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福建的华严宗

　　古代福建的华严宗
　　王荣国
　　隋唐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作为其标志是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慈恩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和禅宗八个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宗派同时并立，交相辉映。佛教史上称之为“八宗分立”。华严宗则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宗派。僻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华严宗的流传情况又如何的呢？以下就此作一番阐述。
　　隋唐大乘佛教宗派的产生是以此前佛学学派与佛学研究成就为基础。华严宗的佛学渊源是华严之学。研究华严之学始于东晋，到了南北朝时期研究华严之学的学者增多，形成风气。隋朝的建立为南北两地研究华严之学的学者云集长安提供了可能，他们相互交流促进了华严之学的发展，为华严宗的创立作了思想资源与组织方面的准备。唐初僧人法顺(亦名杜顺，557～640年)及其弟子智俨(602～668年)把华严之学的研究推进到空前的水平，为华严宗的创立献出了奠基之力。而真正的创立者则是武则天朝的法藏。法藏(643～712年)，祖籍康居国(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乃以康为姓，祖父辈时迁居长安。法藏17岁入山阅佛经，既而从智俨研习《华严经》，深通玄旨。法藏于28岁开始讲《华严经》，从此广为讲说，先后讲说新、旧《华严经》30余遍，还著《华严探玄记》、《华严经旨归》、《华严五教章》等，极力发挥《华严经》的思想，完成了华严宗的理论体系，标志着华严宗的成熟。因该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华严经》，故称“华严宗”，又因武则天尊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华严宗原本流行于北方，由于武则天的青睐，华严宗在全国大为流行，福建亦不例外。
　　华严宗传入福建大约始于唐“武周”时期。据记载：侯官神光寺附近有华严岩，武则天“大足中(701年)有僧持《华严经》于此。一夕雷雨大震，擘石为巨室，僧遂晏坐其间。”(《三山志》卷33《寺观类一?僧寺》)神光寺在福州乌石山，唐大历三年(768年)析南涧寺为金光明院，唐宣宗朝才赐名神光寺。大足中修持《华严经》的僧人应是在乌石山南涧寺附近。后人名其修持处为“华严岩”。《闽书》“乌石山”条亦有记载，只是修持年代要早于“大足”10余年，作“嗣圣中”。《华严经》是华严宗立宗的最主要依据经典，共有3个本子。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有60卷本，称“六十华严”，亦称《旧译华严经》；武则天为了利用而重视佛教，遣使往西域于阗取回80卷本的《华严经》梵本，证圣元年(695年)在洛阳大遍空寺开始翻译，以于阗沙门实难叉陀为主译，于圣历二年(699年)译毕于佛授记寺，称“八十华严”，亦称《新译华严经》；另有一种40卷本的，通常称“四十华严”，是唐乾元至贞元年间由般若译出的。上述僧人在乌石山修持《华严经》的年代即便依《三山志》所载，只晚于《新译华严经》译成的年代不足2年。他修持是的《新译华严经》抑或《旧译华严经》，难于判定。但不管怎么说，华严宗于武则天大足年间传入闽之福州应是可信的。据宋高僧传载：“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霆震猛兽毒蟲，不然鬼魅惑乱于人。曾有未得道僧辄居一宿，为山神驱斥，明旦止见身投山下数里间。表赍经棲泊，涧饮木食，后不知出处之蹤矣。于时属会昌搜毁，表将经以花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评禅师素闻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纸墨如新缮写，今貯在福州僧寺焉。”(《宋高僧传》卷30《唐高丽国元表传》)而《三山志》宁德县“支提山”条引唐咸通九年僧□德《支提山记》则作“昔则天朝，有僧号元表，不知何时人，以花榈木函二只，盛新《华严经》八十卷，躬自赍荷来寻兹山，乃卜石窟而居……”。上两则记载在时间方面有差距，但有关元表来支提山修持80卷本《华严经》则是一致的。前则引文中所谓往西域“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原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霆震猛兽毒蟲，不然鬼魅惑乱于人”，有未得道僧居一宿，“为山神驱斥……身投山下数里间”，云云。不过是为了熏染《新译华严经》的法力而编造的“神话”，元表是位来唐习华严宗的高丽国僧人，他所携带的“《华严经》八十卷”亦即“新《华严经》”并非取自西域而是武则天时新译的。可以说，元表是位华严宗僧人，他至迟于唐玄宗朝的天宝年间来闽中宁德支提山修持《华严经》则是无疑的!
　　唐德宗朝，华严宗在闽中传播范围扩大。据记载，唐建中四年(783年)，福州鼓山“龙见于山之灵源洞，从事裴胄曰：‘神物所蟠，宜寺以镇之’，后有僧灵峤诛茅为台，诵《华严经》，龙不为害，因号曰：华严台”。(《三山志》卷33《寺观类一?僧寺》)《闽书》载：“唐建中四年，龙见于灵源洞，从事裴胄曰：‘神物所蟠，宜镇以寺’。请僧灵峤诛茅为屋，诵《华严经》，龙不为害，因号‘华严台’，亦以名其寺。”(《闽书》卷1《方域志?鼓山》)可见，“华严台”与“华严寺”位于同一处，寺建于华严台上因名华严寺。这是鼓山历史上建的第一所寺院。但从“僧灵峤诛茅为屋”判断，当时这所华严宗的寺院规模不大。灵峤则是华严寺的开山，他在鼓山传布华严宗。稍后于灵峤，在闽传法的华严宗高僧有行标法师。唐黄滔《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详细记载了行标法师的生平。据碑铭记载可知：行标，俗姓方，莆田人。贞元五年(789年)，9岁投莆田玉涧寺神皎出家。贞元十七年，21岁落发，不久北游抵京，于荐福寺受戒品。约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诣章教大师法会。章教奇之，令首其众，凡十年。士君子之造者无不耸慕，寻为功德，使推入道场，宪宗善之。”元和十一年(816年)，行标36岁，自京师长安返回莆田，“法雨随车，慈云被物”。在莆田玉涧寺传布华严宗。(《黄御史集》卷5《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至会昌法难发生为止前后达25年。
　　以上所述，有僧在乌石山南涧寺修持《华严经》、僧元表在支提山修持80卷本《华严经》以及灵峤在鼓山建华严寺，其地点在唐代都属于福州。说明福州是当时福建华严宗率先传入之地与传布中心。行标法师传法的莆田玉涧寺在当时隶属泉州。行标卓锡传法的玉涧寺还不是单纯的华严宗寺院。说明唐宪宗朝华严宗已在泉州传布，但力量还比较薄弱。
　　众所周知，由于寺院与僧尼数量的猛增加重了唐王朝经济负担，同时也加剧社会矛盾。为此，武宗于会昌年间发动排佛运动。据记载：武宗诏令：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六十四》)大量的寺院被毁，僧尼被迫还俗。史称“会昌法难”。这次法难也波及闽中，福建佛教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53～62页)。鼓山的华严寺在这次法难中化为废墟，“僧徒逃散”。(《鼓山志?建置志》)灵峤也在逃散之列。居宁德支提山的元表法师同样不得安宁。他听到会昌排佛风声，“将经以花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此后不知去向。行标法师“则巾华阳，衣缝掖，晦迹樵客，庐于西岩石室”。 (《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
　　会昌法难以唐武宗死去而宣告结束。宣宗即位，复兴佛教，躲避会昌法难僧人多有复出传法。但上述避难的华严宗僧人仅行标因刺史瑯琊王之请而出，“舍于郡开元寺，俾为监领”。莆田在唐代隶属泉州，所谓“郡开元寺”即泉州开元寺。行标法师卓锡泉州开元寺前后约6年。大中六年(852年)，行标72岁高龄，“乞归故山”，卜居莆田玉涧寺之北岩。不久又因刺史薛公迎请再往泉州开元寺，“日扣华严大义，几忘食寝”。宣宗的复兴佛教还表现在恢复与兴造寺院。行标于大中六年返回莆田，莆田县令甄宿与士庶为之“共隆兰若(即华严院——引者)”，“争沐醍醐”。前已述及行标一度受请再往开元寺。旋返莆田北岩，咸通六年(865年)七月卒。可见行标法师晚年在莆田创“华严院”，传布华严宗。后朝廷“升其院为华严寺”。行标被尊为华严寺开山始祖。行标去世后，其法徒30人，继续传法。 (以上见《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又据记载，福州长乐县竹林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有庵院“三十六所”，其中有华严院。(《三山志?寺观类三?僧寺》)松溪县华严寺于“唐咸通八年(867年)建”。 (《八闽通志》卷77《寺观》)这些寺院的建立是华严宗在闽扩大传布的表征。它表明在经受会昌法难之后，华严宗在福建不仅恢复而且有所发展，除了福州外，闽南与闽北也都兴建寺院传法。行标是当时福建境内的华严宗名僧。他自京师返闽至去世近40年，在泉州、莆田一带传布华严宗教义，影响尤著。
　　五代时期，华严宗在闽中继续流行。据《闽中金石略》载：福州乌石山华严岩有一处僧神致题名的摩崖题刻。题为“华严院，住持主沙门神致看经石室。时长兴二载(931年)季夏十九日故题。”(《闽中金石略》卷2《神致乌石山题名》)从题刻内容可知，五代后唐时福州乌石山有华严院，僧神致为其住持，其附近的华严岩有神致的“看经石室”。前述晚唐莆田的行标法师虽于咸通时去世，但仍有法徒延续其法。据记载，行标“有徒三十人皆肃肃可观”，其“弟子道光、道圆、令询悉器，传师道。”(《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这些人在五代时仍然继续传布华严宗，其传法地点不会只限于泉州开元寺与莆田华严寺，当有所扩大。可见五代时期福州与泉州、莆田等地继续流行华严宗，神致、道光、道圆、令询是当时闽中的华严宗名僧。
　　中国的华严宗因遭受会昌毁佛的打击，经论典籍散佚，加上五代时期的战乱破坏。就其整体而言，唐末至五代一直处在衰微之中。其衰微的主要标志则是华严宗之学研究的欠缺。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北宋神宗朝“华严宗中兴”略有改观。面对华严宗之学的衰微，僧人中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探索中兴之道。至宋初长水子璿时开始出现生机。子璿(965～1038年)为华严宗僧人，先从天台宗僧洪敏习《楞严经》，又从临济宗慧觉禅师习禅。唐代的圭峰宗密先后从南禅宗的道圆、华严宗的澄观习禅与华严，力主融合禅教。他所倡导的华严之学是一种禅化的华严学。子璿弘扬宗密之学，持禅教一致论，以华严宗旨义释《楞严经》。净源法师出其门下。
　　净源(1011—1088年)，俗姓杨，泉州晋水(今福建晋江市)人。故学者称之为“晋水净源”。净源初依东京报慈寺海达法师出家，后游学南北。先投五台山华严名僧承迁习《华严经》，继又往横海从明覃习《华严合论》。后回南方，师事长水子璿，从受《楞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经论。其时“四方宿学，人推为义龙”。“因省亲于泉，请住清凉”。(《佛祖统纪》卷30《慧因净源法师》)净源所住的“清凉”应即晋江县“清凉寺”。必须指出，清凉寺于明朝成化年间以前即毁去。(参见拙著《福建佛教史》第278页)神宗年间(1068—1085年)，净源住钱塘慧因寺，弘扬华严宗。元祐元年(1086年)，高丽僧义天来宋，师事净源，同时也带来许多中国已失传的“华严部章疏”向净源请教。3年后，义天回朝鲜，华严宗随之大行朝鲜。义天回国后，于次年遣使送来3种译本的金书《华严经》即“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四十华严”。净源造华严阁珍藏。元祐三年(1088年)，奉旨改慧因禅寺为教寺，以为永久弘扬华严宗之道场。净源被尊为华严宗“中兴教主”。
　　净源一生的功绩主要体现在收集、整理华严宗典籍，坚持其师子璿“融合禅教”的主张，以华严教义解释其他佛教典籍。其著甚多，主要有《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原人论发微录》各1卷，又曾抄录澄观的《大疏》并注解《华严》，题作《华严疏钞注》128卷(现存58卷)。前已述及净源以省亲一度回闽南卓锡泉州晋江清凉寺。又据记载，净源法师“开法泉之清凉”。(《补续高僧传》卷2《晋水法师》)显然净源是因回泉州省亲而受请在晋江清凉寺开法，传布华严宗。净源在泉州传法的时间当在北宋仁宗朝。基于此，笔者认为，北宋仁宗朝泉州晋江清凉寺是当时闽中华严宗的重要道场。净源回闽中弘传的华严宗与唐五代闽中流行的华严宗不同在于，他所弘扬的是宗密、澄观、子璿所倡导的禅化的华严宗。
　　尽管元朝统治者扶持佛教，但汉传佛教还是衰微下去。明清时期复兴佛教的呼声渐高。在其呼声中，当然也有禅宗僧人复兴禅宗的声音。众所周知，自晚唐起禅宗的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都在吸收华严宗的理论。到了明清时期禅宗僧人、居士为复兴禅宗而呼吁融合禅教。寓居湖北的泉州人李贽(1527～1602)是位很有佛学修养的居士。他注重禅与净土，亦倾心华严教义，对《华严经》颇有研究，著有《华严合论简要》四卷。明末曹洞宗名僧无明慧经弟子元来、元贤相继在闽传法。他们为复兴曹洞宗而力倡融合禅教，融合教宗，吸收华严宗的理论。尤其是鼓山元贤(1578～1657年)推崇《华严经》，奉其为众经之首，还为重刻《华严要解》作序。元贤的弟子鼓山道霈(1615～1688年)秉承师说并对华严宗的义学研究用力甚勤，编撰《华严疏论纂要》120卷。民国时期，弘一法师到鼓山发现此书，以为难得而予以刊刻印行。必须指出，无论是元来、元贤，还是道霈都是为了复兴禅宗而从禅宗本位出发吸收华严宗理论，倡导华严之学。这有别于北宋的净源从华严宗本位出发吸收禅学。
　　总而言之，华严宗自唐武则天时传入福建，虽一度经受会昌法难但又有所复苏。唐宋时期，福建也不乏华严宗名僧，尤其是泉州人净源法师被尊为华严宗“中兴教主”。宋以后，在福建原本不盛的华严宗更加衰微。虽然，明清时期福建佛教界有识之士出于复兴禅宗的需要而倡导华严之学，但并非倡导复兴华严宗。综观福建的华严宗无论其规模、势力，还是名僧个人的成就都无法望福建禅宗之项背。
　　(登载于《福建宗教》2001年第2期第2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