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三藏行历及其以广东为核心的翻译活动考实

　　真谛三藏行历及其以广东为核心的翻译活动考实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杨维中
　　在佛教经典翻译史上，真谛三藏(499—569)是一位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在唯识思想的传播方面贡献卓著，被誉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真谛三藏来华从广州上岸，颠沛流离于各地，后来返回广州，翻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拟在陈述真谛生平的基础上，重点陈述考辨其在广东，尤其是广州的佛典翻译活动。
　　一、真谛来华初涉广东
　　现存最早的有关真谛的传记材料是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中的记载，其次是唐代道宣《续高僧传》中的传记。前者由于体例限制，篇幅很短，后者则较长一些。二者都注明依据的是真谛的弟子曹毗所作的《真谛三藏传》。经过核对二书所记，凡是费长房所记大都在道宣所作真谛传记中有较为一致的记载，而道宣所记详尽得多。由此可以肯定，道宣确实是看到了曹毗所作的真谛传记以及真谛翻经目录。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所附“真谛传”很是简短，其文如下：
　　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末陀，梁言真谛，远闻萧主菩萨行化，搜选名匠，轨范圣贤，怀宝本邦，来适斯土。所赍经论树叶梵文凡二百四十夹。若具足翻，应得二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属梁季崩离，不果宣吐，遇缘所出，略记如前。后之所翻，复显陈录载序。其事多在《曹毗三藏传》文。[1]
　　费长房的这段文字，着眼点还是翻译，所以详细地记载了其来华所带来的梵文经典的，数量。而道宣所写的真谛传记，则较为全面，因此，是现存的有关真谛传记的最权威的材料了。下文主要依据道宣的记载，参照其他相关文献，对于真谛来华的简略过程以及在中土的活动情况，特别是翻译佛典的活动作些考证叙述。
　　根据文献记载，真谛是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原名拘那罗陀，汉语为“亲依”的意思。关于他在来华之前的所学所修，现行的记载赞叹语很多，而内容模糊。道宣这样说：
　　(真谛三藏)景行澄明，器宇清肃，风神爽拔，悠然自远，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信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2]
　　从上述文字可知，真谛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而真谛的故乡——西印优禅尼国，和西印著名的佛教义学中心地伐腊毗相近。伐腊毗是当时正量部的根据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所学当与“正量部”有关。而在他的译籍中，最后所译的《律二十二明了论》，就是以二十二个提纲颂文来解释“正量部’’律相要义的论书。而从真谛所译经论的内容来看，他在印度所学应该是以瑜伽学系无着、世亲之学为主。他来华之后，翻译出了许多这一学派的重要经典。如《决定藏论》即是《瑜伽师地论·抉择分》的一部分，《三无性论》相当于《显扬圣教论》的《成无性品》，《解节经》相当于《解深密经》的序和《胜义谛相》二品，《转识论》相当于《唯识三十论》，《唯识论》相当于唐译《唯识二十论》。特别是，真谛特别重视《摄大乘论》和《阿毗达摩俱舍论》二论。这是与后来的玄奘有所不同的地方。
　　关于真谛来华的最初动因，文献记载是出于梁武帝所派使者的邀请。《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
　　大同中，敕直后张泛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涣然闻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路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3]
　　根据上文记载，真谛以弘道为怀，泛海南游，止于扶南国。梁武帝于大同年间(535—545)，派直后(官名)张泛送扶南国的使者返国，访求名德和大乘诸论、《杂华》等经。扶南国请真谛来华，真谛欣然同意，便带着经论梵本二百四十夹，于中大同元年(546)八月十五日到达南海郡(今广东省南部)，当时他已48岁了。
　　关于真谛到达南海之后的行踪，《续高僧传·真谛传》说：真谛“沿路所经，乃停两载”，方才到达建康。对于这一叙述，现今有两种理解：一是说真谛由南海北上，在路途历时两年。另一种解读说，真谛在广州一带停留两年，方才到达建康。从当时的交通情况看，如果从广州出发，中途不停留，数月即可到达建康。不管是真谛在路途费时两年，还是在广州停留两年，恐怕还有未曾说出的缘由。
　　至太清二年(548)闰八月，真谛才到达建康。梁武帝深加敬礼，使其住于宝云殿。在正要从事翻译的时候，侯景叛乱爆发，十月侯景进入建康，第二年五月梁武帝被困台城。在这种背景下，真谛无奈东行东土[4]，时间应该是太清二年十月前后。
　　二、富春译场
　　太清三年，富春县令陆元哲迎其住于自己的宅第，并且为其招集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布置译场，请其翻译佛典。由此，真谛开始了其颠沛流离的翻译佛典生涯。
　　关于在富春的翻译成果，各种经录以及《高僧传·真谛传》所记不一致，特别是真谛本传的记载简略而引用者更广泛。《续高僧传》卷一记载：
　　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招延英秀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5]
　　此文中所说的《十七地论》即后来玄奘所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唐代遁伦在《瑜伽论记》卷一中说：
　　此论梵本有四万颂，颂三十二言，译为一百卷。 自佛法东流，年载修远。虽闻《十七地论》之名，而不知十七者何也。《地持》、《善戒》但是菩萨一地，《决定藏论》是决择分初，自余汉土皆未之有。《善戒经》是求那跋摩译，《地持论》是昙无谶译。传闻梁武帝时真谛，太清四年岁次庚午十月，往富春令陆元哲宅，为择琼等二十名德，翻《十七地论》，始得五卷。今始部分具足，文义圆明。[6]
　　从这些记载看，真谛在此地翻译出了五卷《十七地论》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的问题是，他在此地是否仅仅翻译出了这一部，翻译开始的时间是否是文中所说的十月?
　　《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记载：
　　《十七地论》五卷，太清四年于富春陆元哲宅，为沙门宝琼等二十余名德译。
　　《大乘起信论》一卷，同四年在陆元哲宅出。
　　《中论》一卷，《如实论》一卷，《十八部论》一卷，《本有今无论》一卷，《三世分别论》一卷。已上并四年同出。[7]
　　对于费长房的上述记载，现今的学者理解颇不一致。在一般的纪年表中太清年号只有三年，但《宋书·元帝本纪》中说：“大宝元年，世祖犹称太清四年。”这是因为梁元帝萧绎不承认由侯景所立的皇帝，因而继续称承圣元年(554)之前数年为太清年。这一点，连智升也搞不明白，他在《开元释教录》中说，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以太清年号记载这几年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指责被当今指责费长房的学者所沿袭。至于上述有关《大乘起信论》的记载，由于智升等未曾采信，而后世大多数学者认其为错误记载。——此问题笔者有专文讨论。而关于《十七地论》，一般认为其已经佚失，其实，现存的《决定藏论》三卷本即《续高僧传》所说的《十七地论》。《历代三宝纪》无《决定藏论》之名，《开元释教录》则说：“《决定藏论》三卷，梁天竺三藏真谛译单本。右此《决定藏论》，《大周录》中乃云‘失译’，而不指言何代翻出。今详此《论》文势乃是真谛所翻。《论》中子注乃曰梁，言前代录家遗之不上。今为真谛所译，编于梁代录中。”[8]至于《中论》一卷，已经佚失，一般认为应该是《中论·观因缘品》。而《如实论》则是世亲的重要因明学著作，原著至少有两千偈[9]。经录记载真谛译本为一卷，现存本称之为舶口实论反质难品》，一般认为是世亲所著舶口实论》的最后一品。《十八部论》一卷现存，估计是残本；《本有今无论》现存本称《涅檠经本有今无偈论》，篇幅很短，最后一部分掺杂了真谛的解释，也是一个残本。
　　从上述引述分析可以见出几个特点：其一，尽管部数很多，如不算人《大乘起信论》，也有六部，但总卷数仅十卷。其二，所译《中论》、《十七地论》、《如实论》都属于大部头论典，但都未完成。其三，真谛所译的这些论典，有一些疏释传出，如《中论疏》(二卷)、《如实论疏》(三卷)以及有关《涅檠经本有今无偈论》的疏释等等。如此等等特点，是与此前的译者大不相同的。真谛为什么不像大多数来华的传译者那样，集中时间精力完整地翻译出一部经典，而是如此将几部大论典都开译呢?仔细琢磨，可能的解释有二：一是真谛华语生疏，传译、笔受等等配合欠佳，因而屡屡撤换经典。二是真谛的目的不仅仅是翻译，更重要的是思想的传播，因此，他所组织的译场更像是研习班。真谛通过翻译的形式将中观、唯识、因明·以及涅檠等方面的思想都简要地向参译者作了传授。如此做法，翻译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更何况，当时国难未已，战乱未宁。
　　真谛富春译场的起止时间也值得探讨。《历代三宝纪》将《九识义记》二卷标为“太清三年于新吴美业寺出”[10]，现今证实那是误记。而上述论典的翻译，《历代三宝纪》都未标出月份。而唐遁伦则记载：“传闻梁武帝时真谛，太清四年岁次庚午十月，往富春令陆元哲宅，为择琼等二十名德翻《十七地论》，始得五，卷。”[11]现有很多著作或将这一时间当作真谛富春译场的开始时间，或作为结束时间。在此略作考辨。
　　可以藉助于正史的一些记载来大致确定这一问题。根据《梁书》等记载，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五月梁武帝饿死于台城。汤用彤推测说，大概是在这一年或第二年初，真谛到达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12]。关于此时富春的情形，《梁书·侯景传》记载，太清三年“十一月，宋子仙攻钱塘，戴僧易降。景以钱塘为临江郡，富阳为富春郡”。也就是 ，说，此时富春已经归附于侯景控制。如《续高僧传·真谛传》的记载，真谛是先至东土，然后到富春的。如此，他到达富春、的时间应该是在富春稳定之后，也就是太清三年十二月或第二年年初。至县令陆元哲私宅设立译场，须待县令征集二十余僧之后，因此，正式从事翻译应该在到达月余之后。但不会迟至史载“出”《十七地论》的十月。古代佛教经录的记载，有时记载的是开始翻译的时间，有时则是完成的时间。而上引窥基所记：“传闻梁武帝时真谛，太清四年岁次庚午十月，往富春令陆元哲宅，为择琼等二十名德，翻《十七地论》，始得五卷。”[13]是将翻译《十七地论》的事情与真谛之富春之事混在一起叙述的。令人误解为真谛至此年十月方才到达富春。
　　《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真谛“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14]关于道宣此文中的这三句话，当今的许多学者都解读为翻译因战事而中断之意。而从字面意思来说，其实是说这部《十七地论》未曾完成，而依然在世传播流通。如前所考述，真谛在富春译场所出，大多为半成品。不过，根据《宋书》卷五十六的记载，大宝元年(550)十二月，浙东发生了反抗侯景的战事。这一月，“张彪起义于会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台乐讨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诸暨、永兴等诸县，景遣仪同田迁、赵伯超、谢答仁等东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别将寇钱塘、富春，田迁进军与战，破之”。由此可见，大宝二年(551)，先是张彪派遣部下袭击富春等地，而侯景部将田迁与其交战，大败张彪。在这一战事中，富春县令陆哲元的结局不明，但真谛翻译是否因此而中断，也不得而知。史载，大宝二年十一月，“侯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据钱塘；以田迁为军司，据富春；以李庆绪为中军都督，谢答仁为右厢都督，李遵为左厢都督，以讨刘神茂”。[15]刘神茂为起兵反抗侯景专权的将领。而在这一月，侯景在建康篡夺梁皇帝位。尽管这一时期，在浙江一带仍然有反抗侯景的军队(如前述曾经派军骚袭富春的张彪等)在作战，但正史仅仅记载了田迁盘踞富春之事，而没有这一时段在寿春发生战事的记载。大宝三年正月，刘神茂投降，后被送建康而被杀。《高僧传·真谛传》记载：“至天保三年，为侯景请，还在台供养。于斯时也，兵饥相接，法几颓焉。”[16]此中“天保三年”即大宝三年(552)，由于侯景三月就败亡，因此，大概在此年正月或二月，真谛到达建康。从这一系列史实中，似乎可见，富春尽管在这两年陷入战乱，但并非战争中心，而被侯景一方所控制。在这一大背景下，翻译环境自然不会好，然而也许仍能惨淡延续，所以，真谛这一翻译伴随研习的译场还是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侯景之所以迎请其回建康，大概也是因田迁报告推荐的结果。
　　三、重归建康设译场
　　梁大宝三年(552)三月侯景兵败，服从于萧绎的王僧辩、陈霸先军进人建康，王僧辩军士剽掠居民，遗火焚毁了太极殿及东西堂。四月，侯景被杀于海上，曝尸建康城中。五月，南平王萧恪任司空兼扬州刺史，王僧辩任司徒。九月，萧恪卒，王僧辩兼扬州刺史。此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萧绎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为承圣。此后，梁元帝萧绎并未进入建康城。在建康地方秩序逐渐恢复的背景下，真谛迁住于正观寺，和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此寺原为梁武帝天监年间的译经场所，真谛利用旧有译经条件，抓紧时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等。承圣二年(553)二月二十五日，真谛一行又转至建康县(今江苏江宁县南)长凡里杨雄宅第中，继续译《金光明经》，至三月二十日完成，共得七卷。其后，他大概完成了《金光明经疏》六卷[17]。
　　侯景攻占建康三年，称帝120天。建康和三吴富庶之区无事日久，遭战乱后人口凋敝，城邑残破。公侯富人在会稽者多南渡岭南，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建康人口百遗一二。特别是梁元帝不入建康而居江陵，建康中心地位大不如前。也许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因，也许是真谛在别人怂恿下，想移住元帝统治的核心地带。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真谛在重归建康仅仅两年余，又无奈地离开此地，力图寻找一个略微安定的环境从事翻译活动。
　　四、颠沛流离遇萧勃
　　《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
　　三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后随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并随方
　　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18]
　　如上文所叙述，从梁承圣三年(554)二月至陈武帝永定二年(558)短短的四、五年，真谛竟然移住了五个地方。承圣三年二月，真谛抵达豫章(今江西南昌)，住于宝田寺，在此寺翻译出《弥勒下生经》一卷、《仁王般若经》一卷，又出《仁王般若经疏》六卷。在此地，真谛逢僧警韶。《续高僧传·警韶传》记载：
　　乃往豫章将信道务，时逢豫州黄司空等，素情所仰，请为戒师。会外国三藏真谛法师解该大小，行摄自他，一遇欣然，与共谈论。谛叹曰：“吾游国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为翻新《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朝授晚传，夜闻晨说。世谚泻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19]
　　上文所说“翻新《金光明》”是相对于此前菩提流支所译而言的。警韶未曾跟随真谛离开豫章，由其本传得知，警韶停留于此地，迟至陈文帝天嘉四年(563)才离开此地而至建康。
　　真谛一行接着又到新吴(今江西奉新县西)，住于美业寺，翻译出《九识义记》二卷、《转法轮义记》一卷等。新吴在当时属于豫章郡管辖。真谛一行在这两个地方停留不过数月，就从新吴南下至始兴郡(今广东绍关)。在始兴，真谛一行遇到了梁皇室宗亲萧勃。
　　萧勃，《南史》卷五十一在《萧景传》后有一简略的附传：
　　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乡侯。大宝初，广州刺史元景仲将谋应侯景，西江督护陈霸先攻景仲，迎勃为刺史。时湘东王绎在荆州，虽承制授职，力不能制，遂从之。勃乃镇岭南，为广州刺史。后江表定，以王琳代为广州，以勃为晋州刺史。魏克江陵，勃复据广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绍泰中，为太尉，寻进为太保。及陈武禅代之际，举兵不从，寻败，遇害。
　　根据上文可知，萧勃为萧景之子，为梁武帝之侄，原为定州刺史，曲阳乡侯。梁太清三年(549)，侯景作乱，时广州刺史元仲景欲回应侯景，为都护陈霸先所杀，陈霸先迎萧勃为广州刺史。其时湘东王萧绎承制，但尚未控制局势，只能承认此事，便于大宝元年(550)以萧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后萧绎平灭侯景，天下初定，便以勃为晋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于梁承圣三年(554)下记之稍详： ．
　　广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内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启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为广州刺史，勃为晋州刺史。
　　八月，曲江侯勃迁居始兴，王琳使副将孙场先行据番禺。
　　十一月，帝征广州刺史王琳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
　　承圣三年(554)十一月，江陵陷落，元帝被俘，十二月元帝被杀。承圣四年(555)二月，敬帝承制，以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三月，孙场闻江陵陷，弃广州，曲江侯勃复据有之。太平元年(556)十二月，进太尉、镇南将军勃为太保、骠骑将军，太平二年(557)二月，萧勃起兵谋反，三月失败被杀。
　　上引《续高僧传·真谛传》说，真谛一行在新吴停留一段之后又至始兴郡(今广东绍关)。现存的《大乘起信论序》说，《大乘起信论》是真谛在萧勃的支持下，以大梁承圣三年(554)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完成的。[20]而从上述引文中已经可以见出，萧勃从承圣三年八月至承圣四年三月驻扎于始兴。《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随相论中十六谛疏》一卷，于始兴郡出。”[21]不过，费长房又说，在卷九所列入的真谛译籍：“起陈氏永定元年丙子，至太建初己丑，凡十四年，既怀道游方，随在所便译。”[22]费长房所说有误，永定元年(557)并非丙子年，而是丁丑年，丙子年为梁绍泰二年(556)，而陈武帝是在此年十月称帝的。从此推测，费长房大概是暗示《随相论中十六谛疏》一卷是真谛于梁绍泰二年底至陈永定元年初完成的。因为永定元年二月[23]，真谛已经跟随萧勃北上了。这就是上引《续高僧传·真谛传》所说的“后随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的时间。《梁书》等正史记载，梁曲江侯萧勃从广州反陈霸先，举兵北伐，过五岭而最终将统帅部设在南康。三月，萧勃在南康得知欧阳頠等兵败，军中惊慌，带领一部分部将南逃，在始兴被部将陈法武、谭世远所斩杀。
　　以陈永定元年(557)二月真谛随萧勃至南康算起，直到永定二年七月，真谛一行在南康大概停留了十七个月，但翻译并不多，现今所知仅有《无上依经》二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段，战事频仍，境内并不安宁。
　　五、由豫章至晋安设译场
　　萧勃败死之后，真谛在南康停留一年多之后，又回到豫章。如《续高僧传·真谛传》所记载：“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24]
　　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真谛一行奔走了三地，路途达一千余里?如果联系当地的军事形势，即可明了。原来，在萧勃败走之后，南康、豫章、临川被陈霸先的势力所控制，但作为湘、郢二州刺史的司空王琳却并不认同陈霸先的摄政。根据史书记载，永定二年(558)正月，王琳带兵十万，至湓城，屯于白水浦。他并且派遣轻车将军樊猛、平南将军李孝钦、平东将军刘广德将兵八千，以李孝钦为总督，屯兵于临川故郡。而此时服从陈霸先的周文育则屯兵于豫章，与王琳形成鼎足之势。七月，周迪等陈军大败王琳军队。至八月，王琳退回湘州，豫章、临川暂得安宁，大致维持到永定三年末。这正是真谛于此年七月重返豫章，后来又至临川的原因或者背景。
　　关于真谛这次在豫章停留的久暂，史无明文可稽。从真谛在本年先至临川郡(治今江西南城县东南)又到达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市)的经历看，真谛一行这次在豫章停留不过数月。另外，前文所叙，真谛在承圣三年(554)在豫章时，遇到了当地名僧警韶。《续高僧传·警韶传》记载：“梁岳阳王于荆立位，遣信远迎楚都弘法，韶念报地之重，来敕遂乖。”[25]文中所说“梁岳阳王于荆立位”是指梁岳阳王萧督。这位岳阳王依附于西魏，于承圣三年(554)十一月攻陷江陵，俘获梁元帝。第二年正月，梁王督在江陵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概是在即位不久，岳阳王萧督就派使者邀请警韶去江陵。而警韶并未前去。由此可知，未曾跟随真谛离开豫章。由其本传得知，警韶停留豫章，至陈文帝天嘉四年(563)才离开此地而至建康。不知真谛这次重回豫章，与警韶有无关联?
　　由《续高僧传·真谛传》得知，真谛在陈永定二年(558)七月到达豫章，尔后先至临川郡又到达晋安郡。要确定真谛在这次在豫章以及临川郡停留的时间，应先行确定其到达晋安的时间。
　　关于他到达晋安的时间，从目前资料作较为准确的推断，颇有困难。而当代几位学者将到其达晋安的时间定在永定二年之内，不但缺乏明确的文献依据，而且于事理上也似乎颇有不便解释之处。
　　首先，真谛这次重到豫章确实也作了翻译工作。《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大空论》三卷，于豫章粞隐寺出。”[26]此后的道宣、智升都沿袭了这一说法。对此，汤用彤说：“按真谛曾至豫章三次。《房录》与此论之译出未记年月。兹姑定在本年。”[27]汤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应以肯定的语气表达。原因有二：一是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将真谛的译籍分别记于卷九、卷十一，卷九所列入的真谛译籍：“起陈氏永定元年丙子，至太建初己丑，凡十四年，既怀道游方，随在所便译。”[28]其二，真谛于梁代承圣三年(554)在豫章所住的佛寺是宝田寺，而这一次是栖隐寺。可见，可以确定地说，真谛在于陈永定二年(558)七月起在豫章翻译出了《大空论》三卷。最后需要指出，现存的《十八空论》就是费长房所说的《大空论》。隋代《法经录》只有《大空论》而无《十八空论》，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也是如此，而现存的《大正藏》本窜人不知何人所作的注：“《唐内典录》云《十八空》。”确实，道宣《大唐内典录》全书仅有《大空论》而无《十八空论》名目，这是因为道宣此书主要的参编本就是《历代三宝纪》，而在编写真谛译经录时，也可能看到了曹毗编的“真谛译经目录”。而唐初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四所收集的真谛译籍目录，尽管是将《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卷九有关真谛的译籍集拢在一起，但却有若干失误，其中之一就是将《大空论》三卷与《十八空论》一卷都列入其中。[29]追究其中的原因，大致是因为他只看到《十八空论》一卷本在流通，而不知“佚失”的《大空论》其实就是其原本。检索文献得知，包括隋吉藏、唐代的圆测、惠沼等都引用过《十八空论》。如圆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卷一说：
　　《中边》曰“蕴有三种：一所执蕴，二种类蕴，三法性蕴。”斯取新本，《十八空论》’
　　亦同彼说。故彼论曰：“所有三种：一者分别，二者种类，三者如如。”[30]
　　唐慧沼《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引用《十八空论》文字十几次。而隋吉藏《法华玄论》卷二中说：“又《摄大乘论》，阿僧伽菩萨所造，及《十八空论》婆薮所造，皆云八识是妄识。”[31]这是说，《十八空论》为世亲所造。而日本当代学者宇井伯寿则认为此论是《中边分别论》注释的残本。但不管如何，现今大藏经本署名龙树显然过分随意，而在智升《开元释教录》之前的所有经录中都未曾注出撰者名字。
　　其次，真谛在临川郡也译出了几部经典。《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中边分别论》三卷，于临川郡出。”“《唯识论文义》合一卷，第二出。与元魏般若流支译者小异，在临川郡翻。”[32]而《开元释教录》卷七记载：“《中边分别论》二卷，婆薮盘豆造，或三卷，于临川郡出。”又“《唯识论》一卷，天亲菩萨造，初云修道不共他，在临川郡译。”[33]此外，也有《中边分别论疏》三卷本撰述现世。
　　第三，现存的文献资料未明确地揭示真谛到达晋安的时间，现今的学者习惯于依据道宣在叙述真谛颠沛流离于豫章、临川、晋安三地的语气(“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将其到达晋安的时间也系于陈永定二年(558)。我们通过三点理由，怀疑这一判定并不合理：其一是上述叙述已经表明，真谛于七月到达豫章，翻译了《大空论》三卷，然后又到临川郡翻译了二种论典四卷以及三卷本的论疏。这些都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吧?其二，豫章距离晋安七、八百公里，在那个时代，路途恐怕也需要不少时日。其三，现存的经录没有将其任何在晋安的译籍标注为永定二年。《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立世阿毗昙》十卷，永定三年出。”又“《正论释义》五卷，于晋安佛力寺出。”[34]另外，《广义法门经》一卷是否在晋安佛力寺译出，有不同的记载。从这些迹象推测，笔者认为，真谛到达晋安的时间不会早于永定三年正月。
　　关于真谛到达晋安的活动，《续高僧传·真谛传》所记稍微详细一些，其文曰：
　　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壤，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国。道俗虔请，结誓留之，不免物议，遂停南越。便与前梁旧齿，重复所翻。其有文旨乖竞者，皆镕冶成，范始末伦通。[35]
　　陈永定三年(559)，真谛已是61岁的老人，僻处在寂寞萧条的晋安，虽然并未终止传译经论的事业，总感到周围的环境，比自己原先设想的相差太远，自己弘扬大乘经论的壮志难酬，他于是萌发了离开中国，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头。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晋安又呆了一段时间，并与僧宗、法准、僧忍等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审订1日译的经典。一般以为，文中所说的“南越”应该是指晋安[36]。
　　现存资料中，透露出真谛在晋安时期跟随的重要的弟子智文、僧宗、法准等。《续高僧传·智文传》记载：释智文，姓陶。丹阳人，本来在京师建康等地弘传律学，“属梁末祸难。乃避地于闽下，复光岭表。时僧宗、法准，知名后进，皆执卷请益。又与真谛同止晋安，故得讲译都会，交映法门，边俗信心，于斯风革”。[37]这里有几点重要信息：其一，智文早于真谛数年已经从建康到晋安弘法，而真谛到达之后，应该是师从于真谛的。其二，后来成为真谛重要弟子的僧宗、法准，也是早于真谛从建康至晋安并且向智文请教的。其三，真谛到达晋安之后，智文、僧宗、法准等一起成为真谛的弟子，参与了翻译讲习活动。当时的晋安郡，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荒凉的地区。但因为真谛的到来，一些义学僧如智文、僧宗、法准、僧忍等陆续来到晋安，追随真谛受业。真谛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一边译经，一边讲解，使得晋安郡一度出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的兴旺景象。
　　六、至梁安郡设置译场
　　《续高僧传·真谛传》叙述说，真谛在晋安为时不长，又动了回国的念头，于是泛舟至梁安郡，在当地太守的请求挽留下，设立译场，翻译出了两部经典。《续高僧传·真谛传》原文如下：
　　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续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修人事，权止海隅。[38]
　　上文需要澄清的要点有三：一是梁安郡的地望，二是梁安太守王方奢的情况，三是真谛离开晋安以及到达梁安的时间。以下稍作考辨。
　　真谛到达的梁安郡在什么地方?关于梁安郡的地望，现今的学者或主张在今泉州南安，或推断是广东惠州，或认为无可考，众说纷纭。笔者经过仔细权衡各种证据以及学者的论证，认为梁安郡应该是指现在的泉州，具体是南安丰州。
　　经查，南朝有三个梁安郡：一为南朝梁置，隋废，故郡治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北35公里，今为梁安里；另一为南朝梁置，北齐废，故郡治在今湖北黄安县南。此两处梁安郡都在内地，非真谛发舶之港。真谛到达的梁安郡应系南朝的重要港口，从《续高僧传·真谛传》的叙述来看，其位置应该在福州至广州之间。现代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传抄误写，如著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先生撰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就是如此，但没有考证是由何郡传写致误。[39]后来又有学者说是梁化郡之误写，如游侠在其为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上直接将梁安郡注为“今广东省惠阳一带”[40]。这一批注影响很大，近十年来，几乎所有佛教界、佛学界撰写的著作中，都沿袭了这一说法。不过，且不说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福建地方志方面的学者，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新说，而即便是认为梁安应该在广东，准确地批注应该是今惠州惠东县西北梁化镇。据《惠州府志》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在(188)南海郡博罗县城设在梁化屯，历时691年；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503)梁化屯设郡，称梁化郡，历时88年；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废梁化郡置人循州，即现在的惠州。
　　将梁安郡解释为惠州或惠阳，显得过于曲折，现存的经录、僧传中没有一处说真谛到达的是梁化郡。因此，与传抄错误说相比较，有一些学者一直坚持并非抄写错误，而是此地名很特殊而被史著(特别是正史)所遗漏。汤用彤先生认为，梁安郡在海边，但具体地点没有考证出来。[41]章巽先生认为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梁安郡，故址在今福建省南安县的丰州，梁安郡存在的时间从梁天监年间到陈天嘉五年(502—564)。[42]廖大珂博士在章巽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定梁安郡设置的时间是南齐中兴二年(502)，梁安郡在隋朝改为南安郡。他认为唐初杨炯撰的《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的梁安郡守王方赊与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赊、《续高僧传·真谛传》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奢，实为一人，应以碑文和真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的王方赊为是。[43]经过核对上述原始资料，笔者认定章巽、廖大珂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是合乎事实的。
　　首先，如前所述，目前见于正史的梁安郡都在内陆，不符合《续高僧传·真谛传》的记载，而学者通过对地方志资料的发掘，发现梁朝曾经在福建一度设立过梁安郡。章巽先生《真谛传中之梁安郡》一文指出，梁安郡为梁朝所置，位于晋安与南海之间，其郡治故址在泉州西北十里的丰州。廖大珂接着夯实了这一结论。从逻辑上说，在“误写”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承认古代僧传、经录的记载在可靠性方面所具有的优先性。现有学者拿出了证据证实，在沿海有一个地方曾经被称为梁安郡，而且其他证据与之配合，都能够指向《续高僧传·真谛传》之记载，因此，“误写”之说不攻自破。
　　其二，关于真谛在梁安郡设立译场的地点建造寺也有证据表明在现今的泉州。有证据证实真谛在梁安的“建造寺”翻译出《解节经》和《金刚经》两部经以及述出相应的经疏。
　　唐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一记载：“若依《真谛翻译目录》云：陈时天嘉二年，于建造寺译《解节经》一卷，《义疏》四卷。”《(金刚般若经)后记》中说：
　　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号拘罗那他，此云真谛。梁武皇帝远遣迎接，经游闽、越，暂憩梁安。太守王方赊乃勤心正法，性爱大乘，仍于建造伽蓝，请弘兹典。法师不乖本愿，受三请而默然。寻此旧经甚有脱悮。即于壬午年五月一日重翻，天竺定文依婆薮论释，法师善解方言，无劳度语。瞩彼玄文，宣此奥说。对偕宗法师、法虔等并共笔受。至九月二十五日，文义都竟。经本一卷，文义十卷。法虔尔目，仍愿造一百部，流通供养，并讲之十遍。普愿众生因此正说速至涅磐，常流应化。[44]
　　壬午年即陈天嘉三年(562)。此中的“建造伽蓝”也应可以称为“建造寺”。可见，佛教史籍记载，真谛在梁安从事翻译的地点就是建造寺。值得注意的是，泉州当地的地方志的资料也与此高度一致。
　　据《南安县志》称，现今丰州附近的九日山仍然存留真谛“翻经石”遗迹，当地人从古相传“天竺高僧拘那罗陀泛海来中国，从泉州上岸，挂锡九日山延福寺时，在此石将梵文佛经进行翻译，予以传播”。《泉州府志》记载九日山翻经石条亦云“梁普通中(此年代错误)僧拘那罗陀尝翻《金刚经》于此”。最重要的是，乾隆时期编写的《泉州府志》收集的北宋晋江人曾会所撰《题清源郡武荣州九日山修寺总记》记载：
　　九日山之胜为山川之秀色，闽中之胜绝，闽中为胜者。清源为灵异。东去郡城十五里，南至大海三十里。左则南安属邑，市人之所游集；前则晋江通津，海潮之所吐纳。独其西北，岗阜连络，若虎而踞，若龙而奔，黛滴蓝喷，藏烟泄云。 自远而来，豁然屏开，双峰对峙，中垣数里造寺也，始于晋太康九年，在县西南。至唐大历三年，移建于斯。会昌废之，大中复之，五年赐额，庵岩院落，总五十有四，得铭额二十有一。草树阴森，藤萝高盘，檐窗隐映。若在鹫岭沃州之上，虽尘劳俗虑，至而颖脱。
　　依照此文所记载，建造寺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是闽南最早的寺院，本来在县西南，后来于唐大历三年(768)移建至九日山南麓，唐武宗会昌灭法期间(841—846)，寺院一度被废，至大中五年(851)恢复旧观，由朝廷核准赐寺额。隋唐时期，建造寺在闽南非常著名，唐五代经常可见题建造寺的诗，如唐张为的《题建造寺》、周朴的《建造寺》，五代刘乙的《题建造寺》等。如唐末周朴《题九日山建造寺》一诗写道：“建造上方藤影里，高僧往往似天台。不知名树檐前长，曾问道人岩下来。”唐末刘乙《题建造寺》写道：“曾看书图劳健羡，如今亲见树犹粗。减除天半石初泐，欠却几株松未枯。题像阁人渔浦叟，集生台鸟谢城乌。我来一听支公论，自是吾身幻得吾。”北宋时期也一度称其为建造寺，如吕夏卿《题九日山建造寺精舍》写道：“日暖江空水涨沙，白云平处见人家。独怜此地重阳近，柿叶傲霜菊有花。”建造寺宋代改为延福寺，并且多次扩大寺域，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唐代时期。
　　鉴于僧传、经录中都说真谛翻译《金刚般若经》、《解节经》的所在是梁安郡的建造寺，而唐宋时期的资料都证明，在泉州确实存在一所寺额为建造寺的寺院，而且至宋代时仍然在当地自古相传，这里是真谛三藏翻译佛经的地方，如于北宋端拱年间(988—989)撰的《重修延福寺碑铭》有记载：“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泛海来中国，翻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也。”应该指出，宋代时期当地所传说的真谛来华时间是错误的，应该是梁中大同元年来华，于陈天嘉三年在建造寺翻译出《金刚经》。
　　仅仅依照僧传、经录的记载，真谛到梁安郡时在任的太守的名字写法也有歧义。然而幸运的是，经过廖大珂先生对于资料的充分发掘，发现唐初杨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所提及的王方赊，应该就是有关真谛的资料中所说的梁安太守“王方奢”。此文有这样一段话：
　　公讳义童，字符稚，其先琅琊临沂人也。永嘉之末，徙于江外。皇运之始，迁于五陵，今为雍州万年人也。祖僧兴，齐会稽令，梁安郡守南安县开国侯，禄位千石，符五等。营室回于羽仪，山河入于盟誓。父方赊，梁正卜主簿伏波将军梁安郡守，隋上仪同三司。以惠和之性，有文武之才。伏波将军，从征等于马援；仪同三司，开府均于邓骘。
　　这一资料很重要，尤其是它与现存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后记》中梁安郡守的写法完全一致。尽管《续高僧传·真谛传》写作王方奢，《开元释教录》又写作王万奢，但上述两条资料互相印证，已经足以支持廖大珂先生的结论了。
　　根据上述研究，真谛到达的梁安郡在今天的福建南安丰州。综合上述考辨，可以肯定地说：真谛于陈天嘉二年(561)从晋安郡的“南越”乘小舟达到梁安郡(南安丰州)，在此地翻译出了《解节经》一卷和《金刚经》一卷。《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真谛在梁安停留了近两年的时间，但是始终“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45]而于天嘉三年九月，真谛又从梁安郡换乘大船，“欲返西国”，其实是准备归国，然后由于洋流的作用等原因，却在此年的十二月到达广州。
　　七、复返广州设译场
　　根据《续高僧传》以及经录等记载，真谛于陈天嘉三年(562)“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婆，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穆公薨没，世子纥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46]真谛受到广州刺史欧阳頠的供养，奉请为菩萨戒师，尽弟子礼甚恭。真谛自来中国，漂泊了十六年，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他被安顿在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
　　关于供养真谛翻译的广州刺史欧阳頠，正史有传。《陈书》卷九《欧阳頠传》记载，欧阳頠在梁末一度听从萧勃节制，在萧勃起兵反抗陈霸先之时，他也跟随率兵至豫章驻守，后来战败被俘，梁太平二年(557)三月，“周文育送欧阳頠、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与颇有旧，释而厚待之”。[47]“萧勃死后，岭南扰乱，颇有声南土，且与高祖有旧，乃授颇使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衡州诸军事、安南将军、衡州刺史，始兴县侯。未至岭南，頠子纥已克定始兴。及頠至岭南，皆慑伏，仍进广州，尽有越地。改授都督广、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罗、爱、建、德、宜、黄、利、安、石、双十九州岛岛诸军事、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持节、常侍、侯并如故”。这一事件发生在这一年的四月，由此，岭南都归顺于陈霸先。此年冬十月，陈霸先正式登基做皇帝，改元永定。《摄大乘论后记》说：真谛“遂达番禺。仪同三司广州刺史阳山郡公欧阳颇，睿表岳灵，德洞河府，经文纬武，匡道佐时，康流民于百越，建正法于五岭，钦法师之高行，慕大士之胜规，奉请为菩萨戒师，恭承尽弟子之礼。”[48]欧阳頠以天嘉四年(563)九月卒，时年六十六。其子欧阳纥继承了欧阳頠的爵位，袭据广州。《陈书》卷九《欧阳纥传》记载：欧阳纥，“字奉圣，颇有干略。天嘉中，除黄门侍郎、员外散骑常侍。累迁安远将军、衡州刺史。袭封阳山郡公，都督交、广等十九州岛岛诸军事、广州刺史。在州十余年，威惠着于百越，进号轻车将军。”太建元年(569)初，新即位的皇帝陈宣帝颇为猜疑，下诏书任命欧阳纥为左卫将军，想把他调到朝廷。欧阳纥的部下却纷纷劝他造反，结果他听此下策，于此年十月举兵造反。第二年二月，兵败被俘，被押送到京城问斩。不过，真谛已经于其谋反之年的正月圆寂。
　　从这一叙述中可见，真谛在广州的译经活动获得了欧阳颁、欧阳纥父子的支持，译经弘法得以展开。而这时，真谛的名声以及在广州设立译场之事已经在各地流传，有志于佛法之士纷纷南下求法，可以说，由于有真谛坐镇，广州一度成为当时南方佛教最引入注目的地方。此时，真谛来华已达十七年，围绕其间的才俊弟子数这时最多。
　　真谛来华之后遇到的最得意的弟子智恺(也称为“慧恺”)就是此时来广州投奔其师的。《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智恺，俗姓曹氏，住杨都寺，初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而他自己撰写的《大乘唯识论后记》则说：“慧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广州制旨寺，请三藏法师枸罗那他重译此论。”[49]在《摄大乘论后记》中，他又说：“恺昔尝受业，已少涤沉蔽，伏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复欲冶和禀德，访道陈疑，虽殷勤三请，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图，心魂靡托。”[50]由此可见，智恺早先已经在某地拜谒过真谛为师，而“三藏于去岁十二月至南海，本年正月惠恺已承亲教”。因此，他一定当时已经先在南海近处，闻三藏行止于广州，才会快速来到其师身边。
　　另外，“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康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51]如前文所叙，根据《续高僧传·智文传》的记载，僧宗、法准是早于真谛从建康至晋安，先向智文请教而后跟从真谛三藏请法的。也许由于真谛离开晋安的目的是回国，所以，他们并未跟随真谛离开晋安。当听闻真谛在广州译经的消息之后，随即从晋安前来广州，随行的也许还有僧忍法师。《大乘唯识论·后记》记载，陈天嘉四年正月十六日，真谛等于广州制旨寺开始翻译此论，他“行翻行讲，至三月五日方竟。此论外国本有义疏，翻得两卷。三藏法师更释本文，慧恺注记，又得两卷。未有僧忍法师，从晋安赍旧本达番禺，恺取新文对雠校旧本”。[52]此中所说的旧本是指菩提流支所译的本子。而从文中的意思看，僧忍到达广州的时间应该是陈天嘉四年(563)三月五日之后不久。《摄大乘论后记》中提到，真谛在本年三月已经参与了翻译《摄大乘论》的活动，因此，僧忍一定是在本年三月中下旬到达广州的。
　　总体言之，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僧人，有慧恺、法泰、僧宗、法准、僧忍、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们有的是从晋安追随真谛来到广州的，有的是特 。地从都城翻越五岭前来广州相从的，还有一些是从广州附近州县就近前来问学的。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不惮艰辛，远来相寻。他们的到来，给予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有的担当真谛译经的笔受职责，有的记录真谛的讲义，整理成义疏、注记、本记、文义等行世。所以真谛在广州的七年时间，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十六年。这一时期译出的经论，内容虽然很广泛，却以《摄大乘论》为中心，大多属于印度佛学大师无著、世亲传下的唯识法相学系的著作。《摄大乘论》正是真谛的专长，也是他远来中国弘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中国最后几年的经历，虽不能说是称心如意，却也可说是略申怀抱了。
　　在译经弘道的共同事业中，真谛与助手兼学生们建立起了真挚深厚的感情。例如，专程从京城赶到广州投于真谛门下的慧恺，先后与真谛同译《摄论》和《俱舍论》，真谛对他有相见恨晚之慨，曾对他说：“吾早值子，缀缉经论，鲑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53]此处所说“两论”指《摄大乘论》、《俱舍论》。陈光大二年(568)，慧恺代真谛为僧宗、法准、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学士七十多人讲《俱舍论》，讲说未完，“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纸题诗曰：‘千秋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电光非久明。遗文空满笥，徒然昧后生。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一朝随露尽，唯有夜松声。’因放笔，与诸名德握手语别，端坐俨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54]而“及恺之云亡，谛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55]事后，真谛续讲慧恺未讲完的内容，终因哀伤过度，发病停讲。至第二年即陈太建元年(569)正丹十一日午时圆寂，终年七十一岁。
　　根据《续高僧传·真谛传》的记载：
　　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康，会杨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56]
　　陈朝皇帝偏爱《般若》学，尤其推崇《三论》，对于《摄论》不感兴趣。听了京城高僧大德的煽动，把真谛视为异端，加以排斥。所以，弟子们想让真谛回京的愿望无法实现。
　　在真谛的行历中，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僧传中一方面描述了他的艰苦卓绝的传法精神，另一方面也相当真实地叙述了他在面对如此恶劣的战乱环境，弘法的抱负无法实现时，所显露出的悲情。如《续高僧传·真谛传》的描述：
　　一日，气属严冬，衣服单疎，忍噤‘通霄，门人侧席。恺等终夜静立，奉侍咨询，言久情谊，有时眠寐，恺密以衣被覆之。谛潜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恺如先奉侍，逾久逾亲。谛以他日，便喟然愤气冲口者三，恺问其故。答曰：“君等款诚正法，实副参传，但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耳。”恺闻之如噎，良久声泪俱发，跪而启曰：“大法绝尘，远通赤县，群生无感，可遂埋耶?”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弘之。但不睹其兴，以为太息耳。”[57]
　　面对这样的逆境，真谛数次动了回国的念头。在梁安出海之后，由于自然的原因，只得登上广州海岸。而在广州，在翻译出了《摄大乘论》之后的天嘉五年(564)初，真谛“法师尔后犹欲旋归，刺史欧阳纥尚仁贵道，久申敬事，重复请留，弥加殊礼。慧恺与僧忍等，更请翻讲此论[58]”。至此年闰十月十日完成《俱舍论》及其疏释的翻译。
　　《续高僧传·真谛传》还记载了真谛一次厌世的举动，其文曰：
　　至光大二年六月，谛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颡，致留三日，方纡本情。因尔迎还，止于王园寺。[59]
　　对于弘法壮志未酬的失望，再加之身体的病痛，使其有很快结束肉体之存在的想法。在这一事件六个月之后，真谛就圆寂了。
　　真谛来华是有备而来的，因而随身带来很多的梵文写本，来华之后译出的仅仅是其很少一部分。道宣特别指出：“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甲。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60]确实可惜可叹。
　　关于真谛翻译出的经典，确切的统计很难作出，难点有三：一是战乱时期，真谛随翻随行，因此，完整地编制经录困难很大。二是真谛的翻译是经论、注疏一同翻译出来的，特别是真谛的注解应算作译籍还是著述，历来编写经录的作者做法不一，特别是智升将其注解从译籍目录中一律删去。应该指出，智升的做法未必合适，如《大乘唯识论·后记》的记载：“此论外国本有《义疏》，翻得两卷。三藏法师更释本文，慧恺注记，又得两卷。”[61]情况相当复杂。其三，随代编写经录者所依据的《曹毗别历》或《真谛翻经目录》是否完整，也是一个大问题。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中分两处标示真谛译籍的名目、数量，卷十一说：“右一十六部合四十六卷，武帝末世至承圣年，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末陀，梁言真谛”[62]所出，这是指真谛在梁代的翻译情况。而在卷九，费长房则说“右四十八部合二百三十二卷，周武帝世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63]真谛所出。这是指真谛在人陈之后所出译籍。二者合计共64部278卷。道宣《续高僧传》则继承了费长房的说法，真谛“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64]唐代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六中则说：“谛于梁代所出经论总十一部，梁末人陈复出经论如后所述。”[65]智升认定真谛在梁代翻译出经论十一部，人陈之后翻译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金七十论》上二十五部八十二卷见在，《金刚论》下一十三部三十六卷阙本”。[66]总起来，智升认定真谛翻译出经论49部142卷，另外“自作”义疏19部134卷。

　　[1] 《大正藏》卷49，99a。
　　[2]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429c。
　　[3] 同上。
　　[4] 关于“东土”是一个地名还是一个表示方向性的语词，待考。笔者倾向于后者。
　　[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下。
　　[6] 唐·遁伦：(瑜伽论记》卷1，《大正藏)第42卷，第311页中。
　　[7] 隋·费长房飞历代三宝纪)卷11，CX：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
　　[8]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12，《大正藏》第55卷,608页下。
　　[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达摩笈多传》说：达摩笈多“又为讲抛口实论》，亦二千偈。约其文理，乃是世间论义之法。”(《大正藏》第50卷，第435页中。)
　　[10]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11，《大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
　　[11] 唐·遁伦：《瑜伽论记》卷1，{大正藏》第42卷，第31l页中。
　　[1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十章之一节(真谛之年历)说：太清三年，“当仍在东土，后到富春。(时在本年，或明年。)”(中华书局，1983年，第617页。)
　　[13] 唐·遁伦：《瑜伽论记》卷1，(大正藏》第42卷，第311页中。
　　[1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下。
　　[15] 《资治通鉴》卷164。
　　[1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下。
　　[17] 关于《金光明经疏》的形成时间，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记载为太清五年(551年)，而同书又将此经的翻译系于承圣元年(552年)，因此，颇为世人怀疑。有学者甚至以此为据说《长房录》粗制滥造，有意编造。其实，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传抄错误，太清五年为太清六年之误。另一种则是，《金光明疏》也有先出的可能，因为在真谛之前，已有此经译本流通。真谛在其弟子要求之下，先以旧本为根据讲解此经，弟子记录下来就成经录所说的《金光明经疏》的初稿。尔后发现原译本不堪使用，遂又另行翻译，而新译本一出，旧疏自然会随之改编。(真谛译《仁王经》以及所出《仁王经疏》也存在这种情况。)
　　其次，关于《金光明经》的翻译，《续高僧传·警韶传》又说：“仍停豫都，为翻新《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檠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唐·道宣：《续高僧传)卷7，(大正藏》第50卷，第480页上。)此文又说，《金光明经》是真谛在豫章翻译的。
　　表面看来，上述记载混乱不堪，而依照现今学者的思路，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因此，三种记载总有两个或者全部都是错误的。我们以为，这样的线性思维，对处理有关古代佛典翻译的记载问题，是很不合适的。具体到真谛，他颠沛流离，翻译时作时辍，而且其随翻随讲的特点很容易随时修改译本。这样，其弟子在叙述某一部经典的翻译时间、地点时，难免各取其一而导致不同说法。《续高僧传·警韶传)对于《金光明经》的翻译的记载，大概应该出于这一情况。总而言之，笔者以为，上述关于真谛翻译《金光明经)以及著述《金光明疏》的记述，都应该如此去看待。扩大一点说，对于有争议的有关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的记载，也应作如是观。
　　[1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下—430页上。
　　[1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7，《大正藏》第50卷，第480页上。
　　[20] 《大正藏》第32卷，第575页上。
　　[21]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9，《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22] 同上。
　　[23] 这一年以南朝言，有三个年号：即绍泰二年九月，以梁敬帝名义改元太平。而至十月，陈霸先就逼迫梁敬帝禅让，改元为永定。由于这些复杂情况，费长房所记有疏漏。
　　[2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
　　[2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7，《大正藏》第50卷，第480页上。
　　[26]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9，《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2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619页。
　　[28]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9，《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29] 《大正藏》第55卷，第364页下—365页上。
　　[30] 唐·圆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卷1，(大正藏)第33卷，第544页下。
　　[31] 隋·吉藏：(法华玄论》卷2，《大正藏)第34卷，第380页中。
　　[32]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9，《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33]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7，《大正藏》第55卷，第545页下。
　　[34]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9，(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3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
　　[36]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620页。
　　[37]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1，《大正藏》第50卷，第印9页中。
　　[3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
　　[39]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页。此书撰写于1936年。
　　[40] 游侠：《真谛》，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二辑，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86页。
　　[4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620页。
　　[42] 章巽：《真谛传中之梁安郡——今泉州港作为一个国际海港的最早记载》，载《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原文载(福建论坛》，1983年第4期。
　　[43] 廖大珂：《梁安郡历史与王氏家族》，{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44] 《大正藏》第9卷，第766页中—下。
　　[4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
　　[46] 同上。
　　[47] 《资治通鉴》卷167。
　　[48] 《大正藏》第31卷，第11l页下。
　　[49] 同上，第73页下。
　　[50] 同上，第1．12页下。
　　[5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中。
　　[52] 《大正藏》第31卷，第73页下。
　　[53]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中。
　　[54] 同上。
　　[5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下。
　　[56] 同上。
　　[57]同上，第430页下。
　　[58]陈真谛译：《俱舍释论·序》，《大正藏)第29卷，第161页上。
　　[59]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中。
　　[6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中。隋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可能出于同一资料，即《曹毗传》或4SU录》。因为道宣明确说资料见于《曹毗传》以及《SIj录》，因此，道宣不一定是照抄费长房的说法。
　　[61] 《大正藏》第31卷，第73页下。
　　[62]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11，《大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
　　[63] 同上，第88页上。
　　[6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中。
　　[65]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6，《大正藏》第55卷，第538页下。
　　[66]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7，《大正藏》第55卷，第5舫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