同，因此了解和传译印度的观念甚为困难，汤氏不同意随便挪用西方观念，胡乱比附，因为这样会反令原义模糊不彰：
　　国情不同，民性各别，了解已甚艰，传译尤匪易，固有名辞（或西洋哲学译名）多不适用，且每易援引泰西哲学妄相比附，遂更淆乱失真。《印度哲学史略》，《全集》卷3，页7。
　　汤氏虽尚客观研究，但他没有忽视佛教毕竟是宗教信仰，他理解到印度佛教思想一些内容，不少跟禅定有关，局外人是很难以至是无法了解的：
　　印度佛教思想，有许多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但也有许多跟禅定有关，是我们难于了解的，有些甚至是根本无法了解的。转引自武维琴：《汤用彤先生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页170。
　　因此，研究佛教时，需注意到佛教作为宗教和哲学双重身份：
　　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入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全集》卷1，页655。牟钟鉴曾对此有详细的剖析。参看氏著：《研究宗教应持何种态度——重新认识汤用彤先生的一篇书跋》，收入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页66～72。
　　汤氏认为，佛法既是宗教，也是哲学。因此研究佛教时，须顾及其这两方面的特性：佛教史迹的记述，有宗教上的含意，不可单就记述的不实，而一概抹煞，须加同情的了解。佛教经典的言辞，道理深邃，不可只寻章择句，而须有心性的体会。贺麟曾分析出汤氏治学的方法有二：探究一哲学家的思想，要将其跟时代全部思想互相引证，以求确解；并须设身处地，同情地了解古人。贺氏可谓确切把握到汤氏的研究心法：
　　第一为以分见全，以全释分的方法。他贵在汇通全时代或一个哲学家整全的思想。他每因片言只字，以表证出那位大师的根本见解，并综合一人或一时代的全部思想，以参证某一字句某一章节之确切的解释。第二，他似乎多少采取了一些钱穆先生所谓治史学者须“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他只是著眼于虚心客观地发“潜德之幽光”，设身处地，同情了解了古哲，决不枉屈古人。既不抨击异己之古人，亦不曲解古人以伸己说。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页22～23。
　　(作者：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专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