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玛巴德行协巴的晋京活动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噶玛巴德行协巴于1406年奉诏进京晋谒。这一史实在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德行协巴这次晋京的一系列活动，不但进一步增进了民族交往，加强了文化交流，繁荣和促进了藏区与内地之间的经贸往来，而且对于明廷当时制定的一些大政方针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对于雕版印刷业、民间信仰、藏传佛教各教派也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德行协巴；晋京；影响
　　［中国图书分类号］894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4）－04－080－06
　　噶玛巴德行协巴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也是明代藏传佛教的著名高僧。《明史》记载他为“哈立麻”，即噶玛巴。1406年（永乐四年），德行协巴应皇帝明成祖的邀请，自西藏楚布寺至南京晋谒，并接受“大宝法王”封号的史实，在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德行协巴这次晋京的一系列活动，一方面增进了民族交往，加强了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对藏区与内地经济的繁荣、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弘扬佛法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依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历代噶玛巴传》、《红史》等史料，对这位高僧的晋京活动及其影响作一简要论述。不妥之处，敬请诸位学者批评指正。
　　一
　　德行协巴于藏历第六饶迥木鼠年（1384年）出生在娘布。①其父是一位著名的修密法者，名为古如仁钦。据藏文典籍记载，他从降生起就具有灵异祥瑞，不但会说话，而且宣称自己是楚布寺第四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4岁（1387年）时，父母领他拜见了第二世红帽系活佛喀觉旺波。喀觉旺波正式认定他为第四世噶玛巴活佛乳必多吉的转世灵童，并将前世活佛的黑帽及日常生活用具交给了德行协巴。此后，德行协巴随从喀觉旺波闻习了藏文以及藏文典籍《那若六法》和《大手印法》等，还接受了几次灌顶和宁玛派教法的传授。②
　　喀觉旺波是红帽系著名的活佛，藏历第六饶迥铁虎年（1350年）生于西藏北部的那雄切玛隆，出家时起法名益西贝，曾拜第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吉为师，听闻诸法。此后又依止诸高僧修习《慈氏法要》、《因明》、《中观教理》和《律藏》等，证悟超群绝伦。曾建有达孜那木吉寺和噶丹玛姆寺。其一生知识渊博，智慧超人，愿力无比，具有如来之悟心。故噶玛巴德行协巴拜他为根本上师。此后红帽和黑帽两系活佛个人之间互为师徒的关系遂成定例，这也大体上与达赖、班禅之间互为师徒的关系一样。
　　德行协巴7岁（1390年）时，在则拉岗随从堪钦聂普瓦索南桑布和轨范师坚赞贝出家受沙弥戒，起法名为却贝桑布。③此后，在堪钦聂普瓦索南桑布、轨范师坚赞贝、多丹益西贝和噶细巴仁钦贝尊前听受《释量论》、《现观庄严论》、《集密五次第授文》、《断行教诫》以及《十三尊大威德灌顶》、《长寿灌顶》、《九尊无量寿佛灌顶》、《金刚鬘灌顶》等许多教法。12岁（1395年），德行协巴在多丹夏玛仁波且等上师座前，系统地学习了《瑜伽行地论》、《律经广释》和《般若波罗密多经》等经典以及大小乘之教义，颇受启迪。德行协巴的少年时代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寺院里度过的，寂寞的僧房和封闭的环境促使他专心致志，刻苦学习。因此，他在大小五明的学习中成绩显著，尤对显密典籍钻研较深。
　　德行协巴于19岁（1402年）时，随从堪钦聂普瓦和轨范师云丹罗追受比丘戒，并闻习了所有的教诫和戒律。继后，他一面勤修，一面为他人说法，成为一位乐意供施、亲示教导、严守戒律的僧人。
　　1405年（永乐三年），德行协巴抵达噶玛丹萨寺。④是年，第二世红帽系活佛喀觉旺波圆寂于此寺，德行协巴为其诵经祈祷，超度亡灵，并为其建造灵塔一座。
　　继后，康区的格热巴、喀阿年巴、夏噶本钦措卧杰、赤本塔热喀且、贡觉本钦南喀沃色等地方僧俗官员前来迎请德行协巴，并奉献大批财物。当时贡觉一带有发生战事的危险，故德行协巴首先前去贡觉地方，亲自召集地方头人调解纠纷，使战事得以避免。继后，他自贡觉前往类乌齐、工布等地，凡他所到之处皆得到僧俗众人的欢迎，人们虔诚地向他顶礼，敬献许多供品。此外，他沿途劝说地方官员停止征收道路税，向广大僧俗群众宣传佛教教法，他宣讲的内容因人而异，但是包含了佛教知识的方方面面，从佛教的基本教理直至密宗瑜伽等。他渊博的学识在卫藏、甘、青、川、滇等藏族地区闻名遐迩。
　　正是由于噶玛巴德行协巴的噶玛噶举派教主的地位和他在当时藏族社会的巨大影响，从而引起了明廷对他的注意，明成祖朱棣决定下诏迎请他前往明朝的宫廷。
　　二
　　明成祖朱棣靠发动军事政变而入继大统。朱棣即位后，感到处于明帝国西部、西北部及北部的藏蒙等少数民族广大区域，远离中央政府，控制起来较为困难，于是便采取“羁縻”政策，充分利用佛教，以“化愚俗，弭边患”，巩固大一统。西藏为政教合一体制，僧侣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明成祖对西藏僧侣集团十分重视，亲自制定僧官制度，规定法王为最高等级的僧侣。法王奉明廷的敕命，行使地方职权，“忠修职贡”，“管束人民”。各级僧官任免、升迁皆由明廷决定；僧官犯法，也要受到朝廷的处分。朱棣即位后，便对藏传佛教各派高级僧侣进行了一系列的册封和赏赐。
　　1403年（永乐元年），明成祖即派宦官侯显、僧人智光等携带礼品和诏书专程赴藏召请德行协巴。明成祖在邀请诏书中曰：
　　兹悉上师汝精通如来之深奥佛法，且利益西方众生之事，使众生皆皈依和敬奉佛法，此乃犹如佛祖降临人间。汝若未获殊胜智慧功德事业之成就，岂能如此广利众生！昔日朕居北方之时，闻知汝之美名，欲得一见。如今朕已即位，国家普度安乐。朕久思之，需要开创扰如消除黑暗之共同业绩。昔日，释迦牟尼佛以慈悲之心利益众生。今日汝宏扬深奥之教法，此举与佛祖同心无二。故迎请汝至中原，弘扬佛法，利益社稷，此乃朕昔日之所思也！上师务必前来。先王开创中华乐土，亦已皈依佛法。朕之皇父洪武太祖及信奉佛法者皇太后久逝，欲报其恩，然未得其法。上师汝以智慧之业获得殊胜之成就，唯此乃佛教之本性也。故务请汝速来，完成对诸善逝者之荐福仪轨。现遣司礼少监侯显等人赍书迎请，敬请上师慈悲体念，速来为荷!随诏书之礼品有三锭银子计一百伍拾两，十匹不同颜色的丝绸，十匹不同颜色的缎子，一炫搜香，乳香十斤，乳黄香一斤，白茶一百伍拾斤。永乐二月十八日写于皇宫。⑤
　　从这份诏书的内容可知，明成祖朱棣尚未当皇帝驻守北方时就已知悉噶玛巴德行协巴之名，心仰已久。当他一登上皇帝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派人迎请。虽然藏文史籍《贤者喜宴》未记载这份诏书发出的具体年代，但参考其他史籍，则具体年代可推测之。黄瑜《双槐岁钞》卷3《圣孝瑞应》条记载：“文皇帝在藩，闻乌思藏有尚师哈立麻者，异僧也。永乐初，遣中官侯显贵书币往迎，五历寒暑，丙戍十二月乃至。”⑥从上述记载可推测这份诏书发出的时间应是永乐元年二月十八日。
　　德行协巴接到此诏书后，因教务在身，没有马上赴京。一直到寻找、认定了第三世红帽系活佛却贝益西，并为其剃度出家及举行坐床等诸项宗教仪式后，他才于藏历火狗年（1406年）七月十八日随同宦官侯显、僧人智光从噶玛丹萨寺出发前往朝廷。德行协巴沿途为众人传授佛法，诵经灌顶，调解部落争端及民事纠纷，受到广大百姓及僧人的热情迎送。德行协巴一行经过30多个驿站抵达京兆府（今陕西西安），皇帝派人前来迎接，并赐予许多食品和衣服。
　　随同德行协巴至朝廷的有第一世司徒活佛却结坚赞、措普国师、轨范师噶细瓦仁钦贝、堪钦贡伦巴等人，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于藏历火猪年（1407年）一月二十一日⑦抵达南京城，受到数万名僧侣群众的夹道欢迎。据《历代噶玛巴传》记载：“欢迎队伍中还有一头白象、三头挂着金银饰品的大象以及三百头披红挂绿的大象仪仗队。”⑧大象是藏传佛教推崇的国政七宝（即金轮、神珠、玉女、藏臣、骏马、将军、大象）之一，亦是吉祥的象征。旧时，藏族每当有重要庆典或高级僧侣所至，必有大象队伍出现的场面。明廷之所以差遣大象仪仗队迎接德行协巴，给以最高的礼遇，不仅因为德行协巴是第一位到朝廷接受明朝中央政府封赐的僧人，而且因为德行协巴的觐见还标志着这一地方政教势力集团已归附于明朝。同时，德行协巴的觐见还将进一步带动藏族地区其他教派的僧侣及地方实力集团相继投向中央政权。从这一角度来说，德行协巴是有功之臣，因而明廷给予了最高的礼遇。另外，因明成祖已了解到德行协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僧人，除了高规格的迎接外，明廷还不惜动用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为德行协巴等人在南京城内及灵谷寺建造了豪华的营盘式驻地，以利藏人居住。
　　明成祖派验马、都尉等人将德行协巴迎入宫内。是日，宫廷鼓钹箫笙、琴鼓法号、万乐齐鸣，皇朝盛仪之凛然，撼岳冲霄。皇帝亲自于奉天殿门前迎接，二人见面后德行协巴上前跪叩恭请圣安，大皇帝顿即挽住其手曰：“无跪拜礼，合掌而已。”据说明成祖送给德行协巴一条上等哈达和一个珍奇的右旋海螺后，心想如果德行协巴真像人们所说的具有先知先觉的话，那么就该晓得吾亦希冀从彼处得到同样的礼物作为回报。此时，德行协巴洞晓皇帝的心思，即从怀中取出一条哈达和一个右旋海螺敬献给皇帝，明成祖甚为高兴，表示敬服。次日，明成祖在华盖殿举行宴会，盛情款待德行协巴一行。为了表示皇帝的崇拜之情，请德行协巴坐在左边⑨比自己更高的座位上。宴会大殿里摆满各种食品和礼品，并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宴会结束后，明成祖又亲自送出宫门，众官员护送回驻地。
　　次日，明成祖前往驻地看望了德行协巴，赠送乘骑白马三匹、骏马十八匹以及金七锭、银三十七锭、绸缎百余匹、茶砖三十块、金铃杵十五件、金瓶二件、银瓶五件、金银装饰的曼荼罗一双、金银合金的莲花宝盆五个。此后，随从措普国师、轨范师噶细瓦仁钦贝、堪钦贡伦巴三人晋见皇帝，明成祖赐给他们每人银三锭、金供器一双、飘幡一条、朵马盘架一具，百衲僧衣一套、脸盆一个、衣表里十二套、钞二千贯、铃杵四对、白念珠一串。一般僧人中，高等者各赐银一大锭、钞八百贯、缎六匹、生绢六匹；中等者各赐银锭三分之二、绸缎各六匹、钞四百贯；下等者各赐银锭半个、绸缎各四匹、钞三百贯。同时各赐每人白念珠一串、百衲僧衣一套和铃杵二对。
　　二月一日是新年，⑩这天黎明，以德行协巴为首的所有僧人至宫廷，明成祖为德行协巴等人赐茶。天亮后，宫廷里所有的文武官员前来为皇帝和德行协巴拜年祝寿。此后，进入殿内按以前座次就坐，观看演出。首先由两虎、五狮、二豹、八象表演节目；其次200多名演员表演了各种舞蹈。演出结束后，众人至宴会厅。宴会上摆满多种菜肴和食品，众舞者依次来到皇帝和德行协巴座前，表演杂技、歌舞、百戏等，热闹异常。
　　二月五日，德行协巴开始为众人讲经说法。10多天内，曾为皇帝和皇后施以红观音、金刚吉罗耶、密乘大教王、弥勒菩萨、金刚王、救度母、毗卢遮那佛、药师佛和千手千眼观音之灌顶。同时为诸大臣和僧侣群众诵经祈祷，祝佑福乐。德行协巴在传授佛法过程中，显示出非凡神通之力，使众人皆得到证悟，皇帝和皇后亦大为敬信。明成祖还给了他金九锭、银十八锭等众多礼品。此后，德行协巴“奉命率僧于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竣事，赐哈立麻金百两、银千两、钞二千锭、彩币表里百二十、马九匹。灌顶圆通善慧大国师哈师巴罗葛罗思等各银二百两、钞二百锭、彩币十、马三匹。余徒众赐赍有差。”［11］
　　三月八日，德行协巴将佛教典籍译本奉送给皇帝，于宫廷内建立坛城，为皇帝讲授《那若六法》并灌顶。据说佛事仪式中，明成祖亲眼目睹了许多非凡之景象，天空降下不同形状之花雨，出现以前未曾见过之僧人以及大象、狮子和长命鸟白鹤。绕行坛城之际，云端显现众多阿罗汉，云隙显现佛陀菩萨以及仙人供奉之状，众人亦目睹了此景。
　　明成祖为让其子孙后代皆知晓此情此景，［12］下命由艺术家将其所见到的种种祥相瑞徽图逐日绘于丝缎之上，皇帝亲自书写了题记，用藏文、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突厥文等5种文字抄写在画幅上。此画一直保存在楚布寺，流传至今。宋伯胤先生于1959年秋在楚布寺见到此画卷，“卷长44.21米，高0.66米，纸质，彩绘，共二十二图，每图前均有汉、藏、蒙古、阿拉伯文题词。内容是记载从永乐五年二月初五日追荐大会开始，一直到三月十三日大宝法王离开灵谷寺后五日止。”［13］由于德行协巴“多有灵瑞”，明成祖甚为高兴，故赐给他“如来”的名号，并且封他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为“大宝法王”，赐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以及用百两金铸成之金册和“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此印现保存于西藏博物馆，为双龙盘纽玉印，玉质洁白，晶莹细腻，双龙雕刻神态生动，为玉印中之上品。［14］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为进一步研究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明初西藏地方的政教情况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月初，德行协巴动身前往五台山朝拜。在五台山期间，他不仅朝拜每座山上的文殊佛，而且还修建寺庙以及凿掘成就泉，为五台山的僧俗众人传法布教，广行善事。此间，明成祖多次遣皇太子、骑马、大臣等人携带诏书及礼品前往五台山慰问，并旋命德行协巴在五台山显通寺设大斋，为新故去的皇后徐氏荐福。诏书曰：“大明皇帝致书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兹者皇后崩逝，朕心痛悼不已。然以理推之，亦其寿命止此。昨叨如来就五台道场，为举荐扬。如来兹悲广大，愿力弘深，尽心竭力，成此良因，朕不胜感激。兹特遣附马沐昕赍书致微仪，少伸朕怀。如来其亮之。赐檀香一炷，重四十斤；纯红蜡烛二枝，共重六十斤；茶芽二十斤、巴茶九十斤、龙眼二篓、荔枝二蒌、蜜浸荔枝五坛、榛子一石、松子一石、核桃一石、银一十八锭，计五千钱，共重五百两、钞一万贯、坛丝三十六匹、彩绢三十六匹。永乐五年八月十七日。”［15］
　　十一月二十四日，明成祖派遣皇太子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摧带诏书至五台山，再次感谢德行协巴于五台道场举办荐扬大典，并谓德行协巴从五台山返京“道路跋涉，劳顿良多，正宜从容安息，不敢过劳。”［16］当德行协巴从五台山返归南京后，明成祖试图建议帮助德行协巴消灭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并对他说：“朕只想派一支很小的骑兵部队前往藏区，因为那里存在着许多派别，彼等将会自相残杀。若彼等皆归于您的教派为最佳，如此即可每年在西藏不同的地方召开一次全藏性的佛教大法会。”虽明成祖有如此思维，但德行协巴请求皇帝勿派军队消灭其他教派，且奉劝皇帝说：“仅有一个教派是不能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考虑将所有教派合并为一个教派是毫无益处的，每个教派皆是为完成善行的某一方面而创立及工作的，故请您不要派军队前往。”［17］明成祖被德行协巴的言行所折服，同意不派军队到西藏。此外，在德行协巴的提议下，明成祖敕封帕木竹巴为阐化王、止贡巴为阐教王、藏达仓巴为辅教王、林仓巴为赞善王、贡觉巴为护教王。
　　在南京期间，德行协巴出众的才华，得到充分显露。他除为皇家及僧俗众人讲经传法外，还将藏族人民普遍推崇的蔡巴《甘珠尔》手抄本推荐给皇帝，明成祖即“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下界一切生灵，均沾无穷之福。”［18］同时，明成祖请德行协巴担任永乐版《甘珠尔》刻本的总纂。德行协巴的渊博学识颇受明成祖的垂青，他在南京期间的一切活动经常是皇帝亲迎，皇子亲送，并多次受到明成祖的宴请和赏赐。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为表示对德行协巴的尊崇，仿效元代蒙哥赐给噶玛拔希一顶金边黑色僧帽的做法（这就是黑帽系名称的来源），下令天下能工巧匠汇聚京城，特为其制作了一顶黑色金刚冠，饰以名贵的宝石和黄金，献给法王德行协巴。德行协巴对此黑色金刚冠十分珍爱，还专门举行了一次仪式，请众僧朝拜，唱赞颂歌。通过这种仪式，他向人们传授了他的精神启发。此后，这种仪式成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传教活动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1408年（永乐六年）初，德行协巴告诉明成祖，他已决定返归西藏。皇帝为此而感到惊讶，曰：“尔惠顾此地，时间未有多久。昔日皇帝之权力胜过上师，而今尔之权力要比联之大，故朕无法阻止尔离开，但是若朕下次邀请尔，定要前来。”［19］是年四月，“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赐白金、彩币、佛像等物，仍遣中官护送。”［20］
　　德行协巴回到西藏后，用明朝赏赐的财物修复了楚布寺的佛像、佛塔及其他建筑；用金汁、银汁缮抄了保存于楚布寺内的数十部藏文典籍；将许多财物馈赠给寺院的堪布、大小喇嘛、僧人、地方官员以及贫苦百姓。此后，他先后在卫藏、多麦、宗喀、康区等地游方教化，广行善事。
　　1415年（永乐十三年），德行协巴因病卒于康区噶玛地方，享年32岁。
　　三
　　噶玛巴德行协巴的一生虽短暂，但其名声远扬，功绩卓著。在三大法王中，明廷对大宝法王德行协巴的礼数最多，远在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之上。这不仅是因为德行协巴具有高深的“道术”，而且亦是由于噶玛噶举派在前藏有一定的基础，在康区也有较大的影响，并且他们和当时前、后藏地方的最大统治者阐化王帕木竹巴以及康区的护教王贡觉巴等人都有着一定的关系，他的影响远在大乘和大慈二大法王之上。其影响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明朝中央政府大政方针的影响
　　噶玛巴德行协巴这次晋京谒见明成祖，使明廷对于西藏地方当时教派并立的实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据《贤者喜宴》记载，德行协巴明确告诉皇帝：“若在西藏独留一家教派，众生不服。如若听随其各所信奉，则必感动佛发慈悲之心，故听任各教派奉行各自之教法，乃为上策。”［21］明成祖根据德行协巴的建议，结合西藏地方政治分散、各教派势力各据一方等情况，对藏族地区采取了以安抚为主的“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明成祖首先对有功之臣德行协巴进行了赐封。自从德行协巴受封为大宝法王之后，这一封号即成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历代转世活佛专有的一个封号，一直到明朝末年他们都自称大宝法王，按期派人至京朝贡。明成祖除封德行协巴为大宝法王外，还分别赐封德行协巴的上师及弟子为“国师”、“阐化王”、“灌顶国师”等。德行协巴返归西藏后，明成祖又派人入藏迎请萨迦派的贡嘎扎西，《明史》称昆泽思巴），他于1413年（永乐十一年）至京。是年五月，明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并赐给管领僧众、护持释迦牟尼教法之诏书和金印以及镶嵌各种珍宝的三千幅金轮、袈裟、幡幢、鞍马、伞器等无数珍宝。在贡嘎扎西来京的同时，明成祖又派侯显进藏，迎请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释迦益西至京。此后封其为大慈法王。明成祖的“多封众建”这一政策为此后历代皇帝所奉行，直到明朝灭亡。有明一代共封有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阐教王、阐化王以及一批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他们受封以后，为了保住爵位、得到明廷优厚的赏赐，同朝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终明之世，藏族地区一直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动乱。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各地方势力皆倾心内附，纷纷归顺朝廷，因而出现了“道路毕通，使臣往返数万里无虞寇盗”的太平景象。这无疑与德行协巴建议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对藏区与内地之间的物产交流及经济繁荣的影响
　　噶玛巴德行协巴在京的一系列活动受到明成祖的赞许和赏识，给予优握的恩崇和赏赐。其赏赐的次数之多、礼品之丰厚是非常惊人的，仅永乐四年皇帝于华盖殿的一次宴会上，即“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币十五表里、法器、茴褥、鞍马、香果、茶、米诸物。”［22］时隔不久，复“赐银爪二、牙仗二、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对、香盒二、拂子二、手炉三对、红纱灯笼二、鱿灯二、伞一、银交椅一、银脚踏一、银水罐一、银盒一、散马四、鞍马二、银杌一、青圆扇一、帐房一、红（本字无法显示：“纟+丘”）丝拜褥一。”。由于赏赐丰厚，“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24］从此，明皇都即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僧人和地方大小官员朝觐、入贡、请封、乞印、护持、进表以及贡市的中心，而且人数日多，次数日增，规模亦愈大，有时一个法王使团多达数千人。他们将藏族地区的牲畜、皮毛、藏香、药材、佛像、法器等土特产品作为贡物带到内地，又将明朝赐给的金银、绸缎、布匹、茶叶以及手工艺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带回藏族地区。这种以贡赐方式出现的特殊经济往来，对藏区与内地之间的物产交流、贸易发展及经济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就足以说明德行协巴来京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三，对雕版印刷业的影响
　　德行协巴在南京主持刻印的永乐版《甘珠尔》，不仅是第一部雕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藏文印刷品。这部《甘珠尔》共108帙，每帙均有永乐帝所作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及《御制后序》。明廷用此版印刷了数十套《甘珠尔》，作为赏赐品赠送给三大法王每人一套。拉萨现藏有两部，一部藏布达拉宫，剩106帙，是明成祖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赐给大乘法王贡嘎扎西的；一部藏色拉寺，剩103帙，是明成祖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赐给大慈法王释迦益西的。德行协巴在京主持刻印永乐版《甘珠尔》，使他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内地的先进雕版印刷技术。此后，在德行协巴的影响下，藏区各地较大的寺院都以自立为主，组织人力、物力，就地取材，建立自己的作坊刻版印经。相继雕刻印刷了那塘版、卓尼版、德格版、拉萨版、昌都版和拉卜楞版的藏文大藏经。
　　第四，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噶玛巴德行协巴晋京期间，多次在南京灵谷寺和山西五台普建大斋，为已故的明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徐氏皇后、仁孝皇后等人荐福，还为成千上万的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广布教乘、摩顶福佑众生，宣扬皇帝圣德，祝国裕民。他在佛教法事中，尽心竭力，愿力弘深，道术颇高，使宫廷上下及官员百姓对其十分信服和崇敬。“故当时编写的下西洋杂剧，就把哈（即指德行协巴）附会为下西洋船队的保护人（神），所以船队才能往返平安。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罗懋登根据杂剧改编的《西洋记》观察出来。小说《西洋记》把哈立麻改名为燃灯佛转世的金碧峰。虽然改了名，但仍可以从书中所述的情况，得知金碧峰就是哈立麻的影子。”［25］此外，冯汉镛先生在《哈立麻来京的影响》一文中还详细地论述了把哈立麻附会为下西洋的保护人和哈立麻改名为燃灯佛转世的金碧峰的理由和根据。
　　第五，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影响
　　噶玛巴德行协巴为人十分谦虚，虚心好学，凡是他能见到的典籍，均无门户之见，皆爱不释手，认真拜读。他智慧高深，贯通五明，学有成就，受到藏传佛教宁玛、噶当、萨迦、格鲁等教派的诸位上师和贤者的敬佩。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曾对德行协巴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亲自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您犹如佛陀降世，普度众生。吾非常想见到您，可惜吾现在正准备进行三年的闭关修行，故吾送给您一尊弥勒佛塑像，此像曾经属于阿底峡。”［26］德行协巴虽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外出讲经说法，都是自己背着行李，来去步行，保持着一个普通僧侣的本色。他修行佛法时，信守教规，严格约束自己；弘扬佛法时，不抱门户之见，不偏袒任何一个教派。尤其是他以各教派大德之道行为己任，修复寺院，刊印经卷，广行布施，爱抚各派僧众，为各教派之僧侣作出表率。此后，许多僧人皆以他为榜样，勤奋修习佛法，发愿弘法益民。在他的弟子中，除噶玛噶举派外，还有其他教派的弟子。这充分说明德行协巴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责任编辑　蓝国华］
　　注释：
　　①在西藏被称作“娘布”的地方共有两处，一处是江孜地区的年楚河流域，一处是工布以西的尼洋河流域。此处的娘布是指工布地区的尼洋河流域，德行协巴于7岁时在工布地区的则拉岗出家。
　　②见《历代噶玛巴传》，第100页。
　　③此说见于《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0页。《历代噶玛巴传》记载，德行协巴的法名称塔玛西帕哈扎。
　　④1147年，都松钦巴在昌都类乌齐附近建噶玛丹萨寺，噶玛派遂由此得名。
　　⑤译于《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2页。
　　⑥引自《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9年第1期《明成祖与佛教》。
　　⑦关于德行协巴抵达南京城的时间，《明实录》及其他汉文史籍记载为永乐四年（1406年）十二月丙戍。《历代噶玛巴传》和《贤者喜宴》记载为火猪年（1407年）一月。这样推算藏历晚了汉历一个月。
　　⑧见《历代噶玛巴传》，第108页。
　　⑨汉族习惯以左为上，一般贵客都要坐在左边，以表示主人对客人的尊敬。
　　⑩按注释⑥的推算，藏历的二月一日恰好是汉历的正月初一，即春节。
　　［11］见《明实录》梁本卷48，页六上，馆本卷64，页一下。
　　［12］见《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0页，第11行。
　　［13］见宋伯胤：《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诰敕》，见《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4］见丹扎：《噶玛寺》，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此印原藏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15］［16］见宋伯胤：《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诰敕》。
　　［17］见英文版The History of the Sixteen Karmapas of Tibet，第74页。
　　［18］见于永乐版大藏经《甘珠尔》中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
　　［19］见注［17］，第75页。
　　［20］见《明太宗实录》卷78，页三上。
　　［21］译自《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第20行。
　　［22］见《明皇宗实录》卷62，页四下。
　　［23］见《明太宗实录》卷63，页三上。
　　［24］见《明史》卷331，列传二一九，西域三。
　　［25］见冯汉镛：《哈立麻来京的影响》，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
　　［26］见注［17］，第75页。
　　［作者简介］周润年，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藏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