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慈善的社会伦理价值——上海“耀华路念佛小组”慈善活动纪实

佛教慈善的社会伦理价值——上海“耀华路念佛小组”慈善活动纪实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刘元春
　　在上海，佛教居士中有不少自发组织的“念佛小组”。他们多数是因为年老、交通等不便，难以经常去寺院活动，而大家相约在某个人家里或者固定的空置房间里，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拜佛、念佛、交流，有时也会请法师、居士来讲经说法，开展印经、朝山、放生等大型活动。在他们的信仰活动中，“助念往生”与“慈善互助”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一直跟踪调查浦东新区上钢街道的“耀华路念佛小组”，并多次参加他们相关的活动，了解到他们从事慈善活动的一些真实情况。这里，经过与他们联络、同意，我仅把我直接看到的几件事实，简要的介绍出来。从中，我们或许能够获得比较真实的感受，并由此去思考佛教慈善活动的社会伦理价值。
　　一、他们的组织与管理
　　这个念佛小组事实上是有城乡两个不同群体组成。一个是在上海的，称为“耀华路念佛小组”·，主要是居住在浦东新区上钢街道的城市居民信仰者组成，大约有50余人，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离退休老人，他们的生活水平多属于一般市民平均生活水平，不富裕也不贫困。他们的念佛活动原来基本上是固定在一位居士家里，老两口，房子不大，30多平方米，每次都是济济一堂。现在固定在月租金300元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另一个是在浙江省金华市，又包括金东区“洞井村念佛小组”与“鞋塘镇念佛堂”两个小组(相距约9公里)，洞井村有40多人，鞋塘镇有90多人，共约130余人，主要是当地的农民，中老年人居多。鞋塘镇的发展较晚，从2003年4月开始的。按当地农村的生活水平衡量，他们贫富相间，有小企业老板，多数是靠种田生活的农民。不过，这两个群体组成的念佛小组是一个共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具体活动也都是由她牵头发起的。
　　戴根兰老居士发起组织了这个念佛小组。她，生于1923年，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洞井村人。1946年，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荣(毅仁)氏纱厂(后国棉22厂)做工，曾做过纱厂工会女工部副主任，负责处理7000多名女工之间的纠纷等问题。1975年退休，现在退休金有1100元。1979年，曾应金华市聘请去传授纺织技术。因有亲属在台湾，现是街道侨联委员。29岁时，因为夫妻性情不合离婚后一直独自养育一子一女。儿子现为一家德资企业的总经理，儿媳为某银行行长，女儿女婿均为支疆退休返沪知青，现在儿子工厂打工，两个内外孙女都是大学毕业，外企高级白领。她现在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在她的老家洞井村，现在只有一个71岁的弟弟一家人在那里生活。弟弟有二子三女，儿子同济大学毕业后曾在德国留学，现是上海某德资企业工程师。
　　戴老居士历经生活磨难，但心地善良、勤俭朴实、乐于助人、性情耿直、是非分明、脾气倔强、意志坚强。虽然靠解放后工厂扫盲后自学识字，但是，刻苦、好学，文字与口头表达都相当好。1975年，曾经获得“上海市华东六省一市纺织系统扫盲积极分子”称号。她关心时事，经常主动向街道乃至市属有关部门提出良好建议。比如，她曾经向市交警大队提出在某些路段划出人行斑马线、向市委宣传部提出多对青少年进行优良传统道德教育等等，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落实或回信感谢。
　　因为长期劳作，她曾经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为此，也曾热衷于练习香功等“功法”。1994年1月8日(阴历1993年十二月初八，腊八节)，与人一起到圆明讲堂参观，并皈依佛教。她说，自己一开始对佛教并没有真实的信仰，后来从学佛手册中看到了有关人生格言后不断思索，增强了自己的信念。特别是，“大厦千间夜眠几尺，家财万贯食时几何”的名言，让自己警醒，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目标，而且要学习并实践“四十八愿”。之后，她便组织邻居朋友离退休人员一起开展念佛等信仰活动，逐渐形成了至今颇为活跃的居士念佛小组。
　　在上海的小组，他们规定每月3、6、9、13、16、19、23、26、29日，也就是每月三天一次聚会活动，现在一般每周两次。在浙江农村的，她每年春秋两次回去，每次两个月，组织大家一起活动，并由她讲解佛经；平常就电话联系指导，并分别委托大塘镇与鞋塘镇各一位50余岁的男性居士，负责组织大家活动。鞋塘镇的负责人庄某，原来自己经营一个规模不小的米粉厂，经济富裕。他信佛以后，出资买了20亩山地，计划兴建佛教寺院，作为未来佛教活动的场所。
　　二、他们的慈善方式与实践
　　戴老居士领导的这两个念佛小组，其实是一个整体。他们的信仰活动方式，都大致相同。不过，基于城乡文化素养和经济条件的不同，他们在信仰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开展的慈善活动中，基本上是以上海市的信徒为主体，他们是慈善的施行者。在她的率领下，上海城市信徒与浙江农村信徒之间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城市的信徒多数还到浙江农村参与那里的活动，资助那里的社会公益活动。
　　佛教慈善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的。广义的讲，用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人们除恶兴善，慈悲利世，都是佛教慈善的涵义。但是，针对佛教居士群体活动来讲，他们主要是对那些处于苦难或者病危阶段的人们，给予劝慰、鼓励，比如临终助念等。这是人们生命状态最真实的阶段，而佛教信仰活动对个体生命也最能显示出心灵震撼的时刻。二是物质层面的。在人们处于无助的困难时刻，不论多少，物质上的资助是十分必要的。针对这些问题，戴老居士曾提出并制定了开展慈善活动的一些规矩。他们成立了“临终助念团”，把信徒分成六个小组，每个小组每次两个小时，共24个小时。当人临终时，助念团信徒独自或者帮助家属在合声助念阿弥陀佛号伺时，再用鼓励和赞颂的语词劝慰临终者平和的走完今生的路途。他们的助念，不仅对信仰者，对非信仰者中的鳏寡孤独者都热心帮助。他们完全自愿并免费，有时还集资帮助贫穷的临终者家庭。尤其在农村，已经有多人得到了念佛助念，安祥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在物质层面上，他们根据佛教“布施”中包括法布施、财布施、无畏施的思想，规定念佛小组每年开展三次布施活动，同时随时举办必要的慈善捐助，奉献爱心。其中，“法布施”主要是印经，一次1万元左右，印制诸如因果报应方面的小册子等教内外都可以看的书籍，弘扬佛教的伦理道德精神。财布施主要是赞助上钢街道侨联会1000元、上钢五村、六村居委会各500元，支持他们济残扶困等慈善事业。另外，用去数量不等的善款资助寺院放生活动，要培养大家热爱生灵的善心良愿。
　　近几年，他们积极组织的慈善活动，内容广泛。下面举出几个我直接见到的慈善活动：
　　(1)救助重病儿童
　　2000年9月，戴老居士的女婿告诉她耀华路270号401室的一位9岁儿童姜达伟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救助。之后，她马上到家里探视，得知孩子父母离异，母亲下岗，父亲靠钉鞋收入微薄，现在与外公外婆、一个有精神病的姨妈共同生活，全家就靠外公几百元退休金生活。她本人先出500元，并且要每天出10元为孩子买营养品。随后号召大家捐助，有48位居士分别出资5—50元不等，当天募得1500元，交给居委会用于治病。
　　(2)救助返沪知青
　　2005年初，一位居士告诉戴老居士说，有一位50多岁的返沪知青，身患癌症，因为没有上海户口，没有医疗保障，无法看病，很痛苦。她组织居士们集资1800元，直接转交给病人。
　　(3)整修水井
　　2000年夏，戴老居士在洞井村出资并组织信徒整修水井。这口古井，自然泉水，过去供应全村千余人的生活用水。但地势低洼，多年来没有人管理整治，成为道路污水汇聚处，严重影响用水质量。戴老居士个人先出资200元买水泥，请人整修道路后，组织信徒亲自动手清污。之后，她拿出仅有的1340元存入当地银行，作为奖励每年两次清污的人员费用。她提出，每年春节与端午节前，大家共同清理水井，方便居民生活。至今，已经坚持了五年。
　　(4)修通山路
　　2003年，上海与浙江两个小组信徒集资4000余元，用于修建通往当地风景区滴水洞的山路。滴水洞是天然形成的，曾经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当地村民躲藏的庇护所。后来，村民在里面供奉了城隍、土地爷等民间神祗，寄托着感恩与追求平安信念，又处于松柏翠竹环绕的山地风景区内，是当地人聚会活动的场所。现在，成为外地人、城里人必去的休闲胜地。
　　(5)慈善基金会
　　2001年，戴老居士个人出资1500元，2006年增加400元，作为基础基金。用来每年供奉洞井村7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次2斤油枣。油枣是当地老人喜欢的食品。她这样做，目的是想提倡孝敬老人的风尚。
　　三、他们慈善活动的社会影响
　　戴老居士在带领居士们从事慈善活动的时候，总是说：“我们能够出资放生，或者求往生，那怎能见死不救呢?”她认为，佛教最强调教育，而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实践佛法真理。真正的佛教徒，只有亲身实践佛法，行动起来，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教育。“听经念佛，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大慈大悲，向弥勒佛学习笑脸相迎”。
　　戴老居士在日常生活中十分节俭，她几乎不打出租车，总是挤坐公共汽车。她的儿女多次劝她来回打车，注意安全，但她总是说：“在上海一次来回打车的钱，可以让农村穷人办不少事情!”
　　她多次对我说，自己穷人出身，受了不少苦，所以看到穷人，就像自己当年一样，感觉难受。儿女不需要我照顾了，还都很孝顺，我能够把自己的退休金节省下来，为大家办些好事。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好事有好报，好人有好报。自己做点好事，心情就好，身体也好，所以自己过去的病魔都跑了。健康的生活着，就是最大的福报了。
　　她说，自己以身作则，就能带动别人，大家互相影响，就能让一个小区、一个村庄平安祥和，大家都好了，咱们的社会不就好了吗?
　　因此，她每做一件事，总是同时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比如，在洞井村清污水井之后，她让人在石壁上写了《通告书》：
　　村民们，为了饮水清洁，特此通知佛友们清除污染，使洗涤水畅通，保持井水清洁。希望村民们共同配合遵守!
　　随后，还逐户做工作，讲解自利利人、因果相牵的道理。我曾经到实地去，看见村民们在那里喜笑颜开，都称赞戴老居士等佛教徒们做的大好事。甚至有不少人赞叹说：“一个老太婆比好多干部都行，为村民办了实事!”洞井村党支部、村委会联合发布的《表扬信》这样写着：
　　近年来，由上海退休工人、八十高龄的戴根兰为组长的念佛小组，在我们村做善事、好事、实事，得到了广大村民一致的好评。
　　念佛小组大都是年老体弱和部分家庭妇女自愿组成，经济收入并不高。可是，他们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2000年3月17日，为清理村民的饮用水井卫生，光排出垃圾及污泥，就达300多担，使水质明显好转。同年12月18日，他们集资将村内一条因年久欠修的主通道(弄堂)改作成水泥路面，大大方便村民通行。这些善事好事，广大村民高度赞扬!
　　对于他们救助儿童姜达伟的事迹，上钢街道与耀华居委会的负责人都曾当面称赞过，认为这些老人的行动也教育和鼓励了他们，他们的自发行动时时鞭策着他们为人民服务。《新民晚报》、《浦东新区周报》等新闻媒体，也都先后进行了报道。虽然报道中没有点名是念佛小组的信仰行为，但是，也给了他们不小的鼓舞。《浦东新区周报》2000年10月19日第三版《紧急救助十岁病孩姜达伟——上钢街道耀高小区居民献爱心的故事》报道中写道：
　　小区里一位老人不仅捐钱，孩主动与小达伟结对，每天拿出10元钱为孩子买营养品，经常上门和他谈心，鼓励他与病魔做斗争，做一个勇敢坚强的孩子。
　　针对戴根兰老居士及其带领的耀华路念佛小组慈善义举，中共上钢新村街道工委、宣传统战科、各界人士联谊会等组织都曾颁发《奖状》，以资鼓励。2001年2月，上钢新村街道宣传统战科与各界人士联谊会共同颁发的《奖状》中写道：
　　耀华路全体佛友念佛小组，在社区扶贫帮困活动中，热心赞助，成绩显著，特给此状，以资表彰。
　　列举这些社会各级政府与宣传媒体表彰内容，是想说明一个事实：这个佛教居士团体的慈善行为，哪怕是多么微不足道的，都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尊重和肯定。
　　四、我的一些感受与思考
　　近年来，我时常被深深的感动，被他们积极从事慈善活动的精神所感动，被他们老而弥坚的信仰理念所感动!佛教倡扬众生平等和大慈大悲的精神，这是佛教慈善的思想根底。佛教慈善活动有多种表现方式，有人喜欢套用“出世的”与“人世的”概念来划分。一般人的理解，前者注重来生的去处，后者注重今生的生态。我倒倾向于，前者关注的主要是精神境界的安顿和超越，后者关注的主要是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升。以上，所述念佛小组的活动方式，恰恰涉及了这两种层面。他们的活动，没有漂亮的口号，没有夸大的渲染，很少“机巧”，很少“神秘”，也不“缥缈”，而是实实在在的，贴近普通民众，贴近现实生活。
　　回头看看，如果我们理性的分析，就不难发现：
　　戴老居士及其念佛小组的活动，他们的作用与影响，是当前佛教慈善活动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活动是佛教信仰力量的驱动，更是人类善良本性的驱动，也是人类友爱和文明的表现。他们施用的对象和范围有限，但是，其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却是深远的，巨大的。对于追求真善美的人们来讲，不论他们的力量多么有限，他们的奉献多么微薄，而他们的信仰实践与理想追求，都是值得尊重和珍视的!
　　当然，在调查中，我也时时困惑，被他们从事佛教慈善活动时候所遇到的艰难所困惑。他们的慈善行为，虽然受到广泛的赞扬，但是，因为他们的慈善活动基于一定的佛教信仰理念，而时常会被人误解、甚至批评；在社会媒体宣传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信仰的背景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淡化”。这些问题的存在，因为有其历史的现实的限制，的确不能简单地用“歧视”等字眼来形容，但是，他们的确感到压抑，压制了信仰者的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热情。
　　比如，有时是因为信徒首先积极救济病弱者，并且是主要群体力量，但是，在宣传和表彰中习惯先后倒置，甚至避而不谈。再比如，在洞井村组织清污时，当地一些人、特别是有关基层干部，他们甚至说他们是“迷信活动”、“越权干预”等等，甚至还被举报过。
　　然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都对他们赞不绝口，不少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善行而跟随皈依佛教的。我在浙江农村调查时，常听到当地一些老人感叹：“戴老是活菩萨，我们拥护她”、“上海人好，城里人帮助农村人”、“好人好事，我们愿意干”，等等。
　　中国人推崇感恩，而中国农民最知道感恩，他们有“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淳朴品格。长期以来，他们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最需要被尊重。他们的心态反映着社会弱势群体的一般情感，而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和情态是慈善事业关注的基点，也是佛教慈善关注的重心。弱势群体需要物质的帮助，也需要精神的支持。生活的艰难可以度过，但尊严的被忽视或者歧视却不能忍受。——对生命尊严普遍的尊重，对生存个体真实的支持，正是社会慈善的精神之所在，也正是佛教慈善的精神之所在。
　　因此，在贫富分化，甚至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中，慈善不仅是爱心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社会正义的象征。中国社会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再分配体制不完善，贫富差距甚至越拉越大。同时，即使在富裕阶层，精神的裂变和纷扰也不断产生，精神贫困现象也不是个别现象。而且，生命的生死变化，是任何人都无法躲避的。诸多社会人生问题的涌现，冲击着社会伦理结构，考验着包括佛教在内的人文关怀思想的发展倾向和选择。
　　当前的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信仰是存在的，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将日益活跃并得到更好的保护。其中，宗教信仰群体及其正常的信仰活动，也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尊重与支持。宗教界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有生力量，备受社会关注。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贡献着各自的才智。慈善本来应当是全社会共同的活动方式，是推进全社会文明发展的行为。佛教等宗教慈善活动，虽然是一定社会群体的信仰活动，但是仍然是“社会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应当加以引导、扶持、赞助。
　　不过，目前就如何积极的引导宗教界，充分调动宗教界的有益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我们还需要在政策、机制、方法等多方面深入研究。其中，一个心理“瓶颈”，大概是：鼓励宗教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会不会扩大了“宗教影响”?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党和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其问题的实质，是把宗教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赋予了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对于相关问题，当然要有全局的系统的考量。但是，从调查实践中体会到，我们要转变思路，不能总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漠视宗教界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价值共通性。其次，要引导宗教界在服务社会公益的活动中尽力淡化“宗教意识形态”的意义，积极引导宗教团体和个人大力兴办社会慈善和公益福利事业，在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同时，广泛开展慈善福利和社会服务活动。
　　无庸讳言，宗教信仰者基于信仰价值的社会活动自然带有宗教情感，但他们的社会意义却是符合社会同一性价值追求的。政府对已经兴办的慈善福利事业和社会服务项目既确认其合法身份，又给予政策优惠，使它们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正常宣传报道佛教和其他宗教团体的慈善福利事业和社会服务活动，给予它们应有的社会荣誉和地位，形成鼓励先进的社会激励机制，改变人们的观念，重塑宗教团体的社会形象，实现社会公益社会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