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

［摘要］本文利用满蒙藏文挡案文献和传记史料，对满藏最早建立互使关系起过重要作用的唐古特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1645）的名号、法号及其历史事迹等作一考察。他与蒙古鄂尔多斯部首领关系密切，在拉萨获“国师”及“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以熟悉蒙古喀尔喀、准噶尔和藏区等地政治形势、文化、生活习惯等有利条件，毕生致力于增进这些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加强藏满政治和文化交流起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关键词］清代；西藏、蒙古；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
　　［中国分类号］B949.6+B949.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5）02-0052-07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蒙古佛教高僧的蒙古语封号之一。伊拉古克三ailaxuqsan，蒙古语有“殊胜”之意，呼图克图qutuqtu又译为呼图克图，蒙古语意“有福禄者”。在蒙古佛教史上至少有4个活佛转世系统都冠以“伊拉古克三”，有数十人被达赖喇嘛、班禅或清廷封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所受封号者的原名又存在全称与简称之别，加之蒙藏满各地风俗习惯不同，以及蒙藏语言发音上的差别，再有其名号、法号、封号等称谓上的变化，导致今人往往将一人视为三人，或将一名当成三人，分辨不清，以讹传讹。本文利用满蒙藏文档案文献和传记史料，仅对满藏最早建立互使关系起过重要作用的唐古特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名号、法号及其历史事迹等作一考察，以期有助于清代蒙藏满关系问题之研究。
　　一、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籍贯和名号问题
　　藏传佛教高僧的名号、法号、是其学识和成就及其身份和地位得到社会公众承认的一个重要标志，探讨高僧名号的变化考察其一生的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对这位唐古特籍（密纳克籍）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有多种认识。《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第166页记曰：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似即藏文中的都雅勒和硕齐，戴青绰尔济似即藏文中的色钦曲杰，确否待考”。该书第230页又记曰：“色钦曲杰即是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二注互相矛盾。另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446件，《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2件，均将色臣国师绰尔济视为三人。
　　蒙古鄂尔多斯部萨冈色臣洪台吉于1662年写成的蒙古文史籍《天命肇兴诸汗黄金家族之正史之书》（汉文译称《蒙古源流》）记曰：“乙丑年（1625年）……于圣普通（达赖喇嘛）之居所——修饰具庄严之哲蚌寺，建成前世普通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之灵塔，值此举行开光仪轨之吉日……至密纳克之济东达尔汉藏巴之子色臣绰尔济，圣班禅封额尔德尼如是授教曰：‘计此次尔三世师于我’，遂授以‘色臣国师绰尔济’号……。”在谈到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前往盛京一事时，《蒙古源流》又记曰：“众生之尊者圣班禅额尔德尼和普通达赖喇嘛二人传旨，给先是授记之密纳克国师绰尔济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派其前往东方霸主——崇德圣色臣汗处”。而《五世达赖喇嘛传》记曰：“火虎年（1626年）……二月，云丹嘉措的银塔建成，由林麦夏仲和果芒贡如二人装藏，班禅大师主持开光仪轨……在前一个四月内（当年藏历闰四月），图巴台吉一行启程返回蒙古，在噶丹颇宫的大厅中，我为他们饯行。这位台吉再次赠给我‘达赖喇嘛瓦齐尔达喇’的尊号，我也给台吉回赠‘岱松珲台吉’的称号，给诸位法王和贵族们也赠予称号，令译师高声宣读，一如往昔蒙古的习惯。”在本书记述的木猴年（1644年），当五世达赖喇嘛补记铁龙年（1640年）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前往盛京一事时记到：“以前铁龙年时，班禅大师对色钦曲杰说：‘居尔济特汗王势力强盛，你去看一下能否担任我们的施主！’于是，派色钦曲杰前往，并给博克多汗王带去了书信及压函礼物”。
　　前者将色臣绰尔济被授为“色臣国师绰尔济”号一事记于乙丑年，为四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开光之际，由班禅额尔德尼授予。其受封“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是在接受派遣前往盛京之时，由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授予的，未记何年何月。而后者则没有明确记载色臣绰尔济授为“色臣国师绰尔济”之事，但记四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开光仪式是在火虎年的二月进行的，给色臣绰尔济随行的蒙古鄂尔多斯部图巴台吉以“岱松珲台吉”号之事，则是在图巴台吉等返回蒙古的“前一个四月”发生的。至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的授予时间和授予者，则只字未提。
　　笔者以为《蒙古源流》和《五世达赖喇嘛传》所提供的信息能够互补。对《蒙古源流》的作者来说，图巴台吉等前往藏区参加四世达赖喇嘛灵塔的开光仪式之事，从出发到返回蒙古，此间发生的大小事件，笼统地都可以称之为“参加为四世达赖喇嘛灵塔开光仪式之时”。想必《蒙古源流》的作者，只知事情的大概，具体何时获封没有细究。但是《蒙古源流》却记“国师色臣绰尔济”是由班禅额尔德尼授予的，这很可能也是《五世达赖喇嘛传》没有明确记载的原因。因此可以说色臣绰尔济于火虎年（1626年）的前一个四月，当图巴台吉等宾客返回蒙古时，被班禅额尔德尼授予“色臣国师绰尔济”号，这样推理也比较符号藏蒙习俗。至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蒙古源流》的作者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时间，却提供了在派色臣国师绰尔济前往盛京之时是由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授予的。而《五世达赖喇嘛传》未记授封号一事，但确记派遣色臣国师绰尔济前往盛京之事是在铁龙年（1640年）。这很有可能色臣国师绰尔济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仍为班禅额尔德尼所授予的，所以五世达赖喇嘛撰写自己的传记时回避此事。至于《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第230页所云“1643年5月，清朝加给他‘呼图克图’名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况且“伊拉古克三”为封号用语，是形容动词，单独不能称为名号。
　　根据蒙藏文文献所述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事迹来看，色臣绰尔济（色钦曲杰）、色臣国师绰尔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乃一人无疑。藏文史籍中出现的色钦曲杰与蒙文历史文献中出现的色臣绰尔济，只因蒙藏各地风俗习惯之不同以及蒙藏语言问题，仅存发音上的区别。另外，第五世达赖喇嘛每当提到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时候，虽然一般称为“色钦曲杰”，但是在乙酉年（1645年）回复皇太极的信中说“遣名为绰尔济扎雅纳摩噶日玛（corji jai-a nam garm-a）、号为伊拉古克三乌威勒齐者前往大国”，在《五世达赖喇嘛传》火狗年（1646年）又将其记为“色钦曲杰嘉哇赤烈巴”。那么《蒙古源流》所记“密纳克”为何地呢？藏语称“西夏国”、“党项人”、“甘青藏人”为“密雅克mi-nyag”，汉译为“木雅”。而古、近、现代蒙古人时常以“唐古特”称呼“西夏国”“党项人”和“藏区”“藏人”。13世纪的蒙古人称“西夏国”为“唐古特国”。14—21世纪的蒙古人称“藏区”为“唐古特”或“吐蕃特”。一般情况下，蒙古喇嘛阶层所称“唐古特”专指“藏区”、“藏人”、“藏语”，而世俗阶层所称“唐古特”专指“党项人”或“西夏国”。现存清朝满、蒙、汉文档案文献所称“唐古特”，均专指“藏区”或“藏语”，其所设“唐古特学”实际上就是“藏语文学校”，并非“党项语学校”。这些名称的不规范，同时也能说明历史上的西夏属民与藏人区别不大或西夏境内也有大批的藏人，导致蒙古人认知上的一概而论，到17、18世纪又把这个传统概念传给了满洲人，并且因袭至今。从上述各种习称及其演变的过程来看，“密纳克”为“党项”“西夏国”之藏语名称“木雅”的蒙古语称呼。至于色臣绰尔济是藏人还是蒙古人，或者是党项后裔无从断定，然而将其视为出生于原“西夏国”辖区的僧人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这样，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籍贯、名号则趋于明朗。其名色臣绰尔济，原“西夏国”辖区人，其父名济东达尔汉藏巴。与控制河套地区的蒙古鄂尔多斯部图巴台吉关系密切，并曾随从前往藏区。彼于火虎年（蒙古丙寅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在拉萨由班禅额尔德尼授于“色臣国师绰尔济”号，于铁龙年（蒙古庚辰年、清崇德五年，1640）又　　由班禅额尔德尼授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
　　另外，分别成书于1833年、1903年《安多政教史》和《塔尔寺志》均记载名为“彻辰绰尔济晋巴嘉措”的一位活佛，其祖籍为尼塘寺附近的一保部族。从叙述的事迹来看似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然所述与史实有所出入，且未记曾获“国师”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法号。彻辰绰尔济晋巴嘉措与“‘色臣绰尔济（色钦曲杰）’‘色臣国师绰尔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事迹
　　密纳克籍的这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清代满蒙文文书档案记其为“色臣绰尔济（sejev　　jorji）”“色臣国师绰尔济（sejev kuisi jorji）”“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ailaquqsav qutuq-du）”；第五世达赖喇嘛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称其为“色钦曲杰（se-chen-chos-rjes）”、“色钦曲杰嘉哇赤烈巴”、在乙酉年（1645年）回复皇太极的信中则又称其“名为绰尔济扎雅纳摩噶日玛（corji jai-a nam garm-a）、号为伊拉古克三乌威勒齐（ailaquqsan-u auiileci）”。而《蒙古源流》称其为“色臣绰尔济（secev corji）”“国师色臣绰尔济（kuusi secev corji）”“国师绰尔济（kuiisi jorji）”“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ailaquqsav qutuq-tu）”。
　　此人系唐古特籍济东达汉藏巴之子。乙丑年（后金天命十年，木牛年，1625年）冬与成吉思汗的后裔济农王之子白帐王子图巴台吉一道前往拉萨，在讲经院中，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僧人隆重集会，色钦曲杰布施了大约30余物品。参加了火虎年（1626年）二月于哲蚌寺举行的由班禅大师主持的第四世云丹嘉措的银塔建成开光仪式。火虎年前一个四月内由圣班禅额尔德尼封其为“色臣国师绰尔济”号，并与图巴台吉一同启程返回蒙古。铁羊年（1631年），随蒙古喀尔喀、厄鲁特、土默特人前往拉萨，在色拉寺为蒙古喀尔喀部的阿克戴青和厄鲁特部的默尔要诺颜充当翻译，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蒙古地方，水猴年（1632年）二月间返回蒙古。
　　丙子年（崇德元年，1636年）色臣国师绰尔济首次遣使皇太极，于崇德二年（1637年）十月十二月抵达盛京，献马百、白狐皮一、一獭席兽、□毯六、绸毡一、花毡一。崇德二年（1637年）十一月十五日，携带皇太极发往藏区的第一封信函，从盛京前往藏区。其所携《皇太极致吐蕃特汗敕谕》内容如下：“宽温仁圣汗敕谕。献书于吐蕃特汗缘由，为使古代帝王所创政教之传统不至泯绝，将遣使至上师及吐蕃特汗等处，此事之缘由，请询问色臣国师绰尔济，色臣绰尔济之事，业已提前，故遗书。凡所知悉之事由我使臣告之。随信礼品吉祥哈达。丁丑年仲冬望日于莲花盛开之城—盛京。”色臣国师绰尔济于土兔年（1639年）八月与都日雅勒和硕齐一同抵达拉萨。他们在僧众集会上大放布施，供养甚丰，前后历时10余天。八月二十三日，又邀请达赖喇嘛到色拉寺。色臣绰尔济又爱达赖喇嘛之托劝说都日雅勒和硕刘勿于后藏动武。其后色钦曲杰与其随从们还接受了达赖喇嘛传授的密集灌顶法。于铁龙年（1640年）在西藏被班禅额尔德尼授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并受班禅额尔德尼之托，从藏区前往盛京探听新兴的满洲“能否担任我们的施主”，带上达赖喇嘛给皇太极捎去的书信和礼品，并与都日雅勒接受达赖喇嘛的厚馈赆仪。在其往盛京之途次，崇德六年（1641年）八月初八日，皇太子给色臣绰尔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宽温仁圣汗敕谕。致色臣绰尔济。尔为以政教利益生灵，拜会上师归来，甚佳。我闻之甚喜。尔离京之后，随派使臣、喇嘛前往呼和浩特。使臣、喇嘛等未悉喀尔喀之意图而回返。今，尔为久居喀尔喀、厄鲁特之喇嘛，谁能阻尔？欲从尔处倾听上师之旨。尔若能至呼和浩特，则前来这里非畅通无阻否？与普通商人搭伴前来。若提前派遣使臣与我，我将派使迎尔。仲秋初八。”皇太极还没有忘记通过色臣绰尔济与给藏巴汗的这封信，所以在此信中对派遣使臣前往藏区前往藏区未能成行的原因作了番解释，也表明了皇太极想通过色臣绰尔济探听达赖喇嘛意图的急切心情。色臣绰尔济收到此信与否、是否向皇太极派遣使臣不得而知。但于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初二日，他和另一位叫做“戴青绰尔济”的人一同被皇太极当做达赖喇嘛的重要使臣受到高级别的迎接，此时清政权已称其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了。关于此事，《清太宗实录》记曰：
　　“崇德七年壬午年（1642年）孟冬初二日，吐蕃特国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城，圣汗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于马馆之处。还至马馆前，以喜庆之礼，圣汗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圣汗进马馆落座，至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进马馆时，圣汗离座，至门迎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以达赖喇嘛书、氆氇进圣汗，汗速起立，受之，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二人行握手礼，圣汗汗升座。设二座于座右，请二位喇嘛落座。……次，与喇嘛同来之卫拉特国使臣及其从役，随赞礼官之读颂，行三跪九叩头礼。古式安布宣读达赖喇嘛及吐蕃特国藏巴汗来书。用茶时，前来之喇嘛等诵经一遍饮之。设大宴宴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众喇嘛，均以携带之礼品献圣汗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马三百、驼三十、菩提数珠一、黑狐皮一、帐篷袈裟四、帐篷十、花毯三、砖茶三。……圣汗观后所纳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马三百、驼三十、菩提数珠一、黑狐皮一、帐篷袈裟四、帐篷十、花毯三、砖茶三。……”
　　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二十五日，赏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豹皮五、蓝色油鞣革十、海骝十、马刀二、剑二、各种棉竺四十、各种布匹百、水牛角二、席子二十、大纸四百、小纸一千六百、辣椒四桶、血色鹿皮六……。
　　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五日，皇太极“筵宴为圣汗问安之吐蕃特国达赖喇嘛所遣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厄鲁特国戴青绰尔济二人时，圣汗与后，偕国家之察哈尔公主，临崇政殿落座之后，令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二人坐于右，令众僧及厄鲁特之使臣霍尼图巴克什一行坐于大殿之廊下，大宴。依照此例，于八旗王、贝勒家中具宴，每五日一小宴，尊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留住八个月，仲夏初五日返还之际，圣汗赏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银锅一、银盘二、盆二、皮桶二、茶桶二、雕孔花瓶二，赐……。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返还时，圣汗率王、贝勒，前往演武场送行，设大宴筵宴，赐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镶绿松石、红宝石之金制茶桶一、务漆鞍之马一、马一、银制茶桶一遣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偕清政权遣藏使臣察汗喇嘛等一行携带皇太极分别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呼图克图、黑帽噶尔马、大萨迦、济东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达克克呼图克图、藏巴汗、顾实汗等9人的信函，从盛京起程赴藏。根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伊拉克三呼图克图一行于木猴年（1644年）下半年顺利抵达藏区，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当清朝使臣察汗喇嘛等返还之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又派班第达喇嘛、宾图喇嘛出使清朝。其所遣使臣于顺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与察汗喇嘛一同抵达北京。火狗年（1646年）九月，喜饶喇嘛前往达赖喇嘛处，为在喀尔喀蒙古地方身患沉疴的色钦曲杰嘉哇赤列巴举行经忏法事。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于顺治三年下半年在蒙古喀尔喀圆寂，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二十日，顺治皇帝“遣理藩院副理事官罗多理，赐故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鞍马、缎匹、器皿、茶香等物”。
　　至是，这位呼图克图走完了人生旅程。
　　三、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转世
　　关于密纳克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转世，学界看法不尽一致。马汝珩、成崇德先生认为其第二世是被康熙皇帝处死的为蒙古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出谋划策的那位名叫拉尊纳旺丹增。而日本若松宽先生根据《五世达赖喇嘛传》之记载，认为马汝珩、成崇德先生所说的拉尊纳旺丹增为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人，其名号为“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与密纳克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无涉。若松宽先生又根据《安多政教史》的记载，认为绛巴曲却嘉措为密纳克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转世，他才是暗通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
　　据《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七记载，副都统阿南达于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奏称：“伊拉古克三前世僧徒俱住河套”，又于该书卷三十四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条目收入伊拉古克三遣使所奏：“臣昔在太宗皇帝之时少效微劳，得蒙恩旨，许以世世加恩，臣是以流传宗派，后奉达赖喇嘛法旨，往归天朝”。那么，在清太宗时期“少效微劳”、“僧徒俱住河套”且有“伊拉古克三”号者，只有色臣绰尔济一人，并且色臣绰尔济的出生地也在河套地区，亦曾与控制河套地区的蒙古鄂尔多斯部图巴台吉一起，前往西藏拜见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笔者以为，将给蒙古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出谋划策的这位伊拉古克三呼克图视为密纳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转世不为过。然而《安多政教史》所载崇德、顺治年间的色臣绰尔济，康熙年间的绛巴曲却嘉措和乾隆年间的绛央伦珠嘉措乃属同一转世系统的说法，尚需发掘新的史料来证明被康熙皇帝处死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即为“绛巴曲却嘉措”。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1646）祖籍唐古特（西夏）地区，与控制河套地区的蒙古鄂尔多斯部首领关系密切。佛学造诣很深，在拉萨获“国师”及“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以熟悉蒙古喀尔喀、准噶尔和藏区等地政治形势、文化、生活习惯等有利条件，穿梭于蒙古高原、准噶尔、青藏高原、盛京等地之间，积极有效地联络蒙古、藏、满洲等地的政教首领，为他们提供可靠的政治内幕和军事情报。毕生致力于增进这些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加强藏满政治和文化交流起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是17世纪上半叶藏传佛教成功的传播者，也是蒙古、西藏历史上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为满藏关系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本文责任编辑　赵云田（特约）　黄维忠］
　　［作者简介］李保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北京　1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