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藏传佛教遗迹调查

［内容摘要］西北地区是藏传佛教进入内地的一个桥梁。从现有的一些历史遗迹和文献资料来看，河西地区自8世纪起西藏宗教便开始在此地传播，其中西夏的统治是一个转折，然后最终是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在此地的不断深入，对藏族艺术样式的汉化起到了先行作用。另外，该地现存的一些历史遗迹对于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西北；藏传佛教；遗迹；调查
　　［中国图书分类号］K872＋87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2－077－05
　　2000年7月至9月，笔者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研究生魏正中先生一同前往西北考察，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河西段的藏传佛教遗迹，因为这一地段以往一直是藏传佛教研究的忽略地带。因此，本次调查主要以以往被人们忽视的河西地区为主，有武威、张掖、永登县等，同时包括河东的炳灵寺，敦煌不在此次调查范围内。西北地区是藏传佛教进入内地的一个桥梁，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于这一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首先要考察的是三方面的历史背景：一是西夏时期萨迦、噶举两派对于藏传佛教东传初期的作用；二是元代凉州会晤后萨迦派对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的重大作用；三是明代噶举派在甘、青地区的得势乃东传的中间作用。
　　一、历史背景
　　1、西夏对藏传佛教的吸收和传播
　　西夏，《宋史》称“夏国”；《辽史》、《金史》称“西夏”；其国人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1038年建政权，是一个以党项民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的地方政权。西夏共历10主。1227年为蒙古所灭，立国190年。其间对西夏发展和佛教的提倡产生影响的以以下三位为最：元昊，即夏景宗，西夏开国皇帝，传说他颇具文才，晓浮图学；乾顺，即夏崇宗，推崇汉文化，提倡佛教，统治西夏长达52年之久，其间西夏政治稳定，对佛教发展多有建树；仁孝，即夏仁宗，推崇儒学，统治期间不乏对内地流行的佛教思潮的借鉴，是西夏在位最久的一位皇帝，其统治时期也是西夏的鼎盛时期。190年中，乾顺、仁孝统治时期是西夏社会鼎盛时期，推崇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仁孝以后西夏政权逐步走向衰落以至灭亡。
　　西夏在历史上与内地、藏区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从考古材料的发现来看，西夏文化中既流行中原的儒学思想，也盛行藏传佛教，对此要有一个客观的态度，不能执著一处。
　　西夏佛教有大量的汉传佛教内容，艺术风格也多与内地相同。其原因可能是：西夏在唐末才步入阶级社会，北宋中期立国，因此对汉文化极为推崇，慕习汉风。如习儒学，起汉姓，译儒家经典《论语》、《孝经》等；向宋求佛经（反复出现的唐僧取经题材壁画在榆林窟就有三处：第2、3、29窟，或许与此有关）；向宋朝求赐医药（大量药师题材壁画应与此有关）；由皇家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流行唐、宋以来的内地佛教流派，如华严、净土、天台、禅宗等。壁画题材中突出表现为对唐宋以来中原风格的佛、菩萨形象，尤其是龙、凤纹样的摹仿。
　　藏传佛教对于西夏来说是迟到的，以上考古材料说明，对于藏传佛教的吸收是在西夏的晚期，西夏历史也说明正是在最后的三十几年里西夏才与“西番”亲近。其原因在于，南宋濒于灭亡，对于西夏的榜样和保护作用已经消失，蒙古人的铁蹄正踏上西夏的土地。从榆林窟第19窟出现的“画秘密堂”题记（“乾祐廿四年（1193年）……画师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密堂记之”）来看，当时距离西夏灭亡只有三十几年了。已经走过盛期的西夏王朝只好转而寻求西藏的保护。而此时，西藏正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展阶段，如噶举派在甘、青一带就具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因此，仁孝时期曾迎请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势力同样不小的萨迦派大师也曾被西夏人奉为国师。从这以后，一般的文书在排列三个民族的顺序上成了：西番、番、汉。
　　以往认为西夏为党项羌，与西藏有着渊源关系，西夏奉行藏传佛教是自然而然的。但材料表明，西夏的盛期文化是中原文化，西夏佛教美术的主流与内地一致，藏传佛教造像在西夏只是末期自救的表现，因此莫高窟第三期中没有出现藏密题材的绘画。那个时期为数不多的藏传佛教造像只是为元代藏传佛教的繁盛做了最初的准备，如榆林窟第三期的第4、10、29窟等与元代接近，中央设坛、真言莲座、造像也是密宗作风，“但榆林窟三组洞窟的密宗曼荼罗题材与造型作风，毕竟不及元代洞窟运用的那样普遍和成熟，藏密成分还不及元代洞窟那么浓厚”（参见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榆林窟西夏洞窟的分期》），达到什么程度尚谈不上。更准确地说，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作用应是蒙藏、汉藏之间的桥梁，这也正是西夏对于藏传佛教在元以后所起的主要作用。因此，对于河西地区其他藏传佛教造像的遗迹，在断代与分析上也要把握这个分寸。当然，西夏与藏族渊源流长的民间往来和其习俗的共通之处又当别论。
　　2、凉州会晤——萨迦派的影响
　　1240年，阔端派他的将官达尔汗台吉多达率军进藏，发现藏地由各个地方势力割据，不相统属，难于单靠武力进行控制。多达建议阔端选用当地领袖协助蒙古人进行统制。经过权衡，他建议阔端召见萨班。1244年阔端召见萨班，萨班遂于当年带着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以及随从等，从萨迦动身。到拉萨以后，他让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恰那和一部分随从先去西凉，他个人沿途逗留。1246年萨班到达凉州，当时阔端因推选可汗不在凉州。1247年阔端回凉州后和萨班见了面。阔端和萨班议妥了卫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后，由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劝说卫藏僧俗各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之后，萨班一直住在西凉，其曾为阔端治愈过一次比较严重的病，因此更得到了阔端对他的信任。相传他在西凉也讲授过佛法，在讲经时有4个人为他作翻译，分别把他的话译为蒙古语、畏吾尔语、汉语和当地的藏语。萨班在凉州时其活动的主要地点就是凉州四大寺：金塔寺、白塔寺、海藏寺、善化寺。1251年萨班死于西凉。之后，萨迦派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元末。藏式的塑像、造塔、用具、工艺等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自西藏传入内地的。
　　3、噶举派在甘、青地区的势力
　　到元朝最后几个皇帝在位时，对喇嘛的信仰由萨迦派开始转为噶举派。
　　噶举派从都松钦巴（1110～1193年）起在西康就有相当影响。元时八思巴的影响是在卫藏，而噶举派的影响是在甘、青。1253年，忽必烈召黑帽系二世噶玛拔协随侍左右，噶玛拔协不肯，并由四川西部北上游方传教，其时曾建寺于宁夏与内蒙交界处，且到灵州和甘州一带。
　　噶玛拔协（1204～1283年）在同萨迦派的斗争中虽然失利，可是他在康区以至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活动却增加了噶玛派的影响和宗教势力。
　　1359年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贝多吉路过宗喀，曾为宗喀巴授五戒。过凉州时在以前萨班住过的朱必第寺讲法。于1360年至大都，为元顺帝父子授“金刚亥母灌顶”，并传授方便道。约在1364年启程返藏，途中曾在甘州附近建立了一座大寺，然后转必里游区，沿途建寺塑像。噶玛派在甘、青一带的影响和势力有显著增长，它的代表人物黑帽系的活佛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极其关注的重要人物。到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辛协巴时，永乐帝赐名“如来”（藏语即得辛协巴），并封“大宝法王”（1407年），所受礼数高于明封格鲁派的“大慈法王”、萨迦派的“大乘法王”，由此确立了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宗教领袖地位，直至16世纪格鲁派才取而代之。
　　河西地区自8世纪起，藏传佛教便开始在此地传播，其中西夏的统治是一个转折，然后最终是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在此地的不断深入，以至对藏族艺术样式的汉化起到了先行作用。
　　784年（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占据凉州至1004年。西夏人占领此地之前为吐蕃人占领（1004年李德民赶走吐蕃）。这期间正是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和朗达玛灭佛时期，藏传佛教密教还没有正式形成，但西藏的苯教、莲花生带来的咒术想必会随着吐蕃人在内地的居留而对内地产生一些影响，使一些正法得以在内地保留，所以“后弘期”的主要人物公巴绕赛（892～975年）于911年左右在西宁、甘州一带学习佛法。11至13世纪的西夏在宗教上以藏传佛教为主，几位皇帝又热衷于宗教活动，这在河西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武威的南部藏传佛教遗迹很多。西夏的佛经翻译数量巨大（数万册），1141年，即西夏的仁孝帝时期噶玛噶举派传入，在12世纪左右西夏地方主要流传的是噶玛派。仁孝皇帝极力印发佛经以至上万，除宋册进口之外，还自印藏经，因此，藏经中的插图也是研究藏传佛教必须关注的内容（但此次考察未见这类文物，故在此不论）。13世纪直至元末，萨迦派又占据主要地位。
　　二、主要遗迹
　　这里讨论的主要遗迹由东往西为：永靖炳灵寺、永登妙因寺、显教大寺、武威亥母洞寺、杂木寺等。下面先介绍几处主要遗迹。
　　1、炳灵寺藏传佛教造像内容调查
　　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县西南35公里处的小积石山中，共184个窟完，造像776躯，壁画约900平方米。炳灵是藏语，意为“十万佛州”或“千佛洞”。窟内壁面上有关藏传佛教内容的主要有：
　　1、第3窟：下一米处漫漶不清，三面为藏传佛教壁画。南壁有题记，顶似曼陀罗（残），东面有二着黄帽、一着黑帽者。有游人题写的藏文题记。
　　2、第4窟：壁画为藏传佛教内容。
　　3、第6窟：大约北周时期塑画，在正壁主尊右侧有游人的藏文题记。
　　4、第172窟：壁画有黑帽、黄帽者，据说是八思巴（该寺的活佛所言）。
　　5、第136窟：上方小龛存擦擦约十几个，全部为塔擦。在其左边有藏文六子真言。右下有一着帽者。
　　6、第70窟：顶边十八罗汉，北壁佛传故事（因缘故事？），又有僧像，可确认为玛尔巴。
　　7、第82窟：壁画宗客巴。
　　8、第87窟：壁画成就师、毗卢佛等。
　　9、第155窟：藏传佛教壁画，左右有金刚手。
　　10、第136窟：顶有八叶九佛。
　　11、第138窟：顶为坛城，右侧有黄帽、黑帽者，左有黑帽者。
　　12、第141窟：六字真言、成就师。
　　13、第143窟：线画宗喀巴师徒三人。
　　14、第144窟：顶部曼陀罗，壁画似元代作品（第141窟的壁画与此窟壁画颇相似，皆以黑白色为主调）。
　　15、第126窟：顶有大轮金刚手。南壁有道教内容，北壁有罗汉（白衣、耳环、持黄鼠，可能是巴沽拉尊者）。
　　16、第128窟：壁画为护法者，北有喜金刚、大轮金刚手，南壁有大黑天、胜乐金刚。基本未画完，留有红土线。
　　17、第132窟：有像右持十字金刚、左持铃，北壁有着帽者，有三面六臂持日月者。
　　18、第165窟：左右壁为关平、周仓，主壁左边为关羽，右边形象存疑。
　　19第163窟：壁画有三尊四臂者（中间为四臂观音）。
　　20、第151窟：壁画佛传（因缘故事）。
　　21、第153窟：有二着帽者，一为方形，看不清是黄是白，另一个据说是宗喀巴。
　　22、第171窟：北面小龛有塔擦无数。
　　23、第69窟：石胎泥塑十一面观音（这是唯一的塑像）。
　　以往对于炳灵寺的研究多关注于早期汉传佛教造像，而对藏传佛教内容的解读则很少，由于多为后期补绘，所以几乎无人关注。通过笔者的考察，发现其绘画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果可以准确地解读画面的内容，那么对于理解东部藏传佛教造像的样式和部派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2、杂木寺石刻
　　杂木寺位于武威市古城乡八五村兰家庄，据陪同我们的孙寿龄先生说：“这一带曾是西夏人集居地，寺院在1927年地震后重修过，1968年拆为林厂，1972年自然毁坏。”因此，我们当时看到的只是一个残坏的塔基，寺院全无。据村民回忆，塔底为圆形，上面也是圆的，约高20米。在调查中我们看到残缺的塔基和塔基下的刻画。画的面积长约1.7米，宽约1.5米，上下两排，上排五佛，下排四佛，两排之间以联珠纹相隔，佛座下是相背的双马，孙先生称为“吻唇马”。这种称谓，实际上是将单位纹样连起来后所产生的视觉印象，即将一组相背的马与另一组相背的马相接时，背马就成了头头相对的“吻唇马”。另在左边下部还残存两像（残损不清）。右下有藏文刻字（称赞礼佛用语）。造像的头光处尚残留有颜色。
　　造像背后的拏具是四拏，与马蹄寺北寺第7窟之造像的靠背相同，宿白先生认为“四拏组合不仅早于格鲁派流行之六拏，亦早于至正二年（1342年）创建之居庸关永明寺过街塔基门券雕饰之五擎，而同于大德十年（1306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为《碛砂藏》补雕扉画上之四拏。”所以，这组造像十分重要。
　　从存留的九佛看，样式相同，都是一手胸前说法，一手作触地手印，着袒右袈裟，跏趺坐于莲花马座上，有头光、背光，背后宝座处线刻有狮羊和金翅鸟纹。
　　这一组造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样式的造像内容线索。首先是联珠纹，这是典型的中亚纹饰。作为座饰出现的双兽，虽然是佛教中经常使用的，如五如来的座饰，而马座或双马座一般属于宝生佛的标识中，但我们常见的一佛反复表现多是药师佛、不动佛等，这样重复地描画宝生佛的造像在其他地区还未见。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尚有待于研究。而有趣的是如果将双马纹连缀起来就形成了具中亚双兽纹风格特点的对兽图案了，从这个角度看，本属于佛座的双背马就成了本地人将之称为“吻唇马”的对马样式。
　　西夏占据河西时期正是噶举派最为鼎盛时期，藏文文献也记有自12世纪后半叶西夏王室即与噶举派关系密切。至元初，噶玛拔协在同萨迦派的斗争中虽然失利，可是噶玛派的影响和宗教势力在康区以至宁夏、甘肃、青海一带却十分强盛。
　　因此，杂木寺的崖刻时代约在西夏末与元初，噶玛噶举派势力还十分强盛的时期，并且这一带应为西夏人的集居地。另外，宝座下的“吻唇马”在一般的佛教造像中也极为少见，二排佛像，一层为有靠背，一层为有头光，背光的组合也有待于研究。
　　3、武威亥母洞石窟寺
　　亥母洞位于武威市西南新华乡缠山村。传说建于西夏正德四年（见《乾隆修武威县志》）。另据当地文化馆的黎大祥先生说：“民国十七年地震后，对亥母洞进行过重修。”1987年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物，其文物入土年代为1224～1226年间（武威于1226年被成吉思汗攻克）。1141～1194年这段时间藏传佛教噶举派在此盛行。1211年萨迦派渗入，以后萨迦派比噶举更有势力。萨迦派第三祖曾来过此地，第三祖扎巴坚赞的大弟子迥巴瓦国师在亥母洞任主持（这一材料是由该洞出土的西夏文物中译出的）。1214年为最盛，因为萨迦派第三祖来过此地。1226年成吉思汗和平统治凉州地区之后，其二子阔端主持政务。1238年阔端致蕃人一封信，谈到关于和平解决西藏一事，为后来的凉州会晤做了准备。1246年八思巴抵达凉州，1247年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晤”。1251年，萨班死，葬于白塔寺。
　　据《安多政教史》载：“凉州城以南三十里处，有称为哈蟆洞的金刚亥母寺……据传原来石岩上存放着昔日的心、肺和内脏，后被朝山者作为圣物而拿光。现在许多人还把岩洞的红土做为圣物拿去，据说可以消除病魔。右边有约一人多高的释尊香泥塑像……左边是金刚持和度母像。外面佛殿里有喜金刚等许多浮雕像。墙壁上绘有神变庄严画。这座佛殿曾遭火灾，但金刚亥母像没有受损。这是汉族地区四尊金刚亥母像之一，其他据说一尊在庄浪、一尊在肃州、一尊在山东”。
　　金刚亥母是噶举派修密的本尊，米拉日巴是噶举派的祖师，噶举派在此地的流行由此可见一斑。亥母洞现有四残塔，从保存较好的第三塔的形制上看，其年代不晚于13～14世纪，与该洞出土之西夏佛经和文书一致。
　　亥母洞现存4个洞（作者按顺序编号），其基本情况为：
　　1号洞有四塔，现仍存大量的擦擦，曾发现有唐卡（约为西夏或元时，现存文庙7幅）和铜像（米拉日巴铜像亦存文庙）。
　　2号洞西面有一洞因较险未进，据说有四塔。
　　3号洞向西有2个洞。
　　4号洞残损严重。
　　亥母洞出土有大量西夏时期文物，主要有唐卡、米拉日巴泥塑像、擦擦等（现藏武威文庙）。
　　米拉日巴像，高约30多公分，着彩，像本残，后修复，但几处已失原貌。造型为米拉日巴常式，即右手举于耳边唱道歌状。人物造型紧张细瘦，面貌为胡人相。
　　唐卡的构图为填满空间式，布局与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完全相同。样式风格为波罗时期孟加拉式，时代也不会晚于10世纪。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与Benjamin Rowland的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ndia中提到的发现于敦煌的10世纪唐卡残片作比较（p161、162）。据《安多政教史》所记，凉州一带曾有崇拜亥母的传统，书中说：“凉州，有凉州四大寺、自然形成的亥母佛像、弥勒大佛像……”从历史的渊源及实物看，凉州一带流行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和噶举派是无疑的，至于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附识：此次调查得到了炳灵寺石窟保护研究所的王亨通先生、邓天珍女士；武威市博物馆的赵继洲馆长，以及黎大祥、孙寿龄等先生的大力帮助和热情指导，尤其是孙寿龄先生陪同我们进行实地调查，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责任编辑　蓝国华］
　　［作者简介］李翎，女，博士，现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