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民间信仰

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民间信仰
　　泉州被誉为“泉南佛国”、“宗教博物馆”，千百年来，佛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日本教(日本佛教)等外来宗教和本土的道教、儒教在这里传播流布，此外，泉州还拥有极其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崇拜。泉州的民间信仰神统庞杂，有历代的英雄忠烈，有地方官宦乡贤、学道之士，还有有灵异事迹的历史人物；民间信仰庙宇众多，城区和乡村的铺、境、都、社、村都有各自的民间信仰宫观寺庙。在历史的长期演化中，佛教、道教、儒教不断世俗化，与各类民间信仰相互糅杂、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泉州地方民间信仰崇拜。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泉州人不断地向外展拓、移民海外，泉州民间信仰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泉州民间信仰习俗，对侨居地华侨社区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风俗民情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人民徙居印尼
　　早在周秦时期，居住在泉州地域的闽越族先民们就擅长造舟航海，他们“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水行而山处”。西晋时期泉州已有舟船连接海外。陈天嘉三年(562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泛海来到中国，驻锡泉州西门外九日山建造寺翻译佛经。
　　入唐以后，泉州港逐渐兴起。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有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后卒葬东郊灵山圣墓。久视元年(700年)在今泉州地域置武荣州，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泉州建州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至贞元至大和年间(785～835年)，泉州升为上州，泉州的造船业已达较高水平，所造海船抗风力强，适于远洋航行，陶瓷、丝织品等成为主要外销商品，随着海外通商贸易的发展繁荣，前来泉州的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日益增多，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市井十洲人”的空前盛况。泉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广州、扬州、交州(今越南交趾)并称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商港，海路所通国家和地区东北至高丽(今朝鲜)、日本，南达南海诸国，西抵印度半岛。五代初，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邽及王延彬兄弟子侄相继任泉州刺史，王氏治泉期间，招怀离散、保境安民、鼓励生产、继续发展海外贸易。之后，留从效为泉州刺史、清源军节度使，“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发展海外贸易，与海外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如陶瓷业、冶炼业、丝织业、制船业等，都得到很大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充足的商品货源。
　　在唐及五代时期，随着海上交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泉州已经和印尼群岛诸国有了经济、贸易往来。当时前往印尼的泉州人以船工、农民以及从事贸易活动的海商为主，一些海商在印尼进行贸易活动时，受到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留在当地“住冬”，等到来年季风到来时再返航。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之后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南宋，海外贸易成为朝廷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泉州港的重要作用更加显现，造船业更加发达，当时泉州舟师、水手、舵工“知地理、识天象、辩水道”，并用量天尺、指南针测量、导航，航海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当时泉州港“风樯鳞集”，“涨海声中万国商”，成为“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的国际大都市，与海外58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与广州港并驾齐驱。
　　两宋时泉州与印尼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北宋时期古印尼的阇婆、三佛齐、新拖、苏吉丹、巴林冯、蓝无里(兰里)等国家和地区与泉州有贸易往来，这时候前往印尼的泉州人除了海商、无地就耕的农民之外，还有一些手工艺匠也前往印尼定居，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兰里就是漳泉海商船舶修理、货物集散和转运的重要港口，成为泉州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聚居地。南宋间立于莆田县西天尾镇的《祥应庙碑记》明确记载有北宋大观年间至南宋绍兴八年(1107～1138年)“泉州纲首朱仿，舟往三佛齐国”的事迹。南宋间曾任泉州知州的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有泉州海商欲往三佛齐，船遭风触礁、漂流孤岛的奇遇。主持泉州市舶司达二十年之久的赵宋宗子赵汝适在《诸蕃志》一书中，也记述了泉州商人到阇婆等地经商的情况。
　　元朝，朝廷大力扶持对外贸易。至元十三年(1276年)泉州献城降元，翌年，朝廷诏地方官唆都、蒲寿庚对外宣谕：各国海商来泉州贸易宠礼优待，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在朝廷的鼓励、扶持下，泉州海外贸易逐渐走向颠峰，成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商港，泉州与海外通商贸易的国家与地区近百个，是“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巨镇，“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海外贸易超过广州，一跃成为世界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于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入仕元朝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儿汗国阿鲁浑汗，率领庞大船队从泉州港出海，他在游记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50多年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他在游记中说：“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罗马教皇使节玛黎诺里(意大利人)来华，回国时由泉州放洋，他在《奉使东方录》中说：“刺桐港为大商港，面积广大，人口众庶。”
　　元朝泉州人民移居印尼群岛持续增多。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出兵攻打爪哇，就是从泉州后渚港出发，兵士也多以泉州沿海一带招募，后因出师不利，匆忙收兵，不少士兵流落爪哇，游历家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就记载：“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勾栏山)。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元朝周致中的《异域志》也记载泉州与爪哇的杜板(厨闽)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往返，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
　　元明鼎替后，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以倭患为由实行“海禁”，严申“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后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洪武十四年，朝廷再次下谕“禁濒海之民私通海外诸国”，直至封海，禁止渔民出海捕鱼，泉州的海外贸易和沿海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永乐三年(1405年)才恢复福建(泉州)市舶司，并在城南设“来远驿”，以接待外国贡使，官方朝贡贸易替代自由的海外贸易形式，泉州港的海外通商以东行航线为主，基本上仅限于南洋、日本和琉球等地区。明中叶以后，朝廷持续厉行“海禁”，泉州海商却“冒禁入海”，兴起民间海外走私贸易，以晋江安平镇(安海)为代表的海贾行迹遍及东西洋的吕宋、暹罗、交趾、真腊、旧港、满刺加、马尼拉、巴达维亚、日本等地。
　　战乱、倭患、灾荒、西方殖民者的人口掳掠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等诸多原因，使得泉州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更加困难，移居印尼者人数更为众多。明朝永乐、宣德年间，朝廷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出使各国，前后共28年(1405～1433年)。郑和下西洋，或航经闽海，或直接由福建沿海启航，因此有许多泉州人受雇为船工、火长以及其它勤杂人员，还有一些从军作为使节前往南洋诸国或居留当地，促进了泉州人民的对外交往和侨居国外。永春县《留安刘氏族谱》就记载刘孟福“在南京充军，从官往番邦，故在思门哒 劣(即苏门答腊)”的事迹。明中叶，印尼的杜板、泗水、旧港、万丹、三宝垄等地，就有成批的泉州人居留，形成华人聚居的村社。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占印尼后，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将400余名华侨从万丹地区迁入新建城市--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且任命泉州府同安县的苏鸣岗为最早的华人甲必丹。为了掠夺和榨取当地的资源和财富，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荷兰人还经常派出船队到泉州沿海一带掳掠人口，每次均有数百人遭难，他们或是在新建的巴达维亚城修建港口、城池，或是被强迫到苏门答腊的种植园和邦加、勿里洞的锡矿充当苦力。
　　入清以后，为切断沿海人民与据台抗清的郑氏集团的联系，朝廷厉行“海禁”，规定“片帆不准下海”。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颁布“迁界令”，强迫沿海人民内迁30～50里，泉州沿海一带被夷为废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平台，翌年“海禁”撤销，其后“海禁”时开时禁，直至雍正五年(1727年)才废除与南洋贸易的禁令，这期间，官方贸易不复存在，泉州海商受到严重打击，民间各种海上走私贸易则随之增多。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厦门作为通商口岸，贸易地位上升，泉州港更是日渐衰落。
　　虽然泉州港雄风不再，但因人口激增、生活所迫，泉州人大量出洋，在清朝前、中期曾经出现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出国高峰期，移居印尼群岛的泉州人数急剧增加。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开始在闽、粤沿海招募“契约华工”(俗称“猪仔”)，清朝后期泉州府各县大批华侨出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据《晋江概况》记载，在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三年(1847～1853年)短短六年间，从厦门被诱骗拐卖走的“猪仔”华工就有一万二千多人，其中有许多是泉州地区人民，在邦加、望加锡、勿里洞等矿区，在非常残酷的条件下开采矿产，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印尼的勿里洞曾经是一个遍地荆棘、巨蟒猛兽时常出没的地方，清光绪三年(1877年)，泉州永春的林庆吉首先乘船到达这里，此后，他率领闽粤华侨斩荆棘、辟草莱，历尽艰辛开采锡矿，使原本是荒岛的勿里洞逐渐发展成为10万人口的市镇。

　　二、泉州民间信仰在印尼群岛的衍播
　　早期华侨要出洋谋生，须横跨滩礁密布的重洋大海，要经受狂风骇浪的袭击，在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在茫茫大海中遭遇不测之灾更属常事，海路艰险使他们感到非常无助和恐惧，这种对命运不确定的恐惧和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态助长了华侨们的宗教信仰情感，他们因此更加信奉神灵，祈求神明庇佑、消灾解厄，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故乡广泛奉祀的各种神灵和各种民间信仰习俗便随着早期华侨的足迹而踏入异国他乡。人们常说有海水流到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自然也就有国人的民间信仰。就像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泉州最早出国的华侨始于何时，我们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泉州民间信仰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印尼群岛的，可以肯定的是，泉州华侨先民的足迹什么时候踏上印尼群岛，泉州的民间信仰就随之传衍到印尼群岛。
　　考察民间信仰在印尼群岛的衍播情况，可以分为这么3个时期：个体崇拜时期、家庭崇拜时期、社群崇拜时期。
　　早期华侨出国时对于海路艰险、前途未卜的恐惧，使得他们在出国前往往到家乡民间信仰祠庙祷告，祈求神明庇佑，有的更将信仰神明的香火、符纸、香袋、神像随身携带远渡重洋，这时候泉州民间信仰流传入印尼群岛属于华侨个体信仰，但这种个体信仰具有普遍性特征。到达侨居地后人生地不熟、殖民地政府的欺榨压迫、劳动环境的恶劣、侨居生活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延续了华侨们的信仰崇拜。
　　在侨居地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建家立业是华侨融入侨居地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时候华侨往往将从家乡带去的民间信仰神像供奉在厅堂之上，年节奉祀，对家乡神祇的信仰是整个家庭的整体意识，包括一些娶原住民为妻、生下混血儿的家庭也是如此。
　　随着出国华侨人数的大量增多、华侨居住社区的形成、稳定和持续扩大，特别是华侨经济的发展，有了富余充裕的资金，建立华人民间信仰寺庙成为可能，华人寺庙的兴建使得华人民间信仰逐步走入华人社区，在社群中流播开来，成为社会群体性崇拜。有资料表明，在16世纪时印尼群岛就已经有华人寺庙的存在。由于泉州华侨在印尼华侨中人数极众，占有重要地位，印尼的华人庙宇有许多为泉州华侨创建或参与创建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学者苏尔梦在《雅加达华人庙志》中记载，印度尼西亚许多华人庙宇中，有些为清代旅居印尼的泉州人和闽籍华人所建。印尼苏门答腊岛巴东市的西兴宫，前身为观音亭，系由泉州、漳州早期华侨共同创建的，后观音亭毁于火，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重建，改名西兴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泉州华侨参与创建中爪哇南旺的慈惠宫、奉祀天后。清光绪八年(1882年)西爪哇文登的泉州安溪籍华侨蔗农在丹戎加逸创建祖师庙，供奉安溪县保护神清水祖师，之后清水祖师崇拜在印尼群岛传播开来。以上所举只是泉州华侨创建民间信仰庙宇的几个例子。在印尼的许多地方(包括城市和村庄)同时存在多座奉祀泉州所特有的民间信仰神祇如妈祖、广泽尊王、清水祖师、吴真人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现象。大规模兴建华人民间信仰庙宇的时期大约是在18世纪中后期(清朝乾隆年间)，在这一段时间，仅在三宝垄一地就相继出现了三宝公庙(1742年)、观音亭(1746～1771年间)、振兴街庙(1753年)、泽海庙(1756年)、大觉寺(1771年)、唐街庙(1782年)、东壁庙(1782年)、和丰庙(1792年)、厚德庙(18世纪后期)等华人寺庙，这同清朝乾隆期间国内人口急剧膨胀，华侨侨居印尼大量增多，侨居地华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