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发展历史

土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五个特有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散居于该省的民和、大通、乐都、贵德、门源、乌兰、都兰、祁莲、尖扎、西宁、同仁、河南、化隆、平安、汉中、汉源和甘肃省的天祝、临夏、甘南、兰州、张掖等地区，总人口近20万人。
　　由于土族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无文字，加之其他民族的史料对土族的记载又零散不全；另外学术界对土族的研究更多地注重于历史和语言方面，而对土族藏传佛教信仰问题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针对这一现状，力求梳理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传播简况，同时也加深笔者对土族宗教信仰情况的认识和把握。
　　一、初传期
　　土族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共同体，有着自己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土族有不同的自称，如互助、大通、天祝一带的土族自称为“蒙古尔”、“蒙古尔孔”（意为蒙古人）、“察汗蒙古尔”（意为白蒙古）；民和三川地区的则自称为“土昆”；甘肃卓尼一带又自称为“土户家”。其他民族对土族的称谓也不一样，如藏族称之为“霍尔”，汉、回等民族称之为“土人”、“土民”，汉文史籍中称为“西宁州主人”、“土民”等。①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人民的意愿，统一认定为“土族”。从上述土族的称谓中可以看出，土族的族源问题是较为复杂的，因此也是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土族的先民主要为吐谷浑人。
　　吐谷挥人原属辽东嘉荣鲜卑族的一支，故其最初的信仰或者说其原始信仰是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萨满教，它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约于4世纪初，吐谷浑从辽东半岛迁入今青海。甘肃之间，与羌人杂居，主要从事畜牧业。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先后依附于宋、齐、北魏诸国。隋时，部分吐谷浑又归附于隋朝。纵观这一段历史时期，吐谷浑在其南移西迁的过程中，在与南北朝诸国及隋朝通商朝贡、交换物质的同时，其精神文化方面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某些内容。就宗教而言，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渗入到土族的原始信仰体系中，而且其影响至今犹存于土族的日常生活中，如对关公、二郎神、太上老君等道教神祗的供奉；民和三川地区每年为庆祝丰收、感谢神灵而举行的“纳顿”活动有着尤为浓厚的道教色彩。但不管怎样，由于土族先民的原始信仰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体系，如统一的宗教组织，固定的活动场所，系统的宗教理论等，因而在强大的佛教面前，它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依附的民间信仰。吐谷浑吸收的另一重要宗教内容是流传于汉地的佛教。
　　据《高僧传》记载，“时河南鲜卑偷发利鹿抓愆居西平，自称王，号年建和。建和二年（401年）十一月，霍从河南来，至自西平，持一锡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遗其衣物．受而辄投诸地，或放之河中。有顷，衣自还本主，一无所污……因之事佛者甚众。”此处所称的“霍”即是东晋名僧昙霍，他到西平后，规劝鹿孤之弟耨檀“当修善行道，为后世桥梁”，并以七日不食而面不改色之事，使耨檀改信佛教，“节杀兴慈，国人既蒙其佑，咸称曰大师，出入街巷，百姓并迎为之礼。”②由此可见，至少在401年（东晋隆安四年）前后，吐谷挥所属地区就有佛僧往来，并使鲜卑秃发部首领改信佛教，至446年（刘宋元嘉二十三年）前后，汉僧慧览在云游西域后的东返途中，“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浮天宫寺。”③此时吐谷浑王族亦改信佛教。另据《南史》、《梁书》等史书记载，吐谷浑“国中有佛法”。502年（梁武帝天监元年）益州成为吐谷浑人和南朝互通贸易的枢纽。汉、吐商人在此交惠互利，吐谷浑人大量接受汉地文化。梁武帝好佛，吐谷浑首领伏连筹征得梁武帝的同意，于514年（梁武帝天监十三年）在益州建立九层佛寺。当时汉地怫教在吐谷浑地区已开始普遍流传，这就为藏传佛教在吐谷浑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至唐朝，吐谷浑为太宗所败，归附于李唐。此时，吐蕃王朝亦在青藏高原兴起，并自藏王松赞干布之后，吐蕃连续用兵吐谷浑。670年，唐、蕃“大非川之战”后，吐谷浑地尽属吐蕃。吐蕃乘势东进，又占河湟及陇右等地，并统治这里近百年左右。因此，流传于该地的佛教中又掺进了新的内容，即流传于此的汉传佛教逐渐被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所替代。依据《安多政教史》（汉译本）的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今青海贵德县县城就建有一座佛塔，即为贵德乜纳塔的前身。依据同仁地区的民间传说认为，赞普赤祖德赞时期（815～838年），藏军在今贵德五屯一带驻防时曾建有一座称之为“贡巴娘哇”的寺院。841年达玛赞普灭法，卫藏僧人噶沃·乔扎巴、绒敦·僧格坚赞、约·格穷、藏·绕色、玛·释迦牟尼、拉隆·贝吉多杰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即携带众多经书，先后逃至今尖扎、化隆、循化、互助、平安、乐都、西宁等地传教。不久之后，玛、藏、约三增收当地苯教徒木苏撒巴为徒。至其20岁时，根据戒律规定，由藏·绕色任规范师，约·格穷任亲教师，玛·释迦牟尼和从附近（一说是从今兰州）迎请的两名汉僧任亲证师，为木苏撒巴授比丘戒。其后，木苏撒巴在丹斗地方建立寺庙，招徒弘法，尤其是以后向卢梅等卫藏十人授戒传法，为藏传佛教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藏传佛教“后弘鼻祖”。因此，木苏撒巴也被后人尊称为喇钦·贡巴饶色，由他传向卫藏等地的佛法史称“下路弘法”，丹斗寺也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在藏传佛教史上有重要位置，一直是各派信徒们向往的圣地，朝圣者络绎不绝，三世达赖等西藏重要人物都曾到过丹斗寺。”④
　　贡巴绕色受比丘戒后，被尊称为“三贤哲”的玛、藏、约三位上师，先后离开丹斗云游。后至玛尔藏扎（即今青海互助县的白马寺）等地修行，最后圆寂于西宁。元代，后人为纪念他们弘扬佛法的丰功伟绩，在西宁建寺，由于寺内供有“三贤哲”的身像，故该寺被称为“大佛寺”（即今青海省人民政府西侧的大佛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主官李南哥又重建该寺，保存至今。贡巴饶色本人也在晚年离开丹斗寺云游，最后至玛尔藏扎，居于”三贤者”曾经静修过的石洞内，继续修习佛法。至其圆寂后，信徒们将大师的遗体涂泥造塑供养起来，遂于10世纪末叶形成河源古刹白马寺。
　　白马寺，也称“玛藏岸寺”，位于互助县红崖子沟的湟水北岸，全寺倚悬崖而建，崖下有一金刚雕像，背靠悬崖，目视湟水，左手托钵，右手似平推湟水。据当地人说，这是神佛阻遏湟水泛滥、悬崖塌陷的手印，故该寺也被称为“金刚崖寺”。清同治年间，该寺毁于兵燹，后重建。据说，寺内供有喇钦·贡巴绕色的药泥像。现有常住僧人4名，佛堂一座，僧舍数间。该寺虽规模不大，但由于历史悠久，加之上述原因，故在藏传佛教寺院中素享盛名。
　　这一时期，随着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的还有藏地的苯教，而且流传较为广泛。从史料记载来看，苯教的影响似乎要远远大于佛教的影响，如《宋史·吐蕃传》记载，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知医药，疾病召巫觋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信咒诅，或以决事，论有凝，使诅之。”足见“尚咒术，重鬼神”的苯教势力之盛，即使今天仍可在土族地区见到这种遗俗。如土族人民对天的崇拜，对山神、雨神、雷神等的祭祀，村庙中供奉的“切什羌”（“神箭”），村里的“斯古典”（法拉）、“什典尊”（请神之人）以及其他禳灾祛邪活动等，不一而足。但是无论如何，流传于藏地的佛教此时也随吐蕃的用兵传入了土族先民的生活领域，这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主要在统治阶级内部发挥着作用，而普通劳动人民仍然虔诚地信仰着萨满教、苯教等古老的宗教。所以，佛教尚未在这里建立起牢固的社会基础，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不深刻，这同藏传佛教在西藏本上的情况大致相同，也正因为如此，当吐蕃赞普达玛灭法时，这一地区的佛教徒要远比卫藏地区的佛教徒幸运得多。他们没有遭到严厉的打击，所以这一地区的佛教也没有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分法，其发展基本没有间断。
　　二、发展期
　　达玛灭佛的第二年，他也被弑，使吐蕃奴隶制政权崩溃，达玛赞普的后嗣微松和永丹各由王族和外族分别支持，连年混战，各地奴隶也乘机起义，自河陇地区迅速漫延至卫藏，吐蕃自此无复统一，呈现为分裂割据的状态。这种情况为佛教在西藏本土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于是出现了藏传佛教史上的“下路弘传”和“上路弘传”的弘法时期，佛教从安多等藏区又反传入卫藏地区，并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取得重要的位置，众多教派也相继形成。这样，佛教自7世纪中叶传入吐蕃地区后，经过与当地土著文化，尤其是经过与苯教的碰撞整合后，到11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为比较成熟的新兴宗教——藏传佛教。而其成熟的或者说是西藏地方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开始陆续形成属于自己的各个教派。
　　在卫藏之间“即佛教之名，亦无所闻也”⑤的近百年灭法时期，包括土族地区在内的安多等地，佛教传播不仅没有间断，而且随着玛、藏、约及贝吉多杰等僧人的到来，培养出了喇钦·贡巴饶色等佛教高僧，修建了互助的白马寺、化隆的丹斗寺、乐都的羊宗寺等一批藏传佛教寺院，使这一地区的佛教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之一。至宋元时期，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的诞生，它们也相继传入土族地区。
　　宋代正是藏传佛教除格鲁派外其他诸派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北宋时，土族地区归唃厮啰政权统辖。据《宋史·吐蕃传》载：“其国（指唃厮啰政权——笔者）大抵吐蕃遗俗也……尊释氏。”另据李远《青唐灵》载，唃厮啰迁至青唐城（今西宁）后，尤重佛法。该书言，青唐“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宋哥，水西平原（远），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盈，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阿里骨敛民作是像，民始离贰。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增决之，僧之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唯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上覆之。”由此可见，宋代藏传佛教已在土族地区广泛流行，并建有许多寺院，如民和的秦家寺，乐都的羊宗寺，平安的夏宗寺，循化的文都寺等。
　　藏传佛教务教派在西藏兴起之后，开始传入甘青土族地区。至元代，由于元帝室的推崇，萨迦派首先传入土族地区。据《土观宗教源流》载，在土族地区，“最早宏传者为萨迦派。”⑥土观《佑宁寺志》中记载，佑宁寺的前身为萨迦派寺院。此外，甘肃省天祝县的天堂寺，最初为苯教寺院。元初，藏传佛教高僧萨班·贡噶坚赞等人到凉州以后，在元王朝的支持下，得到当地人民的信仰，于是，在阳庄寺的基础上建起萨迦派寺院，藏语称为“萨什迦贡”。⑦此外，还有今湟中县的西纳寺等寺院。
　　这一时期，噶举派也传入了土族地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认为，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曾于1359年路过宗喀地区（今西宁一带）时，为宗喀巴授比丘戒。嘉色活佛在勘察佑宁寺址时，还找到了乳必多吉的脚印。⑧这一说法虽然过于传奇，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噶举派僧人在土族地区活动的情况。《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写道，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乳必多吉途经天祝县天堂寺所在地区时，在当地群众的要求下，于萨迦派寺院“萨什迦贡”寺前的平地上建造108座镇龙塔，将该寺改宗为噶举派寺院。噶举派的势力在当时也非同一般。
　　除上述两派外，噶当派、宁玛派等的势力也同时渗入到土族地区，如噶当派僧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启蒙教师曲结顿珠仁钦（1309～1385年）先后建有同仁的夏卜浪寺，尖扎的节拉赛康，化隆的夏琼寺等，尤其是夏琼寺被誉为“格鲁派之源”，以戒律严格、多出名僧闻名于藏区，并受到青海、西藏以及中央王朝各级统治阶级的重视。1788年，乾隆帝曾赐汉、藏、蒙、满四种文字的“法净寺”紫匾。⑨
　　由上述可见，至少在元末明初，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如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宁玛派等均已传入土族地区，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明代以后，随着格鲁派的产生及其在土族地区的传播，藏传佛教在该地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三、兴盛期
　　15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后，得到明王朝的赏识和支持。宗喀巴的著名弟子释迦益西先后两次赴京，被册封为“大慈法王”。他在途经青海时，在今青海省民和县马营镇修建了灵藏寺，在转导地方授记建寺，由其弟子释迦崔臣建一小寺。这些寺院是格鲁派在土族地区修建较早的寺院。自此格鲁派在土族地区蓬勃而起，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湟中本小月氏之地，且屡没羌戎，无怪释氏多而道士少，而番僧尤众。番汉诸僧虽服制不同，而经教则一，今则又分道而扬镳焉……明初西宁番僧三刺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建佛刹于碾伯南，以展其众。赴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太祖从其请，赐额曰‘翟昙’。立西宁僧纲司，以剌为都纲司，纪以符契。自是其徒争建寺，帝辄赐似嘉名，且赐敕护持。由是形域势区，尽为蕃僧所据。永乐时，渐授‘刺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盖以番僧为羌戎所重，籍以羁縻之意，而边人见其车服赫奕，殊以为荣，故番，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号为僧，且有宁绝嗣而愿令出家者，汉人亦有为番僧者。”⑩可见自明朝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不仅在土族地区得以迅速传播，而且在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支持下，逐渐凌驾于萨迦、宁玛、噶举等诸派之上。土观大师在谈到格鲁派的这一盛况时说：“现今霍尔地区，寺宇林立，僧团遍地”，“昔日传播的萨迦、宁玛等教派，现今亦没有信奉之人，唯黄帽一派，遍播于该地也”。［11］自此，土族人民大都改信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寺院有互助的佑宁寺、却藏寺，大通的广惠寺等，尤其是佑宁寺和广惠寺是青海藏传佛教的五大寺院之一，现将其分别介绍如下。
　　明万历十年（1582年）底，三世达赖应蒙古土默特部之请去内蒙古参加俺答汗的葬礼时，曾驻锡互助境内一处叫“智嘉”的地方，并预言“彼地将诞生一名弘扬噶当派佛法的高僧”。［12］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三世达赖复至此地传授教法，并授记建寺，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自内蒙古入藏坐床，途经互助地区时应当地僧俗的请求，允诺在郭隆地方建立佛寺。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郭隆地方的阿嘉、华仁、湖、泽察、拉、色察等部落头人入藏请求在该地建寺。四世班掸罗桑却吉坚赞和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委派达波扎仓寺主持、七世嘉色活佛瑞悦却吉嘉措来安多，在一世松布活佛丹曲嘉措协助下，破土动工创建佑宁寺，藏语称“郭隆弥勒洲”，简称为“阿郭隆寺”域“郭隆寺”。后该寺又得到漠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等地方势力的支持，经过一世嘉色活佛、一世主观活佛及一世嘉木样活佛等高僧大德的扩建，形成藏传佛教格鲁派显密兼备的大寺之一。《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说，清康熙年间，郭隆寺有大小经堂、僧舍、昂欠等2000多个，僧侣7000多人，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等四大学院，属寺众多，历史上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是格鲁派在青海地区的五大寺院之一。清雍正二年（1724年），该寺因罗卜藏丹律事件而毁于兵燹。清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敕令重建并赐名为“佑宁寺”。后又多次被毁，亦复重建。
　　佑宁寺是“此地显教讲院的开始，从这寺院中培育出来的宏法大德不少”。［13］如属于五大昂活佛系统中的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1642～1714年）、二世土观·阿旺却吉嘉措（1680～1736年）、三世章嘉·乳必多吉（1717～1786年）、三世土观·罗桑却吉尼玛（1737～1802年）、三世松布·益西班觉（1704～1787年）等，都是藏传佛教界的著名高僧和学者，其中自二世土观和二世章嘉起，这两大活佛系统成为驻京呼图克图。三世章嘉、三世主观、三世松布等尤以著书著称于世，如三世章嘉著的《正字智源》、《七世达赖喇嘛传》、蒙译《甘珠尔》等，三世土观的《宗教流派镜史》（或译为《主观宗教源流》）等，三世松布的《如意宝树史》等，不仅在藏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库的瑰丽宝藏。
　　广惠寺初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由西藏高僧赞布·顿珠嘉措在青海厄鲁特蒙古首领等人的支持下创建而成，藏语称为“赞布具喜圣教训”。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达赖进京途中，曾莅临该寺为僧众讲经说法，使之影响进一步扩大。康熙四年（1665年），五世达赖封固始汗之孙墨尔根洪台吉为“敏珠尔诺门汗”，并派他去青海，支持广惠寺寺主敏珠尔扩建广惠寺，使之成为具有显宗、密宗、医明等学院的格鲁派大寺。雍正元年（172年）。因罗卜藏丹津事件，该寺被毁，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封二世敏珠尔罗桑丹增嘉措（1700～1736年）为“敏珠尔呼图克图”，并成为驻京呼图克图之一，其地位仅次于佑宁寺的章嘉活佛。同时，雍正帝敕赐帑金重修被毁寺院，雍正九年（1731年），赐“广惠寺”匾额。同治五年（1866年），该寺再遭兵燹，光绪年间重建。该寺以僧人多通藏医而闻名。其属寺有朱固寺、达垅寺、松番寺等9座寺院。原有活佛数十名，尤以敏珠尔和先灵活佛为著名，敏珠尔活佛系统共传八世。寺内现存有明永乐帝所赐“灌项圆修静慧大国师孛隆逋瓦桑尔加领真”的圣旨一轴；清乾隆年间钦赐的“法海寺”匾额一方；九世班禅所写的藏文长挂轴三幅；敏珠尔的“净明禅师之印”等珍贵文物。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和兴盛的一个大致线索。唐代藏地佛教随着吐蕃向吐谷浑的用兵传入土族先民生活的地区，并同这一带流传的汉传佛教文化及苯教、道教、萨满教等文化交互融合，为藏传佛教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也使这一地区成为藏地佛教复兴和藏传佛教形成的重要基地之一。但这一时期，同吐蕃本上一样，藏地佛教主要在统治阶级内部发挥作用，而未在民间得势。到宋元时期，尤其是到元代，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藏传佛教自身通过与各种文化，尤其是与苯教的斗争和融合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二是中国再次走向大统一，蒙古汗国攻灭西夏和金朝后，阔端在凉州与萨班·贡嘎坚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结束了西藏地区持续四百多年的战乱割据局面，投入到祖国的怀抱之中。之后，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掌握全国佛教。这样在元帝室的直接支持下，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明代，中央政府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扶植藏传佛教高僧，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提供创建、扩建寺院及进行各种佛事活动的资费，从而使藏传佛教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清王朝针对藏、蒙、土族群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实际，采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措施，设置驻京呼图克图，如互助县佑宁寺的章嘉、土观等活佛，大通县广惠寺的敏珠尔活佛等，从而使得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达到了鼎盛的时期。［责任编辑　根典次仁］
　　注释：
　　①《土族简史》编写组：《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②③［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5、418页。
　　④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⑤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⑥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教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
　　⑦见注④，第554页。
　　⑧《佑宁寺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⑨见注⑦，第89、90页。
　　⑩《西宁府新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11］见注⑥，第232页。
　　［12］见注⑧，第21页。
　　［13］见注⑥，第170页。
　　［作者简介］翟存明，现于西北民族学院宗教研究中心攻读宗教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