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三教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从《老子化胡经》到“三武一宗灭佛”
　　三大宗教自形成之日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中晚唐，中国除战乱频仍外，思想文化之冲突与磨合也十分剧烈从未间断，初时只是口舌之辩，发展到后来由于朝廷政权的介入，由喜好的不同常常会发生一些剧烈的“灭道”或者“灭佛”事件，而历史上互而崇道，互而崇佛的现象也间接地说明了此间的冲突与交锋：
　　据载，晋惠帝时，即有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附会襄楷上汉恒帝书中“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造《老子化胡经》以起衅端。“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变身为释迦文殊。而后胡人受化也。”（《三教平心论》）
　　道教是由佛教的传入而受启发创立的，而自从创立之日起，它就以本土宗教自居，极力排斥佛教的宣扬和扩散，此即陈寅恪氏所云：“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後，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而佛教在进入东晋以后，大致已在中国初步站稳脚跟，便觉得不能一让再让，一忍再忍，于是开始抽出一部分力量来反击道教的挑战了：“佛家有破邪论。谓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萨。颜回乃净光菩萨。老子乃摩诃迦叶也”（《三教平心论》）他们造作的不少经典多称佛——释迦牟尼为老子并且亦是孔子的老师，甚至更长辈。如东晋名僧支遁在《释迦文佛像赞序》中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络聘周以曾玄。”这样一来，就不但把佛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而且还是他的“太爷”辈；老子和庄子则成了佛的“曾孙”和“玄孙”，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了。以后的《正诬论》则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古先生即是佛，所以“老子即佛弟子也。”《清净法行经》又说；“佛遣三弟子(到)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由这一点想到泰戈尔老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结合中印文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即叫做“震旦”，此处回映反思只觉恰当之极）
　　《老子化胡经》在佛道冲突之间的特殊性在于它始终是佛道冲突的焦点，直到隋唐宋元时期仍在争论，武则天时期崇佛，便有一僧人上书请求销毁《老子化胡经》，当时武则天选派八名儒学之士就此事进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直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年)，朝廷还三次组织佛道辩论《化胡经》的真伪。
　　佛教自魏晋南北朝席卷中土，“乘文士竞尚玄理之虚，挟‘五胡’入主中原之势”，称雄一时，其间也曾多遇挫折，其显著者为著名之“三武（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宇文邕及唐武宗李炎）一宗（周世宗柴荣）灭佛”，背後均有道教作祟，佛教史统称为四次“法难”。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北魏太武帝本「归宗佛法、敬重沙门」,于沙门惠始尤甚敬重。然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道士寇谦之之清静仙化之道,遂行其术。又司徒崔浩亦奉谦之道,常以说帝,益坚帝王信道拒佛之意。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抑道，也完全是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最初未必想焚经毁像，最初决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周书》卷5《武帝纪》。）只不过是想排出儒先、道次、释最后的次序，以证明自己不是五胡，有资格统治汉族罢了。周武帝为此多次召集百官、儒生、道士上殿，让三教充分发表意见。北周武帝时慧远法师甚至敢於向皇帝叫板，“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然，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於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果狱诸苦。””（《广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十一》）话既已说到这一步，周武帝的灭佛便不可避免了。他一下子毁掉了4万所以上的寺庙，让300万和尚还俗作平民。周齐境内的和尚们这才追悔莫及。
　　唐武宗李炎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
　　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于955年，周世宗下令严禁私度僧尼；鼓励僧尼还俗；载汰寺院；把寺里供的铜佛融化了去铸铜钱。经他整顿后全国的寺院和僧众人数都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不再对世俗生活产生更大影响。，尽管世宗抑佛的手段比前几次灭佛“温柔”很多，只求将佛教的影响降低到他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然而，元气大伤的中国佛教已经是再也经受不起这番折腾了。至两宋年间又遇到宋儒的强力挑战，宋、明大儒们吸收了禅宗的一些哲学思想开创了理学，而佛教并无可以称道的理论创新，内外交困的佛教从此无可挽回地走上了“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衰败。
　　总的说来，虽然道教在这一过程中也偶有此等打击（如祟佛的齐文帝宣布灭道教），但是相对于佛教来说，要缓和的多。道教在借鉴和吸取佛教的宗教经验的基础上（道教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名相和观念（如 “轮回”等），同时又保留了作为原始萨满文化的许多形态特征。）编撰了大量道教典籍，完善了宗教制度和宗教神化，逐渐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宗教系统。在隋唐时期，又因为政权的推崇，慢慢与儒、佛成鼎立之势。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另外佛道两家在思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出世思想,于是玄学促进道、佛融和,两者互为援引用作解释,更有僧徒创立格义,以佛经之说比拟道家学说,为沟通玄佛义理开辟新路,促进二教的传播。而道教受佛教剌激,遂仿佛经而大造经典,先后有葛洪的<<枹朴子>>、陶弘景的<<道德太平经>>及寇谦之的<<图录真经>>等,使道教蜕变,渐与佛教成分庭抗礼之势。