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与宝塔心经

敦煌遗书与宝塔心经
　　作者：翟仁义
　　北宋景佑二年（1 035年）,党项人占领了河西一带，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僧侣们在逃避兵难时，将大批经卷﹑文书密藏在一个石窟的复洞内，以求免遭战乱的破坏。此后，也许是因为参与藏经的僧人死于战乱，或是逃难的僧侣一去未返，该洞一封就是900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了冷冷清清的莫高窟，他看着破败的佛教洞窟一个个被风沙淤塞，颇为心痛，就雇人对这些洞窟进行整修。不知是王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佛窟的秘密却让一个太上老君的弟子来发现。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这就是被今人称作的藏经洞。他点燃灯火，进洞一看，只见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绢画﹑法器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
　　敦煌是中国汉唐时期中原与中亚，南亚以及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汇合点,一批批宗教信徒,随着商路的开通,纷纷云集在敦煌。从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曾经十分辉煌的敦煌逐渐为人所忘却。王道士发现的这批文物,其内容有佛教等宗教文献﹑有儒学经典﹑有官私文书，还有藏文﹑突厥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5到11世纪敦煌繁荣的历史见证,涉及我国古代数百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哲学﹑民族﹑文学﹑艺术﹑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所以习惯上被通称为”敦煌遗书”.
　　藏经洞被打开之时，正是腐败的清王朝走向它的末日之际，从政府到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投入相应的精力和财力来保护这些国宝。到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慕名来到敦煌，利用种种手段,以200两白银换去了24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它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也来到莫高窟,他用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里换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随后，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以及大量的壁画﹑菩萨像。当时这些人如此行事，竟未受到任何限制。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来到莫高窟，随之一件又一件文书流散到国外。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时，当朝命官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一时间又盗窃文物成风，有的拿着去求官，有的拿着去卖钱，有的纳入私囊，敦煌经卷又一次遭到重大劫难。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做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至此，约5万件藏经洞文献，流散至海外的达3.5万件，而国内仅存1.5万件。
　　在所有流失海外文献中，又以汉学家伯希和所得文献最具价值，而斯坦因所获数量最多，在二人所获取的经卷中，每人都得到了两件《宝塔心经》写本。
　　所谓《宝塔心经》，就是把佛经中的《心经》以塔的形状书写出来。这种塔状的心经分为塔座﹑塔身和塔顶三部分，而塔身又分为五层，塔顶为经文题名，塔门有护法神韦驮菩萨像，解读宝塔心经的方法是从韦驮菩萨左足下角的“观”字开始，沿虚线依次读之。
　　《心经》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是释迦牟尼大彻大悟的处女作和杰出代表作。此经说明以般若（智慧）观察宇宙万事万物自性本空的道理。《心经》主张和平﹑博爱﹑平等﹑克制欲望﹑禁戒暴怒等思想，其中了悟生命﹑劝恶行善﹑淡泊名利﹑涤除烦恼等教理对人们有重要的启迪。《心经》全文虽然只有268个字，但却把佛学精华浓缩其内，再加之其便于持诵和书写，故在佛教中极为流行。
　　在整个敦煌文献中，有关宝塔心经的写本有四件，被伯希和﹑斯坦因带回国后，分别编号收藏，其中p.2168,p.2731宝塔心经原件现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s.5410,s.4289存放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该四件心经写本虽然都出自写经生之手，但每件写本呈现出的艺术风格与竖排或横排书写心经相比较，除有怡情悦性，启迪智慧的艺术功能外，还具有趣味性和观赏性，且能引人入胜，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宝塔心经少见鲜闻，尤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