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史上的南北之争及当代禅宗复兴之管见

禅宗史上的南北之争及当代禅宗复兴之管见
　　——节选自吴信如先生著《禅定述要》
　　顶礼吴信如先生
　　本世纪以来，国内外对禅宗及其源流的研究，尤其是东邻的日本，掀起了几次热潮。第一个热潮，以敦煌禅籍的发现和整理为契机，以胡适先生和日本的铃木大拙先生的禅史、禅学研究为中心，时间约为本世纪上半叶；第二个热潮，是以太虚、虚云、东初、印顺大师对禅学的研究为代表，时间是20世纪的中叶；第三个热潮，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禅宗研究热，以印顺、明真、圣严法师及蓝吉富、杜继文、杨曾文、方广铝先生等为代表。这些研究，大体上涉及：禅的内涵、本质及其根本精神、禅宗史上的南北之争、禅史的分期、禅学的研究方法论等问题。可以说，中外学者本世纪以来对禅宗的研究成绩斐然，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国台湾及大陆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以来以研究成果较为突出。这是继唐宗密《禅源诸诠集》、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普济《五灯会元》以来对禅史研究的又一高潮。
　　然而当前就禅宗而言，禅宗的精髓是什么?禅宗的诸多宗派纷繁复杂如何厘清?禅宗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在前人、今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上述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尽管是一家之言，希望能抛砖引玉，与国内外同道一起，把禅宗研究推向前进。
　　(一) 话说禅宗历史一大公案
　　中国的佛教，无论何宗何派，从会昌以后，衰微零落，几乎至于灭绝。这个法难，至今还为人们所叹息。而在这不绝如缕的形势之中渐渐苏其残喘，犹得保留它的伟大势力的，要算只有一个禅宗。现今中国的丛林，十之有九属于他的旗帜之下。所谓“曹半边，临天下”，就是讲的天下丛林大都是属临济宗；的，有一半则是属曹洞宗的，实质上说，大都是禅宗的。禅宗的传播，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也可谓因祸得福，盛极一时，而中国佛教的一线生机，也就仗着禅宗这一宗传承连绵以至于今日。这样显明的事实，是一般学佛者所共认。而禅宗莫大的功绩，也是一般学者所共知，但在这中间，我们推崇这一派的禅宗，却不可忘了当年拼命弘扬这一派禅宗的神会和尚。
　　本来这一派的禅宗，便是南宗，在最初的时期，仅仅流传于岭南一带，偌大的中国，却完全是他的对立派——北宗——所占有。那时，北宗的神秀大师与其弟子普寂、义福两大师，都是身为帝师，得到时主的崇礼，声名盖国，势焰熏天，若不是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神会和尚出来，大胆地将北宗推翻，这一派的南宗，又焉有出头之日，又焉能建立这件莫大的功绩?
　　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间，一般佛教徒的脑海里，对于这位神会和尚，仅有些微薄淡漠的印象，而他当时的一番丰功伟烈，几乎无人能知，却亏了胡适先生，从敦煌所出的写本之中，寻到了许多重要的禅宗史料，才将他努力和北宗论战的事迹表彰出来，引起一般学者的注意，才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对于胡氏所表彰的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古德，自然由衷地产生一种景仰的敬意。
　　可是，在这景仰的中间，回顾一下隋唐以后禅宗独盛的历史，却又触引起我的一种特殊的感想。因为根据上面所谈，人家都要说，中国佛教的幸存，是存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而我却要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我们知道，北宗是渐修，南宗是顿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摄定，这是两宗最大的差异。现在推翻北宗而专弘南宗，便是不尚渐修，而惟尚顿悟，不重行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主以慧摄定，这是始于神会和尚所造成的一种风气。
　　这种风气是怎样的表现呢?我们试看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旨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人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骛空谈立辩，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驯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未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没发心，侈谈已经“见性”，于是满街圣人，遍地野狐，佛教亡矣!
　　近代中国的僧侣，很多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专弘南宗的流弊，而当初的这位神会和尚，不能不负相当之责任。
　　然而南宗本不及北宗么?这又不然。南宗不仅没有不及北宗之处，而且实在高于北宗。那么，神会和尚力弘南宗，又何以有上面所述的种种流弊呢?这便因为他推翻北宗而偏弘南宗之故。本来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塔顶之人自高于塔，假令将塔拆去，而这人仍欲依着原来高度立住，不是要悬空了么?
　　何以说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呢?我们知道，一念相应，即成正觉，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我们这一般具缚凡夫，惑业深重，虽说本来都有佛性，但为无明锢蔽，难以显露，这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尽、行之至、定之极的时候，应当有顿悟的法门，破除他的执著。而那些未修、未行、未定的人，却不能一例而观。因为他还谈不到呢!由此说来，北宗实为初首方便，南宗实为向上工夫；北宗应居于前，南宗应居于后。南宗之高于北宗，不俨如一个人立于塔顶么!
　　我现在再举出一个明证，便是众所周知的南北两宗根本的两个偈子。北宗神秀禅师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南宗慧能禅师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相传南宗慧能禅师，便因此偈战胜了神秀禅师，于是，五祖的衣钵，不传于大众推崇之秀上座，而传于执贱役不识字之卢行者(慧能俗姓卢，行者指带发之修行者。又称卢居士)。南宗证旨之高于北宗，也就可想而知。但慧能禅师这个偈子，完全是对治神秀禅师的那个偈子。换言之，就是要先有秀上座的境界，才可以进行卢行者之境界。若没有秀上座的那个偈子，那么，卢行者的偈子便没有用了。只就着文字上说，我们若是单看后面这一个偈子，不是要觉得他有些不成话么。
　　所以说，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必须先有这个塔，然后这个人才可以高。可惜后来的人，只看着些对治的话头，不明对治的深意，只知道自己所立的地位高于塔，却尽力地将这个塔基完全拆除。不想塔基既拆除，自己便无从依傍，上焉者悬空过活，下焉者都坠落深坑，便有近代僧侣的流弊。
　　这位神会和尚，他有这样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精神，自然也有一种境界，我想他也是一位立于塔顶的人。只是他为着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觉将这个塔基拆去，使后来一般学者，无从学他的高，不是堕落深泥，便是悬空过活，这是拆塔基的人不能不负其责的。因此我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说到这里，我还要回转头来，说说后来一般学者。本来有许多菩萨，为着当一时之机，不免有些偏赞之处。譬如龙树菩萨，因当时学者执一切有，便广弘大乘的“毕竟空”义以为对治。无著菩萨，因当时学者又执一切空，便广弘大乘的“如幻有”义以为对治。而实际上谈“毕竟空”一义的，并未尝抹煞那“如幻有”，谈“如幻有”一义的，也未尝抹煞那“毕竟空”，不过有些偏赞，有所侧重罢了。不幸后来的人，不善于学，听说“毕竟空”义如何高妙，便将“如幻有”义破斥无余；听说“如幻有”义如何精圆，便将“毕竟空”义抗拒不纳。由此就在广大纯净的教海里面，酿成了空宗、有宗之争，这岂是当初那位菩萨所期望所印许的吗?这位神会和尚，他造成的这一种风气，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他也是当机偏赞，不失为一种方便。至于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还只要怪着后来一般学者不善于学，囿于偏执，不能圆融。因此，我虽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却还须加上这一条重要的声明。
　　另外，我还有一点意思，便是从历史的方面，用考据的方法以研究佛学，这是我们的东邻日本人所优为，并且为之几十年，有许多地方，固然能考证出前人们的错误，显出当时的真相，于佛学的研究，不为无功。但是印土素无完备的历史，文献既不足征，而佛法微妙甚深，又往往不能从时空上加以限制。若拘拘焉迷信历史，偏重考据，眼光便多所障蔽，所见也只囿于一隅，故纸徒钻，时感误谬，即不误认，也不免“执其小而失其大”。我们的德邻，不是时常有这种现象么。．可是，我并不因此否定历史和考据的相当价值，并不附和那一般完全反对这种方法的人，因为历史和考据，实在也有相当的价值，只不过要靠着人善于采取，善于运用罢了。譬如胡适先生所校订的这一本《神会和尚遗集》，便是从历史和考据上用心，虽说是小小一册，不是也有很大的贡献吗?因此，我一面对于迷信历史和偏重考据的佛教学者有点看法，一方面仍然赞成佛教学者参用历史和考据，这便是我读胡适《神会和尚遗集》的一点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