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珠江文化

禅宗与珠江文化
　　曾昭璇
　　禅宗在珠江流域发展起来，成为珠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应加以充分研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乃至为人类社会的和平、进步作出贡献。禅宗的产生背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广州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试论如下：
　　—、六朝时代的繁荣广州城
　　1．广州春秋末期已是个宝货集散之都
　　明郭菜《通志·流寓》记：“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复往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隅久在岭外，乃得诸琛，并吴江楼船，会稽竹箭献之魏。魏王乃起师送越王往荆，栖之沅、湘。于是南武疆土，遂为越贡奉邑。”
　　《战国策·楚策3》亦记：“张子曰：‘王无求于晋国乎?’楚王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可见楚时占百越之地。今广州有“楚亭”、海康(古徐闻)有“楚豁楼”，硇洲岛有战国楚墓，楚式兵器八件，与《史记》记吴起“南平百越”事相合。
　　秦灭楚，即集军50万分五路南下开越，以求外贸之利。《吕氏春秋》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敕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其中所说的三个国家，缚娄即博罗县地，阳禺即英德、清远地，罐兜一名“驩朱”，即番禺之异译。都是无君之国，最易攻灭，九疑一军，南康一军，合兵沿北江南下，可一路无阻，故首先占领。《淮南子·人间训》称：“一军驻番禺之都。”这三个国家大致相当于今天珠江三角洲区域，番禺之都，因已有市集而称为“都”。故广州先秦已有外贸之港矣。故南海郡立，尉佗即大开外贸，大获厚利。故《汉书·主父偃传》云：“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秦军中有大量商人随军，故南越得自立为南越国。并且贸易范围扩展甚速，《史记·南越列传》记：“(佗用)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即西至云南，东至福建皆附庸国。故《史记·货殖列传》称番禺为南方一“都会”，为全国九大都会之一，其余即邯郸、临淄、陶、睢阴、吴、寿春、宛、燕。宝货六种，即珠、玑、犀、玳瑁、果、布，《汉书》中且增加了银、铜和象牙三种重要宝货。
　　番禺城虽毁于武帝灭南越国时，政治中心转移至广信，外贸却未停止，考古证据西汉墓葬未见有间断迹象，即使越王宫焚毁(已由考古发掘证明)，城市却未衰，宝货贸易商民仍可参加日南、徐闻、合浦三处的官方招募出洋贸易。
　　2．广州六朝贸易兴旺情况
　　吴时广州正式成立，与交州分治。武骘修复佗城，珠江三角洲比广信、徐闻环境好得多。“要脱贫，上徐闻”的汉时谚语，渐因番禺发展较易而日差，因番禺为三江总汇之地点，交通中心，货物集中，地力饶富，能富一国，比徐闻20万亩洋田只富一州，大不相同。吴时即能派康秦、朱应领船队出航贸易，开通南洋国家，和印度进行密切交往。比西汉只到印度南部黄支国又进一大步。左思《吴都赋》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晋法显《法显传》云：“商人大舶'50日可由爪哇回国，一船可坐200人；接通大秦，故《艺文类聚》卷85记殷巨的《奇布赋及序》即记：“惟太康二年(281)安南将军广州牧滕侯坐镇南方，余时承乏，忝备下僚。俄而大秦国(指罗马帝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可见当日海上丝绸之路已大大发展，不只爪哇广州有定期大船，南海各港间亦有众多航路。故《晋书·吴隐之传》记：“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王琨传》亦记：“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石门处为大路所经，即有“贪泉”一景，意即指过此人州即成“贪官”之意。可见广州六朝时期之富与社会安定和外贸发展有密切关系。
　　3．广州六朝的佛教兴盛情况
　　由于广州的外贸兴旺，外来宗教如印度佛教人士即不断来华发展，据《光孝寺志》计，已知有下列名僧：
　　(1)东晋安帝隆安中(397—401)，扇宾国(西域国名)三藏法师始创为王苑朝延寺又曰“王园寺”。本名昙摩那舍尊者，于寺建大殿五间，奉敕译经。
　　(2)梵僧求那跋陀罗三藏始创戒坛，立“制止”道场，时为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奉诏译经五百本。
　　(3)梁武帝天监元年(502)梵僧智药三藏至苛林。并携有菩提树自西竺国航海而来，植于坛前。
　　(4)普通八年(527)达摩初祖至天竺，止于苛林。
　　(5)陈武帝永定元年(557)西印度优禅尼国波罗末佗三藏陈言真谛，来游中国至广州。亦在寺译经。
　　这是一寺情况，而晋代广州已有太康二年(281)建的三皈寺及仁王寺(梵僧迦摩罗尊者建)，东晋时已记：433年，祗洹寺接受谢灵运临刑前送美髯给寺中“维摩诘塑像”用作胡髭的记录(见《宋史·谢灵运传》)等等。可见晋时广州佛寺已属大兴鼎盛时期。
　　今存的六榕寺也是刘宋时建的宝庄严寺，齐建的竹林(488)、禅灵两寺(489)，计南齐一朝22年间即建二寺，且集中于武帝萧赜晚年，可见当时佛教的兴旺。萧梁也好佛，建有西来庵及景泰寺(一名七仙寺)。人陈仍可建三寺(即30年中建三寺)。亦见崇佛，三寺即：
　　1)显明寺：波罗末陀(即真谛)在此译《俱舍论》。
　　2)智慧寺：慧恺(518—568)在此讲《俱舍论》。
　　3)西阴寺：在白云山，陈光大二年(568)葬慧恺于此寺之南岗。
　　总之，南朝佛学之盛起于晋而盛于唐，至今光孝、仁王、宝庄严、西来、景泰寺仍有遗迹可寻。故达摩初祖来华亦缘于此。(文中说(广州)南齐建二寺、梁建二寺、陈建三寺，值得商榷，应该不只这几座寺院，只是这几座为后人所知。妙智注)。
　　二、达摩初祖东来过程
　　达摩初祖是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至本国，受王供养，知师密迹，谓曰：“汝于诸法，已得通量。夫达摩者，通达之义也。宜名‘达摩’，因改号菩提达摩。”《羊城古钞》亦云：“梁达摩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普通元年人南海，止王园寺，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传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又据《五灯会元》(宋普济撰上册，中华版1989)亦记廿七祖般若多罗尊者东印度人也，既得法己，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养，度越伦等，又施无价宝珠。时王有三子曰“月净多罗”，曰“功德多罗”(即后来的“功德达奚”)，曰“菩提多罗”。又“菩提多罗因试令与二兄辩所施宝珠，发明心要”，遂改名“多罗”为“达摩”。又记：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尊者曰：“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指中国)，设大法师，直接上根。”并记：“祖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七年。”其时达摩己老矣。有云他属婆罗门种姓(见《景德传灯录卷三》)。《光孝寺志》亦云：“初祖菩提达摩大师者，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也。”又曰：“躬至震旦，乃辞祖塔，别学侣，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七年庚子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另据韶关第一中学易行广老师查得《竺氏家谱·开篇：广州南天竺一乘族》有记，达摩祖师渡海来震旦传教，岂料频频遇上台风和海洋漩流，在海上漂泊了三年，在普通五年(524)才到达广州。因为从地理上看，过印度洋和南海二洋都要经过赤道热带海面，故最易遇上终年常发的台风及由台风区牵起的急流海域，经常船翻人死，三载才达，亦云幸耳。
　　三、古代广州航海的地点
　　达摩来广州在哪里登陆?自晋代以来，南洋爪哇岛到中国多在广州登陆，因商人巨舶交易目的地即是广州。故当时已有定期航班，大致50日一班。
　　六朝广州繁荣，已有大量番商留住广州，买田建屋，世代定居，俗名“番客”，与汉民杂居。唐代以化，才特设番坊，使番汉分居，易于管理。六朝年代，变动多，番客多沿珠江及濠、澳近水处交通方便地点聚居。主要计有下列各地。分述如下：
　　1。南海庙岸(扶胥港)
　　扶胥镇晋时名“古斗”村，古越语“岗村”之意，即山脚海边村落。晋时因番舶多停泊于此，即广州外港。《广州记》云：“广州东百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溟渺无际。”这里北依岗地可防北风吹袭，向南直放虎门出海，有利扬帆归航，附近小河又可取清泉，去广州沿珠江北岸有波罗水道，无风，水道又深，顺潮汐出入广州方便，陆路也平坦易行。故海舶停于南海庙码头而不直人广州，因由扶胥人广州珠江要成一向西转折大湾，主流潮急礁多，江面航道又狭，不利于扬帆行驶。故江边于此建龙王庙以保平安。今江边仍有潮音街保存。到隋代四海称神，建南海神庙即用此龙王庙扩建。
　　龙王庙在梁时还在，因据易行广查得《兰陵萧氏族谱》中附有萧励、萧昂叔侄合作《广州绣衣坊记事》一文，即有记达摩二兄于普通七年(526)在龙王庙种树记。原文云：“普通七年，丙午(526)暮秋九月二十一日，南天竺国王公功德达奚(号沐溪)，乘竺显罗之父密多船长之商舶抵此，在扶胥码头登岸，于东南海龙王庙前，种下彼国之菠萝树苗。”可知今所称菠萝树是达摩二哥所种。当时庙仍称为“龙王庙”。又记在《竺氏家谱·开篇》：《广州南天竺一乘族》文中云：“达奚，南天竺国王公优婆塞祖师(即达摩)的二王兄，普通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乘密多的商船到广州寻弟，在黄埔扶胥码头登岸，就东南海龙王庙前沿，种下从天竺带来的菠萝树苗。”可见晋代古港码头区，到梁时已成为番舶主要码头区了。与广州城即由沿岸北岸直驶大沙头人东濠口东澳码头区，为最好航道，因珠江主流潮急礁多之故。
　　2．东澳(东支文溪口)
　　古文溪自蒲涧西南流人广州小北门，沿仓边路，长圹街南穿城出江。东面古代有海印石小岛(红砂岩所城)，阻潮流冲刷，成太平沙、东澳沙、筑横沙、海心沙(今称大沙头)，故为内省船只停泊地点。东支文溪古名清水濠，能供应白云山九龙泉水。故东城南岸多为三江货物拦口所在。今东较场东南侧即发现有古码头遗址。长圹街和大塘都居东澳区，船只直可驶文溪桥(今大东门处)，直到宋番禺县侧盐仓起陆的。但与番舶有关遗址未见报导。
　　东澳河岸码头区也较大，西向可至北京路与文明路交界处，因唐代码头在今金都大厦址发现。向西可至德政中路担竿巷南面，亦发现有唐码头古迹，如码头上的系船缆的柱头等码头特有设施，德政南路也发现了蛋家棚。东澳多沙洲发育，故又称“沙澳”，番舶较少。
　　3．坡山(晋时渡口)
　　坡山是一座由白垩纪红砂岩所成小丘，阿拉伯语称为“中国的山岗”，音译即“甜水巷”(据马逢达：《广州番坊考》，1986)。这里即属番汉混杂居住地方了。《曾广衡家谱再抄》云：“纹赞公系：家南海、衍甜水。四十八派曾泉，曾说子，字德番，以得番客之助，故起名以德之。”
　　坡山高出平地5—6米，由于它由岩石组成，能抗拒台风大浪的冲蚀，故能突出珠江(当时称为“小海”)中即为海岸的一个小岬角，台风期东风掀起巨浪拍岸，便冲击着坡山东坡，使小岬角两侧(东西两侧的)小湾成为洪水起水漩的地方，洪流挟带砾砂、小石就像钻头一样，强烈侵蚀软弱的泥质页岩分布的地点，形成了一个大凹穴，在凹穴底部的小石砾不停受洪水形成的水漩的推动，不断下蚀即成1乙2米深的“瓯穴”，穴口小，下部反而不断被小石砾冲蚀而扩宽、扩深，故又成“壶”形的瓯穴。坡山东坡就形成两个壶形的瓯穴，表示古代冲蚀的地点。尤以东坡受东风多而使两个瓯穴合成一只“脚板底”形状，群众认为是仙人所成的，故名“仙人脚印”，坡山便成为当地风景点，明代即建有钟楼，为全城美景之一。且由于坡山西侧少受东风巨浪冲蚀，不会形成瓯穴，而是形成风静浪静的西澳小湾，为船只停泊优良港池。加上西边不远有南濠存在，船只可以驶入南濠中避风，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南濠即今海珠路，沿濠两岸分别形成两条主街，即南濠街和西濠街，北通番巷到惠爰街，成为番汉杂居区，西澳通联有宝货专卖街道，反映在唐宋的街名中，如象牙巷、玳瑁巷(今改普宁巷)、玛瑙巷、绒线巷等，番客聚居区有番巷、大纸巷(即大食人聚居区)等。国货亦已积聚成专卖街道，如梳篦巷、纸行街等。按陈代时，当时近西澳的街道已出现专业成行成市记载，如欧阳頠、欧阳纥主粤时，已有记油行商店数十家联成一行之事。即唐、宋之盛起自六朝，达摩是应运前来南粤的名僧之一。其实早在晋代，名僧迦摩罗已于281年(晋太康二年)在西澳南濠口处建仁王寺，按今遗址看，已为珠江边上一大寺，故宋建西城即与北面光孝寺同纳入西城保护名胜之区。其附近地区亦多番商居住，据马逢达研究，有阿拉伯语称呼即有：光塔路(称大食巷)、惠福路(称大市街)、仙邻巷(称支那)、甜水巷(称中国岗)、海珠路(称仙羊街，“送别”之意)、诗书街(称狮子街)、蓬莱北街(即“真主至大”音译)、擢甲里(即“小巷”意译)、朝天路(即朝天房之意)：等等。
　　4-浮丘(今西门口外)
　　今西门口外中山六路与光复路交汇处，积金巷北，路面略高，即古“浮丘”所在，地势今天仍较高。亦为白垩纪红色砂岩所成小丘。据宋方信孺《南海百咏》云：“(石)高一丈五六尺，周四百余步。”《番禺杂记》(唐郑愚著)云：“先在水中，若丘陵之浮，今之四面篙痕宛然(即地形学上的海蚀穴)。”有陈崇义者，年一百一’十二岁，说为儿时，犹见山根舟船数千，今山去海边三四里，尽为人烟井肆之地。即海滩成陆，为市廛开发所致，故至宋时建西城保番市时，亦认为无土可用，即指没有，更新世冈地上的红土层而言，延迟筑城了。唐时船舶密集，即有番舶混于其中。故六朝时，淤积未多，当时西澳之择，为番舶出入之港湾也。
　　5．绣衣坊(今下九路)
　　绣衣坊实为古城西地，由仁王寺西行过上九甫即到，此处亦应为海船上陆码头之一。故有记载说这里是达摩登陆广州的地点。但是，在广东的历史文献中，记述简单，这点近代学者已深有感叹，如崔兄瑞驹即写论文，并促荔湾区组织一次研讨会，加以研究。笔者曾证明六朝时此处应是海岸(小海北岸)，故达摩才能在此上岸。这里和西澳相近，故六朝时有可能是个江岸码头区。这里地名绣衣坊，也是唐、宋名坊，即已是商业发展之地，故有码头兴建于此。加上西侧三角市处，南汉时已有白田镇建立，是宋代广州卫星城镇八大镇之一。故此处风浪较静，岸坦平缓，宜于成港口，即在西城未建之前，南朝时已成商业繁荣之区，故名“绣衣坊”。梁时文献亦见。例如《兰陵萧氏族谱》附萧励记《广州绣衣坊纪事》中，称：“普通年间，外舶靠泊西庙，常年两三艘，转元前，已达十艘，禅商两旺，众口皆碑。”可见绣衣坊处亦建有码头，接待番舶靠岸。并有坊舶官员管理。故绣衣坊亦番汉杂居市廛。萧励在《广州绣衣坊纪事》一文中，也说“奚王(即指达奚司空，因他是南天竺香至王子，故名。)今沟通中西，扶胥码头，绣衣坊集市再度兴旺”等语。可见绣衣坊与东庙管理相似，又左有龙王庙。
　　绣衣坊坊众似以番商为主，因据《竺氏家谱·开篇：广州南天竺一乘族》文，已记载南印度番商竺氏是南印度人，且已定居在绣衣坊，名竺显罗(490—575)，宗教信仰即为菩提达摩与其二兄功德达奚(372—529)共建的“南天竺一乘宗”。故竺氏即自称为“一乘族”。父曰竺密多，是商船船长，他持有南印度优婆塞皈依证书，其子也是优婆塞，为当地广州籍番商推为“番领”。其先在刘宋末年已来广州落籍，即以竺为姓。他本为南天竺国富商，称摩瓦多罗，至竺密多为第三代。故达摩即得乘竺密多船来广州，并在绣衣坊上岸，并居于竺宅东侧，结草为庐，禅坐传教。番商人户在绣衣坊者多达十国人之多。多以加工丝绸，生产传统绣衣得名。故竺氏一族来此甚早。普通七年(526)功德达奚乘大商船来广州寻弟达摩，虽是在扶胥码头登岸，但在东龙王庙前门种下两株菠萝树苗外，还人城向衙门递交南天竺贡品。刺史萧昂才知达摩兄弟身份为王子，达奚婉谢居宦舍，并居弟子竺宅家中。可知达摩之来，实因中印两国的关系密切所致。
　　四、达摩初祖在“三摩地”功绩
　　达摩初祖在西来初住下来的功绩主要在西来庵的建立。人称他为二十八祖，即按东印度人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之嘱，来东土传教。按抵西来初地，在竺坊结庐而居，以竺为姓，免暴露身份，按兄弟排行取名“三摩”，故时人称他为三摩沙门、三摩和尚。祖师虚心学，华语，了解民俗风情，遍访广州寺庙。时竺显罗为番长，有威信，义务为初祖当译者。对当地河堤提出加固、植树防止江潮为害。并在王园制止寺附近及住地各挖井一口，以解冬日江水咸苦，但地点无法确定。惟住处一井存，即今称“五眼井”，亦称“达摩井”，亦传能止烦渴，疗疾患。今还说用其制粉，比沙河粉还好吃。特点是“韧而香滑、薄而透明”。五个井口，中间者才是“达摩”亲定之点，而四角四井则是“达摩”二兄“达奚”补凿所成，以增甘泉之量。今成为荔湾区古迹之一，有铁栏保护，并有古碑(道光御赐碑)及说明。达摩在竺坊停居建庵是他的心愿之一，二兄又来竺坊相助。西来庵经番汉宫商集资兴建，在普通八年大通元年丁未(527)四月，绣衣坊新佛庵落成(见《兰陵萧氏族谱》中附萧昂记的《广州绣衣坊纪事》)。并更说：“应父老盛邀，余题写匾额曰：‘西来庵’。四众簇拥祖师(指达摩)开山升座。二十八祖在西来庵暨王园、王仁寺奔波，远近四众，蜂拥而至。”又记：“梁武帝诏请达摩弟兄人京，谁知达奚王公身体不适，不能远行，遂由萧昂护送达摩至帝都。大通元年(527)十月一日到南京，萧昂刺史被留为京官。”
　　达摩在王园寺的情况在《光孝寺志》(顾光)中只记“达摩初祖至自天竺，止于诃林”或时由竺显罗陪行访问各寺。但似曾住锡王园寺，故凿一井于王园寺。
　　初祖在草庵已禅坐传教。多依《楞伽经》，亦由竺显罗口译，并对精妙句，由竺显罗领众复诵三次。如说：“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递传心印：吾来东土，唯传顿教大乘，即心是佛，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汝即诸佛心；前佛后佛只言传心，更无他法。”并亲授面壁禅坐要领，和初祖以后在北方所传相同，入主西来庵后即受梁武帝恭迎北上南京。
　　五、西来庵与珠江文化
　　达摩初祖上南京后，西来庵即由二哥达奚入主，建立中国禅宗的基地。初祖于是成为西天禅宗二十八世祖。
　　达奚因病未能赴京，但新任刺史萧励遵叔父刺史萧昂之命，请名医治奚。达奚入主西来庵，甚有功绩，计有四宗(据萧氏族谱)：
　　1．扩建好达摩井及寺，广说佛心
　　奚王子此时已老，称奚王公，他于井畔四角加开四井，以增甘泉之量，使绣衣坊番汉人家得饮甘泉，四周又加建荔枝等果木和药用植物，使清泉有治病之功能，并与各寺院奔走谈佛家典籍分类归档之方。又常讲述《心经》、《楞伽》等经，使居民重德扬善，社会安宁。绣衣坊商务由是日盛。
　　2．与中国官员交往，改革外贸制度
　　达奚王公与刺史萧励善交，他学问好，人缘好，办事热心，常引萧励至番户访察，如《绣衣访记事》即记：“大通戊申，据番坊长老痛陈，坊舶官吏背着昂公大人舞弊，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无所不为，致去年秋，尚有外舶靠岸，今畏之不敢来。余下令整治，凡贪赃枉法者，皆严惩不贷，奚王公沟通中西，绣衣坊集市再兴旺耳。”中国官员与奚王公互相信任，使政治昌明，番汉同福，善哉！
　　3．沟通中西，广州外贸复兴
　　《南史·萧励传》记云：“广州边海富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励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可见当西来庵主不只传经导民，且助政府改善外贸。因达奚王公身份，又知外情，沟通中外，得官员重视，有法可行。使广州外贸复兴，可中外沟通，改革弊政，经济可复苏，有益地方的经济发展。
　　4．民富国强，政权巩固
　　《南史·萧励传》还记：“府自励在，卅岁中数献军国所需，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此点可知当日梁武帝以崇佛为国策，实有根源，今观此小小西来庵主，宣传禅宗文化，身体力行，每当萧励邀请奚王公“常至码头迎侯外舶使船。奚公慈祥，常举目眺望之”，使番舶商人满意，本地商贾亦获好利，使船增添中外两国的亲密感情，使当时广州形成“禅商两盛”的局面，并代代下传影响达于唐代。如江西《康氏家谱·远祖宗支》(江州脉系)，即有记：“本支先祖康乐抒，即世居广州绣衣坊的开山祖。第二代康善宝，航海经商，抵南天竺经营时，拜达奚王公为师，领优婆塞法眷。父子同参西来庵。”又记：“第三代康慕空，则承竺显罗为优婆塞，曾接待萧昂刺史造访。”又“第四代康承会拜竺慕空为师，领优婆塞法牒。在大唐贞观九年(635)至麟德二年(665)间，任广州西来庵主”。则禅宗祖庭已影响至唐时矣。因梁时居士于王园制止寺授戒后，居士券书概由西来庵庵主签署后发出，可见西来庵在佛教上的崇高地位。
　　达奚王公可谓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对珠江文化的影响甚深。即有两端：
　　中印文化沟通的码头，禅宗高僧二人即以广州绣衣坊为据点，进行传播，海上丝绸之路亦因此而沟通，对中印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达奚本人还成为中国历史上纪念人物，成为中国的一位海神。他不但种波罗蜜树于神庙凿四井于西关，且建小庙配祀伴陪于大殿之侧。历代皇朝还予以封爵，如“助利候”和“司空”等，为共治南海事业之神。神状亦如他在那扶码头上远望海舶来庙之状以手放额上，一如奚王公当日姿态，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尊敬之情。正如《绣衣坊记事》所云：“中大通元年戊申(528)刚转年号，奚王公安然坐寂西来庵，全城寺庵垂白致悼，绣衣坊辍市三日，诵经超度。东、西龙王庙皆加奉奚公法像。”又说：“所塑法像，一依当年。”至今南海庙仍称“波罗庙”，“番鬼望波罗”的神话传说，仍充满坊间书籍中。波罗诞进香达十万人以上，已成广州风俗之一，可见影响之大，反映了中外贸易兴旺的背景。我们曾建议南海庙前要恢复海景，今果由市政府行之，古洋舶可停于庙旁了。
　　达奚传道，仍以《心经》、《楞伽经》为主，一如其弟，但因年纪已大，面壁坐禅之法，未见谈及。只于临寂前，把王园寺所译四卷本《楞伽经》，授与竺显罗，并说：“按达摩祖师法句去做，开示传禅以此为凭。”任他为西来庵第三位庵主。竺显罗始改庵名为“祖庵”，初祖与奚王公同为“祖庵”始创人(据《竺氏家谱·开篇》)。面壁坐禅，持诵《楞伽》为西来庵传佛心门风，直至唐代。
　　综上所述，则南天竺禅宗之传宗，至道信始变。南方西来庵直至清顺治十一年(1654)有福建宗符卓锡于庵，传法于离劫、铁航、天藏三人，传灯历千四百余载。他们递主讲席，音有语录。后以庵址太小，扩建改名，定名为华林寺，香火转盛，为清初广州五大丛林之一。康熙四十年(1701)建舍利塔殿；道光末，住持僧祗园且毅然建五百罗汉堂为己任，遍访宇内名寺，最后定以西湖净慧寺为模样，拓基庀材，塑像如生人大小，生面惟肖，为全城之冠。
　　六、禅宗文化x,-l'地方社会文化贡献
　　禅宗为珠江流域人群所信奉，必有反馈，即禅宗文化对“区域人群”文化发展有它的影响，试谈三例。
　　1．韶关成北江文化中心城市
　　粤北韶关市成为北江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因韶关市为浈、武二水之汇，即为湘、赣二省之冲，南北交通要道①。人口众多，故寺宇也众，早在唐前已有多所寺院，求那跋摩建灵鹫寺(刘宋)、智药三藏建宝林寺(梁)(后为六祖所扩建)，还有如月华、坛特等寺。六祖选此交通便利之名城，以利弘法。因韶关古寺庙较多，故祖在城中大梵寺为众说法，请弟子法海作记，后再加上说法多则，即成《六祖坛经》。
　　由于《坛经》创新思想指导其弟子的行为，不必坐禅，不必念经，无需布施大量财物，能“一悟成佛”，故对珠江流域内区域人群文化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至为有利。即不用花大量时间去听经，读经研究，可一面营生做事，一面潜修，对行者有利；且免去一套繁琐考核，有平等自由之志，可“见性成佛”。又说“思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坛经》已与人民生活接轨。经文文句简单易懂，故一讲即明。以寺庙僧人四出传心，教民行善。故历代君王
　　① 韶关地区有七条北上的道路：1、英德—含光—阳山—连县；2、英德—乳源—梅花—砰石—临武；3、韶关—乐昌—砰石—临武(武水道)；4、韶关—乐昌—九峰—宜章；5、韶关—仁化—城口—汝城；6；韶关—南雄—梅岭—南安；7、韶关—南雄—乌迳—信丰。为求教化子民，社会安定，多尊重礼佛，求边安国定，子民知识教育增高，故佛寺能起博物馆、学校、公园等作用。僧人可起传史、资政、教化之功。此皆禅宗能大发于珠江流域自成一宗的原因。即今天的学者所谓“平民化”的宗教，它与珠江流域“区域人群”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实用性及喜爱自由平等之心情相合。台湾学者林天蔚教授近倡珠江流域文化发展是起于唐代，余甚重之，禅宗之产生与发展于唐，与此实有关系。至宋已记：“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司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据余靖《韶州善化院记》(1040)，可云盛矣。今南华寺(宋太祖赐额改宝林为南华，968)。迄今仍存一级文物“六祖真身”，二级文物憨山、丹田两和尚真身(明)；一级木雕罗汉360个(500罗汉残余)，通高58厘米；四大天王立姿木雕像，高70厘米，座高20厘米；6厘米高小铜佛像，背有铭文“皇建元年五月五日淳于忠为善警造佛像一区”，亦国家一级文物，为陈时(560)作品；还有铁铸摩利支天人，高69厘米；50厘米明代铜香炉(宣德年)，宫廷用品。不入级的文物也多，余见一高42厘米六祖铜像，通体光滑，可定为宋物，因衣褶面容，与广州六榕寺六祖殿宋六祖铜像有相似。
　　又有千佛袈裟一领，长2．86米，宽1．46米，绣1000佛坐像，周绣十二金龙夺珠，亦属一级文物，但不应定为黄梅五祖所传衣钵之物。因五祖所传为布衣，且早已破烂失去。此乃盛唐之物，疑为武后听神秀介绍后，敕赐礼物。
　　圣旨文书有明复制汉文武则天圣旨，元仁宗圣旨两件(合裱为一)，元仁宗1318年圣旨一件，明英宗1445年圣旨一件(赐《大藏经》)。另存石碑30多块。林木有菩提、银杏、水松、榕、香樟。丰富的文物比广州各寺为胜，成为我国宗教圣地之一，旅游重点地区，使韶关成为我国佛教学术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地区。
　　六祖造像有广州六榕宋铜像，比人体略高，形象亦似；新兴国恩寺塑像，形体亦似，云：“是六祖徒南天竺僧塑像能手方辨上人，手塑，极肖六祖真相，新兴地方人仕称之为‘真身六祖’。”(见1997年《龙山国恩寺志》)
　　韶关佛寺高僧多有肉身保存，如南华寺无尽庵即有无尽藏尼真身，月华寺有智药三藏真身，今已不存。
　　2。乳源云门寺的建立
　　禅宗后世，花开五朵，一“宗”即日“云门宗”，云门宗也使韶关文化发展增添盛事，即在西侧乳源城郊，有云门寺的建立。南汉文偃得汉主支持，高祖出巡韶阳，敕令文偃说法，授以“章服”，次年又赐于韶州为军民开堂，得令领众开云门山立寺，敕赐额“光泰禅院”。938年又召人阙(即广州，时称兴王府)，讲道，得加钦敬。欲授师左右街大僧录，师不受，始封“匡真大师”。中宗时又召人兴王府供养，却赐仍归武水，预赐塔院之额，曰“瑞云之院”、“宝光之塔”，即云门寺之兴矣。死后后主再请文偃真身人兴王府，以报托梦开塔之求。后主赐升秘殿，亲临宝辇，又开放群僚士世，四海番商，各得瞻礼，千灯接昼，百戏联宵，施利钱银，不可殚记。故云门宗禅法在珠江流域得充分的发展。
　　文偃禅法一如六祖，即一切人皆有佛性，强调自悟；修行不离生活日用；反对抄录、背诵公案语录，盲目行脚。这给人有发扬南禅宗法之感，并切合当时南汉独立称帝及两粤人民的习俗和个性，使本宗能不断发展，并今天可向欧美各国侨胞传心——因侨胞亦有不少为珠江流域区域人群之子孙也。
　　云门寺选址在“西京驿道”之旁，在乳源城东北上大桥一梅花石灰岩高原，是由于京西驿道是汉代送荔枝贡品人京快速路线，故选地势平缓能行车马道路，故上600—800米高原也不怕，因大桥高原平坦可走马，下梅花600—400米高原，再下砰石上临武的300—150米台地丘陵区。在英德则沿北江开栈道上乳源丘陵，过水有桥，故驿马全通本驿道。但是，由于要传驿太速，人马常翻，故早在汉时已有临武县奏请罢运送荔枝获准，此道渐废。
　　云门寺选此，既有驿路可利交通，又不是频繁商道，风景清幽，符合名山僧占之旨。不依赖于当朝，故能自足。
　　因云门山正当驿道由梅花大桥石灰岩高原南下南水谷地要冲。地形如门，面南背北，北凉水汽南下暖谷，即凝成云雾，故曰云门山。寺在暖谷之中，得此温暖如春之福，故云门景点至多，流泉飞瀑，茂林修竹，诚韶州旅游重点，加上千年古迹，昔与吴尚时同游(1947)，自大桥高原600—800米，南下乳源，随谷南下，转弯处一寺在焉，人门求饮，巧遇百岁虚云大和尚，乃前年承教于南华寺中，得《坛经》学习。今又领余等游桂花潭、出米石、九仙岩诸胜，眼神甚灵。因当正兴建大雄宝殿，虚云亲率弟子，居此监工，佛法建寺为根本最大功德也。虚云以中兴禅宗为心，南华建成，即转云门，故心神俱乐。今韶关云门寺已成广东重点文物保护点，为全国重点寺庙。寺中有南汉碑刻两件，亦属珍贵文物。
　　此外，宋开丹霞山之锦石岩，明集志士结成诗社，形成明末清初著名诗派，其事虽小，可见禅学已浸入文学领域了。如曹洞宗三十四代传人函是即曾主丹霞乔庵，自名“丹霞老人”，澹归(1614—1680)又创护传寺，重振禅法。
　　拜佛的节日，群众称为“南华节”，每年农历三月初八和八月初三日为韶关市及海外佛徒(包括日本、东南亚的华侨)来南华寺朝拜，十分热闹，成为旅游旺盛季节。
　　3．肇庆成为西江文化名城
　　禅宗文化影响珠江文化，肇庆为著，六祖十大弟子之一的智常即在鼎湖山西南的云溪上游(俗名“西坑”地方)的云顶峰下，建立白云寺。又称老鼎的鼎湖右寺沿坑而下，分别建36招提为36徒禅修之地，如栖云庵即在寺左，今亡。只余白云古寺，此乃1607年重建者，1611年建成。本建于678年，距今1300多年。今寺为两进禅房，占地636．8平方米。后进大雄宝殿仍供奉释迦牟尼铜像，为鼎湖山主要景点，寺前仍保存丹桂(400多年)、腊梅(500多年)、无花果(500多年)。古物有万历年重修碑。有大路东通庆云寺，沿寺前西坑南下，为一条沿途有多级小瀑布和俗称“龙潭”的瀑布池。以龙潭飞瀑最著，因有智常手书颜体楷书在涅檠台壁上署名。字体为二尺见方大字八个，即：“涅檠妙证，法眼心藏。”此两行八字学者即有不同排法。旁有一行小字，记为刻人不深的字体，看不清，字称佛偈八字为智常手书，但学者认为字小而偈字大，不相匹配，刻画不深，与偈语深刻石中近1厘米，深度大异，疑为后人刻上。其实唐人题刻不少如此。智常偈言即为他曹溪学禅之心得，书此以警众。唐宋游人僧侣集中西坑，故沿途胜迹不少，如龙潭、罗汉桥、涅槃台诸胜，今仍为景点。鼎湖之名即以沿山溪不少瀑布池存在而得名(如葫芦潭、龙潭等)。 …
　　东坑庆云寺的开发，是在明代。
　　西坑风景好，但环境差，地形峭峻，交通不便，寺宇建筑平地少，虽泉水足而生活不便，僧徒分散，难于集中。白云寺亦地势在高处无地可展。故明代修建白云寺，寺僧金山曾请南游憨山大师住此。共商发展，憨山游山至东坑凤来岭，四山中间有山肩一片可资建寺，即命名为莲花峰，并命徒栖壑改此处小庙莲花庵(1636年梁小川建)为寺。
　　寺址为一古河谷，以地壳上升，河谷下沉成峡，两岸平原即升起成山坡前的平地，下临峡谷，成为山坡上一小平原，状如人的肩部，故名肩状地，其地虽平，但面积狭窄，建寺立村还可。憨山即取以开基，开成梯级，兴建佛堂，凡五层，房殿百间，至清代面积已扩大12000多平方米，为广东最大寺宇，可住千人，明、清盛时，僧人500以上。千人大铜锅(乾隆时制)仍存。每当佛节，上山香客，穿黑衣礼服，在各地包“拖渡”(用汽船拖带的三层大楼船)而来，旌旗招展，鸣炮放爆竹，鼓乐而至，西江边上罗隐村码头，各地渡船云集，庆云寺武僧，持木棍夹道保护，至山门才换班由寺礼僧迎人，因香客带来供奉物资，有金、银、玉、帛，香油、食品，多至整担，由寺僧数人担上寺内。据说一年两次佛诞，迎来香客多时达数万人，远至海外日、韩、南洋诸国，全城沸腾，经济收益甚大。平日游客亦众，为肇庆主要景点，飞水潭、庆云寺、白云寺、唐留学日本的僧人荣睿纪念亭，均在此山。寺有八景，特产亦多，以创寺1633年时在修手植白茶花于莲花庵址一株；红、蓝、白三色舍利子四颗(憨山得于庐山金轮峰塔)；“龙藏”(即大藏经)为“镇寺三宝”。山多吊钟为广州除夕花市名花(以一簇13个钟形小花为贵)，杜鹃遍山(以紫杜鹃一枝6朵，入药)，林中还有野生荔枝(高20米，但果少而酸)，还有山茶、紫贝天葵等名产。
　　禅家名胜肇城还有梅庵，祖回家时，船到肇庆江边转船人新兴江时，换船休息，即植梅数株纪念，996年，弟子智远为建一庵(641平方米，占地5000平方米)。庵前有六祖井(肇城最古)今改为博物馆，为文化活动中心之一。
　　第三件禅宗文化大事是新兴的六祖家建寺的影响，今天已成六祖研究的重点之一。据苏增慰居士主编《龙山国恩寺志》记载，自1982—1987七年间即接待日本禅宗研究团体六个之多，皆为学者和佛教中长老一辈的名人。国恩寺宗教地位很高，为禅宗三大祖庭之一(余为南华、光孝寺)，惠能六祖出生地，圆寂地，《坛经》由法海录成地。
　　国恩寺本名报恩寺，以六祖于683年命徒回自己家乡舍故宅建为寺时命名，以报父母养育之恩，故名。707年，唐中宗赐名“国恩寺”。八年后，祖率徒回寺当主持，同年八月初三圆寂。寺有报恩塔(712年建，713年建成)，历代重修，今存。高28．88米，首层直径8米。唐宋时极盛，僧数百人，寺田1800多亩，清末民初达三千亩，僧众百多人，主持任新兴县“僧录司”职。六祖诞期(农历二月初八、八月初三)，寺前棚舍数里，成一闹市。寺内藏文物亦多，佛塑像数十，铜佛像数尊，六祖衣钵，武后、中宗赠金钗、铜鹦鹉、白玉宫灯、铜鼓一个及铜锣一套(由大至小共33个，皆为南越贵族用品)，字画名瓷一批。碑刻在大雄宝殿、六祖殿壁上嵌有《六祖能禅师碑铭》(唐王维)、《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唐柳宗元)等多件，此外名人楹联，题记不少。’为肇庆文化中心地之一。明建金刚殿亦有照片存下。现寺、塔及六祖留下的古迹，已和龙山温泉区相连，成为广东省旅游胜地。
　　结 语
　　禅宗在珠江文化区域中，实为一株宝树，叶茂根深，为珠江文化之瑰宝。珠江流域文化之兴，始于唐代之说，亦可由禅宗的诞生于唐，得一助证。故为本文述之，但题目太大，自知难以写好，藏拙不如献丑，以求教于君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