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的传播初探

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的传播初探
　　赵守通
　　闽粤地方民间信仰崇拜，伴随早期移民的足迹而传衍到印度尼西亚群岛，在印尼华族社区的出现、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的传播经历了个体崇拜、家庭崇拜和社群崇拜三个时期，大量由闽粤华侨创建或兴建的华人庙宇的出现，使得闽粤民间信仰逐步进入印尼各群岛华人社区，在华族中流播开来。
　　一、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的传播
　　多姿多彩的闽粤民间信仰习俗在印尼的存在、发展、演化，表现出中华文化与印尼各民族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对印尼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风俗民情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华人的迁徒不只是为迁徒而迁徒，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不同文化的相互对话和交流。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各群岛的传播，与闽粤华人移居印尼有密切的关系。
　　闽粤华侨在印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时期，当时泉州港、福州港、广州港已成为唐五代对外贸易的港口，闽粤商人的足迹开始出现在印尼各群岛，据《西山杂记》载，当时就有闽南人出海经商，有的人流寓东南亚各国。但此时出国的华侨是极其有限的。宋元时期，闽粤对外贸易日益发达，与印尼的交往更加密切。郑和七次下西洋路经印尼，都遇有华侨在那里生活劳作，而且建有华侨村庄。[注一]明中叶以后，“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今印尼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注二]可见，明代是闽粤华侨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不仅华侨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开始形成华侨居住区，只有建立稳定的移民社区，才能谈得上进行正常的民间信仰活动。[注三]
　　早期华人要出洋谋生，须横跨滩礁密布的重洋大海，要经受狂风骇浪的袭击，在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在茫茫大海中遭遇不测之灾更属常事，海路艰险使华族感到非常无助和恐惧，这种对命运不确定的恐惧和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态，助长了华人们的宗教信仰情感，他们因此更加信奉神灵，祈求神明庇佑、消灾解厄，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故乡广泛奉祀的各种神灵和各种民间信仰习俗，便随着早期华人的足迹而踏入印尼。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自然也有华族的民间信仰。就象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闽粤最早出国到印尼的华人始于何时，我们也不能确切地知道闽粤民间信仰最早是什么时侯传入印尼群岛的，可以肯定的是，闽粤华侨先民的足迹什么时侯踏上印尼群岛，闽粤的民间信仰就随之传衍到印尼群岛。
　　华人出国时对于海路艰险、前途未卜的恐惧，使得他们在出国前往往到家乡民间信仰祠庙祷告，祈求神明庇佑，有的便将家乡神明的香火、符袋、神像随身携带远渡重洋。这时候，闽粤民间信仰流传入印尼群岛属于华人个体信仰，但这种个体信仰具有普遍性特征。到达印尼侨居地后人生地不熟，殖民地政府的欺榨压迫，劳动环境的恶劣，侨居生活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延续了华人们从家乡带去的信仰崇拜。
　　在印尼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建家立业，落地生根，是华人融入印尼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时候，华人们往往将从家乡带去的民间信仰神像，和祖先的神位供奉在厅堂之上，年节奉祀，对家乡神祗和祖先的信仰是整个家庭的整体意识，包括一些娶印尼其他民族为妻、生下混血儿的家庭也是如此。印尼华人相信家庭荣辱盛衰与祖先、家乡神祉戚戚相关，只有虔诚地遵奉参拜祖先和家乡神祉，才能得到列祖列宗英灵和家乡神祗的保护，华人们虽身处异帮，但自始至终感受到祖先神灵和家乡神祉无时无处不在，家庭的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祖先和家乡神祉的监督下，每个家庭油然而对祖神的崇敬和恐惧，形成了家庭自我约束、遵守礼教的道德观念。对祖宗神明和家乡神祉的崇拜由于祭礼在印尼华族民间化的广泛展开，逐渐沉淀为印尼华族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心理态势，列祖列宗在华人后代心目中是崇高的创业者形象，后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作的种种努力。都被看成是完成家庭祖先未竟的事业，所取得的各种功名或成就，也都是家庭祖辈和家乡神祉在天之灵庇护的结果。
　　二、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构成华族民间信仰的主体
　　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华人社区历史上构成了民间信仰的主体。在印尼早期开发的历史上，闽粤人是迁徒印尼移民中的生力军，华人们在开垦过程中，建家立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一个又一个的村镇，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平安健康，华人们就把家乡的神明供奉到了印尼。印尼华人移民中闽粤占了绝对多数，其所信奉的闽粤民间信仰中的神明，自然成了当时印尼社会华人信仰的主流。因此，闽粤民间信仰对于印尼华人民间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始终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随着移居印尼的华人的大量增多、印尼华侨社区的形成、稳定和持续扩大，特别是华侨经济的发展，有了富余充裕的资金，建立华人民间信仰寺庙成为可能，华人寺庙的兴建使得华人民间信仰逐步走入华人社区，在族群中流播开来，成为华族群体性崇拜。有资料表明，在十六世纪时，印尼群岛就已经有华人寺庙的存在。由于闽粤华侨华人中人数极众，占有重要地位，印尼的华人庙宇有许多为闽粤华侨华人创建或参与创建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学者苏尔梦在《雅加达华人庙》中记载，印度尼西亚许多华人庙宇中，有些为清代旅居印尼的泉州人和闽籍华人所建。印尼苏门答腊岛巴东市的西兴宫，前身为观音亭，系由泉州、漳州早期华侨共同创建的，后观音亭毁于火，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重建，改名西兴宫。道光二十一年（1881年）泉州华侨参与创建中爪哇南旺的慈惠宫、奉祀天后。清光绪八年（1882年）西爪哇文登的泉州安溪籍华侨蔗农在丹戎加逸创建祖师庙，供奉安溪保护神清水祖师，之后清水祖师崇拜在印尼群岛迅速传播开来。以上所举，只是泉州华侨创建民间庙宇的几个例子。在印尼的许多地方（包括城市和村庄）同时存在多座奉祀泉州所特有的民间信仰神祗，如妈祖、广泽尊王、清水祖师、吴真人、关帝等。大规模兴建华人民间信仰庙宇的时间大约是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在这一段时间内，仅在三宝垄一带就相继出现了三宝公庙、观音亭、振兴街庙、泽海庙、大觉寺、唐街庙、东壁庙、和丰庙、厚德庙等华人庙宇，这同清朝乾隆期间国内人口急剧膨胀，华人移居印尼大量增多，印尼华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印尼华族最早的民间信仰活动，是祭拜“土地公”。华侨开荒垦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而把家乡的神明带往印尼各群岛奉侍，在居住地附近建立“土地公”庙。创业之初，华人来自四面八方，为了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一道发展事业，华人们非常崇敬“关公爷”，“关公”被视为乐于助人、恪守信义的象征。[注四]清光绪十一年兴建于棉兰的关帝庙，，就是在棉兰开埠之初，闽粤华人公议在沙湾埠兴建的，已绵绵相继一百多年。[注五]闽粤海上交通发达，为华人移居印尼提供了方便，而以海为生的人特别崇拜“妈祖”海神，明代时期，一般海船都设有“妈祖”女神的神龛，并把其信仰活动带到印尼各群岛，对印尼华人社区影响很大。
　　荷兰人伦纳德-鲍乐史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中载：“海员们（指华人）从船上的神龛取出海上女神妈祖的塑像，列队携至寺庙并献上祭品，以祈求航行得以一路平安。这种对寺庙的礼拜经常伴随戏剧的演出，而全体海员共享已经作为祭品之用的酒以及盘碟上的肉、鱼、菜。事毕，这尊塑像携回船上，在一阵紧锣密鼓和炽烈的鞭炮声中，锚被拉起，帆蓬被扯起，接着这艘超载的船只徐徐驶出海洋。”这是荷兰人当时描述华人南渡船只出航时所开展的祈祗信仰活动之一，它说明了当时“妈祖”崇拜在海上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说，“妈祖”崇拜早在明代就随福建人的海船飘渡到印尼，并在印尼的福建华人社区中落了户，根据印尼华人李卓辉先生所著《金德院与印华文化史》载，建造于1650年的印尼“金德院”，是印尼群岛最早供奉“妈祖”的神庙之一，由闽粤华侨集资兴建。初建时比较简陋，闽粤华人到印尼落脚后，常建一些比较简陋的住屋，或叫“亚答厝”居住，当时在巴城和安卒海边就建有“报恩寺”和“大伯公”庙，奉祈家乡带去的神明，其中就有奉侍“妈祖”神位。以后华人越来越多，资力逐渐丰厚，便募捐建造了传统式的宫庙。“金德院”1740年的“红溪惨案”被毁，经1754、1755、1757、1767、1769和十九世纪等的几次重修，大殿奉侍有观音、妈祖、关帝、城隍爷、福德正神、达摩、十八罗汉、花公花婆等广泛受到华人崇拜的神明，其周围又建了“地藏庙”、“玄坛宫”、“惠泽庙”。[注六]
　　清代是闽粤华侨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清初迁界和郑成功政权在台湾的消亡后，大批闽粤沿海百姓逃离大陆，浪迹印尼，这是清代闽粤华人移居印尼的又一大浪潮。清朝统一中国后，闽粤有很多百姓也到印尼寻求发展。太平天国反清的烈火燃遍祖国大地，响应反清民族斗争的闽粤农民起义先后遭到清王朝的残酷镇压，反清起义失败后，大批的闽粤有识之士避难印尼，形成了清代的又一次闽粤人移居印尼的小高潮。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闽粤还被辟为“华工贩卖出洋”的主要口岸，根据外国领事统计资料，1879年至1889年的十年间，单从厦门港出洋的华工就有四十多万人，平均每年四万多人。[注七]可见，清代闽粤移居海外的规模与人数都远远超出前代，而且分布的国家和地区更为广泛。
　　不断涌向印尼各群岛的闽粤移民，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家乡民间信仰的影响，据现在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印尼华人社区大部分闽粤民间信仰的宫庙都是清代或民国以后建造的。印尼闻名遐迩的“金德院”、棉兰的“关帝庙”、三宝垅的“三宝庙”，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在印尼群岛得以建造与传播。据〈〈吧国缘主碑记〉〉：“辛丑（1661）播迁，庙成荒墟，公之子姓复捐募重建。营立殿阙架构粗备，未获壮观。吧国甲必丹郭天榜，应章诸君捐资助之。”吧国今属印度尼西亚，当时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福建华侨郭天榜等人募资回国修建青礁宫，说明海外闽南华侨仍然保留着家乡的民间信仰活动。矗立于印尼巴布拉河边的“东狱观”，是华人佛道两教相结合的庙宇。东狱观没有闹市的烟尘烦嚣，它远离市麈，临河谷，空气清新，优闲雅静，庙宇雕梁画栋，非常壮观。
　　家乡的神祗可以伴护海外游子客居异国他乡，因为何处青山不钟情于有圣灵的神明？华人可以出洋谋生，神也理应可以出国显灵。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安溪华侨建一座丹戎加逸祖师庙，奉祀清水祖师，据庙碑记载，该庙建于光绪八年（1882年），可见，一百多年前，清水祖师已为印尼华人广泛信奉。此外，还有广泽尊王，又称“圣王公”、“临水夫人”、“三平祖师”等，闽粤其它民间信仰也在印尼华人群体中得到广泛的流传。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也在印尼华人家庭生活中保留不变，印尼华人在家庭中都设有祖先的神龛，逢年过节点香焚烛奉拜，而且还经常回国省亲谒祖，捐资修建家族祠堂和重修族谱。时代变迁，印尼华人各方面也在变化，但唯独祖先崇拜观念根深蒂固，代代相传，至今回国寻根谒祖的印尼华人依然络绎不绝，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闽粤民间信仰是印尼华族维系团结的精神力量
　　闽粤宗教信仰是印尼华人维系各自群体团结的精神力量。印尼在华人还没有南渡迁徒之前，大部分地区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华人的大批迁徒落地生根，揭开了一场虽无轰轰烈烈，却又功垂千秋的拓荒垦植活动的帷幕。面对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华人们开垦过程所遇到的困苦是难以想象的。印尼华人为了加强团结，一些侨领都会带头倡议募捐建造寺庙，并派人专程返回家乡奉迎神祗南渡印尼，所奉迎神祗是华人尊崇的神佛，印尼华人寺庙的建成，使印尼华人团结在一起，成为华人移民势力的中心，也形成了印尼华族社群崇拜的出现。类似这种情况在印尼华人社会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同籍贯奉崇不同的神明，即使是同一神灵，也因分香于不同神庙而成为不同人群的崇拜对象，如妈祖女神，来自莆田的叫湄洲妈；来自泉州的叫温陵妈；来自同安的叫银同妈。保生大帝也有白礁与青礁之分等。早期华人移民为了生存，为了建家立业，需要利用共同的信仰来联络感情，进行合作。谁想置身于家乡信仰组织之外，谁就无立足之地，既会受到其它民族的欺侮，也会遭到同乡人的歧视。这也就导致了印尼神明的五花八门，繁杂凌乱的局面，在清代初期的印尼社会，华人对桑梓神的崇拜占主导地位，这是当时按籍贯划地开垦，各自尊奉家乡神明的结局。
　　印尼华人的乡土观念十分强烈，虽移居印尼，但讲究族亲、乡亲与籍贯亲，在移居印尼的过程中，籍贯亲表现得格外突出，因为单靠同族或同一乡村的关系，人数少，力量单薄，是难以成气候的，只有以籍贯关系才能联合起华人形成群体，甚至整个地区的华人，从而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而维系同一籍贯华人团结的精神力量，就是要靠极力宣扬家乡的神明威灵，在桑梓神的召唤下，所有同籍贯的游子都集结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致御外。印尼开发初期是个大移民社会，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纷纷涌入印尼，为了争一席之地，同乡的华人必须联合起来，荷印殖民统治时期，秩序混乱，对大部分新开发的地区鞭长莫及，在这种状况下，华人只能依赖自已的同乡会。华人开发与生产过程中，也经常因“争资源夺地皮”发生械斗，或不同籍贯因各自其他利益发生冲突。从印尼开埠之初发生的华人械斗，可以看出，宗教信仰曾被华人利用成为团结号召信徒参战的有力工具，械斗前双方要在各自的神庙里，焚香祈求神灵显威，同时表明出师得到神灵的赞许，组织者就代表神的意旨行事，既有团结同乡人齐心合作、建家立业的积极作用方面，也有被利用作为鼓动信徒参予械斗的消极方面，前者的积极作用比较明显，后者自二十世纪至今已消亡。如十八世纪，加里曼丹坤甸的华人为争夺锡矿开采权，曾发生闽粤两个籍贯华人的大斯杀，双方两败俱伤，损失惨重。十九世纪末，印尼社会结构已完成由华人移民社会向落地生根社会的转变，以同乡关系来组合群体区域的色彩也渐为淡化，被家族制度取而代之，宗教信仰在械斗中已消亡，近代以后思祖认亲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受到重视。
　　闽粤民间信仰之所以能在印尼流传，而且经久不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华侨创业初期历经艰难困苦，在荷印殖民者及其代理人的种族歧视下，华侨倍受磨难，在这种压迫和欺凌的环境下，客观上需要大家团结起来，因此每处新开埠的地区，华侨都建有同乡会馆，馆内供奉家乡神明，所有同乡走进馆内，都会在感情上引起共呜，即民族认同感和老乡的情谊，而民间信仰恰好适应这种需求，成为印尼华人同乡精神寄托的象征，也是不忘祖根，团结和睦的情感纽带。
　　印尼的每一座华人庙宇，不管奉祀什么神明，都勒有碑记，每方碑文的字里行间都包含了海外游子不忘故土家山，怀念“唐山”的真挚情感。历史翻到了今天这一页，民间信仰活动仍然是印尼华人维护团结、思祖念亲的最理想方式，这种传统代代相承。近年，印尼华侨纷纷回到大陆家乡寻根谒祖，交流民间信仰活动，促进了祖国同印尼华人社区民间信仰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四、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具有倡导怀乡思祖的功能
　　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具有倡导怀乡思祖的社会功能。就其华人的民间信仰来说，华人崇奉神灵事业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祈求神祗为的是保佑落地生根的华人合家安康，进献供品是希望神明关照赐福，个人实用性十分明显。为此塑造的每一尊神明，都具备了满足某些信徒的要求，即神的职能作用，这种职能作用与功利性目的是相一致的，因而能激发华人信仰的热情。华人的民间信仰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有许多明显的区别，其中突出一点的就是前者世俗化的功利性目的极为鲜明。从闽粤传到印尼的神祗，其神话传说或多或少都强调了在印尼的灵异事迹，一方面是为了在印尼扩大影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华人们怀乡思祖情感得不到满足，而不得不希望通过渲染家乡神祗的神异来弥补心理上的缺憾。
　　闽粤移民南渡印尼，带去了家乡的民间信仰，为的是能够随时祈求得到神明的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但由于印尼当局对于印尼华人的错误态度，采取了许多愚蠢的反华排华和种族歧视措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印尼的华人的民间信仰逐步强化了其在印尼华族社会的成份，即怀乡思祖的倾向。
　　华人带去印尼的神灵都是家乡崇奉的神祗，而且比较看重家乡创造出来的神祗，这种神祗，印尼华人有人称之为“桑梓神”。当回归故里困难重重难以如愿时，游子的思乡念亲之情愈加浓烈，其情感就自然倾注于故乡的神灵之上，以此寄托印尼华人对故土家山的眷恋与遐思。神庙谒祖朝圣，实际上是中国祖先崇拜观念在神仙世界中的变相反映，通过印尼华人的“分身”或“分香”的形式，把大大小小的宫庙整合归属在一个中心祖庙周围，既易于辨识神庙间的渊源关系，又利于强化信徒的寻根谒祖的观念。特别是在印尼人为的种族歧视环境下，华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回乡谒祖，就自然会转向神的世界，寻找精神寄托，袒露情感。印尼的华人宗教信仰大多来自闽粤，与闽粤的关系可以用根与叶来形容，因此，选择宗教信仰活动作为维系与宣传闽粤亲缘关系是最恰当不过的表现形式。
　　印尼的芸芸众神大多由闽粤分香过去，所以，印尼华族非常看重与闽粤的祖庙关系，几乎传到印尼的桑梓神都能在闽粤找到它的祖庙。近二十年来，随着印尼各民族与华族关系的日趋缓和与融洽，华族返乡谒祖朝圣祖庙活动愈益频繁，每年数以万计。闽粤的绝大部分祖庙因年久失修，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华族捐资修建或扩建而成。通过朝圣或捐资修建祖庙，让华人了解自已的祖根在闽粤，在虔诚进香的冥思中，使华人怀乡思祖的情感升华为爱国爱乡的精神。
　　应该看到闽粤民间信仰能在印尼播迁，除了闽粤华侨作用因素外，还有一点，就是与印尼的恶劣生存环境和宗教信仰比较盛行有关，传播过去的各种神灵大多具有所谓的佛性，如关帝爷、观音、保生大帝、土地公、妈祖、临水夫人、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圣王公等，甚至有的就是佛门弟子，像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等，这类普渡众生、救苦救难、与人为善的神明，自然也为印尼各民族人民所礼遇，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闽粤民间信仰在印尼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与印尼的民间文化交流，密切了华侨华人与当地各民族人民的友好交往，印尼很多华人神明在印尼的传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例子。近现代以来，印尼发生过数次的反华排华事件，烧毁抢掠华人商店和住宅，但没有攻击过华人信奉的神庙，这是否与多元宗教信仰交融有关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注一：朱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郑和》
　　注二：徐继畲《瀛环志略》卷2《南洋群岛》
　　注三：林国平《福建民间信仰》
　　注四：翁文章《妈祖信仰在南洋初探》
　　注五：1938年出版《荷印东印度概览》
　　注六：李卓辉《金德院与印华文化史》
　　注七：林金枝《从族谱资料看闽粤人民移居海外的活动》1990年第三期
　　作者系南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