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甘孜州藏传佛教尼姑现状浅析

近10余年来，四川甘孜州藏族出家尼姑呈增长态势，女性出家人数的继续无序增加有可能引发若干复杂的社会问题。尼众是宗教活动中的女性群体，尼姑现状属宗教问题的一部分，也属妇女问题的一部分，同时还隐含民族问题的因素。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中的尼众问题是藏区社会问题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我们对四川甘孜州的尼姑及藏族妇女开展了专题调查。调查中选择了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四县的相关部门作为面上调查点，同时走访了康定县的扎西尼姑寺、塔公寺、塔公佛学院，甘孜县的布绒郎尼姑寺、大金寺，炉霍县的寿灵寺，其中，重点调查了扎西尼姑寺，对在寺的尼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在塔公乡对不同职业和年龄的妇女进行了个户访谈和问卷调查。根据调查和收集的资料，现浅析如下，不足之处尚祈指正。

　　一、藏传佛教尼姑寺及尼姑基本情况

　　目前，甘孜州有尼姑寺26座，占全州已开放寺庙的5％强，纳入登记管理的尼姑人数约占全州僧尼总数的10％。

　　甘孜州北路尼姑寺有22座，占全州尼姑寺的85％，其中格鲁派有17座，占65％，其次是宁玛派。对康定、甘孜、炉霍、道孚四县现能查到的1632名尼姑在近年的年龄结构统计如下：

　　这些数据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尼姑中的青年人所占比例最高。据调查，甘孜州新龙县近年出家到喇荣寺的尼姑中青年尼姑的比例近70％。2001年9月，我们对塔公乡扎西尼姑寺31名在寺尼姑进行问卷调查，青年尼姑占了58％。由此可见，尼姑以青年女性居多是普遍现象，这也间接证明近10余年出家的女性人数偏多。

　　对甘孜、炉霍、道孚三县的1321名尼姑的出家时间统计如下：

　　按数据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出家人数呈逐年上升之势。如果说80年代初党和政府在落实宗教政策上做了许多工作，女性出家人数正常变化包含了恢复和有序的因素，那么，自90年代以来类似喇荣寺尼众人数过快增长，这种状况当属无序膨胀。历史上甘孜州等康区尼姑寺的规模远不及喇嘛寺，而且出家尼姑在一座寺庙超过400人的已属罕见，道孚铜佛山尼姑寺有尼众358人，是人数最多的尼姑寺之一，但是，远不及喇荣尼姑寺的规模。

　　藏传佛教在经历了近代的社会变革后，迄今为止，甘孜州的寺庙总数和出家喇嘛人数均未超过民主改革前的规模，但是，惟有尼姑人数超过民主改革前的状况。据记载，民改前甘孜县和道孚县的尼姑分别有421人和214人，而在2001年两县竟有1174人和664人。①

　　值得注意的是，甘孜州许多县有一些住家尼姑，女性削发为尼者多数住家修行，入寺者仅是少数。藏传佛教中尼姑处于非主流层面，尼姑寺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小，这里可用康定、道孚、炉霍、甘孜、新龙等五个县的22座尼姑寺的规模加以说明。

　　女性出家人数多，向寺庙规模小，一些尼姑采取住家修行的方式，这些人常住家中，平时选择一些寺庙或学经点短期朝拜修行，但是她们没有被列入住寺的管理范围。正因为如此，所以很难确定住家尼姑的数量。这种修行方式下的管理体制的漏洞，成为出家女性进一步边缘化的制度性因素。如若只管住寺尼众，不过问住家尼众，一些尼姑得不到合理合法的管理，这是造成尼众无序化的原因之一。

　　甘孜州尼姑寺多数建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海拔高，交通不便，尼姑修行的住处依靠家庭出资、出力建造，室内空间狭小，生活用具简陋，生活来源以家庭供养为主。她们的日常生活自我管理，住处隔成卧室和厨房，自已烧茶做饭，实行集体进餐。从扎西尼姑寺得知每个住寺尼姑每年有300～400元的生活费，都是由寺庙提供的，按400元计算，平均每月有33元。尼姑寺的宗教活动收入远低于喇嘛寺，尼姑寺依靠有名的活佛得以维持。尼姑多以修行为主，以求来世离苦得乐，极少参与法事活动，加之她们少有获得宗教学位晋升的机会，延请此辈做法事，明显资格不够，社会观念也不接受。历史上，藏族最早出家为尼稍晚于出家为僧的时间，大约781年吐蕃赞普“于大唐国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赞普妃子没卢氏及贵族妇女30人从摩诃衍受戒后出家为尼。②从此，藏人出家为尼因袭相传。14世纪藏传佛教宁玛派圣地拉萨曲水的雄色寺渐有僧尼合寺之俗。18世纪以来，宁玛、噶举、萨迦诸派已有较普遍的僧尼合寺现象，惟有格鲁派不能僧尼合寺。如今，甘孜州宁玛派色达喇荣寺是尼僧合寺且规摸较大。甘孜州尼寺组织结构较简单，一般由3～5人组成“寺庙管理委员会”，其中，住持、经师、管理员必不可少。稍大的尼寺有堪布、措钦、洛本、翁则等，堪布（学位最高）、措钦（住持）主管尼众学经修行，洛本（经师）负责教诵经文，翁则（管家）负责寺庙的经济、后勤。翁则之下设涅巴格古和曲本格古，前者协助翁则管理寺院，后者司大小法度之责。女尼入寺一般经两个学经阶段，最初为“格楚”阶段，即学徒期，其间主要学藏文、寺院教规，受沙弥戒；第二阶段为“格聂”即正学女，为期两年，学经文典籍、戒律若干，兼有少量文学、诗词。甘孜州尼寺大多未设“五明”学科，惟喇荣寺设佛学院授“五明”。尼寺在传授教义、教理以及晋升佛学学位等方面均不及喇嘛寺，甚至没有这方面的机会。
　
　　二、藏族女性出家为尼的原因分析

　　1、社会环境分析

　　藏区社会制度在5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在藏区逐步建立，但是社会环境呈现出二元性特征：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入手改造原生的社会，反映在宗教领域则是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另一方面，藏传佛教以非主流文化的形态仍然存在于藏族社区，传统的宗教观念在民众中的地位挥之不去，而且根深蒂固，它支配着广大民众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深层的宗教文化根源，导致女性出家得到家庭和社会的认同。我们在塔公乡扎西尼姑寺对31名在寺尼姑的问卷调查中得知，有30名尼姑出家时家庭表示同意，甚至有的女性是在父母或亲友的劝说下出家的，仅有一名家住丹巴县的女性在向父母提出入寺为尼的想法时，父母和在康定工作的大哥坚决反对，后来背着家人到了扎西寺，最终家人只得认可，并常往寺庙看望她。此外，还访问了一些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成年人，一般认为女性出家是自己的选择，通常不反对；另一种观点认为出家当喇嘛或尼姑对家庭可以消灾避难，普度众生；还有一种传统看法是，“当了尼姑再还俗，连患麻疯病者都不如”。难怪有资料记载“觉姆寺的女僧徒的来源亦不贫乏”，并且仍然存在“户有喇嘛、尼姑为荣，如无为耻”的旧观念。③

　　社会和家庭的认同相互依托，从家庭关系分析，由于父母是儿童的参照群体，较为传统和封闭的社区孩子受信教父母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有些女童自小随家人到寺庙朝佛，潜移默化影响至深。扎西尼姑寺的尼姑中有的随父母转经后很小就留在扎西寺。根据问卷调查，18岁以下年龄出家的占9．7％，18～24岁出家的占67．7％，25～29岁出家的占9．7％，30岁以上年龄出家的占3．2％。出家女尼可以回家探望父母，家人也到寺庙朝佛并探视自己的孩子，这种往来以离家的远近和家庭经济的贫富而定，　家庭离寺院较近且经济状况较好的，双方探视较多。

　　在乡级以下的传统社区，许多家长培养后代的观念既有传统也有现代的思路，传统的思路是子女中应该有人出家，现代的思路是如果家庭条件好子女应该上学，读书有出息可望谋到一份工作，否则还不如出家为僧尼。父母将出家看得更实际更有地位，这是与藏传佛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密不可分。

　　2、自然、经济环境分析

　　藏区自然环境有鲜明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有一些自然资源富集的优势；另一方面自然地理和自然气候等自然条件颇多不利，加之地域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导致经济环境的相对落后性，人们在这种环境中的生存和适应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并面临许多生存挑战。以塔公乡牧区为例，这里海拔在3700米以上，牧业生产中许多妇女担负着主要的劳动角色，她们长年居住在黑帐蓬中，逐水草迁移，虽说已经实行定居，但定居点中的定居者主要是老人和儿童，青壮年牧民每年只有到藏历年才有10余天在定居点体息。我们在塔公乡牧民拉姆家及周围的几家帐蓬所见，天上下着雨，牧民们仍在不停的忙碌。他们凌晨4点起床，烧火、做饭、放牛、挤奶。平时加工奶制品、纺线、拾牛粪、带孩子等都由妇女承担，晚上要到10点以后才能体息。寒冷、潮湿、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有些地方治安条件差，夜间还得提防偷盗牲畜。这种传统落后的牧业生产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艰苦的牧业生活使成年男性也感到吃不消，拉姆的大哥已经40多岁，是家中在牧业上的全劳力，他自己说是家庭的责任感使他在困惑厌倦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他的弟弟自小出家，现已21岁，依靠家庭供养。拉姆的姐姐现已33岁，是家中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劳动的艰辛，使她有出家为尼的念头，但是家庭生产的重任使她感到为难。拉姆在康定读书，每次回来都要到牧场上帮忙，当放牧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时，她的母亲也得参加挤奶、喂牛等劳动，饲养全家90余头耗牛的劳动主要落在了妇女身上。

　　据宗教部门介绍，出家为尼的女性中牧区的比例最高。例如，在扎西尼姑寺的问卷中显示，家在牧区的尼姑占77．4％，农区的尼姑占22．6％。历史上男性出家为僧的比例较高，妇女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经济、家政等活动中妇女对经济有支配权和财产继承权，牧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尤其明显。男性劳动力的锐减，使繁重的社会生产及家庭负担毫无选择地落在妇女身上。超负荷的生产劳动，加上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使一些青年女性不愿再步母亲的后尘，加之宗教和传统观念认为女性一生下来就落入苦海，出家为尼是摆脱苦难、寻得解脱的出路，正所谓：“人生皆苦，转迷成悟，离苦得乐”。这种观念早在佛教传入吐蕃时期即已形成。8世纪莲花生入藏传教时，吐蕃王妃益西措嘉被作为灌顶供养了莲花生，因当时吐蕃尚无尼庵，她口述经文以道歌形式四处传教，她在歌中唱道：“不管怎么干，我都不会幸福；因为我是女人，所以要遵奉佛法很难，甚至难以为生！”④这是女性接受佛教思想，祈盼解脱的根源。近10余年来藏区社会经济处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一段时间里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出来，但是生产力的变化十分缓慢，尤其在牧区传统的生产方式仍占主导，牲畜私有私养后，牧民的劳动量没有减少，每户近百头的牦牛，按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终年劳作而脱不开身，颇为艰辛。如若再遇上草场、边界纠纷以及冤家械斗、偷盗牲畜等不安定因素，更增加了生活的不安宁感。女性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和生理的因素而较男性柔弱，当若干的不利环境成为对女性的压力时，她们将处于更加的弱势。所以，有些女性不堪忍受，产生厌世的倾向，对现状的不适或不满，促使她们作出出家为尼的选择。在扎西尼姑寺的调查显示，尼姑入寺前都有许多主观或客观、直接或间接的原因，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感到环境压力大，想逃避现实，出家可以摆脱困境；其次认为出家可提高自己和家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尼姑们也知道，喇嘛寺与尼庵、扎巴与尼姑地位不平等，但是教规和教义使她们接受这种地位，苦苦修行，不求今生，只求来世。按照藏传佛教的寺院制度，尼寺的组织管理结构远比喇嘛寺简单，尼众的考试晋升制度限制较多，等级较低，在甘孜州只有色达县的喇荣寺建立了女尼可以考取“堪布”的学位制度，这也是女性出家人纷纷前往喇荣寺的原因之一。

　　3、文化教育环境分析

　　民主改革以前，藏传佛教是藏民族的精神支柱，藏区的统治者除了依靠这个精神支柱外，还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进行统治。民主改革后，后者的力量结束了，但是前者并未消失，仍然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喇嘛寺作为传播藏族文化、教育的功能和影响迄今在农牧民群众的心目中并没有消失。虽然社会主义文化和现代教育体系已经建立，但是由于藏区社会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滞后，使文化教育体系极不完善，基层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和脆弱。据调查，喇荣寺的藏族尼姑有90％以上没有进过学校；在塔公乡扎西尼姑寺的统计显示，93．6％的尼姑入寺前是文盲，读过初小和高小的比例各是3．2％，绝大多数是入寺后通过学诵经文学习藏文的；甘孜县在色达喇荣寺的尼姑上过小学的不到10％。这些出家女性从小没有得到现代教育的培养，以至于许多出家女性对社会的认知程度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中，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正是由于缺少现代文化教育的影响力，传统的宗教观念直接控制人们的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所以，传统社区的信徒既在理智上相信神的存在，来世的存在，也在心理上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和情绪，这有别于发达地区的一些信徒，他们理智上已经不信神，对宗教仅存浓厚的感情。女性文化素质低与接受传统宗教观念的传播有很强的关联度，藏族尼姑中的文盲多，证明了这一点。藏族农牧民在对待子女出家的问题上，如果按传统的价值判断，在乡土社会出家更实用。

　　三、尼众无序增加的社会影响

　　1、增加不稳定因素，加大管理难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甘孜州藏族尼姑人数呈上升势头，一些地方的尼姑数量超过了民主改革前的规模。过去藏区宗教问题比较集中在喇嘛和喇嘛寺，如今宗教管理的热点和难点出现新的动向，例如：喇荣寺尼姑的无序聚集已超出正常管理的宗教活动范围。尼姑无序增加产生一些不稳定的苗头，若再疏于管理，将有可能小事醒成大事，小间题变成大问题。藏区不稳定根源直接与达赖集团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相关。尼姑无序增加，必然引发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妇女问题，这正是分裂势力可资利用的筹码。

　　2、对藏族人口再生产的负面影响

　　在不断增加的尼姑中以青年女性居多，同时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出家，扎西尼姑寺的尼姑出家时在14岁以下的占了9．7％。目前所知，15～49岁育龄妇女占尼众人数的绝大多数。以往的研究认为，较多的藏族男性人口出家，导致可婚人口群的性比例严重失调，妇女“婚配”过剩使藏族人口增长较其他民族缓慢，这是藏族人口再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较大数量正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藏族女性出家，必然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负面影响。因为，过去藏族妇女中有一定数量的女性虽然未婚，但并不表明她们不参与生育，通常未婚母亲和非婚子女不会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歧视。而出家为尼表明完全放弃婚育，育龄期女尼退出生育行列，脱离人口的再生产，如果尼姑人数的无序增长越快，对人口再生产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3、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

　　格地说，藏传佛教的出家人属社会供养群。民改前，藏区出家人比例太高，农牧民用于宗教的开支也太高。如果说这种状况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停滞，那么今天又予恢复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最起码会制约农牧民扩大再生产的积累。目前，甘孜州的寺庙已接近民改前的数量，至于出家人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据甘孜州政府公布，全州僧尼约占州内藏族人口的6％。⑤仅按人口的6％计算，每17个人供养一个僧侣，除去老人和儿童的社会负担，如此供养比例无疑是十分沉重的。而尼姑人数的不断增加，将进一步加大社会供养群的比例。藏区社会总供养率高出其他地区，不论其供养来源的方式如何，都脱离不了社会劳动者所提供的物质财富。藏区生产不丰，经济落后，维持高比例的供养群必然加重劳动者的负担，制约社会扩大再生产。

　　综上所述，四川甘孜州藏传佛教中的女尼无序增加是宗教问题中的新情况，对待这类问题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宗教活动应在有关法律、法规的正常秩序中进行。对出家尼姑，不论入寺或住家修行都应列入宗教管理的范围，使宗教活动进入有序化、法制化的轨道。宗教信仰有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在发展藏区经济的同时，应重视对未成年藏族女性的现代教育，这是解决藏区宗教问题的根本出路。女性出家尼姑中以青年人居多、文盲居多，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更应受到教育的关照。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藏族女性文化素质低于男性。为了尽快提高新一代藏族女性的文化素质，从根本上减少女性出家的趋势，应通过适当倾斜的教育政策和投入，使藏族女性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有效提高，这是解决藏区女性信教问题和妇女问题的明智举措。如果更多的未成年女性受得现代教育，那么她们将获得正确选择生活的能力。［责任编辑　保罗］

注释：

①周锡银、冉光荣：《藏传佛教寺院资料选编》，第206、208、169页；甘孜州宗教部门2001年9月提供的资料。

②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道孚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④转引自房建昌：《藏传佛教女尼考》，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⑤《1993年中国民族经济》，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郎维伟，现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张朴、尚云川，现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