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举起“以戒为师”的旗帜

重新举起“以戒为师”的旗帜

　　全国政协常委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叶小文

　　在中国佛学院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刘延东部长代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发表了重要讲话，肯定了五十年来在佛教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中国佛教界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寄予了殷切希望。刘延东同志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揭示了中国佛教在时代潮流激荡下，面临著「三个需要，一个契机”。三个需要──时代需要佛教大有作为，大有作为需要大量人才，大量人才需要大力培养。正如赵朴老生前所反覆强调的，佛教的当务之急，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一．庄严的道场如清静的心田

　　曾经的一段往事，我听说香港志莲净苑的建设精益求精，特去登门拜访。只见该寺在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忙著在寺庙旁边建一座公园，就问这是为何？一位比丘尼告诉我：“提得起是天下，放得下是公园。”因为园林是“看宇宙的地方，是呼吸宇宙的地方”。比如，园林里的山石是经过多少年的历练成就的，凝聚著天地的信息，是地水火风假和而成。而我们人也是四大假合之身，每当你赏玩它就会有一种人与自然融合的感觉。再如，园林里的亭子，也是有讲究的。亭是“停”的意思，停下来，听风，看云，安心，有一种浑然无我的感觉。园林还可“以小见大”，从小处见真趣。既有亭台楼阁，水榭回廊，也设茶座雅室，更兼泉水淙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看，可品，可听，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调动，让整个身心与自然合一。人若先看园林再进寺院，或许能先生平常心，无我心，安定心，再生慈悲心，菩提心。志莲净苑的尼众们怀此智慧和心愿，念兹在兹，终日操劳。几度寒暑，公园果然建成，游者川流不息。这位比丘尼还谈了精心建造志莲净苑考虑：建立一个有文化、有理想的道场，无形中就是在推动和谐、安宁的国土，因而僧人的建寺造园，实在是一个报众生恩、报国家恩的行为。人们常说“心地”一词，在佛教看来，“心”无形相，但能生起万法，就如大地一样，一切万物皆可依地而生长。所以庄严的道场，便如清净的心田。

　　二．“以戒为师”是“从心开始”的开始

　　中国佛教是扎根于中国人民宗教，是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宗教。大家都关心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希望她在中华民族正经历著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大飞跃的时代，能够有更多的作为；希望她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作为中国佛教200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世界范围的盛会，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教内教外，好评如潮。有人赞叹，“大中国有佛，佛聚大中国”，只有今日之中国才能办好这样的论坛；有人欢呼，自隋唐以来，中国佛教出现了新气象，开辟了新境界，向全世界树立了新形象；更有人点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只是个良好的开端，仍需坚持不懈，任重而道远；还有人看得更远、更深，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题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那么究竟如何开始，有何后续行动？

　　从中国佛教2000多年发展历程来看，佛教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身份认同，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的、文化的、艺术的资源，蕴含著深厚的、宝贵的、鲜活的和谐理念和实践经验，这些都为佛教发挥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提供了不可取代的资源。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急剧变化、大国相继崛起的时代，一个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鼓励智慧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时代。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伟大复兴。六中全会决定鲜明地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佛教应该有怎样的作为？季羡林先生说得好：佛教是讲求和谐的宗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弘扬佛教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将有助于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佛教无疑面临著难得的历史机缘，时代在拉著佛教向前奔跑。我们提倡“人间佛教”，这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人间”，就应该有大有作为的佛教。

　　在我们成功举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世界一片赞叹声之中，我们反而应该有更深的忧患意识，更清醒地审视中国佛教自身的现状，既要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也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佛教也面临时代变迁的严峻挑战。在全社会都融入到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的同时，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都面临著很多发展的机会。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社会充满了诱惑与活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社会又显得躁动不安。于是，佛门也就难得清净了。赵朴老若干年前就曾经大声疾呼：“如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从而发挥佛教的优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当今佛教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朴老的话一针见血，振聋发聩。朴老走了，他老人家所揭示的问题到今天究竟解决得如何呢？

　　──我们的社会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基本是健康的，但也有的是“人见佛就拜，俗见僧就捧”，其实根本不明佛法大意，佯为信士，形似虔诚，实则将佛教视为谁都可以剐一刀的“唐僧肉”， 求名求利，借佛敛财。

　　──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基本上是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的，但也有人把握不好，出现偏向，“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损害了佛教界的合法利益。我们的宗教工作干部多数是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但也有的以政代教、家长作风。

　　──我们的佛教界总体上是好的。但近年来，正如赵朴老曾经指出的：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寺院财富的增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也显现出来。有的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的拉帮结派、聚讼纷争；有的刚愎自用、私欲膨胀。这些不良风气势必会败坏佛教的形象和声誉。

　　根治这些现象，当然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整治，首先要端正党风政风，严惩腐败。佛教常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党政干部则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特别是我们宗教工作干部，要努力洁身自好，清正廉洁。要自觉接受宗教界的监督，虚心接受宗教界的批评，有错即改，从善如流。要提高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增强政府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秉公执法的能力，热心为宗教界服务。要与宗教界人士深交朋友，既善于向他们学习，热心为他们排忧解难，也乐于诚恳地帮助他们改正缺点、弥补不足，和他们一起进步。还要端正党政干部的思想认识，正确理解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就佛教界自身来讲，当然也应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而不能把党风、社会风气存在的问题，作为文过饰非、藏短遮丑的遁词。如果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表达了中国佛教界“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愿力、方向、路径，那么从心开始，究竟如何开始？《楞严经》讲，“摄心为戒，以戒生定，以定发慧”。如果说“从心开始”是讲“定”，“以戒为师”是讲“戒”，“绍隆佛种”就是讲“慧”。因此可不可以说，“从心开始”首先要从“以戒为师”开始？细论起来，有如下六条理由：

　　一是基于时代的基本要求。当前，党和政府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打个比方，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尊重规律，就是“法”，“八荣八耻”就是要去恶为善，就是“戒”，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都要“依法”“守戒”，何况我们出家求道的佛子僧人呢？

　　二是基于佛教的根本追求。佛教认为，戒为正法久住之根本，戒为佛法慧命之所依。“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佛教如无戒律之维系，则佛法失坠，僧团失和。而戒定慧三学中，戒学居首，“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由慧趣入解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自净其意”的真谛，首先是从“戒”开始的。

　　三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佛教历经辉煌，也数遭“法难”、几度衰败，丛林毁于一旦，佛子颠沛流离，经像横遭毁掠，四众无所归依。鉴往知来，社会为何从兴佛而灭佛，寺庙为何从兴盛而荒废？固然有政治、经济的外部因素，但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道风不整，戒律废弛，其内部根源正出于佛教自身的腐化与纷争。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历史遗训，不可不察！

　　四是基于佛教的优良传统。史载法显西行，是为求律；鉴真东渡，乃为弘律；弘一闭关，专修律宗。每当佛法衰微陵替之际，古德先贤都不约而同地大声疾呼“以戒为师”。怀海禅师订立《百丈清规》，宗喀巴大师高树戒律的法幢，都在中国佛教史上传为佳话。

　　五是基于建设“人间佛教”的要求。从太虚大师到赵朴老，一直到当今两岸四地许多高僧大德，都在孜孜探索、积极思考、大声呼吁、努力践行“人间佛教”。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明确指出：“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今天的海外佛教人士也积极呼吁，要想今后的中国佛教有稳定性，有组织体，有团结力，必须积极于律制的推行；要想中国的僧团有统一性，有活动力，必须推行律制的教育；要想佛教徒们层层相因，彼此节制，保持身心的清净，必须强调以戒为师。而且，佛教“戒”的要求应该比世俗的规约更高。因为社会的法律法规是来自外在的约束，属于他律；佛教的戒律则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属于自律。戒是要用来规范自己的，而不仅是拿来要求别人的。戒律的精神，在自我发心的清净受持，在于实践菩萨道。

　　六是基于佛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摄大乘论释》卷十一说：“如来制戒有二种意：一为声闻自度故制戒；二为菩萨自度度他故制戒。”佛教的戒律不仅只消极地禁止做一切恶事，更要积极地行一切善事，也就是要净化自己，利益他人。做坏事是犯戒，不做好事也是不持戒。佛教讲身、口、意，如果大家都“意”存好心，“口”说好话，“身”做好事，社会焉能不和谐？

　　当然，佛教总是在与社会的调适和适应中前进的。戒律也不会都是一成不变、死搬硬套，有的需要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有略有广，有开有遮，有简有繁。在不违反佛教基本教义的前提下，不妨努力去探索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新形式。既要善于总结我们的成功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海外在僧人教育和僧团管理方面的经验。鼓励、支持有利于整理和研究戒律的学术活动，在佛教媒体中普及戒律知识，宣传严持戒律的典型，营造出一种讲究自律的氛围、严持戒律的风气。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东西必须坚持，对于每个僧团或者寺庙来说，以坚守“六和敬”为基础，才能保持佛教的清净团结和睦，进而推动实现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普陀山宣言》中所倡导的“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的“新六和”的愿景。

　　纵观历史，凡是盛世佛法兴旺之时，无不是人才会聚，龙象辈出。唐代就有推动中外佛教友好交流的大师，如玄奘、鉴真、义净等；有开宗立派、繁荣思想的大师，如智者、法藏、慧能等；有因应时代、进行佛教制度建设的大师，如道宣、怀海等；有在科学、文学、艺术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大师，如一行、怀素等。借用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的话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今天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已经向著中华民族走来，看到在各个领域里大师级人物正陆续涌现。同样，在佛教领域，时代也呼唤僧才，呼唤大师，要有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持戒上是楷模、品德上能服众的僧才不断涌现。

　　“以戒为师”是佛教长久住世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是佛教为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佛教人才辈出、僧众团结共事的依托和保障。强调重新举起“以戒为师”的旗帜，是我们佛教界防微杜渐，见微知著的举措，“响鼓也用重槌敲”，旨在呼唤中国佛教一个超越历史的黄金时代的阔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