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禅学源远流长——贵州六百年诗·志·禅文化(下)

贵州禅学源远流长——贵州六百年诗·志·禅文化(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已有2000多年。南北朝时代，印度的达摩来到中国，所到之处，感觉有佛教说的“大乘气象”，这样的“大乘气象”就是孔、孟儒家思想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大同气象。达摩就在中国创立了与儒家思想、儒家行为规范大体相似的禅宗。
　　现代人有译禅的意义为“思维修”或“静虑”；儒家讲“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达摩面壁九年，因其静坐默念，发明佛心，故称为禅宗，后分为五宗，如贵州的是临济宗。已故的陈垣教授编有《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对贵州佛教史有概括的简述。根据文献资料，佛教是在唐代传入贵州的，四川乐山大佛后山上有一个海通和尚住的小石窟，上面悬有一块小木碑，写有海通和尚创始开凿大佛。这就是佛教自唐代传入贵州的明证。明代佛教随着政治的统治，其活动纳入新增的管辖范围，朝廷的统治者认为宗教有“弭边患、化愚民、佐王纲”的作用。“虽国法森严，有怙不知畏者，若质诸鬼神，即畏缩而不敢肆。”这些言词都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治天下”那一套统治术的变语。宋元之际，士官亦有信佛立寺的。贵州在明代设有僧纲司，等同于行政上的设官授职；还要按地方情况发给僧人度牒，等同于毕业证书或职称。明清之际有传教的官僧，逃禅的官员，纷纷入黔，许多名山胜景、幽谷清溪，都可以听到暮鼓晨钟、诵经念偈，把偌大一个贵州山川，妆点成法雨缤纷的世界。黔东梵净山，盘县丹霞山，长顺白云山，息烽西望山等，古寺高僧，留下许多胜迹。
　　由于禅宗与儒家的结合，佛门弟子也一样讲说孝顺父母，遵守法纪，也读诗书，绘画写字，还开设学堂，培育平民子弟，这就是佛学中国化能在中国老百姓、官员士绅和读书人中生长发育的原因。禅宗与密宗、净土宗，甚至巫、傩等和平相处，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那时候还与农业结合，有的僧人是自耕而食。
　　明朝万历之后，中原佛教呈衰微之势，而滇黔还能大振宗风，为贵州营造出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还兴盛的情况。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于上世纪90年代和黔灵山弘福寺合组成一个《黔灵丛书》编纂委员会，点校出版了清康熙时赤松和尚编的《黔灵山志》。还有《黔南会灯录》、《锦江禅灯》、正续《高僧语录》、《高峰山了尘和尚事迹》等书，其中一部分是日本群马大学教授石田肇无偿复印赠送的。2002年弘福寺举办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纪念会，全国各地来了一些高僧和佛学专家，他们都对贵州出版这么多的黔僧著述表示赞赏。黔中佛教，闪耀着历史的光辉，为贵州历史文化增添了奇光异彩。只举明末大错和尚为例，他是有气节的忠臣，有儒家思想的学者，有高尚德行的僧人。他的剃度偈云：“一仗横担日月行，山奔海立向前程。任他霹雳眉边过，谈笑依然不转睛。”未必在俗的众多诗人，个个都有这样的襟怀气度。平坝高峰山了尘和尚的诗篇，是国内高僧中能诗的佼佼者。于此可知研究贵州佛教禅学是可以大长学问的。
　　释迦牟尼是一个有高度的智慧、有高尚的德行、有普渡众生的热情的先行者和哲学家；他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不是别有用心者挖空心思捏造的神，这种被捏造出来的无血无肉无感情的死神乃是别有用心者玩弄的偶像。近世倡人间佛教，还佛的本来面目。从遁入空门走向红尘，面对现实。“人皆可以成佛”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一样的道理。
　　限于篇幅，只写这样一个提要，但已有学人各作论述：
　　诗：黄万机的《贵州汉文学发展史》、黎铎的《贵州历史文化概观》和各少数民族学人编的民族文学书中已详言之。
　　地方志：张新民的《贵州地方志考稿》及近20年的方志记事文章中已详言之。
　　禅学：王路平的《贵州佛教史》及近年出版的《黔灵丛书》已详言之。
　　还有史继忠的《贵州历史文化解读》，刘学洙的《贵州开发史》及几十位学者经历十年编著的《贵州通史》，把诗、志、禅的历史背景，亦已详言之。
　　贵州近20年来，从事人文科学的学者，已著述和发表的文章，对贵州历史文化从多角度多层次的挖掘、整理，似已超越了前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继承前人的创造，发展新的天地，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贵州有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3700万人口，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果说这些文化资源算是贵州的土特产，它就是受人重视的惟我独有而他却无的精神的也是物质的财富。
　　历史教训我们，礼不可废，乐不可乱，诗不可衰。志书要继承和发展，禅学要研究和运用，这是当代人的一项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