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传入雪域藏地看文化融合功能

佛教与基督教、伊期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也是产生最早的世界宗教。佛教约在公元七世纪从南亚次大陆和中原腹地传入雪域藏地后，在封建农奴社会的土壤上落地生根，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的结构，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成为雪域藏地封建农奴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和藏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印度佛教、中原佛教与雪域藏地的土著宗教雍忠白本教文化相融合，逐渐嬗变为独特风貌的藏传佛教，并形成了很多宗派，是中华佛教的重要一支，曾被大元帝国定为国教，因主要在雪域藏地形成、流传和发展，是藏语系佛教，故名。藏传佛教之所以破土而出并发展壮大，在于其内部的传统宗教原始黑本教、雍忠白本教与印度佛教、中原佛教之间形成了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耦合关系。由印度和中原传入雪域藏地并发扬光大的是包括显宗和密宗的大乘佛教，其中以密宗瑜伽的发达为其特色。深入研究雪域藏地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掘雪域藏地文化优秀、健康的精神遗产，并加以创造性的现代文化创造，进而推进雪域藏地的现代化大业，是有积极意义的。藏传佛教是在印度和中原佛教教义的基础上，吸收了许多原始黑本教、雍忠白本教的内容，最后形成了显密共修，先显后密的独具特色的宗教。印度佛教、中原佛教与雪域藏地传统宗教雍忠白本教、原始黑本教文化的有机结合，可谓是揭示文化融合功能的最好例证。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个问题略抒管见，以作引玉之砖。
　　一、雍忠白本教和原始黑本教文化积淀是藏传佛教文化大厦的基石
　　象雄王国是吐蕃王朝之前的一个结构松散的部落联盟的集合体，在古代雪域藏地业已经历了“象雄十八王”二十四代统治。那时，被中原人泛称为西羌（西戎）的诸多部落联盟者业已形成了雪山草地、日月星辰、山川湖泊和飞禽走兽等崇拜为特征的土著宗教———原始黑本教和雍忠白本教，其内容十分庞杂，包括王权天授、重鬼右巫、禳灾解祸、祛病除邪等观念，且伴随着占卜、驱鬼、念咒、招福、圆光、治病、盟誓、观象等巫术，盛行各种祭祀仪轨。公元前七世纪，在地球第三级的青藏高原，雪域藏地形成了原始黑本教和雍忠白本教等学说。原始黑本教则以“自然”为本位，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返扑归真，同原始道教、萨满教、释比教、毕摩教有某些雷同。雍忠白本教以“人”为本，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宣扬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原始黑本教的“自然”本位和雍忠白本教的“人”本位两种核心思想，奠定了雪域藏地古代文化的基础，决定了雪域藏地古代文化的走向。雍忠白本教是东巴·辛饶米沃大师在原始黑本教教义的基础上参照印度佛教和中原佛教的方式进行的一次“集结”，是系统化了后的本教，并有一套较完备的雍忠白本教经典，这就是“太白”、“斑斓”、“玄青”三部《济龙经》，因此被后世称为正统本教的源头。原始黑本教和雍忠白本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不仅包含着西羌（西戎）人以崇拜方式所追求的各种希望，而且还包含着维护象雄王国社会等级、社会伦理和固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在早期藏文化中，本教文化积淀无疑是西羌（西戎）人凝聚的核心力量。雪域藏地从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起，一直有26代赞普都是用本教来协助管理行政事务的。印度和中原佛教光顾雪域藏地之前，雍忠本教就业已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由其虔诚的信徒在辛拉俄格尔神、什巴桑布奔赤和东巴·辛饶米沃三位尊神的名义下，把它的九乘经论教义和修行事相广为传播，并由四方善男信女共同遵行。各部落间不同的文化特征和生活风俗的广泛交流，促使了部落联盟者们英勇豪爽、慷慨忠诚、炫耀血统和宗谱等共同习性的形成。雍忠白本教的传播过程，其实就是象雄（西羌）文化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使得象雄诸羌（戎）的部落联盟者，在雍忠白本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逐渐具有了相同的心理特征、价值体系、精神结构、思维水平和行为方式，这无疑为象雄诸羌（戎）的部落联盟者融合成藏族，提供了凝聚的动力。从氏族到部落联盟再到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一般是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氏族。再以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为纽带组成部落联盟，最后在相同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基础上，以趣缘关系和志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特征，它并非以“血缘”和“地缘”等因素来体现，而是以特有的文化作为其民族自立的个性。文化总是由一定的民族所创造，在一定的民族范围内形成和发展，从而带上了本民族独特的个性。民族心理是受到文化的熏陶而形成的。民族本身是一个文化人类的群体。维系民族的强有力的精神纽带，是稳定持久的共同文化心理素质。通过雍忠白本教传播的象雄文化（西羌文化），正是雪域藏地的部落联盟发展、形成民族的向心力。雍忠白本教，以及象雄文化（西羌文化）在藏族先民中留下的“文化心理积淀”，不仅后来改造佛教成为藏传佛教，而且也是藏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富有个性色彩的原因。加之，由于藏传佛教中的本教文化要素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又使它具有强烈的内附中原的文化倾向，这大概是大元帝国统一雪域藏地的民族心理基础。藏传佛教是一部契时应机、随缘化物的生动教科书，是藏族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山峰，是滋养藏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股活水，在这一宗教里，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传说与史实、原始与文明，交融在一起，它所构成的神秘文化现象始终笼照在世界屋脊之上。
　　二、依附本土文化主流，是佛教得以在雪域藏地成功有效“嫁接”的法宝
　　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被中原人称为发羌的雅砻部落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的诸羌（戎）部落，建立了以逻娑（今拉萨）为中心的吐蕃王朝，并结合藏语的特点和仿照梵文兰扎、瓦都字体创制了藏文。松赞干布的奴隶制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从而为印度和中原佛教的传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提高吐蕃的威望，松赞干布高瞻远瞩，相继同尼泊尔、大唐王朝联姻。虔诚笃信佛教的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进藏时首次把佛经、佛像带入雪域藏地，这对佛教在雪域藏地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今，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时等身镀金佛像仍然供奉在西藏拉萨大昭寺的正殿中心；赤尊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时等身镀金佛像仍然供奉在西藏拉萨小昭寺的正殿中心。佛教的遇像崇拜和神权至上的思想对刚刚建立集权的吐蕃王室犹如春风拂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松赞干布还从大唐王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大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为了巩固王权、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大力提倡佛教，打破本教巫师以众神的晓谕和代天行事的方式控制王室和部落酋长，进而左右朝政的惯例。不过，他的举动还不能脱离当时雪域藏地社会的特定环境，脱离部落联盟者的文化心理状态，脱离善男信女们对传统宗教的依恋之情。吐蕃王朝建立后，它的国家体制，事实上仍然处在部落联盟阶段，维系部落联盟的纽带是雍忠本教。有鉴于此，松赞干布对本教继续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政策，给予其很高和合法的地位，以避免无谓地卷入激烈的宗教纷争中去。但此时传入雪域藏地的佛教仅在王室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未深入传播到民间，还不可能被藏族社会理解和接受。
　　松赞干布去世后，两代赞普因忙于内部平乱和对外征战，无力顾及发展佛教。到赤德祖赞时，虽有建寺、迎僧、译经等兴佛事宜，但王室内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本教权臣竭力从政治上防范佛教势力危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以天灾人祸为借口，有效遏制住了佛教的发展势头。公元710年，大唐王朝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大唐王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赤德祖赞死后，其子孙赤松德赞年幼继位，一批崇本反佛的顾命大臣乘机使用“清君侧”的计谋，发起了驱僧事件，史称第一次灭佛运动。直到赤松德赞成年后才同信佛大臣密议设计剪除了反佛势力的代表人物，并在特定时期内以普遍性为根据来迫使传统本教大臣让出一些文化阵地，为移植印度、中原佛教文化开辟了道路。当然，赤松德赞的倡佛与他从小耳濡目染中原佛教和文化以及他母亲金城公主的影响有一定的瓜葛。赤松德赞出于吐蕃王朝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决心大力弘扬佛教，他下诏规定，一切臣民都必须奉行佛教，并派人前往尼泊尔和大唐帝国迎请印度佛教自续中观派显宗大德静命大师和中原佛教禅宗大德良王秀、文素等高僧轮流入藏传教。静命大师等入藏后四处宣讲“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法印”、“十善法”、“十八界”等佛教基本知识。本教势力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不断以本教文化的正统性和特殊性为武器，抵制佛教文化的强力渗入。静命大师等佛教显宗大德面对本教势力的强力较劲，传教工作难以为继。为了使佛教重新光复雪域藏地，他们说服藏王从印度迎请佛教密宗大德莲花生大师，企图通过密咒和幻术等以毒攻毒的办法来彻底突破本教势力的防线。然而，文化毕竟具有融合功能，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整合机制。莲花生大师抵达雪域藏地后，针对以往一味采取对抗的态度，结果每每都导致事与愿违的状况，为了使佛教真正能够在雪域藏地落地生根，他因势利导，采取“佛体本用”等迎合雪域藏地社会风尚和风俗，兼容雍忠本教等藏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借用本教的巫术、祭祀、盟誓等基本仪轨，以本教的形式附会宣传佛教的内容。且还把本教众多溶入民俗的神祗都收归为佛教的护法神。以宗教学的理论来分析，这实际上是按照共存结构的要求主动将佛教本土化和民族化，以换取佛教在雪域藏地的存在。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文化上的改造，使佛教文化越发带上了本教文化的特点，加之以念咒、幻术等具有强烈神秘色彩和原始气息的密宗与雍忠本教密法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就比较容易地被具有本教文化心态的广大藏民所接受。当时广大藏民，对这些收归在佛教寺庙里的本教神祗倍感亲切，这样佛教也就在这些本教神祗的“护法”下，在雪域藏地这片本教文化的土壤上落地生根了。仿印度古庙阿敦达波日寺而建成的桑耶寺，就是佛教与本教交融后的第一个标志性建筑，它是第一座藏传佛教的佛、法、僧三宝道场。该寺的主殿为金顶三层楼阁，象征须弥山。第一层楼阁按象雄建筑模式，塑像以吐蕃人的面容出现；第二层楼阁按唐朝建筑风格，塑像以中原人形象出现；第三层楼阁为印度式建筑，塑像以印度人形象出现。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从开始就表现出了融合多元的特色。桑耶寺实际上是对藏族、汉族和印度斯坦族三种宗教建筑文化水乳交融的最好诠释。它不仅是印度、中原佛教文化和雪域藏地传统宗教文化交融共生共荣的“活化石”，而且还是藏族历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庙，首批剃度出家的“七觉士”就是从这里登坛受戒，开始他们普度众生的生涯的。由此标志着雪域藏地从此建立了以藏族为主体的佛教僧伽组织。此外，一批高僧大德广译佛教典籍，显密经论，大体具备，且还著书立说，以佛释本，援本入佛，逐步调和佛本矛盾。至此，佛教在吐蕃形成燎原之势，影响更加广泛。佛教问鼎雪域藏地的成功，说明它必然有着能被藏族固有传统文化所容纳和改造的因素。藏族正是在以本教文化积淀和佛教文化积淀作为其主体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藏民族的个性带有哀婉之情、悲壮之美的英雄主义精神；既虔诚、自律，又有使命感的宗教情怀；既严格又天真，既理性又感性，既豪放又精细，既世俗又有精神的审美乌托邦气质。如果能够这样去了解藏传佛教文化的个性，就拿到了开启藏民族文化心灵的大门的钥匙。
　　牟尼赞普继位后，佛教持续发展。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当政时，王室兴佛达到顶峰，僧人参加吐蕃政治，大小朝政业已由佛教上层人物决定。行政制度也以佛教经律为准则。至此，初步藏化的佛教正式登上了吐蕃王朝的政治舞台。赤祖德赞过度崇佛，主要意图当然在于摆脱本教势力的羁绊，巩固吐蕃王朝大一统，但造成的副作用，是激化了本教贵族与王室成员、平民百姓与佛教僧侣的矛盾，引起了本教压力集团的强烈不满，公元836年赤祖德赞左右的本教幕僚乘其酒醉而缢杀之，并当即拥立郎达玛为赞普。郎达玛继位后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对佛教文化进行了大规模、大面积的清除，史称为雪域藏地第二次灭佛运动。郎达玛灭佛标志着佛教“前弘期”的终结。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称之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实际上是外来的佛教文化在雪域藏地“嫁接”、生根、成长，而同己在当地拥有深厚土壤的本教文化相互调适和相互整合的时期。所谓的佛本之争，究其实质是吐蕃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力之争，本教和佛教这两个壳，只不过被相互斗争的统治集团利用来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其实，佛教文化进入雪域藏地以后，就迎合藏族传统信仰心理惯性，主动地同本教文化相互调适、相融合，用人们较为熟悉的本教神祗作为佛教文化的护法神，因而才使佛教文化的种子逐渐撒播到了本教传统文化的广袤土壤上。这种“融合”在文化交流史中实是颇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每个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总是按照本民族文化传统认知方式和态度，惯性地理解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要素，并赋予它以新的文化内涵。外来文化的传播，往往又同宗教的传入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传入雪域藏地后，为了适应本教文化环境，缓和广大百姓的抵触情绪，竭力与传统本教文化攀亲结缘，在佛教寺庙四门画“”以娱本教徒，画“吉祥网络”以娱平民；许多本教文化的仪式被糅合进佛教文化仪式中去，许多本教文化溶入民俗的神祗被请进佛教寺庙，作为佛教的护法神，受到善男信女共同奉祀。佛教采取依附本土文化主流的手法，渐渐博得了广大本教徒的好感，这无疑为佛教文化在雪域藏地本教文化的土壤上的落地生根，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藏传佛教“前弘期”实际上是外来的佛教思想在多元文化融汇和多向思想演化的历史潮流中，日趋民族化、本土化的历程。郎达玛的“灭佛”，表面上看是对前任赞普过分“崇佛”的逆反，但究其实质却是统治阶级内部历次斗争所反映的吐蕃王朝末朝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总激化。吐蕃王朝也正是在这种名为宗教斗争，实为政治斗争的内讧中元气大伤，以致土崩瓦解的。郎达玛的“灭佛”既没有促使本教政治势力卷土重来，也没有促使佛教势力一蹶不振，反而促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更趋圆满。雪域藏地文化交融内涵的这种深度，或许只有见过岗底斯山冈仁波齐雪峰，望过黄河和长江源头的人，才能有所领悟。
　　三、异中求同的圆融之路，是藏传佛教生根开花结果的因由
　　郎达玛执政五年就被佛教徒那朗·贝季多吉伺机用箭刺杀身亡，雪域藏地随即开始陷入“无序”状态，吐蕃贵胄后裔各据一方，各自为政，建立封建农奴制统治。这次“混乱”，实际上是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发展的必然过程。
　　综观“前弘前”，无论是赤热巴巾过度“崇佛”，还是郎达玛的“灭佛”，都是吐蕃王朝从强盛走向衰弱时，临时“抱神脚”，试图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力挽狂澜，摆脱社会与思想危机的一种政治策略。这也是吐蕃王朝自松赞干布以来，赞普与权臣之间长期进行的“集权”和“反集权”斗争在宗教上的表现。由于统治集团明争暗斗，政治上日益腐败，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人们要求变革，其实并非依靠“兴佛”或“灭佛”所能解决的。而相反，宗教政策上的不断动荡，反而只能进一步加深社会的矛盾。因此，随着吐蕃帝国的崩溃，新兴的封建农奴制度也就在各个封建割据地区成长起来，这些封建领主为了巩固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农奴制度，需要重新扶植和利用佛教为其继统的合法性制造舆论，因为宣传“君权佛授”，极其有利于地方势力割据自雄。这样，更加藏化了的佛教又分别从阿里和多康传回沉寂多年的卫藏地区，并再度兴隆起来，至此，藏传佛教进入了“后弘期”。重新弘扬的佛教与吐蕃时期流传的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它经过与本教的长期冲突，互相调适、互相融合，业已成为一种“以佛经的经典教义为基础，又在宗教仪式、宗教神灵方面，深度吸收了不少本教文化”的佛教。
　　古格王朝在意西奥时期，雪域藏地文化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抉择，是重新选择伊斯兰教，还是继续皈依藏化了的佛教?在文化十字路口的抉择中，姜渠奥为首的一批政治家们经过反复酝酿和权衡利弊后，认为还是皈依藏化了的佛教为宜。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迎请阿底峡大师到古格来弘扬和规范藏化了的佛教。否则的话，雪域藏地的历史应该是另外一种写法了。阿底峡大师在雪域藏地宗教舞台上的出现，可谓系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的标志。礼请印度佛教显密双修的阿底峡大师入藏整顿藏传佛教显密教理和修习次弟，不仅促使藏传佛教显密双修教义体系的形成，而且还促使雪域藏地佛教界所存在的混乱和无序状态逐渐向“有序”的发展。至此，藏传佛教由输入阶段而进入到自行发展的时期。噶当派的教法源于阿底峡大师，修习次弟提倡显密圆融，藏传佛教各派均受到该派的影响，其中后起的格鲁派是在继承噶当派教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佛教重新光复雪域藏地，与各封建割据势力的提倡有着密切关系。各封建领主深知宗教有“迷信人心之故，反利用之，以助政法之所不及”；而宗教各派也深知如无政治势力的庇护，其教难倡，于是宗教势力与地方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越发紧密地结合起来，教依政而行，政持教而立。随着佛教的深入人心，各封建割据势力看到它的出世思想具有削弱民众不满和反抗的“减振器”作用，因此，为了更好的利用佛教这一精神武器来帮助自己进行统治，以充分发挥其御用工具的作用，各封建领主干脆以名义上出家为僧来赋予自己宗教教主的灵光，从而集僧俗与政教大权于一身，形成“后弘期”藏传佛教发展的特点。这个特点，从阿里古格王朝的柯日和桑耶寺的意希坚赞开始，以后就成为藏传佛教各宗派形成和发展的模式。至此，在各封建藩王支持下的藏传佛教就以崭新面貌公开进入雪域藏地的社会生活中，并与当时处于割据状况的地方文化特点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教派和教派体系，这些地方性教派都以寺院为其据点，向四周辐射影响，这无疑把藏民族的宗教文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尽管这些地方性教派各自具有对全部佛学的判释总结体系和独特的宗风，然深层文化结构上都附带有浓厚的本教文化特质。这些地方性教派的产生，加速了藏传佛教学说的诞生。藏传佛教是在藏族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除了具有阶级社会一切宗教所有的共同属性外，从兴起就按照其独特的形式发展，即宗教势力和地方势力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紧密结合。从宁玛派、觉囊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们几乎都集神权和政权于一身，是政教合一的统治结构的“模型”。这大约是雪域藏地自公元11世纪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基本形式。藏传佛教是本教和本教文化在藏民族中形成的文化心理上的积淀，在同印度、中原佛教文化优化整合后的特殊产物。本教文化要素对印度、中原佛教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存在，无疑是构成藏传佛教文化的主要特征。藏传佛教包含着藏民族的民族感情和心理结构的凝聚，是藏民族期望结束雪域藏地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急切愿望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对藏民族的形成和崛起意义重大。藏民族形成过程中，民族意识渐渐与宗教感情交织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民族意识包括宗教感情，宗教感情有时是民族意识的体现。认识这一点，对了解藏民族的历史演变意义重大。所谓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其标志应该是：充分藏化了的佛教在雪域藏地登上了统治地位。印度和中原佛教在雪域藏地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涵化，业已深深地打上了藏族固有本教文化传统的烙印，并融铸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宗教体系，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印度和中原佛教传入雪域藏地时，是带着各派各宗印记一齐来的，在意识流派自然竞争中，经过严格的筛选，那些与藏族传统宗教哲学有一定共通之处的，或者至少能够被藏族文化传统容忍的佛教学说才在雪域藏地留住下来，与当地宗教意识互相渗透包含，并竞标异彩，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各宗各派。藏传佛教异中求同的圆融之路，可谓系外来的印度和中原佛教文化基因在藏族传统宗教、文化理念、观念形态和思维习惯深度影响下发生变异的结果。
　　四、互相涵化和有机融铸，是藏传佛教文化在人类文化长河中独领风骚的泉源
　　传统本教文化与印度、中原佛教文化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上，有着不同的社会原理和文化观念的异质的东西，对印度和中原佛教文化的全盘移植，必然会破坏传统本教文化生存的基础，使雪域藏地失去民族个性，因而只能在保持传统本教文化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实行移植和改造。因为传统本教文化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文化内涵。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本教文化佛教化的初衷，也是抱着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功利目的进行的。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本教传统文化尽管在佛教化过程中受到印度、中原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仍然顽强的延续下来。但是随着传统本教文化佛教化和外来印度、中原佛教文化本教化的进一步深入，传统本教文化结构中相关各要素的关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彼此交融的结果。如果我们将印度和中原佛教同藏传佛教相比较后，就不难透过某些现象，看到藏传佛教骨子里的本教文化要素。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第一个具有体系的流派，是大乘佛教本土化的成功尝试。宁玛派的特点是组织涣散，教徒分散各地，他们从事生产，可以娶妻生子。其教法内容也不一致，各有各的传承，僧人重密轻显，一般无正规的学经制度。然而，宁玛派的大圆满教法体系，既有别于印度和中原佛教，也不完全是“前弘期”藏传佛教的翻版，而是一个以大乘佛教密宗思想和教义为主体，兼收并蓄大量本教文化要素，有所创新和发展的教派。宁玛派的这一变革不是大乘佛教与雍忠本教的简单嫁接，而是集中反映了几百年间两种宗教互相兼容并包的具体成果。至此，大乘佛教才真正具备了雪域藏地“认知图式”的风格。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本教文化气息最为浓厚的流派，其宗教仪轨中，还存在着许多本教的遗风余韵，如它颇重视念咒、祈禳、驱魔、盟誓、占卜、煨桑、治病、垒石等活动，且其九乘中的大圆满内外密法独具风格，与本教九乘中的大圆满密法极为相似。
　　活佛转世制度是噶举派和格鲁派的寺院僧伽集团为解决其宗教首领的继承问题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传承制度，在宗教史上是一个创举。它以佛教三身学说的理论和本教灵魂不死的观念，与寺庙经济利益相结合，并同世俗的制度巧妙的结合起来。格鲁派禁止僧人婚娶，取消了僧人父子、叔侄世袭法位的制度，藏传佛教各教派竞相沿袭，从而使这一理论和制度更加完善，各教派亦形成了各自的活佛转世系统。由此可见，藏传佛教无论在形态和方法上，还是在理论系统上都存在着不同于印度和中原佛教的特点，这种变异植根于雪域藏地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土壤，来源于地域生活环境、民族的心理素质、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例如寺庙佛塔建筑风格，佛像的造型色调、供仪礼乐、规章制度、饮食、服饰和学修生活方式、宗教习俗和信仰心理等方面的不同差别。同样的观世音，在藏传佛教中是慈悲尊严的男性，而在汉传佛教中却变成了清秀庄重的妙龄女子；同样的弥勒，在藏传佛教中只有佛和菩萨两种形象，而在汉传佛教中却多出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大肚罗汉”形象。至于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的藏传佛教的密宗佛象在汉传佛教的寺庙中是找不到的。实践证明，民族性质愈多的宗教或宗派，能较持久地兴盛不衰，而民族性质愈少的宗教或宗派，则很快便趋于衰落。
　　藏传佛教的来源，基本上是依靠传译和讲习印度和中原佛教经论为媒介的。藏文的创制与翻译佛经的需要有着内在联系的。《藏文大藏经》纂辑于13世纪，是藏传佛教最殊胜的经典。其内容，是由佛教初传起至明、清时代一千年左右翻译的佛经，与历代高僧撰述的论疏的汇集。《藏文大藏经》主要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为佛说部，所收录的为经、律及密经；《丹珠尔》则是诸大师的论疏，其中收录释经论、中观、瑜伽诸论及雪域藏地高僧大德的重要概述。《藏文大藏经》卷帙浩繁，堪与《汉文大藏经》并比，其经文多由梵文直译，故对照汉、藏两种译本，能知佛典梵文原典之原义，而获得印度佛学的原貌。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显宗方面的教义理论基本经典也大致相同，都是以《大般若经》为主。从道理上讲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共同点，但实际上却不然。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共同遵循的经典虽然相同，但对经文的解释和教义的理解方面却自成一家。汉传佛教属于显宗佛教，在汉文佛经中只有事部和行部的两三种密法译本，其余全部是显宗经典。就连禅宗也是显宗的一个派别，虽然有“禅密”之称，但也算不上密宗。而藏传佛教是显密结合的大乘佛教，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共有佛教经典译本779种，其中密部经典398种，占51％，《丹珠尔》部共有印度高僧的著述2337种，其中密典有1747种，占75％。藏传佛教历代高僧的佛教论著不下几十万种，其中70％以上是密宗著述。因此，《藏文大藏经》具有相当重要之价值，为研究东方思想和文化不可或缺之珍贵资料。当然，大德高僧在获得印度和中原佛教典籍后，还要学习研究，加以融会贯通。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藏族的语言特点和思维特点也就直接影响到对印度和中原佛教的理解和接受，从而引起佛教学说的种种变异。藏族的语言和思维，一方面既限制了佛教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又吸收和消化的这种外来思想，并创造出了数以万计的藏传佛教新词汇，且这些宗教新词汇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得越来越普遍，由此说明佛教与传统观念已深深地融合在这些佛教新词汇中。外来的佛教经过藏文翻译的传播，而被消融于藏语的思维形式中，某些印度和中原佛教的本来精神面貌也就消失了。笔者认为，这种变异无疑是一种创造，是综括和圆融了雪域藏地和印度、中原三种相异的思想而形成的既区别于藏族的传统思想又不完全相同于印度、中原思想的学说，从而开创了一种近似乎新的思想境界。这种变异，是雪域藏地社会深层意识在大德高僧头脑中作用的结果。历史证明，完全创造的流派，其影响反而胜过有外来经典依据的流派。佛教毕竟是一种伟大的宗教思想体系，虽屡经改造，但仍然维持自己的门户不致泯灭。在佛教思想自身发展变化以见容于藏文化历史长河的过程中，佛教对藏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佛教哲学的宇宙形成论、本体论、认识论和心性论，丰富和发展了藏族的哲学思想，影响和改变了藏族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和面貌。藏族传统哲学比较重视现实人生，侧重经验认识，而对人生本原、世界本体和彼岸世界等问题探讨较少。佛教把因果报应说成是支配人生的铁的法则，为人生的本原、本质、命运问题提供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解说，从此，藏族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佛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所代替；佛教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世界本体说，丰富了藏族唯心主义哲学主体论；佛教对彼岸世界的宣染、鼓吹、增加了藏族唯心主义哲学的新内涵、新方面；佛教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主体、自我意识和客观能动性的强调等辩证思维方法，发展了藏族唯物主义哲学辩证法。多少世代以来，佛教哲学就一直慰抚着藏民族的内心世界，并鼓舞和滋润着藏民族的心灵。二是佛教为藏族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格律诗和民歌、小说、故事、藏戏等民间文学的产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要是增添两种新成分，带来两种新变化：首先是佛教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这为藏族文学开拓了新意境；其次是佛教富有上天入地毫无拘束的幻想象力，不受时空限制，什么十八层地狱，三十三层天，三千大千世界，无边无际，表现了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影响所及，极大地推动了藏族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三是佛教慈悲喜舍、自觉利他、去恶从善、克己度人和忠孝仁爱的伦理道德观念，丰富了藏族优良的传统道德。四是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增添了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扩大了藏语词汇并促进语法变化，丰富了藏语文的表现力，推动了藏语文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使藏语文更加闪烁着宗教气息。五是佛教艺术的传入，使雪域藏地的佛教绘画、塑像、建筑等艺术日益成为民间的重要审美对象和信仰中心，成为藏族宗教艺术宝库中的璀灿明珠。由此说明，不同的文化在相互接近、影响和渗透过程中的激荡，可以因为它们各自的适应性变革而趋向调和，在锻造发展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出本民族的宗教哲学与宗教文化。藏传佛教的形成衍化本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佛教、中原佛教文化与传统宗教雍忠本教文化相互整合、相互调适和有机融铸的历程。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它空见”就是在融合印度和中原佛教以及本教思想文化后而形成的一个新思想体系，曾独步一时，深得盛誉。当然，在融合过程中，主体文体与外来文化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这是固有的本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交参互涵的结果。
　　五、吐故纳新是藏传佛教和本教文化经久不衰的生命所在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藏民族从来就不是封闭的民族，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学习和借鉴兄弟民族和他国之长的民族。历史证明，没有哪一个民族不是借助外来民族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文化，进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纵观藏族文化发展的轨迹，藏民族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正是藏汉文化交流，以及藏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今天，可以说以藏传佛教和本教文化为载体的文化内容，已经成为藏民族主流文化的构成部分，他们的痕迹无处不在，他们的折光无处不有。首先，现在还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本教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入。本教文化至今尽管十分衰弱，但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实践团体的，也就是还有本教徒这么一批人或团体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传承着本教文化的精髓。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团体也是后继有人。其次，虽然在城镇传统文化的土壤正在出现贫瘠化、无机化、单质化、板结化和边缘化迹象，但是在广大农村藏传佛教文化赖以生存的“以家庭为根、以农牧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社会土壤至今仍然还在发挥作用。再次，本教与藏传佛教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还在影响现代藏族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最后，藏传佛教和本教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还继续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藏传佛教，无论作为一种“存在”，还是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与文化成果，都为历史、为世人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课题。
　　实践证明，在文化演进中，碰撞与冲突是现象，融合与锻造才是本质。其实，文化融合的过程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碰撞与冲突是表层和单方面的，融合与锻造则是深层和立体的。当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发生碰撞与冲突时，新锻造的文化就孕育在融合之中了。约在公元七世纪，诞生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佛教传入青藏高原雪域藏地。印度佛教和中原佛教以“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迷惑、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槃”理想境界。佛教作为外来的与原始黑本教和雍忠白本教异质的文化，在经过“前弘期”彼此碰撞与冲突、“后弘期”相互融合与锻造后，约在公元十一世纪的时代，融入了青藏高原雪域藏地传统文化之中。此后，雪域藏地文化形成原始黑本教、雍忠白本教、藏传佛教三大脉络，并共同构成为雪域藏地传统文化的主体。从文化形成根据的角度来考察，原始黑本教、雍忠白本教、藏传佛教三家鼎足之势的出现决非偶然。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三家文化旨趣的共似性。三家思想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都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可以说都是生命哲学学说。二是三家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三家文化体系的基点、架构、内涵、思维方式等均不相同，这又不仅适应于不同人群的文化精神需求，而且也有利于彼此互补融会。尤其是从印度和中原传入的佛教融入雪域藏地传统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雪域藏地的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艺术、天文学，乃至医学和民俗学等内容，弥补了雍忠白本教文化的局限。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雪域藏地文化体现了古代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主体性格与最高成就。
　　藏族传统本教文化面对外来佛教文化的渗透，并没有被取代，它有效地撷取了印度和中原佛教思想文化的成果，并将其改造和融摄为藏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藏族文化的内涵，这显示了藏族传统文化的善于吸收、善于消融的能力，表现了雪域藏地鲜明而厚实的主体文化意识。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当我们了解了雍忠本教文化积淀和印度与中原佛教文化积淀是构成藏民族独特文化形态的主要内涵后，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藏传佛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中原佛教文化＋雍忠本教文化，摈弃了不适合雪域藏地社会需要的那部分文化内容。藏传佛教文化正是在同中原和亚洲其它地区的广泛联系中，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发展的。藏传佛教文化是本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交融的结晶，是民族感情、民族意向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它为人们研究和追寻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变异与发展的轨迹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尽管藏传佛教这把“双刃剑”对藏民族的人口和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几乎把藏民族带入“死亡谷”，但经过漫长的发展，藏民族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成分，象滚雪球一样，依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支重要力量。藏传佛教文化经过历史的积累，逐渐渗透到藏民族的情感内核、心理结构和风俗习惯，并成了雪域藏地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文化是本教和佛教文化要素聚合而成的一条宽阔的河流，这二种不同文化要素间不断交互作用，创造出新的结合和综合。新的要素不断地加入河流，旧的要素不断地退离而去。藏传佛教文化仅是这一河流在现在时刻的横断面，仅是先于我们的交互作用、选择、扬弃和漫长积累过程的结果。藏传佛教文化模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史中十分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参考书目：
　　1 常霞青著：《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
　　2 方立天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3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4 （ 美）怀特著：《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
　　5 石硕著：《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
　　6 严耀中著：《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
　　7 陈兵著：《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